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48年苏南冲突的结果——南斯拉夫是如何走上独立道路的?
【 内容提要 】

本文考察了1948年苏南冲突以后几年南斯拉夫对内对外政策变化的历史过程。文章认为,苏南冲突的结果迫使铁托选择了背离弄斯科路线的独立发展道路,然而,抛弃斯大林模式对于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理念和信仰而言,是一个痛苦的选择过程。面对国内经济状况严重恶化,以及在国际上四面楚歌的孤立地位,南斯拉夫人决心走自己的路。他们在摸索中改革,在改革中摸索,终于在1953年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南斯拉夫对外政策的重点是缓和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关系,并在东西方两大阵营对抗的格局中保持一种中间状态,为以后的不结盟政策打下了基础。其国内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核心是分权化,改国家所有制为社会所有制,在经济上实行工人自治和注重发展个体农民经济,在政治上则强调铲除官僚体制,发扬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

对于1948年苏南冲突的起因及其结果的考察,无疑在现代国际关系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研究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从某种角度讲,铁托在南斯拉夫所开创的事业对于20世纪后半期发展中国家如何保持自己的民族独立地位,如何选择自己的民族发展道路,都具有启迪意义。如果探究70-80年代冷战格局中,南斯拉夫所奉行的不结盟政策为何在第三世界享有如此的感召力和凝聚力,人们大多都要回顾和分析战后不久铁托与斯大林之间的那场令世人瞩目的冲突。本文拟通过对苏南冲突结果的历史考察,回答南斯拉夫究竟是怎样走上独立发展道路的这样一个问题。[1]

(一) 这里所谓的南斯拉夫独立道路,包含两个概念:一是在对外政策方面,南斯拉夫游离于尖锐对立的两大阵营之外,不仅从地理角度,而且从政治角度,都在东西方冲突之中占据了稳固的中间地位;一是在对内政策方面,南斯拉夫经过自身的试验,最终走出绝境,抛弃斯大林模式,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然而,就其结果而言,无论是不结盟运动,还是工人自治制度,在南斯拉夫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可以说,这是铁托一生之中所经历的最艰难的摸索,最痛苦的选择。

苏南分裂以后,南斯拉夫面临的处境极为艰难。为了彻底孤立南斯拉夫,斯大林首先决定切断南斯拉夫与所有东欧共产党的联系。为此,联共(布)一方面在1948年6月的情报局会议上组织了对南共的批判,一方面准备揭露东欧各党中存在的亲南倾向和民族主义情绪,以此威慑各党领导人,消除南斯拉夫的影响。在情报局会议的筹备过程中,联共(布)对外政策部就起草了东欧各党要从南共“错误”中吸取“教训”的情报分析报告。收集的材料涉及波、捷、匈、保、罗各党,甚至已经对波兰工人党和哥穆尔卡本人准备好了“组织结论”。[2]一旦发现东欧共产党内出现铁托主义的苗头,这些早已准备好的材料就会立即抛出来。后来苏联在东欧挑起的大清洗运动,给这些材料找到了用场。

此外,情报局还采取了许多没有公布的组织手段,如将情报局总部和刊物编辑部从贝尔格莱德迁往布加勒斯特,[3]废除南斯拉夫人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的两个巴尔干地区组织:巴尔干国家工会公约理事会和巴尔干青年理事会,理由是它们妨碍了世界工会联合会和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的内部统一。[4]特别是通过了从组织上防止出现南共式“异端”、加强情报局各党统一行动的决议。决议不仅提出必须制定一个共产党情报局的章程,而且根据苏斯洛夫的建议确定建立共产党情报局常设机构——书记处,其基本任务是保障各党之间的联系和监督情报局刊物的编辑工作。[5]随着苏南两党关系破裂,两国关系也开始恶化。1948年7月6日,南斯拉夫驻苏联临时代办费依奇会见苏联外交部巴尔干国家司代理司长基尔萨诺夫,通知他南斯拉夫政府决定召所有在苏联的南斯拉夫公民回国。基尔萨诺夫则转达了苏联外交部的指示:苏联的战争残疾人组织决定不参加南斯拉夫战争残疾人协会即将在贝尔格莱德召开战争残疾人代表大会。[6]7月10日和15日,南斯拉夫两次照会苏联外交部,请求“苏联提供可能,让所有在苏联学习和在各个机关工作的南斯拉夫公民”回国。经请示斯大林,莫洛托夫给予了坚决的批示:“不予答复”。[7]

南斯拉夫提出这样的要求和苏联拒绝给予答复是出于同样的理由:莫斯科开始在南斯拉夫党内和国内组织所谓“健康力量”。苏联最早看中的是南共领导层里的亲苏派人物赫布朗和茹约维奇。[8]当联共(布)中央“获悉南斯拉夫政府已宣布赫布朗和茹约维奇为叛徒和卖国贼”后,担心他们遭到不测,于1948年6月9日致函南共,声明:如果南共“决心从肉体上消灭他们”,“那么联共(布)中央将认为南共中央政治局是刑事杀人犯”。苏联还要求派代表参加对赫布朗和茹约维奇一案的调查。[9]自然,南共中央拒绝了苏联的要求。[10]此后,情报局便在6月28日的决议中公开号召南共党内的“健康分子”站出来,他们的任务是:“迫使现在的领导人承认他们的错误,并公开地、诚恳地加以纠正;迫使他们与民族主义决裂,回到国际主义上来,千方百计地巩固反对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统一战线”。[11]

