ЧЕБРИКОВ Викт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布里科夫 (1923年4月27日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 1999年7月1日 莫斯科

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布里科夫 1923年生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一个工人家庭,上过著名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冶金学院--勃列日涅夫时代国家高级干部的熔炉。
战争爆发后,切布里科夫上了前线,是名列兵。后来从步兵学校速成班毕业,成为迫击炮排排长。后来他还当过连长、营参谋长、副营长和营长。他曾在西南、
斯大林格勒、沃罗涅日、斯捷普诺伊及乌克兰第一和第四等方面军作战。他的战争生涯是在捷克斯洛伐克结束的,当时他是名少校。他受了伤,是震伤,还挨了冻。

他是1944年入的党。1946年复员后,他回到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冶金学院。1950年毕业后他到一家冶金厂工作。但一年后即被派去从事党务工作,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列宁
区党委工业处处长。他从处长职位升为区委书记,然后是区委第一书记。 1955年他被调到市里最大的冶金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冶金厂当党委书记。 然后又成为中央派驻该厂的党组负责人。


1958年,切布里科夫当选为市委第二书记。他在党的官阶上循序渐进,一级一 级地攀登着:从市委调到州委,当名处长,后来又返回市委,已升至第一书记。再次得到提升后,他就成了州委书记。到1967年他已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第 二书记。这是职业的党务工作者所要经历的一条标准的仕途。切布里科夫是个不苟言笑、意志坚定、善于完成任务的人,一向严格地照章办事。他非常关心为本州争得荣誉的运动员。据说,是切布里科夫使足球天才瓦列里·洛巴诺夫斯基成为第聂伯队的灵魂人物,为他从事足球事业开辟了道路。
切布里科夫原先的警卫对《议会报》说:“他是个有军人习气的态度生硬的人,是个严厉的长官。对他来说,任何问题,任何感伤都不值一提,他的眼里只有工作,只有规章制度。” 与他打交道未必能让部下感到愉快。维克托·伊万年科将军回忆说:“切布里科夫是个乏味的人,你不可能从他那里听到任何新鲜的话语。他主持的会议让人感到枯燥无聊,每次从他办公室出来都觉得一无所获……” 然而这位人事主管很得上级的欢心。

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凭借着自己的可靠与尽责赢得了安德罗波夫的赏识。切布里科夫这个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人被看作是勃列日涅夫的人,但他全身心地忠实于安德罗波夫。他不觊觎领袖地位,没有瞄着主席的交椅,也不耍阴谋诡计。其他两位副主席--茨维贡和齐涅夫都同总书记有着直接的联系,给安德罗波夫制造了许多麻烦。克格勃的另一显赫人物菲利普·杰尼索维奇·博布科夫本身个性极强,只有切布里科夫没让安德罗波夫有任何威胁的感觉。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很看重这一点,给他以充分的信任,一有机会马上把他
提拔为副主席。1971年,切布里科夫成为中央候补委员,1981年成为中央委员。在党内享有崇高地位是主席身份的标志。瓦季姆·基尔皮琴科中将写道,在任克格勃副主席时,切布里科夫负责制定工作方法和领导打击持不同政见者的工作。在他的努力下,为满足克格勃的需要建立起一个强大的业务和技术辅助复合体。

切布里科夫是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是苏联国家奖金获得者。无论勋章,还是奖金,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都是根据秘密指示获得的。为什么?他从未回答过这一问题。知情者说,这两项荣誉都是因为他在建设以备战争之用的地下国家指挥所方面所做的贡献而授予他的。
至于打击持不同政见者,被公开的文件本身已说明了问题。在此只举一个例子:1972年,克格勃副主席切布里科夫向中央报告,在生物科学家和科幻小说家伊万·安东诺维奇·叶夫列莫夫(据悉,他一直受到监视)去世一个月后,苏联克格勃工作人员对其寓所进行了13个小时的搜查,“以查找可能有反苏内容的读物”,收获不大。据切布里科夫说,克格勃工作人员没收了一封自伏龙芝写给叶夫列莫夫的“明显带有反苏性质的”私人信函及“一些有可能被叶夫列莫夫用来进行违法活动的物品”。

夜见总书记
勃列日涅夫去世几天后的一个夜晚,安德罗波夫给切布里科夫打来电话,请他去一趟。安德罗波夫说:“已决定解除晓洛科夫的职务,由费多尔丘克接替他的位置。我已和一些同志商量过,大家一致同意推举你担任克格勃主席。” 为什么安德罗波夫选择了切布里科夫,却没有选在匈牙利就同他一道工作的情报局长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呢?对安德罗波夫来说,克留奇科夫始终是个助手,他提拔他,推举他,但不会让他担任如此独当一面的角色。切布里科夫是个职业的党务工作者,对他的任命完全符合人事规则。
一年后,安德罗波夫使切布里科夫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是1983年12月26日
中央全会上的事。安德罗波夫已无法出席这次全会,他躺在医院里,在世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克格勃新任主席干了些什么呢?
1983年11月,切布里科夫在递交苏共中央的《关于小型文艺节目演员某些演出的消极倾向》报告上签了字:
“据国家安全委员会获悉,最近一些谈话类的小型文艺节目演员把思想有害、美学方面也令人置疑的幕间剧列人自己的演出节目,这些节目以低毁的形式对脍炙
人口的苏联爱国主义军事题材的文学和电影作品进行讽刺性的模仿……
“许多观众认为,这种演出有损于爱国主义和苏联人公民觉悟的培养事业,从客观上帮了阶级敌人的忙……”
这主要是针对演员根纳季·哈扎诺夫的演出。克格勃工作人员,尤其是第五局的工作人员总爱说,只能按党的指示办。但事实上却是彻头彻尾的自行其是。没有任何人让他们去评判哈扎诺夫的演出。难道研究“思想有害、美学方面也令人置疑的”小型文艺节目也属于克格勃的职责范围吗?但切布里科夫同他的前任一样,认为自己有责任监视生活各个领域的意识形态是否健康。
顺便说一句,卢比扬卡对犯下某种“有损肃反人员名声的”错误的自己人同样毫不留情。
对外情报部门的一位老同志对我说:“我们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部分,但我们明白,情报机关既不是内部特务,也不是秘密警察,而是国家的一个文明的工具。“当然,第二总局(反间谍局)不喜欢我们,抓到第一总局喝醉酒的工作人员对他们来说就像是过节。有时他们会如愿以偿。“有一次,决定派我们的一位军官以使馆工作人员的身份到国外常驻,他按照
惯例同外交部的人一起到‘斯拉夫市场’餐厅庆祝出国工作。“尚在情报学校时,我们就被警告不得去可能会有外国人的餐厅,但他忘了……他和自己的新同事围桌而坐,突然一个人走上前来请求借火点烟,点完烟就走开了。没曾想这是个正受到克格勃跟踪的美国人。

