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走过10年风雨历程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总结过去，面对现实，展望未来，阐述了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提出了在近期内的实践主张，努力向世人展示叶利钦时代之后和新世纪之初俄联邦共产党的新形象。

一、从坚持传统社会主义转变为奉行"革新的"、"究全的"、"真正的"社会主义。 俄共作为坚持社会主义的政党，高举社会主义旗帜是其生存之基，发展之源。俄共通过反思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根据俄罗斯社会的发展趋势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经验，不断对社会主义理论进行探索。1990年6月俄共成立时，正值苏共领导作用下降、苏联社会主义制度面临崩溃的时期，俄共为了表明自己坚持社会主义、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鲜明立场，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基本沿用了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在与叶利钦政权的斗争中，俄共为了重塑自己不同于苏共的新形象，扩大在社会上的影响，提出应建立“革新的社会主义”，"即不被扭曲、没有致命错误、集中当代人类社会一切精华的社会主义"。2000年俄共召开七大，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概括："真正社会主义社会是强大的国家与人的自由、市场与计划、经济效益与致力于社会平等、民主与责任、集体主义精神、劳动人民利益优先与个性发展的总和。""社会主义作为国际主义学说，决不反对世界一体化进程，即经济相互交融、文化相互丰富，各自的文明相互影响。" 俄共对社会主义看法的演变，是一个坚持传统社会主义概念同时又赋予社会主义以新的内容的动态发展过程。概括起来说，俄共对社会主义的新提法主要表现在：在经济制度方面，提出以"全民所有制为主"，同时发展集体经济、股份经济和私人经济等成分；以市场调节为主，同时辅以国家调控；以统一的国家经济制度为主，同时给予地方较大的自主权。在政治制度方面，提出建立苏维埃式的人民政权和苏维埃议会共和国，实行多党制，发扬政治民主，尊重个人自由。在社会政策方面，提出首先要鼓励有能力的人致富，然后在此基础上争取社会平等；实行免费教育和医疗保健，但住宅和公共服务则要收取一定的费用。在意识形态方面，提出要宣传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但反对一党垄断舆论工具，实行言论和新闻自由。在对外政策方面，提出要坚持国际主义原则，与世界不同制度的国家开展合作，积极推进世界一体化进程。

二、从坚持自己是"工人阶级政党"转变为强调自己是"劳动人民的政党"。 俄共在成立初期，认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是"捍卫工人阶级、劳动农民、人民知识分子利益的政治组织"；共产党应"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1993年俄共恢复活动时，为了同俄政坛上存在的极左组织划清界限，1993年俄共通过的党章又指出，俄共是"爱国者的党，主张民族和睦的党"。1997年4月俄共召开四大，久加诺夫在政治报告中正式提出俄共是"劳动人民--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政党"。俄共七大又强调俄共是"劳动人民的以社会利益为重的政党"。把马列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之一。1995年俄共三大通过的党纲明确指出："俄共在确定自己的纲领性目标、战略和为实现这些目标的斗争策略时，遵循的是发展着的马克思列宁学说、唯物辩证法、依靠本国和世界科学文化的经验与成就是“俄共七大对党纲进行了修改，对党的指导思想沿用了原党纲的表述，但久加诺夫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对俄共指导思想进行了补充，强调俄共要遵循"社会公正思想、国家爱国主义思想和苏维埃人民政权思想”；“保护人权和公民自由也是俄共的重要思想武器”。 根据俄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提出要"扩大党的社会基础"，争取最广泛的同盟军等新观点。俄共七大明确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工人阶级依然是党的核心"，农民和知识分子是俄共的盟友。但由于当今工人阶级四分五裂，并部分失去阶级性，所以"同工会合作是党的一项重要任务”；民族的、爱国的实业界和中小企业家、成百万的小商小贩也是共产党人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共产党人还应同"各种文化的、民族的、宗教的流派和政治运动建立联系"，可以吸收信教的人入党。

三、从俄当局"不可调和的反对派"转变为"建设性的反对派"。 叶利钦执政初期，俄共对民主派势力和叶政权的稳固性估计不足，对拥护社会主义和反叶力量估计过高，采取多种斗争方式其中包括较为激烈的斗争手段向叶利钦政权发动进攻，街头政治成为这一时期俄共活动的主要内容。 俄共进入议会后，对前一时期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进行了总结与反思，承认激进斗争方式不符合俄罗斯现实，转而调整斗争策略，主要利用议会讲坛阐述自己的观点主张，对执政当局的方针路线施加影响。 普京上台后对叶利钦改革路线有所调整，对包括俄共在内的各派政治力量基本采取合作态度。俄共对俄社会政治力量的对比和自身实力也有了较前更为清醒的认识。在此情况下，俄共对与当局的关系进行了调整，采取了与普京政权合作为主、斗争为辅的新策略。

四、从近期要在整个俄罗斯重建社会主义转变为"在红色地区进行社会主义试验"。

在叶利钦执政时期，俄共一直把推翻叶利钦政权，在俄罗斯执政，进而恢复社会主义制度作为近期奋斗目标，并把这一目标付诸具体行动。

安徳烈耶娃在全世界怀念苏联的社会主义者眼中都是一位女英雄。苏联解体时她是莫斯科一所学校的化学老师,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是利加乔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纲领派.卢基扬诺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倡议派的骨干,激烈反对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雅可夫列夫等中派和右派,她在苏共二十八大上怒骂戈尔巴乔夫,随后,便写了<<我们不能放弃原则>>,俄共重建时,她十分支持,并参加了其代表大会,她是一个正统派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苏联派,憎恨社会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现在她已经快60岁了,有一子,一女.