由于铁托和兰科维奇的严密控制,国内“健康力量”没有发展起来,莫斯科便开始着手组织南斯拉夫“流亡政府”。8月11日夜晚,在苏联的策动下,南斯拉夫高级将领约万诺维奇、佩特里切维奇和达普切维奇等人试图逃往罗马尼亚,但他们在越境时被打死或捕获。叛逃现象在驻外官员中更为普遍,很多外交官宣布站在苏联一边。8月7日,《真理报》发表了南斯拉夫前驻罗马尼亚大使拉多万·戈卢博维奇致南斯拉夫国民议会主席团的一封信,在这封完全是根据情报局决议精神写的信中,戈卢博维奇宣布辞去他在布加勒斯特所担任的职务。不久,在南斯拉夫驻布达佩斯的政府官员中也出现了分裂,大使馆代办布兰科夫连同他的九个同事叛逃,剩下的人员则被驱逐出境。[12]与此同时,南斯拉夫边界也处于紧张状态。据卡德尔在联合国发言中列举的事实,仅从1948年7月1日至1949年9月1日这段时间,在南斯拉夫东部边界就发生了219起武装冲突事件。[13]

最令铁托头痛的是莫斯科实行的经济封锁。战争结束后,南斯拉夫立即集中全力于经济恢复工作,到1947年,已经达到战前水平。随后,铁托便开始仿照苏联模式在南斯拉夫推行了雄心勃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然而,这一计划的实现完全倚赖于从苏联、东欧各国输入大量的生产资料,特别是采矿设备和工业设备。当时南斯拉夫的进口物资大约有50%来自于包括苏联在内的东方集团国家,而某些主要商品的依赖性还要大得多,如全部煤和焦炭,80%的生铁和肥料,60%的石油产品,以及实际上全部的特种机械、钢管、铁路车辆和机车,都需要从苏联及其卫星国进口。[14]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导演的经济封锁对南斯拉夫来说就意味着灾难。情报局会议以后,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撕毁合同、压缩贸易,对于已经签订合同,甚至已经付了款的极为需要的制造品、工业品和原料也拒不交货。当年,莫斯科就废除了与南斯拉夫的主要商品协定,并宣布把苏联同南斯拉夫的贸易削减八分之七。1949年1月苏联建立了欧洲经济互助委员会,其宗旨除了对抗马歇尔计划,就是对南斯拉夫实行禁运。以前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答应的投资贷款只实现了6.3%,与苏联商定的67.5亿旧第纳尔的贷款只实现了0.6%。到1949年4月,南斯拉夫与苏联、匈牙利、阿尔巴尼亚的全部贸易已处于停顿状态,与波兰的贸易量则减少到以前的三分之一。在米高扬访问布拉格之后,捷克斯洛伐克也于6月11日宣布停止向南运送货物。如此,南斯拉夫被迫宣布延期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封锁给南斯拉夫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4.29亿美元。[15]

与此同时,由于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受到威胁,南斯拉夫的国防开支迅速增加。1946年和1947年的军费开支平均每年为3.1亿美元,1948年增加到4.38亿,1949年增加到5.28亿,以后几年平均为6.65亿美元。国防费用在国民收入中占的百分比,1949年为10.2%,1952年即增长到21.5%。居民生活水平因此而受到严重影响,至1952年,南斯拉夫个人消费比1948年降低了14%,已经下降到战后的最低水平。[16]看起来铁托的统治的确面临险恶,前途未卜。情报局的决议公布以后,西方媒体纷纷预测,在苏联的压力下,铁托政权无法支撑下去。[17]然而,铁托不仅坚持了下来,而且带领南共开辟了一条发展社会主义的独立道路。不过,他们是经历了一个痛苦的摸索过程才走上这条新路的。

(二) 不仅苏联的影响和斯大林的威信在南斯拉夫党员和群众当中具有深厚的基础,就是在铁托和南共多数领导人的头脑中,共产主义的传统理念和斯大林主义的思维框架也是根深蒂固的。于是便出现了一种对于铁托来说十分尴尬的局面:情报局关于开除南共的决议发表后,南共却要在公开场合为斯大林唱赞歌。遮为庆祝南共五大召开而举行的群众大会上,通过了这样一封给斯大林的致敬电:“斯大林同志,我们深信,你将竭尽一切努力排除对我们全国,对我们党和我们中央委员会所提出的没有根据的指责。我们对你,对苏联全国,对你们为全人类所做的一切的爱戴是无限的,诚如我们相信你将竭尽一切使真相不久就大白一样。”电报的结束语是:苏南牢不可破的兄弟情谊万岁!教导我们热爱苏联的铁托同志万岁!我们的伟大朋友斯大林万岁![18]

在7月21日召开的南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铁托在对情报局的指控提出反驳后,强调了与苏联的团结,并表示希望与苏共消除分歧。铁托在发言中说:“我们认为,决议里最使人感到痛苦的,就是指控我们背离了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指控我们是民族主义者而不是国际主义者,指控我们已经抛弃了马列主义科学”。“我们的对外政策和苏联的对外政策是完全一致的,因为苏联的对外政策过去和现在都符合我国的利益,符合和平的利益。”铁托最后表示:“我愿强调指出,我们将尽一切力量改善南苏两党之间的关系。”他赢得了会议代表的支持,大会在“铁托!斯大林!”的热情欢呼声中闭幕。[19]尽管铁托后来向他的同事解释说,这样做是出于策略的考虑,[20]但实际上更大的可能是铁托的革命理想和激情使他在苏南冲突之初并没有想到要与斯大林彻底决裂,因为他们的理想和实现理想的途径都是一致的。按照南共中央组织书记兰科维奇的说法,南共五大制订的党章,尽管已在共产党情报局决议公布之后,但还是“照抄了苏联共产党的党章”。[21]