“对于跟踪者来说,这是外国人同苏联公民的一次接触。按照规定,应该果断采取侦查行动--搞清美国人所接触的这个人的身份。但由于天气不好,他们就偷了个懒。按常规他们应该跟踪他到家,记下地址和姓名,可是他们采取了另外一种做法。“他们装成喝醉的样子,在存衣处凑到我们这位工作人员面前说:借个火!好啊,你不借!挑起斗殴后叫来了警察。警察局是个有权要求出示证件的机构。在警察局,他不仅出示了身份证,而且还拿出了红皮证件--克格勃工作人员的证件,口里说:‘哥们儿,我是自己人!放了我吧,我明天就要出差走了。’
“跟踪者喜出望外。他们叫来负责克格勃事务的值班人员,然后把他带走了。出国被取消了,原来的工作也丢了,各级部门还‘敲打’了他很长时间:为什么要 暴露自己的身份,说自己是克格勃的人呢?应该说自己在外交部工作。为什么要亮出工作证呢?难道不明白这会败坏克格勃的名誉吗?……”
安德罗波夫死后,切布里科夫转投戈尔巴乔夫,尽管当时戈尔巴乔夫还没有成为总书记,而且也没有迹象表明他肯定能当上总书记。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本人回忆说,在契尔年科去世前不久,切布里科夫曾向他透露自己同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谈话的内容。吉洪诺夫试图让克格勃主席相信,不能选戈尔巴乔夫当总书记。切布里科夫觉得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吉洪诺夫本人想得到这一职位。但克格勃主席坚定地站在戈尔巴乔夫一边。

契尔年科去世后,切布里科夫马上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当然,我已和我的同事们商量过。我们这个部门是个不仅应了解对外政策问题,而且还应熟悉国内社会问题的部门。因此,在考虑了这些问题之后,克格勃工作人员委托我提名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同志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候选人。你们也知道,克格勃的意见、我们的积极分子的呼声也代表着人民的心声。”切布里科夫和利加乔夫与戈尔巴乔夫一道共同度过了契尔年科去世后的那个极其重要的夜晚。在政治局会议厅里,他们为葬礼和中央全会做着准备,在这次全会上应选举出新的总书记。当他们结束工作走出大厅时,天已经亮了。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在一片掌声中当选为总书记。

最初一遇到棘手的问题,戈尔巴乔夫就找切布里科夫商讨,征询他的意见,依靠他的支持。比如说,当出乎许多政治局委员的意料任命前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爱德华·阿姆夫罗西耶维奇·谢瓦尔德纳泽为外交部长时,他需要仰仗克格勃主席的威望…… 切布里科夫支持戈尔巴乔夫,克格勃主席的忠顺得到了回报。
4月全会--戈尔巴乔夫当选后举行的第一次全会是从组织问题开始的。戈尔巴乔夫建议选举切布里科夫、中央书记利加乔夫及未来的政府首脑尼古拉·伊万诺维 奇·雷日科夫为政治局委员。
在1987年10月召开的那次著名的全会上,当决定解除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职务时,切布里科夫立即加入了谴责叶利钦的行列:“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你不喜欢莫斯科人。如果你爱莫斯科,你今天就绝对不会允许自己在这一讲台上发表这样一番讲话。有一个词用在这里合适,这就是诽谤……在这一困难时刻,我们却开始信口开河,污蔑诽谤,而不是团结在一起。”克格勃负责监视遭到贬黜的叶利钦。切布里科夫把叶利钦的一举一动都向政治局作了通报。
1987年11月9日,在市委休息室里叶利钦似乎曾企图自杀。
政治局委员维塔利·伊万诺维奇·沃罗特尼科夫在日记中写道:切布里科夫说,“叶利钦在米丘林大街上的那所医院里大喊大叫,不愿接受包扎,不愿上床睡觉。给他注射了镇静剂。现在他已安静下来,睡着了。第四总局局长恰佐夫院士守在那里。他说什么?胸口左边有个伤口(是用刀子割的),但只是表皮一点轻微的外伤。不需要住院……”

克格勃与权力
切布里科夫领导克格勃达6年之久,在头4年里,他牢牢地控制住了这一继承来 的强大的。时刻监视国内形势的机构。
与政治局委员沃罗特尼科夫同姓的瓦列里·帕夫洛维奇·沃罗特尼科夫将军先后领导过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和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疆区的克格勃工作。他对我说:“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地方机构向来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地方领导人认为反间谍机关的分支机构是‘他们的’情报机构。不过我们有一个非常严格的原则--克格勃是个集权化的机构。各地送往总部的情报必须全面而客观。也就是说, 如果我没有把地方上发生的所有真实情况报告总部,我就犯下了极其严重的罪行。