随着俄罗斯共产党在俄罗斯杜马选举的掺败,俄共党内对久加诺夫的批评达到了最高点,俄共党内的反对派在不久前召开的俄共全国代表大会上直明,让久加诺夫辞职,最后虽然久加诺夫仍然当选党的主席,但他在党内的地位已大不如前,久加诺夫做为俄罗斯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在叶利钦禁共的时期,他和波洛兹科夫勇挑重担,重建俄共,并参加了两届总统选举,没有成功,但虽败尤荣,并积极参与左派的活动,是反对俄罗斯资本主义的强将,与广大党员和劳动群众打成一片,但做为领袖人物,他"光说不练"一味的强调改革,但事实上俄共还是老样,俄共宣布它们与斯大林主义脱离关系,但进行斯大林纪念活动时,久加诺夫却大加赞扬,俄共理论基础陈旧,缺乏革新,且俄共党内有派,派内有派,党内不统一,各持己见,久加诺夫对俄罗斯的两大右派党的"暧昧"使广大劳动人民对俄共大为不满,他们希望右派倒台,但党的领导却为右派助兴,竟说它们与右派结盟,反对独裁,俄共的前领导人戈拉季耶夫同志,因为对久加诺夫的错误思想无法,退出俄共,使俄共的选票流失,,久加诺夫现在的地位在党内很低了,但他的同志们中间却卧虎藏龙。 比如党的第一副主席,库普佐夫,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改革派的领导,
党的副主席梅利尼科夫他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改革派领导，党的中央书记谢列金,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统派,民族主义爱国派领导,久加诺夫的战友,谢列兹尼奥夫被开除后,断绝了和俄共的联系,退出了俄罗斯人民爱国联盟,并一再的批评俄共,但他与俄共仍在一些问题意见是统一的,他与久加诺夫的关系不太好,认为久加诺夫是个强硬派分子.
而雷日科夫则和俄共关系密切,他参与俄共的一切活`动,与俄共的领导人关系密切,在俄共帮助下建立了一些左派组织,是俄共的外围领导人,被右派称为"没入党的共产党人"和俄罗斯共产党的"秘密小伙伴",总之,他经常与俄共领导人在一起.他曾是苏联的总理,帮助利加乔夫建立前苏共的继承者;共产党联盟_苏联共产党,是该组织的中央委员,他的年纪现在慢慢大了,有六七十岁了

俄共与麦徳维杰夫的社会主义劳动人民党的关系很好.一些该党的党员,也参加了俄共,是俄共的少数盟友,但它批评俄共太强硬,俄共与俄共产主义工人党__革命共产党(前共产主义工人党与共产党人党在2002年合并)关系很不好,该党领导人安皮洛夫,秋利金,猛烈抨击俄共主席久加诺夫,说他是个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党人,说俄共已经'"社会民主主义化"并不和俄共结盟 但普里加林与安徳烈耶娃领导的全联盟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与俄共关系还算可一以,久加诺夫与安德烈耶娃曾激烈的反对叶利钦,两党的党员互相加入各自的党.,但虽着俄共的纲领变温和,该党与俄共关系逐渐冷淡,它们说不与丧失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征的共产党对话,但该党和俄共产主义工人党___革命共产党在对政府的强硬态度上与俄共一样,在纪念苏联的活动中和俄共经常和作,但它们与俄共现在一点关系也没有,经常对俄共"恶语中伤",这两党人数少的可怜,一个3500人.一个数万人,不及俄共.勃总的孙子建立的新俄共早就对外宣布,不与俄共结盟,并希望俄共分裂。