在南共被开除出情报局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南斯拉夫在对外政策方面仍然寻求与苏联东欧集团保持一致。南共五大闭幕的第二天,在贝尔格莱德召开了一次讨论多瑙河航运管理条约的国际会议,东西方国家在会上发生了公开冲突。西方国家代表强调“既得权利”,而东方国家代表则力主维护沿岸国家利益的原则。会上,南斯拉夫代表团坚持支持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的立场,对于苏联的建议一概毫无保留地表示赞成,甚至对于会议的官方语言只用俄语和法语而不包括英语这样的建议也不例外。[22]以至给南斯拉夫驻外官员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在五大以后,南斯拉夫和苏联的关系变得十分亲近了。”[23]此外,在《真理报》发表了情报局决议之后,驻莫斯科的美国记者找到南斯拉夫使馆的文化参赞,试探南斯拉夫参加马歇尔计划的可能性。兰科维奇得到消息后立即指示驻莫斯科的代办费伊奇,必须提醒使馆全体同志注意,对于任何人的任何挑衅都不要上当。[24]直到9月26日,铁托还公开表示在欧洲地区南斯拉夫是站在苏联一边的,他甚至很自信地认为,斯大林迟早是会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从而寻求同南斯拉夫的妥协的。[25]尽管莫洛托夫在11月7日苏联国庆时再一次号召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举行反铁托的起义,但是南共中央机关报《战斗报》在12月21日斯大林69岁生日那一天,还发表了题为《伟大斯大林的六十九年》的长篇社论,并且用三栏版面刊登了斯大林的照片。而在1949年1月20日列宁逝世纪念日,《战斗报》则发表文章宣称,南共遵循“列宁和斯大林的学说,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与此同时,《斯大林选集》被纳入了出版计划。[26]

1949年初经互会成立时,尽管铁托估计到南斯拉夫将被排除在这一组织之外,但为了表示在精神上和政治上倾向社会主义阵营,铁托还是提出了要求加入经互会的申请。[27]在南斯拉夫的请求遭到拒绝以后,铁托依旧努力在外交政策上与苏联集团保持同一条阵线,这特别反映在对待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立场上。在1949年3月北约成立时,南斯拉夫对其所进行的强烈抨击,同莫斯科的做法如出一辙,以至美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坎农汇报说,南斯拉夫对待大西洋联盟的立场是“完全克里姆林宫式的”。[28]

据1949年上半年在南斯拉夫进行采访的美籍南斯拉夫作家阿达米克描述,他与铁托、卡德尔、皮雅杰、兰科维奇、吉拉斯等高级领导人会见后留下的印象是,一直到6月底,他们仍然保留着一线希望,“幻想会有可能发生某种事情,促成同莫斯科的和解”。[29]

最令人不解的是,南共在经济领域开始加紧推行一种完全仿照苏联全盘集体化方式制定的农业政策。这被认为是南斯拉夫“战后政治生活中斯大林主义气味最浓的一项措施”。[30] 1949年1月底,南共二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在对农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促进农业生产方面的基本任务的决议,在这一决议的基础上,重新掀起了大规模的加速实现农业集体化的宣传工作和群众运动。虽然南斯拉夫在1946年就通过了合作社基本法,开始向集体经济过渡,但当时没有采取强迫措施,特别是对富农也采取了一视同仁的政策。正是在这一点上,莫斯科指责南共“没有在农村中进行阶级斗争”。[31]现在情况不同了。在对个体农民进行猛烈宣传的同时,还使用了许多行政手段迫使他们加入合作社。凡是抗拒的人,不论贫富,处处受到阻难和恫吓。国家征购剩余农产品的定额和税率都定得高到无法缴纳的程度,目的就是要迫使所有抗拒集体化的农民破产。在法律规定的四种农业合作社的形式中,国家政策特别导向个体农民加入第四种合作社——最接近苏联集体农庄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大规模群众运动中,这种高级形式的合作社有了迅猛发展:1948年底还只有1318个,到1950年底已增加到6964个,加入合作社的农户的数目也从60156户增加到323849户,合作社的土地从323984公顷增加到1782614公顷。[32]只是由于苏联集体农庄的名称在欧洲极易引起人们的反感,[33]所以南共在合作社名称这一点上还是坚持了自己的特点,除此之外,南斯拉夫开展的新集体化运动在实质上与苏联模式并没有多大区别,正如1953年联合国的欧洲经济调查报告所做的结论:当时南斯拉夫的农业法律,“除了细节以外,同东欧各国制定的农业法律差不多”。

然而,绝大多数农民都强烈反对这种苏联方式的农业集体化运动,高额的税收和征购也遇到农民的顽强抵制。因此,集体化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即使在其高潮的1950年,集体化土地的面积仍然只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25%左右(其中包括国家所有的土地),集体化农民在农户总数中只占17%。在牧场、草原、果园、葡萄园地区,集体化的比例还要低得多。[34]到1951年,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为下降,已经达到某些观察家认为的“一次全国规模的减产罢工”的地步。由于农民的消极抵抗,农业产量出现了灾难性滑坡,而1950年夏季的旱灾更是雪上加霜,以至1951年的谷物生产只达到战前产量的41%。[35]面对事实,铁托后来承认:尽管知道集体农庄在苏联“经过二十多年,情况仍然不妙,而我们却还是走俄国人的路,这是犯了一个大错误”。[36]

在政治方面,南斯拉夫受到的压力也出乎南共的想象。尽管铁托做出了一些缓和关系的表示,但斯大林毫不领情,社会主义阵营对南共的围攻愈演愈烈。这场运动首先是在东欧各国批判以前信奉的“通向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道路”,继而开始处理倾向南共观点或同情铁托的各国领导人,最后发展成一场以揪出铁托分子为名的令人胆战心寒的大清洗运动。

1948年夏天,捷共总书记斯兰斯基还可以自豪地告诉他的英国客人说,他们正走在一条属于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上。但是不久之后,莫斯科就清楚地声明说,除了苏联的道路外,没有其他什么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日丹诺夫的秘书尤金对此解释说:“人民民主”已经不再是一个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漫长的过渡阶段,而是一种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目的上,都同正在苏联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没有丝毫差别的制度。[37]似乎是为了证明像铁托那样偏离莫斯科路线的人没有好下场,在1948年8-9月波兰工人党中央全会上,曾经反对建立情报局,并对处理南共问题持怀疑和保留态度的总书记哥穆尔卡被撤职,其罪名是“不懂得联共(布)的领导作用”,“不信任苏共和苏联”,否定“苏联的建设道路”;在苏南争论中,对南共采取“调和和妥协的态度”,对情报局处理南共的决议持“否定态度”。[38] 1949年1月,哥穆尔卡被开除出党。

