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谈“苏共亡党”给中国的教训
冷静思索历史 　

　　
　　中新网北京8月18日消息:“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与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

　　这是我国领导不久前谈到20世纪90年代前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长期执政的党丧失政权的教训时做出的总结。

　　内地畅销报纸《南方周末》昨天最新一期刊发了著名经济学家、红旗出版社社务委员黄苇町题为《苏共亡党十年祭》的文章。这篇根据作者在中共中央党校讲课内容整理的8000字长文披露了上述观点，分析、总结了十年前苏共亡党的诸多教训。文章认为，“苏共不仅被国内外的反共势力搞垮，还被她一直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抛弃。而这后一点，是导致苏共亡党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当今中国，党要继续获得“民主和平等的诉求更多”的中国绝大多数人的信赖和爱戴，只有坚持“三个代表”——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1991年8月24日，叶利钦发布“禁共令”，苏共解散，其财产被没收。黄苇町在文中谈到，“查封者不仅没有遇到任何有组织的反抗，在有关的历史档案中，也没有发现当时哪里有工人、职员、苏共党员们自发地集合起来，去保卫自己的区委、市委和州委，或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的记载”。

　　黄文披露，已故的中共领导人邓小平说过，“东欧的事情对我们来说并不感到意外，迟早要出现的。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

　　黄苇町认为，苏共创业时的辉煌和谢幕时的凄凉，其原因，必须从苏共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变化中去寻找。自斯大林开始，干部任用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和变相任命制，不允许党员对党的具体政策有任何不同看法等等，政治上的集权、特权、腐败，使得苏共及其干部形成具有特殊利益、却与群众越来越疏远的“共同体”。提拔亲信和保官的组织路线，导致大批庸人进入和滞留在领导层，党的总体决策能力下降；而脱离人民，无视群众利益，则进一步失去了作出正确判断的基础。

　　苏共领导层一边讲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边却由“公仆”们随意作出损害人民利益的决定。一边批判西方资本主义腐朽的生活方式，限制人们接触西方社会；一边又把从特供商店低价购买进口名牌商品和把子女送到西方留学。搞到后来，甚至危及到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根本信仰。党的领导人因此威信扫地，成为民众嘲讽、唾弃的对象。

　　由苏共谈到中共，黄苇町说，中国也出现过党群关系的严重危机，那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无尽无休的阶级斗争，使人和人的关系失去了往日的信任和温暖，大批好人受到严重的精神摧残，有的甚至遭受了法西斯式的迫害和封建式的株连。百业凋零，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农民接近赤贫的境地；城市职工在很低的消费水平上徘徊。
“我们为什么没有重蹈苏东覆辙？”黄苇町以为，我党和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感情，党员为人民的利益奋斗牺牲的榜样力量，解放后，人民的生活、社会地位发生的根本性变化，我党在文革后拨乱反正表现出的巨大勇气和无私态度，最重要的是，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选择和坚持了一条实行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道路，使中国出现了空前的大发展，并使人民群众不断从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

　　但是，黄苇町警告，在建党80年后的今天，中共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及党员、干部队伍的构成情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长期的执政地位和物质条件的改善，也带来了一些不能不警惕的因素。“铁打江山五十年”，有些人没有了危机感、威胁感，也没有了脱离群众的危险感。“太平盛世二十年”，经济的长期繁荣，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先富阶层消费方式的刺激，使追求享乐、拜金主义的倾向在增长，干部队伍良莠不齐的情况也更突出。

　　黄苇町强调，苏共的历史悲剧告诉我们，困难不可怕，挫折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心的流失。今天中国的绝大多数人，没有50年前新旧社会对比的经历。他们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亲身感受而不是通过历史课本，来认识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干部。同经历过旧社会苦难的前辈相比，他们的感恩思想更少，而民主和平等的诉求更多。同样，经历过战争考验的中共老一代领导绝大多数都退出了政治舞台。如果说，人们对过去的领导者还有一种“打天下、坐天下”的传统观念上的认可，那么现在的领导者则已不可能再靠这些了。

　　作者最后认为，我党在当今这个变革的时代要继续获得中国人民的信赖只能靠一点，“就是实践证明，我们党仍然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代表者，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的忠实代表者，而且，这种代表性是任何其他政党或组织不可替代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群众的衷心拥戴，也才可能带领广大群众完成中国新世纪的伟大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