⊙卢卡申科 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出生农民家庭 卢卡申科1954年8月30日生于白莫吉廖夫州什克洛夫区雷日科维奇村一个农民家庭。1975年从师范学院毕业后投笔从戎。退伍回乡后，卢卡申科长期从事农业领导工作，先后担任过集体农庄副主席、列宁集体农庄党委书记以及国营农场场长。 1990年，卢卡申科当选为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人民代表。在苏联是否解体投票表决时，他是当时惟一投反对票的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代表。1993年，卢卡申科当选白议会反贪污临时委员会主席。次年3月，白开始实行总统制，时年40岁的他以80.1％的得票率当选白俄罗斯首任总统，任期5年。1996年11月举行的全民公决将卢卡申科的总统任期延长至2001年11月。
∵敢向西方叫板 执政7年来，卢卡申科被认为是敢于公开与西方国家对阵的政治家，白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也因此而一直处于紧张状态。 今年7月12日，白军方收缴了一家独立报社的电脑设备，还没收了一家非官方物资中心的电脑。有消息说，这些电脑设备都是从美国大使馆租借的。8月3日，美国对白“违背国际义务”提出抗议。然而卢卡申科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此举是企图在白境内建立一个信息网络，以便在大选中拆他的台。不久，美国工会官员罗勃特·费尔丁被指责干涉白内政而遭到驱逐。据白国家安全部门提供的证据，费尔丁多次以“交流经验”为名访白，而实际上是在从事非法推翻现任总统的活动。费尔丁同白工会密谋，如果卢卡申科获得连任，就发动大规模示威游行来推翻他。 9月3日，美驻白大使在英国《泰晤士报》上发表了一封信，公然宣称自己的“使命在于向现总统卢卡申科的反对者提供物质和政治支持”，也就是借总统大选之机，将卢卡申科撵下台，培植亲西方势力，扶植反对派候选人上台。 大选当天，卢卡申科在投票站又表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派来监督大选的观察团负责人威克是西方派来的一名“间谍”，如果威克自己不离开白俄罗斯，他将被驱逐出境。卢卡申科说，他对西方是否承认大选结果并不关心，因为在白没有是否需要西方承认的法律规定。
∵酷爱体育安贫乐道
卢卡申科酷爱运动。他曾为了出席一场重要的足球赛事而拒见欧安组织代表团。他还 经常前往世界各地支持国家队参加国际大赛。在当上总统前，他也经常与国会议员踢足球。一次在莫斯科举行的冰球比赛中，由卢卡申科带领的白队轻取由部长、议员等组成的俄罗斯队，卢卡申科攻入一球。当地传媒对他的评价是：回防速度快，每每于适当时机出现在适当的地方。1997年5月，卢卡申科被选为白奥委会主席，2001年3月他再次当选，任期4年。
卢卡申科也许是目前年薪最低的国家元首，仅约2640美元。他目前只在家乡有一处房产，这是一幢极其普通的两层砖楼，还是在前苏联时期集体农庄分给他的。直到1997年，他家的小楼四周才被乡亲们自发筑起了一道围墙。除国家配备的总统专车外，他自己没有其他任何交通工具。在卢卡申科的影响下，他全家老小也从不搞特殊化。大儿子维克托已娶妻生子，一家人只靠767美元的年收入度日，正在上大学的小儿子德米特里几乎一贫如洗，主要靠家里有限的存款利息生活。
此外，卢卡申科的夫人加林娜也从不以第一夫人自居，只求自食其力、淡泊宁静。她并没有与夫君在首都一起生活，而是在家乡一如既往地干着幼儿园园长兼阿姨的“旧业”。除了照料孩子，加林娜每天还要收拾自己家里的小块土地，种植土豆、黄瓜、西红柿、大葱、辣椒等贴补家用。此外，她还养着一头奶牛和一群鸡。一刻不闲的加林娜很少去明斯克，苏联解体后，在所有独联体国家第一夫人当中，加林娜是惟一没有去过莫斯科、也是惟一没有陪同夫君周游世界的第一夫人。

卢卡申科总统执政以来推行的内外政策得到了多数白俄罗斯人民的衷心拥护。自1994年7月当选白俄罗斯总统以来的七年时间里，卢卡申科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总统垂直权力体系，从组织上完成了总统制的确立。卢卡申科总统一向主张加强秩序与纪律，以确保白社会稳定。另外，他从白俄罗斯国情出发，对内实施渐进的、面向社会的经济改革，保持并逐步完善国家的宏观调控职能，发挥公有制经济和大生产的主导作用，恪守社会公正原则，取消不合理的特权和优惠，对贫困阶层实行有针对性的社会保护，从而使白多年来保持了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得到了良好保障。这与苏联解体后多数前苏国家陷入社会混乱、甚至民族冲突形成了鲜明对照。在对外政策方面，卢卡申科总统奉行中立、无核政策，把保持和加强与前苏联地区各国，首先是俄罗斯与乌克兰的传统关系作为外交重点，主张与世界各国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卢卡申科总统执政期间，白俄罗斯大力发展俄白国家联盟，全力推进独联体集体安全体系，加强欧亚经济共同体等独联体一体化进程。在独联体部分国家陷入冲突，世界各地冲突不断的情况下，卢卡申科总统强烈反对以武力手段解决地区冲突，主张通过政治外交途径，维护联合国在解决当代国际问题过程中的威望。 今天的社会主义世界是多么需要像卢卡申科同志这样的人啊！