“规定就是这样。我要在密码文件上签字。如果说的是重要的事情,即使没有克格勃主席的签字,也要自动把文件送交国家的一些领导人。这就是说,州领导清楚地知道这种信息传到莫斯科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中央或部长会议马上会打电话来,向他询问究竟。因此,克格勃地方机构的存在使国家最高领导层能够掌握全国的情况。


“有时地方领导会央求不要把某些事情上报:何必让人不安呢?在地方领导看来,重大事故是小事一桩,可在中央看来,这非常重要。例如,为职工小区供暖的水管破了,这发生在夜里,早上开始修复。这场事故规模多大,工作进度如何,我一清二楚。就在这时,有人给我打来电话,哀求我不要向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报告,并且说:‘我们尽了一切努力,事故已处理完毕。’
“反正除此之外还有别的事情可向第一书记讲,因此在星期一的汇报中,我避而不提这件事。“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半个小时后电话就打来了,我受到一顿严厉的训斥:怎么没谈重大事故了’“哪些事情应该通报给地方长官?”我问沃罗特尼科夫将军。
“没有严格的规定。由克格勃机构领导人自己决定。一切都取决于相互理解的程度。克格勃地方机关所掌握的情报通常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克格勃本身工作所
需要的,另一部分则更多地涉及经济方面存在的不足之处。一部分材料我们会交付民警机关。经过筛选后送往党的一些机关的情报有助于它们看清一些表面上不易觉
察、不明显的问题。对明显的问题它们知道得比我们清楚。但我们把地方上企图隐瞒的东西揭示出来这一点对它们来说至关重要。“苏联解体后有人写道,国家安全机关是党的一个工具。我没有这种感觉。我没有从党那里得到干这或干那的指示……”
我曾问前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叶戈雷切夫:“您同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克格勃分局局长的关系如?”“我知道,他有自己的规矩,有些东西能告诉我,有些东西不能告诉我。我对他们所干的事并不好奇。但如果出现了什么问题,我们是要一块讨论的。当时莫斯科的治安非常好。犯罪率下降。还记得60年代的莫斯科的人都知道,一天24小时任何时候都能在城里走动,不用担心遭到殴打或抢劫。持不同政见者由苏联克格勃负责,有时该机构向我报告一些有关情况。我会说:‘我们不管这些问题,这是中央的事,让中央来解决这些问题吧。
“克格勃莫斯科分局领导会不会告诉您一些您所不知道的市里的情况?”“不会,莫斯科的事我几乎都知道。我同文艺界和学者们有着很好的联系。也就是说,我不需要克格勃的情报。我对莫斯科发生的事了如指掌。”“有没有像当时流行的那样,在任命一定级别的官员时请求克格勃审查一下候选人?”
“我们在决定莫斯科的这种问题时,我从未作过询问,我们非常了解自己的干部。我们不是从大街上随便找个什么人。我们了解每个人的工作情况,这种了解有时都不止十个年头,还需要什么审查呢!可一旦要驻外工作,即便是去当大使,也要经过审查。现在也是如此。前不久我通过外交部领取了新的出国护照,因为我是已退休的大使。等国家安全部门的鉴定就等了一个半月,他们要核实能否发给我出国护照。就是说,这套体制非常落后。应该把一切材料都输人电脑,按一下键,什么都清楚了。可我们却弄了一支审查大军,这支大军也有家庭,大家都需要工资,所以他们抓住这一点不放。”
‘有没有过这种事:局长跑来找您,说您提拔的这个人家庭有问题,或有其他更糟糕的事情?”“从未有过这种事。”
“他害怕找您说这种问题吗?”“他没有必要来找我。每个人都要研究一番,看他是不是敌人?这样是不可能搞好工作的。我们的工作靠的是信任。没有发生过我们中间出了个敌人这种事。至于怀疑某人……也许他有个兄弟酗酒,可这关他什么事呢……”
我曾问当过多年托木斯克州委第一书记、后又当过中央某部负责人和书记的叶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您在中央当部长时,需要参考克格勃对候选人的看法吗?”
“从不需要,我可以用人格来担保。我从未征询过克格勃的意见。我任第一书记时就是这样。不过,如果我在托木斯克州按老规矩办事的话,也许应该征询克格勃的意见。为什么呢?因为那里许多人是流放犯人的亲属。如果我照那种原则工作,我很难选拔干部。我后来有时候得知一些情况,比如说,某人原来是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一个富农的儿子。可这有什么意义呢?何况,他的父亲在战争年代参加过战斗,有一些流放犯人被允许参加保卫祖国的战斗。当时被流放的人很多,尤其是在纳雷姆边疆区。难怪有人说:上帝营造了天堂,魔鬼营造了纳雷姆边疆区。犯人都被流放到这个边疆区,最先是十二月党人,然后是民意党人,再后来是布尔什维克,最后是富农。”