然而,这还只是莫斯科准备清理“铁托分子”的信号,真正的清洗是从1949年夏季开始的,首当其冲的便是昔日南斯拉夫“最好的朋友”——阿尔巴尼亚。1949年5月阿共亲南派领导人佐泽被捕,经过不到一个月的秘密审讯,便以“铁托主义者”的罪名被处决。9月10日匈牙利政府公布了对三个月前已被开除党籍的外交部长拉伊克和其他党政领导人的起诉,经审判后,包括拉伊克在内的四个人被送上了绞架。起诉人的发言清楚地说明了这场审讯的动机和政治目的:“匈牙利人民法庭宣判拉斯洛·拉伊克这一帮阴谋分子有罪,在道义上和政治上也宣判了南斯拉夫的叛徒铁托、兰科维奇、卡德尔和吉拉斯这个犯罪集团。这次审讯的国际意义就在于此。”[39]如果说哥穆尔卡、佐泽、拉伊克多少还有些同情铁托或抵制莫斯科的话,那么保共前任总书记、政府副总理科斯托夫则是一向对南共政策表示不满的人,但他也没有逃过厄运。11月30日,科斯托夫被送上了被告席,随后亦遭枪决。其关键性的罪状竟是1934-1935年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曾建议让铁托担任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人。[40]在所有这些审讯中,都把最荒诞不经的阴谋诡计归罪于铁托、兰科维奇以及其他南共领导人,按照审讯的结果,这些人在战前、战争期间以及战后时期,一直就是卖国贼、叛徒和外国帝国主义分子的代理人。这样,就为第三次情报局会议对南共进行更加骇人听闻的指控做好了舆论准备。

1949年11月19日,情报局在匈牙利召开的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南斯拉夫共产党掌握在凶手和间谍手中”的决议。决议认为,从情报局1948年召开的上一次会议到今天,“铁托匪帮”终于完成了“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向法西斯主义的过渡”。“南斯拉夫政府完全处于外国帝国主义集团的控制之下,并变成了他们侵略政策的工具”。决议指出,对拉伊克-布兰科夫审判的结果充分证明,“铁托集团已经将贝尔格莱德变成了美国人进行特务活动和反共宣传的中心”。情报局最后号召所有共产党员和工人党员“同铁托集团——被雇佣的特务和杀人犯进行斗争”,帮助南斯拉夫“回到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41]

最后,在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问题上,南斯拉夫人也感受到了来自苏联方面的威胁。1948年8月18日,莫斯科在照会中抗议南斯拉夫逮捕并虐待苏联公民,进而威胁说,苏联政府“将不会容忍这样的情况,……并将被迫采取其他更为有效的措施”。[42]于是,南斯拉夫边境的空气骤然紧张起来。在北面,根据南斯拉夫掌握的情报,至少有七个苏联摩托化师部署在匈-罗边界。还有材料说,一支干涉部队曾经在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境内集结过,其中还包括6000名西欧国家反铁托的志愿军,甚至在保加利亚的布拉戈耶夫格勒市还建立了一支空降部队。[43]在南面,阿尔巴尼亚在科索沃问题上又埋下了新的钉子。1949年9月24日,根据霍查的旨意,阿劳动党书记雅科瓦在发罗那的群众集会上公然号召生活在南斯拉夫境内的几十万阿尔巴尼亚族人分离出来,加入“主体国”,他说:“科索沃人的道路是和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及国际主义共产党人一道,起来反对铁托集团,唾弃铁托,争取自由。那时科索沃的问题就会得到公正解决。根据自决原则,科索沃的未来是科索沃并入阿尔巴尼亚!”[44]由于担心西方国家介入对南斯拉夫的武装进攻,从而使苏联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与西方形成直接对抗,莫斯科始终没有下达开始军事行动的命令。尽管如此,南斯拉夫依然是内外交困、四面楚歌。 铁托在苏南分裂以后做出的接近苏联并与斯大林和好的表示,无非是要向各国共产党证明南共仍然在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无非是要稳固南共在南斯拉夫的领导地位。然而,严酷的事实终于使铁托和南共领导人明白了一个道理:斯大林主义并不等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苏联模式并不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而恰恰是因为坚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使得铁托在国内难以维持共产党的统治地位,在国外难以求得回旋余地,摆脱孤立状态。铁托被迫去寻找一条适合南斯拉夫国情的独立的发展道路。

(三) 南斯拉夫的独立发展道路首先是在对外政策方面突破的。在斯大林确定了与帝国主义阵营实行对抗的冷战政策以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直接与西方发生关系就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行径,是对社会主义阵营的背叛。正是出于这种无形的压力,铁托在苏南分裂之初,对待与西方接触的问题特别谨慎。但是,国内的经济萧条,国际上的政治孤立,迫使南斯拉夫开始考虑与西方的关系问题。 苏南在国际舞台的公开对抗是从1949年5-6月巴黎外长会议讨论对奥地利缔结和约开始的。战后,南斯拉夫要求奥地利赔款并割让卡林西亚和施蒂利亚部分领土,这些要求过去一直是得到苏联支持的,甚至到1949年2月,莫斯科还在与美英法的争执中站在贝尔格莱德一边。但在巴黎会议期间,苏联完全撤销了这种支持,6月20日发表的会议公报排除了南斯拉夫对领土的最低要求。此后,莫斯科与贝尔格莱德之间便通过声明和照会不断地进行公开指责和攻击。9月28日,苏联宣布废除苏南友好条约。随即,南斯拉夫指控莫斯科在南煽动叛乱,而苏联则宣布南斯拉夫驻苏大使姆拉佐维克是间谍,双方先后召回了本国的外交人员。9月30日至10月4日,匈、波、保、罗、捷纷纷步莫斯科后尘,废除了与南斯拉夫的友好条约。[45]至此,南斯拉夫与苏联东欧集团的外交关系已经名存实亡。