俄国左派运动评析- 秦晖 金雁
在目前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西欧、东欧、俄国各自呈现出一些不同的特点。在西方，一国中的两个或多个社会党，一般都可以分为左、右翼，如日本社会党为左翼，民社党为右翼；意大利社会党为左翼，社民党为右翼。而东欧先以新、旧社会党的分野为特点，后以党内不同派别的争纷而突出。因为在缺乏传统共产党党纪约束的条件下左派组织上的多元化是长期性的，东欧左派的“团结”在可预见的将来仍很渺茫，但其发展趋势还是可以估计的，那就是缺乏思想纲领内容的纯粹人事性或政治游戏性纠纷将会逐渐淡化，以纲领划线而形成的激进程度不等的基本派系会逐渐稳定下来，最后形成类似的西欧左派那样的格局。俄国却是另一种状况，它既不存在西欧社会党的左、右翼之分，也不存在东欧社会党的新旧之争。它的特点是：从社会民主派的立场看，所有的政治派别都是从共产党演变而来，社会党似乎成为脱离共产党的第一步，成为向其他派别转变的中间站，因此其组织忽兴忽衰缺乏生命力，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也就带有无定形的特点。从“左派复兴”的角度看，俄国的左派性质与东欧不同，它主要复兴的是民族主义化的共产党，而社会民主主义并未复兴，这就使俄国左派的发展轨迹具有独特的“俄国特色”。　　　　
1、俄国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