“难道您没指望通过中央委员会的干部了解克格勃的一些情况?”“不,我们没这样做过……我偶尔出席州克格勃分局的会议。我对他们谈什么呢?谈我们的问题,我们的工作,请求他们予以帮助。他们绝对不干预党内事务。 他们依法行事,这一点让我非常满意。他们开展预防工作,看看会不会有人对秘密材料漫不经心,若真有这种事,可能要坐牢,因为你丧失了警惕性。他们请人们去座谈,这一举措非常有效。
“况且,我们州里有许多超级保密企业。还有一座秘密城市,人口达11万。这座城市当时叫托木斯克-7,现在称作谢韦尔斯克。该市属于中型机器制造部,当时我们有一半的核导弹是由该市来‘装馅’的。“我们州有许多科学研究所,其中一半至2/3从事国防研究。因此克格勃有工作可做。但在做自己的事时不能激起仇恨。“安德罗波夫当政时中央甚至注意到了我们的这位局长:托木斯克州怎么会没有任何特别的案件呢?有一次在莫斯科开会期间他甚至遭到了批评。他垂头丧气地来到我这里:‘您瞧,我们还是老一套思维方式:既然没什么案件,说明没干活。’
我对他说:‘你该为此而感到骄傲!没有案件更好。如果出了案子,说明我们某些方面存在着疏漏,就不得不把什么人给关起来。“国家安全分局工作人员不多,但业务水平很高。当然,也有一些不足之处,毕竟是有血有肉的人,爱喝酒,喜欢女人,但这种人很少。”“州分局的局长会来向您汇报情况吗?他通常对您说些什么?”“经常汇报,向我讲述从事秘密军事课题研究的那些单位里人们的情绪,这是指日常生活、工作及企业内的秩序,这些都是重要的情报,令我们获益匪浅。有时人们并不总能直抒胸臆,而克格勃工作人员有眼线,他们能够了解到这些情绪。这对我们有帮助,使我们不至于把事情弄到发生冲突的地步。”