如卡德尔所说,当他在1949年9月第四届联大上发言抨击莫斯科时,南斯拉夫“已经制订了自己的对外政策主张”。卡德尔在发言中批评“把世界划分为集团和势力范围”,主张各国之间应和平共处、积极合作,主张各国人民的独立以及政治和经济的自由,主张各国人民有权自己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反对一个国家干涉其他国家的社会制度,等等。“实际上,这已经是不结盟政策的基本原则了。”[46]根据这一原则,贝尔格莱德开始寻求与西方的和解。 针对1949年4月4日希腊外交部长察尔达里斯关于希南可能和好的说法,铁托7月11日在波拉的讲话宣布将逐渐关闭与希腊的边界,暗示着南斯拉夫不再支持希腊境内的反政府斗争。8月17日,南斯拉夫驻雅典代办拜访了希腊外交部——这是自1946年以来贝尔格莱德主动采取的第一次外交行动。南斯拉夫与意大利在1949年初已经小有接触,开通了边境贸易渠道,调整了在亚得利亚海的捕鱼范围。7月30日铁托接见意大利大使,进一步推进了和解进程。8月4日双方签署了为期一年的贸易条约,8月6日的双边协定则解决了意大利的战争赔款和归还财产问题。尽管在的里亚斯特问题上,南意之间的分歧仍然延续了一段时间,但此时两国外交关系上的冰冻总算化解了。[47] 铁托摆脱双重压力的主要出路是缓解与美国的关系,打破莫斯科经济封锁的关键因素也在于取得美国的经济援助。因此,美国对南斯拉夫态度的转变以及要求贝尔格莱德为此所付出的代价,是决定南斯拉夫是否能够顶住苏联的压力生存下来,并在两大集团对抗中保持超然立场的重要环节。

鉴于南斯拉夫一贯的激进宣传和革命行动,美国政界对铁托的敌视态度是根深蒂固的。美国对苏南冲突发展结果的最初反应体现在6月8日坎农大使给国务院的一份电报中。该电在分析苏南冲突的种种现象后得出结论说,在南斯拉夫的新形势下,美国制定的对南政策应尽量与我们的现行政策保持一致,“没有必要对其进行根本性的改动”。[48]有些人甚至认为整个苏联与南斯拉夫的争执也许只是个骗局,艾森豪威尔在1949年2月18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34次会议上就提醒说,这是“一个极其巧妙的圈套,以促使美国为东欧的复苏提供资金”。[49] 然而,多数意见则认为在对抗莫斯科的斗争中应该利用苏联与其卫星国之间的矛盾和分歧。马歇尔早在1948年7月10日给伦敦的信中就表示了国务院对苏南冲突事件的考虑:“我们不应该打击铁托想密切与西方关系的任何举动,应该等待他的接近”。1949年2月15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的文件则阐述了美国政策的基本目标,即确保铁托的处境“不因为我方的任何举动而更为困难”。[50]两个月后,凯南关于“要不惜一切代价加深克里姆林宫与其国外代理人之间的猜疑”的说法,更明确地表明了美国利用支持铁托主义来消弱苏联对东欧控制的政策。[51]到1949年8月,多数美国官员已经认识到,如果要消弱并最终消灭苏联势力对西方的威胁,最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在共产主义阵营内部培植异端,鼓励建立一些非共产党政权,即使他们在本质上说是共产主义的”。[52]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1949年初杜鲁门政府为扩大对南斯拉夫的出口,改变了办理出口许可证的程序。[53]

铁托对此做出了反应,他在4月9日人民阵线代表大会上发言说,南斯拉夫没有理由拒绝与西方做生意。但他在抨击了情报局企图推翻南斯拉夫政权的阴谋后重申,南斯拉夫必须准备单独对付来自各方面的进攻,决不会加入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7月11日铁托明确承认南斯拉夫正在谋求从西方得到贷款。8月29日,贝尔格莱德正式宣布已经吁请美国为南斯拉夫购买工业设备提供贷款。1949年8月,美国政府决定允许南斯拉夫在美国购买价值300万美元的一套精密轧钢设备,9月8日,美国进出口银行同意给予贝尔格莱德一笔2000万美元的贷款,其中1200万美元用于购买采矿设备。12月27日卡德尔向国民议会发表讲话,承认这2000万美元贷款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900万美元贷款后,世界银行也已原则上同意借贷2500万美元。卡德尔还报告说,南斯拉夫已经同24个国家签订了贸易协定,与46个国家有商务关系,并且同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关系正在改善。但他也同时指出,这种改善并没有影响南斯拉夫的对内对外政策。1950年3月1日,进出口银行宣布再向南斯拉夫提供2000万美元的贷款。而铁托5月31日在普罗库普列的演说中,一方面公开表示欢迎这些贷款,一方面继续强调借款并不损害南斯拉夫的主权,南斯拉夫并没有把自己出卖给美国。[54]

