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所了解的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
2勋章,石油和勃列日涅夫
3勃列日涅夫的一点可爱之处
4赫鲁晓夫回忆录的秘闻
5我曾是勃列日涅夫卫队长
6勃列日涅夫时代
7真实的赫鲁晓夫
我所了解的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


  俄罗斯《独立报》7月27日文章

  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不是恣意妄为的人。他可能说出一些蠢话,做出一些蠢事,可这不是他贪权和任性,而是他文化水平不高的原因。赫鲁晓夫就没有这种恶习。赫鲁晓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以后,有对工作人员发脾气的时候,后来这也是他的罪状之一。

  赫鲁晓夫不是胆子很大的人。

  有人说,赫鲁晓夫当上总书记以后,在基辅焚烧了许多能证明他曾参与大清洗的材料,事实并非如此。有人问,为什么赫鲁晓夫死抱住伊万.谢罗夫不放,这个问题提得合情合理。因为谢罗夫是贝利亚的副手,是贝利亚的得力干将,谢罗夫对贝利亚很忠实。比如说,驱赶少数民族(车臣人、印古什人和克里米亚鞑靼人)就是谢罗夫干的。他因此得到了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和苏沃洛夫勋章,要知道,只有在重大战役中立了大功的人才能得到这类勋章。   贝利亚被枪决后,谢罗夫不仅没有受审查,反而得到了赫鲁晓夫的宠信。他先是乌克兰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后来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赫鲁晓夫到各地视察,包括出国访问,谢罗夫总是不离左右。要不是为赫鲁晓夫出访英国做准备期间英方对谢罗夫有反应,他还下不去呢。当时,英国报界一片哗然:双手沾满鲜血的贝利亚的亲密战友竟然也能陪赫鲁晓夫出访。后来,赫鲁晓夫不得不解除了谢罗夫的职务。   按逻辑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谢罗夫深知赫鲁晓夫清洗期间在一些文件上签字后,有难言之隐,就设法帮他摆脱干系。我们虽没发现文件被焚,但在文件上做手脚对谢罗夫算不了什么――有些文件可以藏起来,有些文件可以抹去签名。这样谁也发现不了什么,文件都在,可上面却找不到赫鲁晓夫的签名。奇怪的是,在莫斯科的许多文件上,所有政治局委员的签名都在,唯独不见赫鲁晓夫的签名。对此人们可以随便推测,却的确没发现确凿的事实。令人吃惊的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是那么自信地作了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报告。也许他以为,与其他人相比,他的过去多少是纯洁的,所以才表现出极大的勇气。
  有人说,赫鲁晓夫揭露个人崇拜,一方面说明他有勇气,另一方面说明他在报复斯大林。我认为,言之有理。斯大林总是开他的玩笑,把他当成打趣的对象,甚至刻薄地挖苦他。同时,斯大林毕竟不是轻易就使赫鲁晓夫有机会弄虚作假的人,赫鲁晓夫往往被揭穿。在心理上,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感觉是复杂的。他的怨气积了多时,在二十大上开始喷发出来。
  60年代初期,赫鲁晓夫积极插手文化生活。这大概与他的家庭有很大关系。他的女婿阿朱别伊、女儿拉达和儿子谢尔盖都在文化领域供职,他们让赫鲁晓夫多接近知识分子。有的知识分子也乐意与领导人接近,他们认为,出席展览会或会议的领导人越多,这些活动的“身价”就越高。赫鲁晓夫常常不事先说有人请他去参观展览,就突然叫上他的下属:走,去看看他们涂了些什么。他到场以后,总是大讲文艺理论。我认为这也是赫鲁晓夫在自我表现:我不仅能领导建筑业和农业,还能领导文学艺术。   勃列日涅夫