“您知道您州里的那些保密工厂和研究所在干什么吗?”
“知道。作为第一书记,我哪里都能去,即便是最秘密的研究所也能去,并不是所有州委的工作人员都允许进去,只有第一书记和第二书记能够进去。”
“有没有过这种情况:局长来到您这里,告诉您某某区委第一书记酗酒?或者即使他不告诉您,您也知道得清清楚楚?”
“即使他不说,我们也清楚。我们忌酒,也许这是因为我非常不喜欢喝酒。为什么我反对酗酒?实话对您说,原因并非像有些人写的那样,因为我出身于一个信教的家庭。胡说八道!我知道,那些喝酒的人,他们通常在酒桌上借推杯换盏之际解决一些人事问题。您想想,能作出什么样的决定?去喝酒的人肯定收受了手下人
的礼物,因为得有钱才能纵饮无度……”
“您能肯定,您州里的克格勃分局局长没有向莫斯科打您的小报告吗?” “我想没有,因为我没有被召去受训。我从未感觉到有人打我的小报告。如果有,估计会有人告诉我。再说,我也没什么值得报告的事……”
尼古拉·叶戈雷切夫说:
“我是中央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可却在受到一些人无耻的窃听,而且我所有的电话都受到了窃听。当大使后仍受到窃听。我从丹麦回到莫斯科,坐下来打电话,有工作要谈。但没法谈话,线路杂音很大,有人在窃听。我很生气,于是说:‘你们在听我说话吗?这是你们的事,但请不要妨碍我工作!’杂音立刻停止了,听筒里鸦雀无声。
“还有,当我还在市委工作时,有时晚上我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时间已经很晚,周围一个人都没有,静悄悄的,可以安下心来工作一会儿……我听到办公室的
一个角落传出蜂鸣声,然后是另一个角落、我的办公桌……我觉得这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伙伴在给我发信号,告诉我窃听器在哪里,他们也不愿干窃听这种事。
“早晨我来到市委,秘书告诉我:‘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今天检查了您的通讯线路。’这意味着,新的窃听器又装上了。
“我被解除市委第一书记后,身后总是厚颜无耻地跟着个尾巴。我去图希诺的姐姐家作客,他们正等着我。我招手,想搭辆车,一辆汽车停到我面前,车里坐着
两个人:‘请上车,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他们怎么会认识我呢……
“即便到国外当大使,我也知道是不会让我安宁的。曾有过这样一件事。每逢11月7日和5月1日,我都要把高级外交人员请到寓所吃饭。午宴过后,开始放音乐,
大家想跳舞。领事的妻子俯在我耳边说:‘在这个房间里您小心点。这儿有人在窃听。’
“我非常清楚,这并非她本人决定警告我,而是她在反间谍机关工作的丈夫,那是个善良、优秀的小伙子,是他想让我小心一点。
“每个使馆都设置了这样的部门,其任务是监视,以免发生不测。但不测之事还是发生了。我们使馆出了个著名的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他是个情报人员,
为英国人工作。
“有趣的是,戈尔季耶夫斯基工作得很卖力。他研究过丹麦,了解丹麦。总的
说来,他是个相当聪明的人,但我一直无法信任他。后来成为克格勃驻外间谍头目的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柳比莫夫上校曾写道;使馆里只有大使不信任戈尔季耶夫斯基。所以说,他们搞不清楚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哪些方面……”
“监视让您感到难受吗?”
“根本不难受。一个人只有觉得问心有愧时才会难受。我从未觉得自己有什么
过错。我是自愿要求去打仗的,整个战争都是在前线度过的。我工作诚实……”
维克托·瓦连京诺维奇·伊万年科将军领导过下瓦尔托夫斯克市的克格勃分处,
后来成为秋明州克格勃分局的副局长。我问他:“您同第一书记的关系如何?”
“第一书记对我来说是政治领导人。我应该向他汇报所发生的一切、最有意义的工作成果以及问题。我的身份是一名部下。当然,没得到过任何关于要监视他的指示。不允许收集关于党和苏联官员的情报。党的机关有自己的‘反间谍机构’,
即组织处,它负责抓党风问题。
“当然,国家安全机关的每一位领导,无论是市一级的,还是区一级的,都希望同第一书记建立起某种非正式关系。第一书记通常也乐意把克格勃人员拉拢到自
己身边,以免他们打小报告“外出视察工作一般都同行,第一书记通常会带着警察局长。检察长、克格勃负责人,以这种阵容出发。对民众发表完讲话后可能会去打一会儿猎,这些都有助于加深私人关系。我在实际工作中也碰到过一些少有的例外,即克格勃机构的领导
人同党委书记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谁能占到上风?”
“经常是第一书记。在我的记忆中,只有过一次,最后是讲原则的克格勃工作人员证明了自己的正确,市委第一书记被解除了职务。这位克格勃工作人员得到情
报,一市之长非法勒索一些党委书记。这位领导时常接待客人,请他们吃喝,可党内的账目上没有规定这种开支,因此市里一些单位的书记给他大笔送钱,补偿他无
法报销的开支。这场冲突以克格勃工作人员的胜利而告结束。
“这是一个特例。所有的命令中都写着:‘不得检查党和苏联机关的领导、检察长和法官’。他们都是碰不得的人。
“我们被绝对禁止以党的机关干部,尤其是其他国家党的领导人为工作对象。
但曾根据一项经勃列日涅夫同意的特别指示,责成秋明克格勃分局负责有关希腊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萨哈利阿第斯的事宜,当时他用尼古拉耶夫的姓在苏尔古特市政治流亡。在这件事上不止一次地受到过批评,也不止一次地得到过表扬,其中包括我本人……”
我问叶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
“您有过被监视、被窃听的感觉吗?”
“实不相瞒,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有人对我说过:叶戈尔·库兹米奇,您在受到窃听。但我的性格使我并不在乎这个。我知道,在家里我肯定也受到了窃听,因为权力更迭时曾拆除过什么装置。看来是有人在窃听,体制就是这样。”“这对您有影响吗?”
“没有,绝对没有。”
“如果您想讲点私事,您也知道电话有人窃听,您怎么办呢?”
“没什么,我没有任何私下里的话要讲,我不播弄是非……”
克格勃地方机关的领导人又如何看待与党务机关的关系呢?
瓦列里·沃罗特尼科夫将军说:
“既有工作关系,也有私人关系。有时从工作角度来说,我应该去找第一书记,向他报告重要情报。但由于我十分了解他,有些事我不会向他报告。这种事也有过。“客观地讲,没人建议我们收集涉及党的领导人的情报。但这种情报终究会落入我们手里,我们没有权利隐瞒。我们上报给中央,它又会像掷出的飞旋镖一样返
回到原处。结果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区委第一书记来找州克格勃分局局长,请求
‘给我们区换一个克格勃处长,我和他搞不好关系。’也有相反的情况,克格勃处
长请求调到别的地方工作,因为他没理顺关系。但这是非常少有的。“如果是小问题,我们也会尽力不把它揭露出来。当有人因为过于尽心竭力而
把情况报到上级时,上级也会给予相应的看待。曾有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党的干部去国外,到那里后就松懈了,有些自由散漫。小组成员中有一个‘眼线’,回国后
他写了关于这一切的报告。负责为州党委编辑情报的干部把这则报告也列了进去,送到了第一书记手中。经调查,原来这位党的干部得了胃溃疡,他根本不喝酒。代
表团中的所有女士都写了解释性材料,证明他表现很好。
“后来我亲眼看到党组织的那位领导对克格勃分局局长谈他对此事的想法。即使有必要报告关于某位党的干部的品行,也不要拿这种小事来报告。告密引发这样
的反应,结果第二次已没有兴趣再做这种事了。”
“地方领导会不会认为任何事情你们都会向莫斯科报告?”
“我们不会去说服他们放弃这种想法。猫就是用来吓唬老鼠的。也许他们会因此而表现得好一些……”
反映党的高级干部问题的材料怎样才能到克格勃主席手中,在这种情况下他又该怎么办呢?
就此我询问了前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恰斯内:
“如果州分局的局长向您报告,说第一书记酗酒,把其他女人带到自己家,行为不检点等等,您怎么办?”
“这种事是不会写到纸上的,也不会向我的副手报告。只有在一对一的私人会见时才能谈这种事。分局局长必须得到我的同意才能专门就某个问题来莫斯科,或
者是在莫斯科时请求单独会见,然后说出一切并征询我的意见。”
“您会怎样呢?”
“我会记下来,告诉他:继续观察,看看进一步的发展,然后向我报告。如果我确信情况非常严重,就去中央,找勃列日涅夫或主管人事的书记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卡皮托诺夫说:注意,有苗头……
“有一次我去一个国家,随行的有5位将军。我国大使设宴款待我们,宴会接近尾声时大使已烂醉如泥。克格勃驻外工作人员报告说,大使在招待会上也是这种样子。这简直是奇耻大辱!我把我们克格勃的人狠狠地臭骂了一顿:为什么装聋作哑!
这会损害我们同这个国家的相互关系……”无论级别多高的官员,克格勃都可以过问,只是在对领导干部进行调查时应该得到中央的批准。
如果克格勃不去做这种事,又怎么能收集到关于内务部长尼古拉·阿尼西莫维
奇·晓洛科夫和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委员会第一书记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梅杜诺夫的材料呢?是的,勃列日涅夫不让动他们。安德罗波夫在成为总书记后才得到机会收拾他们。1983年夏天,他们最先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前政治局委员维塔利·伊万诺维奇·沃罗特尼科夫在日记中记述了这一经过。
契尔年科在全会上发言时说:
“考虑到晓洛科夫和梅杜诺夫在工作上犯的错误,政治局决定建议全会将他们
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晓洛科夫在近几年削弱了内务部的领导工作,走上了个人滥用职权的道路。为自己和亲属建造别墅,把外国公司赠送给部里的3辆小轿车留作私用。表现不够真诚,没有自我批评。借70岁生日之际拍关于自己的电影,为此花费了5万多卢布。梅杜诺夫严重违反了党的纪律。在边疆区的领导干部中贿赂风气盛行。确凿的事实表明,他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以杜绝这种现象。经他同意,以拥有苏维埃
代表身份为借口未立案追究违法者的责任。他的这一行为败坏了自己作为一名领导者和中央委员的名声。”
通过无记名表决,两人被逐出了中央委员会。晓洛科夫没有出席全会,梅杜诺夫走出了大厅。后来,晓洛科夫开枪自杀,梅杜诺夫退休回家。
安德罗波夫以克格勃的侦查材料为依据向腐败宣战。他做的工作并不多,但人民已为此对他感激不尽。
前政治局委员叶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对我讲了安德罗波夫有一次召见他的情景。安德罗波夫说:“叶戈尔·库兹米奇,您不认为该管管乌兹别克斯坦了吗?我早就开始注意那
里的情况。应该开始这项工作。”
利加乔夫说:“我们准备立即着手。”
安德罗波夫说:“您知道该怎么做,把拉希多夫请来。”
利加乔夫寻思开了:他当时只是中央委员会一个部的负责人,而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沙拉夫·拉希多维奇·拉希多夫还是政治局候补委员。
安德罗波夫鼓励他说:“您不用难为情,就说是受我所托。” 不久,拉希多夫来到莫斯科。有人通知他利加乔夫请他去一趟。拉希多夫像主人似地走进办公室,他的样子似乎在说,什么部的负责人竟敢找他谈话?
利加乔夫回忆说:“起先他根本没把我的话放在心上。我只好对他说,是受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之托和他谈话。他坐下来,对我说话也变得温和了。事先我已把50-60封信摆在桌上。他立刻明白要谈的话题了。最后我说:‘我建议派一个委员会去乌兹别克斯坦。’他说:‘我们现在正是收获棉花的季节,你们会妨碍工作。”’
利加乔夫同意等一等,等收获工作结束后再说。他说:
“后来我们派去了一个委员会,查出当时最为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首先,棉
花产量存在着严重虚报问题。顺便说一句,拉希多夫每两年得到一枚列宁勋章。其次,共和国领导机关中有许多他的亲戚。在共和国的中央委员会机关中有30多位拉
希多夫的亲戚。此外,苛捐杂税和送礼之风猖獗。“就拿他妻子去下面州里来说,既然汗的妻子来了,意味着应该送些什么。整车整车的贡品……最后在塔什干召开中央全会,我被派去出席这次全会,许多人被
开除公职。但遗憾的是,后来格德良一伊万诺夫之流横加阻挠,他们借‘乌兹别克案件’向上爬,甚至指责我收受贿赂……”