1950年夏季,南斯拉夫遭受严重旱灾,边界地区又受到敌对武装力量的威胁,迫使贝尔格莱德向美国提出了更大规模援助的要求。杜鲁门在决定动用1600万美元共同防御基金作为救济南斯拉夫旱灾之用后,又于10月底向国会提出了3800万美元粮食援助的议案。然而,国会拖延了一个月才举行了讨论这一议案的外交事务委员会听证会。面对众议员们的质询和抱怨,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乔治·帕金斯解释说,“南斯拉夫在保持其独立的同时,已经成为维护欧洲和平的力量。它的人民决心保卫他们的独立,这有助于其他国家人民的独立和安全。”至于南斯拉夫的军事潜力,帕金斯坚信,那“是对冒险政策和侵略的威慑力量,无论是在巴尔干或是在欧洲其他地区”。杜鲁门在11月29日致国会的信件中也劝告议员们:“南斯拉夫持续不断的独立行动,对于美国的安全十分重要。一个正在反抗苏联帝国主义野蛮的威胁并把苏联势力排除在一个欧洲最具战略意义的地区之外的国家,我们是可以协助维持它的独立的。这显然符合我们国家的利益。”正在此时,朝鲜战争局势的变化促使美国国会下决心解决援助南斯拉夫这一棘手问题。数十万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的顺利推进,打破了麦克阿瑟关于美国兵可以回家过圣诞节的诺言和自信。面对这种局面,在国会里,甚至最顽固的反对共产主义者也愿意相信在欧洲利用铁托或许有助于减轻美国在亚洲的压力。正如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所说,铁托与莫斯科的决裂给美国在中欧带来了一些有利的机会,只要可以把南斯拉夫从敌方阵营中争取过来而保持中立,这就是一个进步。于是,国会参众两院分别投票通过了白宫的议案。[55]显然,南斯拉夫采取的中立立场已经为西方所接受。

通过与苏联分裂后一年多的国际交往,南斯拉夫对于自己能够同西方打交道而不致损及独立这一点的信心大为提高,进而希望利用西方的军事援助加强对抗莫斯科的实力地位。在美国方面来说,从1950年的经济援助到随后一年的军事援助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尽管仍然有人对此持批评态度。迟至1951年初,南斯拉夫还拒绝寻求美国的武器装备。1950年10月外交部长卡德尔告诉艾奇逊,这样的要求只会给苏联正在妄图使其侵略合法化提供借口。次年春季,南斯拉夫人对于莫斯科发出的含有战争威胁的叫嚷变得越来越紧张,开始倾向于利用西方的军事援助来保护自己了。1951年5月,第一批军火从英国运抵南斯拉夫。6月18日,访问华盛顿的南斯拉夫总参谋长告诉艾奇逊,苏联一心想破坏南斯拉夫的独立,现在的问题“不是他们会不会,而是何时会采取行动”。此后10天,南斯拉夫便正式向美国提出了军事援助的要求。[56] 1951年11月美国与南斯拉夫签订的军事援助协定和一个美国军事代表团访问贝尔格莱德,把南斯拉夫与西方的关系推到了高潮。对于贝尔格莱德来说,“这项协定的政治意义在于顶住东方的军事压力和冲破东方的封锁”。而杜鲁门则满怀信心地向国会指出,南斯拉夫的武装力量现在已经构成“在东南欧地区防止侵略的重要屏障”,“为了美国以及自由世界的安全”,对铁托的军事援助是必要的。到1952年底,南斯拉夫从美国和一些西欧国家获得的军事援助已达2.4亿美元。[57]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人当然不免从否定的角度指责南斯拉夫已经投入帝国主义怀抱,而更多的西方观察家则从相反的角度评价贝尔格莱德对外政策的转轨,特别是在巴尔干条约签订的过程中,有人甚至预言南斯拉夫“正在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的席位前进”。[58]这实在是一种误会——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确实非常乐观地看待南斯拉夫与希腊和土耳其关系的改善,并因此而产生了缔结一项包括南斯拉夫在内的巴尔干条约的想法,而且指望铁托能够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有所往来。当然,不可否认南斯拉夫为了自身的安全也有利用北约组织的愿望。1950年2月铁托还把北约看成是一种“挑衅力量”,而到1951年秋美国军事代表团到达贝尔格莱德时,铁托却已将北约的建立称之为“苏联政策的必然结果”了。只要与南斯拉夫的原则不相违背,铁托保证愿意“在一切具有国际性质的问题上”与北约组织成员国合作。后来,南斯拉夫对西德参加北约组织的愿望也表示了欢迎的态度。[59]

作为共产党人而又被排除在社会主义阵营之外,明知不能与帝国主义联手但又需要得到西方的援助,铁托当时的处境的确十分尴尬,其言论和行为也往往自相矛盾。不过,总体说来,南斯拉夫在最困难的时候,还是坚持了独立自主和“积极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当南斯拉夫受到西方将其拉入北约的直接或间接的压力越来越大时,确有少数人倾向加入北约组织,[60]但铁托仍然表示,南斯拉夫不希望缔结任何条约,甚至也不希望同希腊和土耳其缔结一项地区性条约。尽管出于对苏联及其卫星国威胁的担忧恐惧和对西方援助的依赖,1953年2月28日南斯拉夫与希腊和土耳其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但是这一条约并不是那种合乎西方口味的巴尔干条约。事实上,其中一项条款还是专门用来排除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任何联系的。[61]以后的事实表明,随着南斯拉夫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加强,巴尔干条约的正式签署,与其说是北约组织已经“延伸到了克里姆林宫墙下”,[62]毋宁说南斯拉夫在北约和华约之间建立了一块同时与东西方进行周旋的基地。

(四) 如果说南斯拉夫国内政策的转变是美国加强对贝尔格莱德提供援助的前提条件之一,[63]那么对于铁托来说,改革经济和政治体制则是南斯拉夫迈出的通向独立发展道路的最重要的一步。南共对国内政策的改变是从1950年6月开始的。 面对广大农民的不满情绪和急剧恶化的农村状况,铁托在1950年3月的竞选演说中,保证今后对农产品的强制征购将比较公平地进行,过去执行这一政策不当的地方干部将受到惩处。1950年6月9日,南斯拉夫公布了一项新的农业合作社基本法,代替了1946年的合作社法,更否定了1949年初制定的激进政策。合作社新法又重新强调了自愿原则,认为这是组织一切合作社所必需的,并坚持在综合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内部实行完全自治的原则。此外,为了进一步把南斯拉夫生产合作社与苏联式集体农庄区别开来,在合作社形式上,新法律强调要发展综合合作社——四种合作社中较低级的形式,其功能主要在流通和加工领域——使之成为整个合作化的主要形式。社员对他们带进合作社的土地保留了所有权,同时可以有最多达一公顷的土地留归自用。纵观南斯拉夫1950年的合作社法,其目的是在农民对土地所有权的传统感情与农业社会化的发展要求之间探索一条中间道路。[64] 然而,这项农业改革政策在实际运行中遇到了重重阻力。在南斯拉夫党和政府多数干部当中,传统的意识形态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人们的头脑深处,苏联农业集体化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仍然是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由之路。再加上1950年夏天出现的毁灭性旱灾,逼迫政府不得不继续从个体农民身上收取过多的农产品。农业改革因此而步履蹒跚。虽然合作化运动的步伐总体上是放慢了,但苏联集体农庄式的合作社却还有所发展,到1950年底比上年还增加了338个。而地方党组织对合作社的管理,仍然像以前一样独断专行。[65]