俄国的情况不同于前东欧，由于剧变前制度下社会党的消失比东欧要早３０年，已经不存在旧社会党（在俄国一般指坚持第二国际正统原则的孟什维克）“恢复活动”的问题。只有１９４０年才并入前苏联的波罗的海三国不同，如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就自认为是个旧党，其报纸就叫《孟什维克》，并与１９４０年后流亡西方的拉脱维亚孟什维克分子有联系。
而在俄国，剧变以后的社会民主派基本上都由剧变前苏共党内的“民主派”演变而来，其思想渊源则是戈尔巴乔夫倡导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它吸取了苏共自赫鲁晓夫以来“非斯大林化”运动的某些思想成果和６０年代以来持不同政见运动中“社会主义民主派”（梅德维杰夫兄弟等）的某些观点，而与第二国际改良主义并无直接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戈尔巴乔夫作为俄国社会民主主义“正宗”的地位似乎已得到承认，尽管他本人对实际政治进程的影响已几乎降至零。１９９２年社会党国际１９大特邀戈尔巴晓夫作为个人来宾出席，并作了大会发言。１９９４年１０月俄国一批社会民主派组织联合成立俄国社民联时，戈尔巴乔夫也受到成立大会的“高度评价”，他“对发展俄国的社会民主思想作出的贡献”受到与会各组织的肯定。1
然而，或许正因为作为政治家而非思想家的戈尔巴乔夫，其观念随“改革”的进程不断变化，故以他为象征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也就呈现出强烈的无定形性。
从某个角度看，俄国社会民主思想在整个前苏东地区是影响最大的。这不仅因为在戈尔巴乔夫统治后期，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为内容的社会民主思潮曾载入党的纲领，成为“国家的思想”，出现了（尽管很短暂）信奉这一主义的一党政权，而且因为俄国从“左”到“右”的几乎所有政治家都曾在其政治生涯的某一时期是“社会民主思想”的主张者——可能只有像尼娜·安德烈耶娃那样的个别人物除外。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俄国社会民主思想又是最薄弱的。“社会民主思想”对几乎所有人来说都是转向其他思想的中间站：对前苏共“民主纲领派”分子来说，是转向自由主义的中间站；对鲁茨科伊那样的人来说是转向民粹主义的中间站；而对俄共的许多活动家来说则是转向民族主义的中间站。……也许对更多的人来说，宣布信奉社会民主主义只是表明他不再信奉正统的列宁主义，而不是表明他信奉了什么主义。俄国从政治多元化以来先后宣布主张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与团体之多，恐怕不在社会党国际成员党的数目之下，为任何别的东欧国家所不及，然而却很少有哪个党能把这一“主义”的旗帜打下去，像东欧的新、旧社会党那样。如果说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派有左、右翼之分，东欧的社会党有新旧之别，那么俄国只有各领风骚若干月的先、后之别。
１９８９－１９９０年之交社会民主思想的主要代表组织是苏共内部的“民主纲领派”，它向苏共２８大提交的“民主纲领”要求放弃“关于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关于无市场社会主义、关于无政治多元化的人民政权的可能性、关于执政的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合乎规律的增大、关于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和国际主义利益高于民族等教条主义概念”，并提出了苏共改名的问题。２８大拒绝这一纲领后，该派宣布退出苏共，成立俄罗斯共和党，并考虑与当时已存在、但影响不大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合并的问题。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合并未进行，该派主要活动家以后都转入自由派阵营，而不再提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了。
１９９１年，鲁茨科伊为首的“共产党人民主派”议员团和该派退出苏共后建立的“俄国共产党人民主党”是最引人注目的社会民主思想鼓吹者。８．１９事件后，该党更名为自由俄国人民党，其主席鲁茨科伊在苏联解体后与叶利钦对抗，并在这一对抗中转向民粹主义、强国主义与民族主义。该党理事会主席利皮茨基仍坚持社会民主派立场并与鲁茨科伊分道扬镳，这个党也逐渐衰亡了。
１９９１年底，一批前苏共成员成立了劳动人民社会党，其主要理论家便是苏联改革前著名的“社会主义民主派”、持不同政见者罗伊·梅德维杰夫。他在改革年代得到平反，恢复党籍并成为苏共中央委员。这个党是苏共被禁后出现的各后继组织中唯一在党名中去掉“共产”字样并冠以“社会党”字样的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它有些类似于东欧各国的新社会党。在俄共恢复前它一度是最有影响的“后共产党”组织，人数曾达８万。这个党中的梅德维杰夫可以说不仅是前苏联，而且是整个前苏东地区最杰出的民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专家之一。他对社会主义民主问题有过几十年的理论研究，逐渐从“斯大林主义”的批判者变成左派社会民主思想家，非借“社会民主”为中间站者可比。该党的另一些活动家如鲁缅采夫与雷布金等也有较明确的社会民主或民主左派思想。１９９２年，该党发起召开“左派民主力量大会”，人们认为它“企图重复东欧共产党的道路，即在旧结构的基础上建立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2
然而，这个党在意识形态上有些偏左的或“准共产党”的色彩：它不仅反对叶利钦，而且对戈尔巴乔夫的妥协主义颇有非议，同时它在组织原则上又有些偏右的或“超社会民主党”的色彩，它不仅无严密的组织，而且从领袖到党员都允许跨党，如雷布金同时为俄共党员和农业党党员、鲁缅采夫同时为俄国社民党领袖等。这种状况使无论何种倾向的人都难以把它看成自己的党。然而尽管它实际上是松散的讲坛，它的某些领导却又热衷于“机关式的工作方法”，并追求一些只有“机关党”才适于追求的目标，因此难免碰壁。它的某些活动家有着明确的、而且在俄国来说是十分纯粹的社会民主派意识形态，然而它的讲坛性质却使整个党的社会形象模糊不清。它既宣布自己是“一个新型的共产党”，是“苏共的合法继承者”，“不放弃共产主义”，又认为自己是“左派中心”，即按西方的标准属“社会民主党左翼”，同时还声称自己在价值观上“与立宪民主党人，共和党人（按：这二者都属自由主义阵营）和社会民主党人最接近。”3它的现实政见也与它的意识形态形象一样模棱两可。从１９９１年的８．１９到１９９３年的十月事件，它的活动家基本上都是以一种永无错误的姿态对有关各方都持“说风凉话”式的“软批评”立场。俄共恢复后，它既不与之划清界线，又不声明与之结盟，而只宣称“我们将帮助恢复共产党，但不会参加这个党”。对政府、对极右翼反对派它也持类似的模糊立场。　　
由于它的形象模糊，又允许成员跨党，因此俄共恢复后它的大批党员便转入了俄共队伍，其影响在俄共的竞争下不断削弱。结果，“这个党在两年时间内从一个有份量的政党变成了一个对国内事态不能发生影响的、不甚活跃的小集团。”
继劳动人民社会党之后成为俄国社会民主运动中最重要组织的，或许是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３０日成立的俄国社会民主联盟（社民联）。它是由俄国社会民主人民党、俄罗斯联邦社会民主党、俄国社会民主中心、劳动党、绿党和其他一些小党及俄国独立工会联合会代表联合发起成立的。其中，社会民主人民党是原自由俄国人民党理事会主席利皮茨基与走向民粹主义、强国主义的鲁茨科伊分手后以该党内坚持社会民主思想的成员为主建立的。基本上代表了原“共产党民主派”和戈尔巴乔夫主义的传统。社会民主党成立于１９９０年５月，是在苏共之外成立的一个“无瓜葛者”的党，曾参与发起建立“民主俄国”、“民主大会”等前苏联末期反对派统一战线组织。该党人数不多，在大选中也没有什么影响，但因成立较早又与苏共无瓜葛，受到社会党国际重视，是俄国受邀派代表出席社会党国际１９大的唯一组织。该党被认为“就其精神而言更像自由党”。4　以上两党在某些方面有些类似于东欧各国的新、旧社会党。
社会民主中心是从社民党中分裂出来的，其主席奥·鲁缅采夫原为社民党两主席之一，并曾先后在“民主俄国”与劳动人民社会党中起重要作用。独立工联曾被人称为“前苏联的团结工会”，１９９１年“８．１９事件”时曾热烈地支持叶利钦，俄国进入“休克疗法”时期后它也逐渐转入工联主义反对派立场，其领导人有较明显的社会民主倾向。
与劳动人民社会党相比，社民联的政治定位要明确得多，它明确表示与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民主派”及其政府、与反对派中的右翼极端主义势力都划清界线。它的纲领宣称要“遵循工党政治模式原则，赞成发展社会市场经济和市场改革的社会方向。”“联合社会民主力量，建立强大的工党运动，让俄国走‘第三条道路'”。