  勃列日涅夫上台两三年以后,我们才意识到,拥戴他当总书记是个错误。因此还有了传闻,说我们建立了影子内阁,想把勃列日涅夫赶下台。尽管如此,我对参与倒赫(鲁晓夫)活动绝不后悔。   其实,与其说是有人推举勃列日涅夫为总书记候选人,不如说勃列日涅夫的履历起了主要作用。勃列日涅夫经历过整个战争,当时任最高苏维埃主义、中央政治局国防会议主席,有在加盟共和国工作的经验。另外,我国半数人口是妇女,而勃列日涅夫是个讨人喜欢的美男子。从各方面考虑,就把勃列日涅夫当作总书记的最佳人选了。可是,我们没注意到,他的文化水平不高。后来我们又发现,他特别欣赏阿谀奉承之徒,而且地方观念强,看重亲属关系,喜欢戴勋章和收受礼品。

  记得有一年,勃列日涅夫的生日快到了,我们决定送他一台索尼小电视。我把电视送到勃列日涅夫的接待室,让工作人员在生日当天送到总书记办公室。没想到,我刚走,勃列日涅夫经过接待室就看见了那台电视,他让工作人员立刻把电视搬到他的办公室。他随即给我打电话表示感谢,对那台电视赞不绝口。收受礼品,几乎成了勃列日涅夫的癖好。   由于工作需要,我有机会接触许多领导人,接触多了,自然有个比较。在去见赫鲁晓夫之前,必须做细致全面的准备。因为他可能提许多问题,国内外的问题都可能涉及到。可是向勃列日涅夫汇报时,按自己的计划谈就行了。然后说一两个笑话,谈话就结束了。在赫鲁晓夫那儿我可能得呆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在勃列日涅夫那儿只要二十分钟就够了。   勃列日涅夫是个活跃的人,可是他的活力却没放在工作上。他不喜欢按部就班地工作,工作时间常常躺在休息室,一睡就是二三个小时,甚至睡上半天。他喜欢当代表,喜欢赴宴,还喜欢打猎。

  勃列日涅夫重用的多半是他的同乡、朋友、亲戚和善于阿谀奉承的人,这种情况实际上毁了他。就拿他让谢洛科夫当内务部长这件事说吧。赫鲁晓夫时期没设联盟内务部,只设了共和国社会安全部。恢复联盟内务部的问题突然提上了议程,而且放出风来:摩尔多瓦党中央第二书记谢洛科夫任部长。在乌克兰工作时我就认识谢洛科夫,那时我是团中央书记,他是党中央轻工业和地方工业部长。当时我就纳闷,这个冶金专家和轻工业有什么关系。后来才知道,这是个有背景的人。战争年代,他当过军需官。后来,他抛弃了当护士的妻子,被免了职。就在这时,勃列日涅夫看中了他,把他调到摩尔多瓦中央委员会(勃列日涅夫是摩尔多瓦领导人)。在恢复联盟内务部和让谢洛科夫当部长的问题上,我和谢列平激烈反对,勃列日涅夫起初改变了主意,后来还是任命了谢洛科夫。谢洛科夫倚仗勃列日涅夫的宠信,开始抓权,甚至把手伸到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件事使我和勃列日涅夫的矛盾越来越深。此人1982年因贪污受贿被解职,畏罪自杀。

  后来,勃列日涅夫把亲友安排在国家重要岗位上的做法越来越明显。他的儿子是外贸部第一副部长,女儿加琳娜的第二个丈夫丘尔巴诺夫是内务部第一副部长,此人除了在守监狱的军队中做过青年团工作以外,没任过任何重要职务。更荒谬的是,柯西金的五个副手都是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人(勃列日涅夫出生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