按照1949年初的规定,个体农民加入合作社三年以后,可以重新决定是否继续留在合作社内。于是,1951年便出现了大量农民提出退社的问题。当南共中央政治局为此召开会议研究对策时,占上风的还是意识形态的传统派,他们主张对申请退社的农民进行压制。然而,面对普遍出现的农业危机——农民怠工、生产下降、牲畜减少,南共领导人被迫对整个合作化政策进行一次彻底检查。这次检查的重点是再次强调从生产合作社转到综合合作社上,以此作为未来农业政策的基础。1951年11月24日,南共中央给全国各地党组织发出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改造未来方针”的指示,强调综合合作社应该作为“促进农业生产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斗争的杠杆”;应该取消国家强制征购剩余农产品制度和废除工业品和农产品的配给制度;建议利用税收来打击“农村中的残余富农”;将在每一个生产合作社中建立起新的自治制度和会计制度;对生产合作社进行改组,并解散经营不善的合作社,等等。与这种农业政策的新措施相辅而行的是取消了肉类、牛奶、奶制品、土豆、饲料和油脂的强制收购(但仍然坚持国家征购大量谷物)。[66]

此后,党内以巴卡里奇为首的改革派推出了合作社内部管理的会计方法和逐步增加自治成分的改革方案。到1952年春季,政府采纳了这些改革办法,随即取消了谷物的收购,个体农民获得了购买农业机器的有限度的贷款;按照土地的好坏、农作物和土地面积征收的纳税制度也建立起来了。不过,这些措施仍然不说明农业政策发生了根本改变。铁托在南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演说表明了南共对农业政策的基本观念和倾向:“没有农村中社会主义成分的胜利,在我们国家里就不会有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67] 1952年南斯拉夫再次发生严重自然灾害,农民也继续对合作化采取抵抗立场,其结果导致当年谷物产量已不及战前平均产量的37%。对美国粮食进口的依赖性[68],以及国际局势的严重性[69],迫使南斯拉夫领导人更加彻底地重新估计农业政策——看来需要根本放弃农业合作化的方针了。1953年3月20日,南斯拉夫政府公布了关于“财产关系和农民生产合作社的改组”的新法令。这一法令标志着南斯拉夫农业政策的根本性改变,其中心内容如卡德尔所说,“在加入或退出合作社方面认真地坚持自愿原则是十分必要的”。这项法令允许解散或者改组生产合作社,除了那些在政府公地上组织合作社的人以外,所有农民现在都可以自由退出合作社,取回他们的土地、房屋、存粮、牲畜以及他们原来参加合作社时交出的一切其他财产。执行这一法令的结果是,到1953年底农民生产合作社仅剩下1152个了。而综合合作社的数目则增加到7114个,社员人数已占全国农民的85%。[70]

尽管在农业改革方面还有许多矛盾需要克服(如农产品收购、贫富差别等),还有许多新问题需要解决(如雇工、土地买卖等),但是农业发展的基本方向已经确定下来,即以农民个体经营为生产主体,再通过综合合作社的形式在流通领域把农民组织起来。而根据1953年3月法令改组后的综合合作社所遵循的新方针,与当时在工业部门实行的工人管理的办法更加接近了。这种农业社会化的原则与当时正在研究的对工业企业实行工人管理的制度,在理论上是一致的,同步的。 南斯拉夫对于工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同样不是一帆风顺的,实际上,从1950年6月宣布工人委员会法到1953年1月以宪法形式将工人管理制度和工人自治制度确定下来,其中经历了不断“试试改改”的过程,也出现过极其混乱和矛盾的局面。这是由于人们认识水平和管理能力上的差距,以及现有中央集权管理体制的影响造成的。改革措施变换无常,经济法令泛滥成灾,仅1952年夏天政府承认有效的经济法规、命令、条例、指示就有3500种之多,而各级政府官员在执行中又大多任意加以解释,甚至自行其是。[71]不过,这种在改造旧制度中必然发生的无序状态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而且总体说来,改革还是沿着不断实现经济分权化的方向发展的。

所谓经济分权化,实质就是对所有制进行改造,其表现形式则是工人参加管理和工人自治。铁托在通过工人委员会法时宣告:“从今以后,(南斯拉夫)对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就要逐步转变为更高级的社会所有制。国家所有制是社会所有制的最低形式,而不是像苏联领导者认为的那样是其最高形式。”[72]工人委员会法是对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的具有革命意义的第一项措施,归根结底,也是此后在南斯拉夫所建立起来的一套思想体系和政治结构的基石。该法规定把一切经济组织的经营和管理权移交给各个企业的工人。各个企业的工人委员会由该企业的全体工人和职员按照普遍、平等、直接的原则以秘密投票选举产生,任期一年。工人委员会作为权力机构,决定企业的大政方针,选举和罢免企业的管理人员,对企业的经营管理进行监督和质询,并定期审核账目和生产计划。作为企业的管理机构,管理委员会的委员在工人、技术人员和职员中选举产生,其中直接参加生产的人员必须达到四分之三。为了避免企业管理阶层的官僚化,规定管理委员会委员只有三分之一可以连任,而且任期不得连续两次以上。企业经理是管理委员会的当然委员,但不得担任主席。然而,由于各企业内部的党组织不肯轻易放弃其管理特权,直到1951年中,才采取了把全部企业转交给工人管理的实际行动。甚至在当时,工人委员会法所规定的新制度的实施仍然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经常需要规定各种规章条例来充实和改进这一制度。由中央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控制到由工人管理制度体现的间接控制的过渡大致上在1954年春天才顺利完成。到1954年底,工人参加经济和行政组织基层自治机构的已达60多万人,在工人管理的企业中,每七个人中间就有一个人直接参加本企业的管理机构。[73]