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特点
综上所述，俄国近年来兴起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具有先天不足、路途坎坷、形象不明、组织多变的特点。这表明它的发展水平与东欧各国相比（更不用说与西欧或北欧相比）是较为低级的。因而许多人对它的前景持悲观看法。历史学家霍洛德科夫斯基认为：“社会民主倾向在极权后的俄国注定运气不佳”。5　而俄国社会民主运动的一名“老资格”活动家，１９８７年“社会主义倡议”运动、１９８９年“新社会党人”运动和１９９０年苏联社会党的发起人、后来的独立工联活动家勃·卡加尔利茨基在总结俄国社会民主运动的教训后更为悲观地认为，社会民主思想在俄国一开始就是乌托邦式的，在许多情况下它只是一种形似而质异的“社会民主的党”。如果说，１９９１年时提出社会民主口号是为了掩盖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化，“那么现在用社会民主口号代替自由主义口号则是为了造成变化的假象”。他认为，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只能是知识分子的小团体，而“俄国的群众运动永远都不会成为社会民主运动，哪怕是‘带有俄国特色的'。俄国左派若想成为有影响的力量，他们肯定是激进的。”6
这种悲观估计不能说没有道理。社会民主运动是市民社会的产物，而俄国的市民社会传统不要说与西方相比，就是与波、捷一类东欧国家相比也要缺乏得多。在非市民社会的土壤上假如有所谓的第三条道路的话，那么也很可能与其说是“亚当·斯密与马克思之间的第三条道路”，毋宁说是沙皇与民粹派之间的第三条道路。正如一些俄国学者所总结的，“俄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好走极端的国家。国家的精神史在颇大程度上曾反映俄国激进主义的历史，俄国激进主义总是要求‘在这里、现在、立即'就改变生活”。7俄罗斯民族的这种好极端化的思想特征，在历史上就形成了“自上而下的专制管理形式，对世俗化资产阶级社会的对抗以及自由资产阶级软弱无力等特点。因此，西化与反西化、革命与反革命，改革与反改革，在俄国历史上都是用激进的方式来进行的，与此同时，妥协、渐进、温和、宽容等特征为社会所不容，经常遭到左、右两端的夹击，陷入“两头茫茫不到岸”的境地，因此俄国人很容易从一种完整的信仰转向另一种完整的信仰”。8　在这种历史环境中社会民主派难以在历史舞台上主导俄国的政治似乎便不难理解。
其次，社会民主主义如果抛开其抽象价值不谈，它首先是对有效运动的市场经济中的收入的调整和再分配。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都是在有着稳定的政治制度和相对稳定的民主制度与传统的国家里发展起来的。其中许多党经历了尖锐的社会冲突时期，但它们的建立与初成气候均发生在社会相对稳定时期。东欧的“左派复兴”也大都发生在转轨期震荡高潮过去、经济从谷底回升之际。而俄国的转轨震荡期持续较长，经济一直在“平底锅”里徘徊，这期间的左派复兴，必然具有与东西欧不同的特点。
最后，社会民主主义作为一种普世的价值理性具有国际主义特征，它与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是对立的。然而如果说历史上深受苏联压制的东欧各国的民族主义一般都带有右翼的或反共的倾向，那么俄国则相反，民族主义往往涂有“左派”色彩。因此如果说东欧的左派复兴是对右翼民族主义的遏制，它会为普世主义倾向的社会民主运动创造条件的话，那么俄国的左派复兴却往往伴随着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膨胀，这显然也不利于社会民主主义的兴起。
但尽管如此，俄国毕竟是在“地球村”之中，俄国过去也毕竟有过（虽然并非很强）孟什维克式的“传统”，而现在也毕竟是在迈向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因此说俄国的社会民主运动“注定运气不佳”未免有些过于武断。从以上的状况中，的确可以看到社会民主运动在俄国的无定形特点、“中间站”特点与社会民主组织倏兴倏衰缺乏生命力的特点，但是从“中间站”色彩最浓厚的“民主纲领派”与自由俄国人民党，到社会民主党的面貌较为模糊的劳动人民党，再到社会民主派政治定位明确、社民联与社民党出现合作趋势、上承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社会民主方向、旁有与社会党国际的联系渠道的打通，最重要的是各社会民主派合作和联合趋势的发展及其与工会运动的联系。不管社民联所体现的这一切还难说能有多大生命力，但毕竟表明：俄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这几年来还是有所发展的，它今后进一步发展的势头也仍然存在。
至于社会民主派在俄国的未来前途，则还有待于观察，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俄国能否或何时克服转型期危机而达到社会稳定。历史证明，稳定的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二元政治的形成，而像魏玛共和国那样的长期危机则是各种极端主义生长的最好温床。这个逻辑恐怕在一定程度上是跨文化地有效的。因此，不仅俄国，整个前苏东地区的社会民主运动与左派运动的未来都与此息息相关。　　