名义上的记者
戈尔巴乔夫时代是从一件不愉快的事开始的。为了回击苏联情报人员遭逮捕一事,克格勃主席切布里科夫批准拘留在莫斯科工作的美国记者尼古拉斯·丹尼洛夫。
丹尼洛夫是俄罗斯族人,对俄罗斯有着极其浓厚和真诚的兴趣,他试图查清自己祖先的有趣经历。他没有为美国情报机关工作,卢比扬卡也知道这一点。却突然
演变出一场丑闻,一场令苏联新领导的形象并不是非常光彩的丑闻。
克格勃使戈尔巴乔夫相信,应该逮捕这名记者,因为通常都是这种做法--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于是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同意了。后来他大概意识到,他
做错了。
苏联反间谍工作者不相信,记者不再是美国情报人员的“掩护身份”。之所以不相信,是因为大部分苏联驻外记者都是克格勃的工作人员,至少是情报总局的工
作人员。
在塔斯社和新闻社较大的驻外记者站,有克格勃的固定编制。至于电视和广播单位的驻外记者站,克格勃人员或者充当第二记者,或者当摄像师。而报纸记者,
除《真理报》外大部分都是情报人员。
70-80年代我在《新时代》杂志工作时,每个工作人员,包括打字员在内都知道,12个记者站中只有两个记者站是杂志社自己的。其中的一个后来也交给了克格
勃。
是否设立新的记者站同样要取决于克格勃的需要。主编给苏共中央写秘密报告,内容是要求在某个国家建立记者站,并会注上“经苏联克格勃()同意”。括号里
是克格勃副主席的姓名。
在情报人员中有些人非常有才华,文章写得生动有趣。1991年后有些人自愿离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专门从事新闻工作。但也有一些人,连简短的消息都写不好。
我感到奇怪,如果没有能力把自己的思想表述于纸上,他们又怎么能完成自己的主
要任务呢?
即便“记者”不给编辑部发任何消息,也不会有人抱怨。我只知道曾有一个报纸的编辑,他给主管人事工作的克格勃副主席打电话,执拗地说,派给他的情报人
员就工作能力来说什么都干不了,尽误事,因为他无法胜任报纸工作。一位惊惶失措的将军--情报局主管人事的副局长迅速赶到这名编辑那儿,把
一叠材料摆到他的桌子上说:“您自己挑,看谁合您的意。”这位编辑明智地拒绝翻看情报人员的卷宗,但请求派一个会写文章的人,后来
就照他的话做了……
为了不妨碍苏联和美国在减少双方关系中的紧张和稍稍拉近距离方面所做的最初尝试,不得不放了尼古拉斯·丹尼洛夫。
瓦季姆·基尔皮琴科将军写道,在改革时期成为克格勃主席的切布里科夫丧失了信心,从原来的一个性格温和的人变成了一个易怒、脾气暴躁的人。他领会不了
情报资料,也无法理解国际局势。
我曾询问叶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政治局的同志对切布里科夫印象如何。
据说,克格勃主席看起来是个阴郁而沉闷的人。事实是这样吗?
“唉,没办法,就是这样一种性格。他有些孤僻,乍一看显得有些冷漠,但他是温和、可靠的人,我们大家都信任他。他不看戈尔巴乔夫的脸色行事,他是少数几个能够以应有的分寸提出反对意见、试着让人相信并接受自己想法的人之一。”
“克格勃主席找过您吗?或者他只找总书记?”
“我曾因为什么事去过他们克格勃一次。他也找过我,为了在某一问题上得到支持,或通报些信息。总的说来,我对特工机关没有特别的需求,他们通常去找一把手,规定就是这样。”
“他们向你们提供关于国内形势的材料吗?”
“当然,我们可以从不同的部门得到有关同一个问题的材料,例如从克格勃、情报总局、外交部和塔斯社等。我们不缺情报。我们可以比较、对照。我通常每天花一个半到两个小时来阅读文件。但也有许多这样的情报,一眼就能让人看出来是为了取悦一把手或级别最高的几个人,而没有提供确实可靠的情报。”
“您在把克格勃的情报同自己所了解到的东西作比较时,您有何印象?机关干部更了解国内所发生的事吗?”
“不,机关里的人了解不到任何新东西,尽管有分析报告。比如说,关于犯罪情况,我们得到的是相当内行和专业的文件。”
“总书记得到的情报要多得多吧?”
“我想是的,不过到底是什么样的情报我不得而知。我不过问这种事。例如,他可以得到关于大使馆活动的情报,我要这有什么用呢?可他需要,国际部的人直
接找他。”“总书记休假您代理工作时能得到这些情报吗?或者说仍是送给总书记?”
“送给总书记。我收不到,大家都有分工……”
国家的改革进行得如火如茶,所有意识形态的教条都被打破了,在这一时刻,1987年的9月,克格勃主席切布里科夫在庆祝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诞辰110周年的大会上作了长篇报告。他说了些什么呢?
“帝国主义国家特工机关破坏活动的主要目标之一仍是我们社会的道德和政治风气、苏联人的世界观……
“帝国主义特工机关正在企图寻找新的可乘之机,渗入我们的社会,针对苏联不同阶层的居民施加相应的、不同的影响,以便把资产阶级的民主观念强加给苏联
人,灌输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多无论……
“帝国主义特工机关对我国各阶层的居民虎视眈眈……我们的敌人企图把文艺界的一些知识分子推上吹毛求疵、蛊惑煽动和虚无主义的立场,丑化我们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一些阶段……”
切布里科夫仿佛在重复安德罗波夫时代保存下来的陈旧讲话稿,他的秘书处只是稍稍加了些修改和编辑。他的路已明显地偏离了戈尔巴乔夫的航向,这已是有目共睹。
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有人突然提到电视节目和报刊的导向“不对头”。切布里科夫很乐意就此话题谈下去。
以下是速记记录的一段内容:
“切布里科夫:现在电视在播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节目《第十二层》。节目讲的是年轻人与老一代之间的争吵。而且,老一代通常看起来相当平庸,无法对咄咄逼人的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给予相应的回击。
“雷日科夫:我认为,这是个危险的节目。
“切布里科夫:应该回击这种东西。我并不是主张为过去或现在大唱颂歌,但如果我们放开对文学创作的控制,那结果将是,我们苏联政权70年来将没有一天是光明的……”
当时的中央书记瓦季姆·安德烈耶维奇·梅德韦杰夫写道,切布里科夫的讲话秉承了克格勃领导人所惯有的风格,克留奇科夫也继承了这一风格--通过攻击“我们的意识形态对手的意图”来谈论国内问题。
在切布里科夫眼里,敌人的阴谋诡计无处不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后,他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
“美国、英国和联邦德国的政府对事故的发生表示了同情,并表示愿意为消除事故后果提供帮助……然而,可以看出,尤其是美国方面,企图把发生的事用于宣传目的。美国媒体强调,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事故是核能史上最大的事故之一,其规模比美国1978年三英里岛核电站‘泄漏事故’大许多倍,乌克兰大面积的粮食产
区和第聂伯河流域受到了辐射污染。
“以我们的反应堆通常没有混凝土圆顶保护为根据散播流言蜚语,说苏联的核能没有考虑可能的事故后果,依靠的是落后的技术水平。西方的宣传极力夸张渲染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论点……