  柯西金是个聪明人。而且是个不错的专家。我们常常在一起看足球和冰球,有时勃列日涅夫看球,也把我叫到政府官员的看台上。柯西金与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的关系很微妙。在看柯西金在斯德哥尔摩讲话的电视节目时,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对柯西金品头论足,看得出,他们对柯西金嫉妒到了极点,简单是仇恨。他们不仅嘲弄柯西金,对柯西金的夫人也有不恭之词。柯西金的夫人通情达理、美丽贤淑,而且精通法语。她病重的时候,柯西金日夜守在她的病榻旁,一直到她病逝。   国人都知道,勃列日涅夫是个享乐主义者。他喜欢吃喝,离不开女人。他挑选干部也有这方面的考虑。比如说,他与某人的妻子关系暧昧,或者他喜欢某人的妻子,某人就开始平步青云。茨维贡就是这种情况。勃列日涅夫在战时有几个女友,战后他虽然另有新欢,却不忘旧情――他先把她们调到第聂伯罗彼行罗夫斯克,又调到莫斯科。他给她们安排住房,给她们找体面的人帮助她们成家。当然也有说话不算数的时候。比如说,他对一个女友许诺,提拔她丈夫当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这个人当上市苏维埃代表以后,再往上提拔就有难度了――当时是赫鲁晓夫当权。于是他把这个人送到哈萨克斯坦,使他很快成了哈萨克斯坦部长会议副主席。后来这个人因巨额受贿被判刑15年。奇怪的是,罪犯三年后提前出狱,很快就神秘地死了。勃列日涅夫的这个女友一直住在莫斯科,过着优裕的生活。   勃列日涅夫年轻是在男女关系方面就不严肃。战前他在担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书记的时候,正与他日后的夫人谈恋爱。女方的母亲对他与女儿的亲昵关系不满,对他说:“如果你不娶我女儿,我就要你的好看。你在州委呆不下去,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也呆不下去!”考虑到自己的前程,勃列日涅夫只好应允了婚事……

  在这方面,勃列日涅夫的女儿加琳娜太像她父亲了。她先嫁给了比她大25岁的杂技演员马拉耶夫,后来又与19岁的基奥私奔到敖德萨。当时勃列日涅夫已经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了。他请我去他家,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坐在那儿哭:“我真不知道,她怎么干出这么下贱的事。帮我想想办法吧!”   加琳娜和马拉耶夫的女儿是在外公家长大的。勃列日涅夫离不开外孙女,他生怕马拉耶夫把孩子带走。后来马拉耶夫成了社会主义劳动英雄,还当上了杂技团团长。这实际上是勃列日涅夫对马拉耶夫在女儿问题上没提要求的补偿。

勋章、石油和勃列日涅夫

  勃列日涅夫是酷爱奖章和勋章的。但他是从什么时候起有这种爱好的,我没
有查到准确的日期。然而,我在一次次重返莫斯科的时候,却发现俄罗斯的舞台
上,在说唱艺人的口中经常挂着两个苏联领导人的名字,一个是第一任也是最后
一任总统戈尔巴乔夫,另一个就是勃列日涅夫。

  这不是普通的说唱艺人,而是像彼得罗相这样受莫斯科人、甚至俄罗斯人欢
迎的首屈一指的说唱艺术家;这不是在一般的小草台子上,而是在克里姆林宫大
会堂这样的宏伟大舞台上。彼得罗相在台上装着一副臃肿不便的样子,嘴角歪斜
着,几乎是含着口水似地在学勃列日涅夫的样子说话:“今……天,我……代表
苏……苏联政府……授予您勋……章,社会主义……英……雄……勋章!”接着
是满堂大笑,观众们对彼得罗相的传神动作心满意足。

  观众们大都是从勃列日涅夫时代生活过来的,他们亲眼见过,至少在电视里
见过这位领袖。想想看吧,那时的电视和报纸上,勃列日涅夫哪天不都要露几回
面。因此,彼得罗相的表演像不像生活中的勃列日涅夫,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
他传神出了观众想象中的勃列日涅夫的形象。在观众眼里,当年的勃列日涅夫就
该是这个样子。