工人自治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当然也带来不少问题。按照工人要求大幅度提高工资导致的通货膨胀,由于管理人员缺乏训练和经营能力给企业造成的巨大浪费,调整企业结构和追求经济效益带来的失业现象,以及在经济利益驱使下经济犯罪案件的猛增,如此等等。然而,与经济变革俱生的弊病无法抹杀改革的成就:生产组织得更加合理,劳动生产率和工人劳动积极性大大提高,工人委员会通过撤换不称职的管理人员而铲除了企业管理的无效率现象。与工人委员会法相配套,1951年12月又通过了国民经济管理法、预算法,以及关于社会捐款和税收的基本法,1952年底取消了五年计划制,1953年初解散了权力最大的经济机构——联邦计划委员会,而代之以只起指导和检查作用的联邦经济计划研究所。所有这些标志改革正在不断深化的状况不仅为当时绝大部分西方观察家所承认,而且为南斯拉夫1953年以后工业生产的高速度增长奠定了基础。[74]

总之,不断扩大各种形式的工人管理是铁托进行经济改革的核心支柱,也是南斯拉夫摆脱苏联集中化、官僚化经济模式桎梏,开辟独立发展道路的第一步。用一位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的话来说,工人委员会法宣布以后,“已经在1948年割断了同苏联的政治联系的南斯拉夫,……现在也割断了同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联系,并且走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道路。”[75]卡德尔1954年秋天在奥斯陆发表的演说,对南斯拉夫的经济改革做出了深刻的说明。他认为,南斯拉夫的经济民主自治体制是以两个根本前提为基础的:第一个是,任何中央政府,不论它如何英明,都无法控制一个国家的全部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二个是,个人能否发挥最大限度的能力和主动性,与其说取决于指示和控制,不如说取决于在自由中进行劳动和创造的工人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和物质的利益。如果无视这两个根本前提,就会自然而然地走向官僚专制。[76]这段精辟的论述,一方面肯定了南斯拉夫经济改革的目的和根本出路在于解放生产力,另一方面也指出了这种经济改革的必然结果是进行政治和行政改革。

南共主要理论家之一皮雅杰曾说过,分权化是“走向民主和社会主义道路的第一步和最重要的一步”。[77]这无疑涉及到了政治体制问题。南斯拉夫的政治改革是从处于政权领导地位的南共自身开始的。1950年10月,南共中央号召取消作为南斯拉夫唯一政党——共产党党员的特权,宣布党员和非党员的法律地位是完全一样的,不允许任何人依靠党员身份而享受特殊待遇。为此,取消了发给党员的特别配给品和住房特权。尽管这一行动在国内外受到普遍赞许,但还没有触及到根本问题。随着经济改革分权化的发展,高度集中的党的组织形式,及其庞大而专横的官僚机构显得越来越不相称。更严重的问题是许多党的干部不理解新路线,不愿意放弃已经习惯了的权势。[78]显然,经济体制改革的继续前进,迫切需要对党的机体本身进行清理和整顿。1952年6月南共中央全会做出指示,根据在全党实行分权化的原则,限制党在地方政府和经济事务中的直接作用,禁止党的干部干预企业的工人管理。中央命令各级党的领导人立即放弃他们在政府机构中担任的领导职务,彻底改变那种象征着苏联“官僚等级制度”的状况。为了扩大“党内民主和消灭官僚主义”,6月指示赋予党的地方组织以更大的自决权,在遵守党的总路线的前提下,地方党组织可以自行决定做什么和怎样做。11月召开的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不仅将党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而且提出了一整套关于党的新理论。根据新的理论,党的领导作用不是体现在把自己的决定和意志强加于各级政府机构,而主要表现在“政治和思想教育”方面。按照卡德尔的说法,党要使自己的政策起到领导作用,就必须“依靠做好工作,认识社会规律,而不能依靠一纸法令,规定自己就是政治领导力量”。[79]

对政府行政体制的真正改革始于1952年4月1日通过的关于人民委员会的一般法。人民委员会法彻底改组了整个地方自治系统,使它在情理上更加适合于经济分权化的改革。根据这一法律,在联邦和共和国的法律允许范围之内,特别市、区、市、乡的人民委员会都有相对独立的权力,他们可以制定自己的社会计划和预算,筹集自己的财政收入。在政府机构改革方面,最重要的变化是在特别市、区和市设立了作为人民委员会下院的生产者院。生产者院的代表是从基层生产部门选举出来的,体现了铁托主张的工人管理国家的原则。它与上院,即人民院在制定地方法规,以及处理一切地方经济事务方面,具有同等的职责。1952年的法律还规定设立选民会议,以保证公民尽可能广泛地参与地方事务,并使他们更易于直接监督和控制人民委员会。1953年1月13日国民议会通过的宪法改革法,全面修改——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废除了1946年的宪法,而肯定了1950年以来各项改革的原则,这包括直接民主的原则,以议会治理实现权力统一的原则,把经济工作摆在政治工作之前的原则,等等。[80]

至此,南斯拉夫的国内外政策调整已经初步完成,虽然其中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也含有不少与现实相距甚远的理想化成分,但无论如何,到1953年初,南斯拉夫的外交政策和国内经济政治体制都已经彻底背离莫斯科路线,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由"苏斯洛夫"录排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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