俄共的异军突起
１９９５年１２月以来，俄国又一次成了舆论界瞩目的中心：在当月举行的国家杜马大选中，俄共雄踞榜首，遥遥领先于其他政党，一举夺得４５０个议席中的１５７个，占１／３强，比在它之后的另外三大党议席的总和还要多，俄共领导人谢列兹尼奥夫担任杜马主席，俄共议员在２８个委员会的９个委员会中任主席职务，与１９９２年的上届杜马选举中俄共所得的６５席相比猛增一倍多。而上届杜马中最大的民主派议员团“俄国民主选择”则遭惨败，所得议席从上届的７６席猛跌至９席，不到原来的１／８。虽然这一趋向并不出人所料，然而它的幅度之大，仍然使许多人吃惊不小。
回想起４年前，庞然大物的苏共在总书记的“建议”下黯然解散，全国从中央到基层没有发生一次有组织的抗议。当时作为人民代表第一个起来抨击叶利钦“禁共令”的并不是那些久食党禄的兖兖高官，而是曾因持不同政见被开除出党、此时恢复党籍不久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梅德维杰夫。他后来沉痛地提到：那天有成千上万的群众把党中央大厦围得水泄不通，“然而他们不是去捍卫党，而是争着向离开大厦的苏共人员吐唾沫的。若不是当局组织了警察线拦住群众，保护他们撤离，他们就可能受到人身伤害”。梅德维杰夫叹道：党已经被人民抛弃了。
一年多以后俄共重建时，在偌大的莫斯科竟找不到一间会议厅，只得在郊外一所简陋的招待所礼堂里召开“二大”。在“二大”上主流的声音仍然是背着包袱“检讨”过去，而不是踌躇满志的行动宣言——当时恐怕连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仅仅不到三年后，俄共就能“复兴”到如此程度。
１９９３年冬首届杜马选举时，俄共已经牛刀小试，然而那时当权的民主派担心的主要是招摇一时的极右派自民党，并没有太把俄共放在眼里，甚至还曾“高姿态”地表示愿意“团结”俄共以共同对付极右威胁。曾几何时，两年后便轮到俄共不把民主派放在眼里了。
当然，也许这种“没想到”在翻云覆雨的东欧不算希奇，比起在１９９４年一党占有半数席位的匈牙利社会党，比起１９９５年议会、总统、政府都在其控制下而形成了“红三角”的波兰社民党来，俄共占有１／３议席似乎不算太惊人。而且俄国“左派复兴”的程度因下列事实而减色不少：俄共在大选中得票率并没有其杜马中的议席占有率那么高，仅为２２．３％．这个数字还不及上届杜马中的日里诺夫斯基极右翼反对派，该党当时令人震惊地获得２２．９％选票，但事实证明它的能耐并没有这一票数显示的那么大。另外，俄共的主要盟友农业党此次遭到惨败，议席从上届杜马的５５席降为２０席，而民主派中的“亚博卢”联盟一举获得４５席，几乎比上届（２５）席增加了一倍。这不仅部分地抵消了因俄共大胜，“民主选择”大败而形成的“左倾”局势，而且反映出选民投票的非意识形态色彩——即并非属“左”必盛、属“右”必衰。由于农业党的失利和上届杜马中最大的反对党——自民党的衰落（得票率从２２．９％降至１１．１８％），因此“不妥协反对派”总得票率甚至还略低于上届大选。
同时还应指出各党选票的地区、阶层分布。在首都莫斯科及圣彼得堡、下诺夫哥罗德等大城市，民主派仍居优势。如莫斯科有近２０％的选票属“政权党”，１５．１３％的选票属“亚博卢”，１５．０８％属俄共，名列第三。此外引人注目的是，军队中７０％的选票投给了“我们的家园”，而俄共的支持率则在农业区、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和边区为最高。最后，俄境外前苏联各国的俄罗斯公民中俄共得票率也很高，这显然与其说出于共产主义，不如说出于民族主义情绪。俄共在俄国政治中心地位和人群中力量较弱，这会使它在全国的领先地位有所减色。
如所周知，按俄现行宪法，杜马权力有限。因此俄１９９６年６月举行的总统大选的重要程度要在杜马选举之上，正如亚夫林斯基所说：“杜马选举所涉及的是不同的经济改革战略，而总统选举所涉及的将是俄国的政治体制。”　但俄共在总统选举中面临一些不同于杜马选举的条件，因而在１９９６年总统选举前我们就预料，“在杜马选举中俄共的选民未必是总统选举中久加诺夫的选民。”考虑到波兰的情况：在波兰议会中左派及盟友居绝对多数，而总统选举中左派的克瓦希涅夫斯基却仅仅以极小的优势险胜瓦文萨。那么在杜马中并不居多数的俄共及其盟友能赢得总统大选，自然是可疑的。事后的结局果然与我们的判断相吻合。
如此等等，所有这一切虽然可以使那些不愿看到俄国回到过去的人得到自我安慰。然而这些人如果不是过分短见的话，就不能不看到，俄国的“左派复兴”虽然程度上似乎没有许多东欧国家那样高，但在性质上却与东欧国家有很大的不同。