  在说唱演员的口中和动作中,勃列日涅夫遭尽了埋汰。为什么苏联的一国之
君就该是这种不堪回首的样子呢?也许,这和勃列日涅夫执政的时代以及他在这
个时代中的所作所为有关。勃列日涅夫是在1964年10月用突然召开中央全
会的办法把赫鲁晓夫赶下台的。这在苏联的党内斗争和权力之争中是常用的手法,
赫鲁晓夫当年也是用这种方法把贝利亚、马林科夫和最后一个反党集团赶下台的,
然而赫鲁晓夫对勃列日涅夫的这一招却毫无防范,失败得无可挽回。勃列日涅夫
指责赫鲁晓夫的改革是主观臆想的行为,是失败的,并以这种指责结束了赫鲁晓
夫的统治。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勃列日涅夫却在很大程度上享受了赫鲁晓
夫改革的成果。后来的人可以对赫鲁晓夫的改革做出万般挑剔和指责,但他的一
系列措施在苏联社会所产生的巨大反响:民心的顺畅、思想的解放、生产力的发
展、经济在一定程度上的繁荣却毕竟是个事实。

  有人说,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繁荣是勃列日涅夫创造的,我认为这是不确切的。
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繁荣首先是继承的繁荣,若没有赫鲁晓夫风风雨雨的改革,勃
列日涅夫不会享有一个足以发展生产力的岁月。赫鲁晓夫的不幸就在于没有等到
他的改革出成果的日子,勃列日涅夫的幸运就在于他提前“接班”了。当然,勃
列日涅夫也继承了赫鲁晓夫的不幸———尽管赫鲁晓夫在农业上进行了那么多的
改革,但苏联的粮食却越来越少,市场供应越来越紧张。

  勃列日涅夫的幸运主要在于碰上了一个好时候——发现并开始大量生产石油
和天然气。石油和天然气就是财源,是经济持续发展和节节繁荣的基础和保证,
这是谁都知道的事。列宁一执政首先想到的解决经济危机的办法就是开采石油,
哪怕是将苏维埃俄国的油气租让给外国人来开采也在所不惜。于是,被认为是盛
产石油的车臣地区的首府格罗兹尼的名字就留在了当年有关租让的一系列文件、
法令和列宁的文章之中。然而列宁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斯大林也花了很大的力量
来寻找油田,但由于战争等诸多因素也收效甚微。赫鲁晓夫表面上是个很莽撞的
人,但实际上他很懂得石油和天然气的开发与利用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
重的作用。所以,他在下令全速发展火箭和导弹技术的同时,要求尽快找到并开
发大油田。赫鲁晓夫的这些决策都留在了有关的文件上。

  在赫鲁晓夫的到处种玉米、热火朝天开荒的日子里,苏联政府一直在乌拉尔
山以东的地区勘察油气的产地。赫鲁晓夫只领略到了一小点点石油的喜悦。那是
1960年的夏天,在秋明地区乌拉伊市的孔达河畔的一口油井终于喷出了石油。
而更大的、不尽的喜悦却是留给勃列日涅夫的。1965年,秋明地区的另一个
油井萨莫特洛尔油井投产,第二年,乌连戈伊天然气田投产,庞大的秋明油田已
具备全力发展的规模。仅这乌连戈伊的储量经查明就占世界总储量的40%!这
是一笔大得、多得难以想像的财富。于是,苏联经济的发展立即从死气沉沉中蓬
勃起来,历史的车轮走出死胡同,卷进了一道勃列日涅夫意想不到的轨道。

  这时,勃列日涅夫六十来岁,身体健壮,精力充沛,又具有一番救国家于危
亡的干劲和理想,再加上他的身边有一批能干的实干家辅佐——柯西金掌管经济,
安德罗波夫致力内政,葛罗米柯主持外交,几朝理论元老苏斯洛夫给他出谋划策,
一时间国家呈现出热气腾腾的发展趋势。他们把目光投在石油上,一切以油气为
重点来决策国内外大事。很快就又有了苏尔古特等大油气田,1974年苏联的
第二条西伯利亚大铁路——贝阿铁路有3100公里通车,油气可以沿这条铁路
线西去俄罗斯欧洲部分、东欧国家和西欧,东去太平洋。自此,西西伯利亚的石
油和天然气成了在苏联创造奇迹的神:大量的石油运到国际市场,赢得了滚滚的
财源,可以进口大量的粮食、食品和日用工业品了。于是,勃列日涅夫可以理直
气壮地宣布降低物价,可以欢宴饮乐、歌舞升平。