“国家安全委员会已采取措施监视外国外交家和记者的活动,限制他们收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材料的可能,以挫败其利用这一事故在西方煽起反苏宣传活动的企图。”
现在,当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实际规模及关于这类反应堆建造中所存在的失误的真实材料都大白于天下之际,再读到这种装腔作势、一派谎言的报告令人有些触目惊心。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克格勃为领导人提供真实情报吗?
前总书记助理阿纳托利·谢尔盖耶维奇·切尔尼亚耶夫回忆说,切布里科夫给戈尔巴乔夫打电话,告诉他萨哈罗夫人选科学院主席团的消息。切布里科夫痛苦地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们的科学院还没有成熟。”切尔尼亚耶夫写道,
戈尔巴乔夫挖苦他警惕性过高。
1988年9月,切布里科夫对《真理报》发表了长篇谈话。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以说,已变成了另外一个国家。克格勃主席可能不赞成改革,这可以理解,但他应该看出这些变化。可从他的讲话来看,感觉不到这一点:“外国破坏中心一直顽固地向苏联人民灌输这样一种思想,即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弊端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所造成的结果,实现好转的惟一可能就是放弃我们已作出的历史选择,放弃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民主的价值观被吹得天花乱坠。
遗憾的是,有些人,如果可以这样表达的话,就爱‘咬’这一诱饵。”
在回答记者关于克格勃的任务这一提问时,切布里科夫说了这样一番话:
“克格勃工作人员的努力首先集中在及时发现和制止外国特工机关的情报活动和破坏活动,以及反苏分子和国内反社会主义分子旨在破坏和颠覆我们现行制度的敌对活动。”
这次采访之后不到一个月,戈尔巴乔夫就把切布里科夫从克格勃主席职位上调到了已不太重要的中央委员会书记职位上。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正式命令是1988年10月1日签署的。
切布里科夫负责行政和护法机关方面的工作,他接替的是阿纳托利·伊万诺维奇·卢基扬诺夫,后者被调至苏联最高苏维埃任第一副主席。
当时仍是政治局委员的维塔利·伊万诺维奇·沃罗特尼科夫在 日记中写道: “我知道,戈尔巴乔夫对当年费多尔丘克任部长时内务部对他在斯塔夫罗波尔某些方面的工作进行检查感到不满,克格勃似乎也有份。戈尔巴乔夫曾气愤地提起这一点,这些人怎么能这样做呢?说明他还在耿耿于怀……”
前总书记助理瓦列里·伊万诺维奇·博尔金对切布里科夫和戈尔巴乔夫关系不好有自己的说法。
博尔金认为,在安德罗波夫去世后,切布里科夫作为一个温顺的工作人员,兢兢业业地为契尔年科服务,定期向他报告党和社会中的力量对比情况。他也给戈尔巴乔夫打电话,向他报告情况,但相当肤浅,他害怕契尔年科知道这一点。犹豫不决和过于谨慎令切布里科夫后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开始寻找调动他的途径。成为中央书记后,切布里科夫失去了各种关系和情报,不再拥有原先的影响力,渐渐地沉寂下去……
叶戈尔·利加乔夫对切布里科夫被调到中央并不感到吃惊:
“这是戈尔巴乔夫决定的,没作任何特别的解释。书记处需要一个人来负责行政机关和民族政策的问题,这个人要消息相当灵通,正派。我表示赞成,我没有理由不同意。”
维克托·格奥尔基耶维奇·布达诺夫当年领导过克格勃第一总局对外反间谍局的内部安全工作,他对我说:
“我不止一次地去找过切布里科夫,因为他负责情报安全问题。他接见我,我向他汇报工作。切布里科夫授予过我一枚勋章。切布里科夫是个比安德罗波夫更加注重形式的人。切布里科夫是中央委员会教育出来的一个傻瓜。脸上带着特定的表倩,仪表堂堂,戴着大沿帽--党的职业机关干部的形象。”
“可他懂克格勃的工作呀?”
“即便不是职业干部,也能懂克格勃的工作!只要有能干的助手和向你汇报并提建议的人就行了。”为什么戈尔巴乔夫最终仍摆脱了切布里科夫呢?
最初,总书记很器重从安德罗波夫那里继承过来的这位既可靠,又没有野心的克格勃主席。但后来他发现,切布里科夫不仅内心抵触改革精神,而且不太合适这一角色。沉默寡言、不苟言笑的切布里科夫让人觉得是个特别害怕言多必失的人。
后来,大概他又发现,切布里科夫不过是没东西可说。 戈尔巴乔夫需要的是一个眼界更加开阔、更加灵活并愿意帮助他的人。于是他用另外一个安德罗波夫时代的人--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取代了切布里科夫。
1988年9月30日,戈尔巴乔夫在中央全会上对高层领导进行了重大改组,打发葛罗米柯、索洛缅采夫、杰米契夫和多勃雷宁等人回家颐养天年,责成利加乔夫和尼科诺夫负责农业工作,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负责国际事务,瓦季姆·梅德韦杰夫负责意识形态。切布里科夫负责主持中央法律政策委员会的工作,但他在新的职位上没工作多久。
过了整整一年,即在1989年9月20日的中央全会上,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
一书记谢尔比茨基、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维克托·彼得罗维奇·尼科诺夫和切布里科夫被打发退休。
维塔利·沃罗特尼科夫写道:“我不明白为什么解除切布里科夫的职务。我问了戈尔巴乔夫,我俩并排坐在一起,他说:‘你知道吗,前线落下的旧伤复发了。’他就说了这么一句。后来我明白了原因,戈尔巴乔夫没有忘记很久以前斯塔夫罗波尔的那段检查。”
既然这样,又是什么在妨碍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使他未能早早摆脱自己所不喜欢的国家安全首脑呢?
克格勃新任主席克留奇科夫在这次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切布里科夫退休了,但并没有就此过清闲日子。
歌唱家、国家杜马代表约瑟夫·科市宗几年前曾骄傲地说,他的警卫由前苏联克格勃主席维克托·切布里科夫在领导。了解切布里科夫的人部说他是个不太聪明的人,但他一概不参与任何政治游戏。
他的接班人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曾不无委屈地写道,切布里科夫害了他。1993年,克留奇科夫在某家.报纸上指责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院士同西方特工机关有过不能容许的接触,也就是说,1960年雅科夫列夫在美国进修时就已被招募。切布里科夫同样被叫到总检察院接受讯问,他说,
在克留奇科夫的文章面世之前他对此一无所知。 如果戈尔巴乔夫没把切布里科夫换成克留奇科夫的话,那么1991年的八月事件多半不会发生。
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布里科夫死于1999年7月1日,享年76岁。

70年代末在军事学校开学典礼上和马特洛索夫大将在一起

与夫人合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