在东欧各国，“复兴”的左派都是社会民主主义者，而且往往是比西方社会党人还要“趋同”于自由主义的新社会党人。东欧各国原共产党中反对“社会党化”的少数所谓极左派并无复兴的势头，而且就是它们在纲领上甚至比俄国的一些宣布实行社会民主主义的组织还要社会党化。相应地，在东欧“衰落”的右派也主要是右翼保守党人，包括右翼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与教权主义者。而自由主义并未衰落，在那些右翼保守党下台并代之以社会民主派与自由派联合政府的国家，自由派甚至还有所得分。因此“左派复兴”与“右派衰落”的综合结果就趋向于形成一种多元化政治中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二元为主的格局，而这种格局正是西方议会民主制中最典型的两党制格局。这样的“复兴”不过是议会民主制政治钟摆的正常摆动罢了。
俄国则有所不同，它的“左派复兴”主要复兴的是民族主义化的共产党，而社会民主主义并未复兴，这样它的“左派复兴””就有可能向不同于东欧的另一个方向发展。
俄共本身在重建之初也带有一些社会党色彩。当时它的一些领导人经常抨击苏共历史上“压制民主”的“迫害”与“镇压”行为，宣布放弃马列主义中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遗产，代之以“民主、公正、平等”一类口号，并表示赞成“混合经济”、多党制、政治多元等社会民主主义观点。但后来随着它羽翼逐渐丰满以及由于俄国经济迟迟走不上正轨，民众的“怀旧”情绪逐渐升温、俄共在理论上开始发生变化，回归传统的因素加大，向民族主义靠拢的步伐加快。到１９９５年１月俄共“三大”通过的纲领已经十分“正统”：它不仅明确规定以列宁主义为指导，以共产主义为目标，对苏联及苏共历史的总结中突出了肯定的方面，淡化了否定的方面，而且不再提多党制、政治多元化与人道主义这类苏共末期已认可的东西，也不再明确宣布放弃阶级斗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纲领突出的非“正统”方面是它强烈的民族主义、大国主义色彩。它不仅公然声言“苏联是俄国帝国地缘政治的继承者”，而且像当年的民粹派以至斯拉夫主义者一样把“社会主义”与俄国人的民族性联系起来，宣称“‘俄罗斯思想'本质上就是深刻的社会主义。”9久加诺夫曾坦言：俄共以民族爱国主义为支柱。俄共副主席别洛夫则说，爱国主义感情比阶级感情更悠久。10　俄共还认为，俄国目前的危机主要是民族和爱国主义的危机。至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则早已丢到“爪哇国里”去了。此外，俄共的另一个“非正统”特点是放弃“战斗的无神论”，倾向于与传统的东正教一起抵御西方文化。
俄共是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共产党尚可商榷，但它不是社会党，或者说从俄共“三大”看它的社会党色彩已大大弱化，则是事实。俄共的民族主义当然首先是冲着西方的，但它对社会主义中国意味着什么则很难说。我们知道１９９５－１９９７年俄远东诸州因边界问题和所谓非法移民问题排华情绪强烈，并且常指责俄中央政府对华让步，而俄共恰恰在这里得票率最高，显然，远东选民们并不是出于对华友好之情才把票投给俄共的。
此外，１９９５年大选的另一个惊人之处是比俄共更“正统”的极左派“共产党——劳动俄国”联盟（安皮洛夫派）居然得到４．５３％票数，接近了议会联邦议席的门槛，在４３个竞选党中名列第６。这个从前没有多少人注意的极左组织竟然一举超过了曾雄踞俄政坛主流的“民主选择”，更超过所有的“中左”组织与社会民主主义组织，这也明显地反映了俄国“左派复兴”的独特性。
从表面上看，１９９４－１９９５年里东欧与俄国都存在着“左派复兴”趋势，这似乎应当能拉近它们的距离。然而实际上东欧“回归欧洲”的进程并未放慢，而它与俄国的距离却拉开了，即使“左派”东山再起的那些国家也不例外。所有的前东欧国家（即使一直拒绝“西方”的塞尔维亚在１９９６年后也有所改变）都在努力西靠，并对俄国阻挠北约东扩表示不满。东欧与前苏联在１９９１年前后曾经十分类似，１９９５年以后就逐渐拉开距离。虽然都在转轨，但东欧经济已普遍回升，而俄国仍在下降，（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在“平底锅”中爬行）；虽然都有“左派复兴”，但东欧兴的是社会民主主义，而共产主义政党并无起色，俄国却是民族主义的共产党人独享复兴之果，而社会民主主义并无起色；相反地，东欧各国右翼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正在退潮，而自由主义仍然强大，俄国却是右翼民族主义与“左派”一起复兴，而自由主义在一度受挫后也强硬起来，接过“民族主义”的大旗，使其在整个俄国普遍化。这也许是北约东扩问题上“外交矛盾”背后的政治经济内函。
总之东欧和俄国之间的距离在逐渐拉大，东欧是在向中间靠拢，而俄国有渐趋极端趋势。以后的发展主要取决于政治经济发展状况，若体制更新波折多难，阵痛延长，东欧靠拢北约后形成的地缘政治压力加大，则社会产生呼唤铁腕、怀念帝国的心理是难以避免的，政党的性质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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