  这种普通劳动者的冲天干劲和辉煌业绩,这种苏联历史上少有的欢乐和繁荣
气氛使勃列日涅夫兴奋得忘乎所以了。一些身旁的人和那些他提拔起来的官僚开
始吹捧他是当今的“伊里奇”〔注:列宁姓名的全称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乌里扬诺夫)·列宁”,勃列日涅夫姓名的全称是“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
日涅夫”。这里是说他是“当今的列宁”。〕,他执政的岁月是“从伊里奇到伊
里奇”的时代。勃列日涅夫再也没有那么多的、那么大的干劲了,他沉湎于美丽
的幻想之中,想把数代领导人干而未竟的事业在他的手中全部完成。于是,就有
了“发达共产主义”之说。他用苏联人不仅生活在共产主义,而且生活在“发达
共产主义”社会之中的梦境困住了正在前进的苏联。该论功行赏了,该欢庆歌舞
了,这大概就是勃列日涅夫爱发奖章和勋章的动机。勃列日涅夫在其当政期间究
竟给多少人、发了多少的奖章和勋章、已经是很难说得清楚的事了。至少他没有
少给自己发奖章和勋章,仅仅以列宁名字命名的奖他就得了三次,仅仅金星勋章
他一生就得了19枚。如果现在去翻看他的照片,他坐在主席台上心满意足,胸前
总是左三枚右三枚地别着六枚奖章和勋章。

  所以,在他生前,老百姓就了解他的这种癖好。只要勃列日涅夫在电视上露
面,那就准和什么节日或喜庆的日子有关,那就准有什么人会得到某种奖章或勋
章了。所以,在勃列日涅夫当政的时候,老百姓就在讽刺这种短暂繁荣的经济所
造成的假象。于是,笑话百出,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历史上政治笑话迅速产生
和广为流传的时期。笑话虽是笑话,事情并没有真真假假,苦涩的笑里总是现状
和实情。而在所有这些笑话中,国家元首勃列日涅夫总是主角,这种异常的现象
不得不令人深思。

  70年代开始后,勃列日涅夫就不那么勤政了,似乎一心想的就是怎样用颁
发奖章和勋章的事来颂扬自己治理下的苏联社会。他的警卫就回忆过这么一段真
事:勃列日涅夫在看电视连续剧《春天的十七个瞬间》时,他的护士在一旁说,
侦察员伊萨耶夫是个真实的人,现在还活着,只是被人遗忘了。勃列日涅夫马上
让警卫去了解一下有没有伊萨耶夫这个人,现在干什么。警卫说,不用去了解,
没有这个人,是影视剧塑造的一个艺术形象。他不相信,又给安德罗波夫打电话,
安德罗波夫的回答也是没有这个人。

  勃列日涅夫本来是想给这个伊萨耶夫颁发勋章的,没有这个人就颁发不了了。
勃列日涅夫没有办法,但是勋章还是要颁发的。他就把一枚金星勋章奖给了扮演
伊萨耶夫的演员维亚切斯拉夫·吉洪诺夫。后来,这个吉洪诺夫就成了勃列日涅
夫的红人,他在电台上朗读勃列日涅夫自我吹嘘的传记——《小地》,在每逢1
1月7日晚上政府要人必定要参加的盛大晚会上当主持人,为勃列日涅夫歌功颂
德。

  在家里看电视、看电影,然后再招来他喜欢的演员,给他们颁发各种各样的
奖章和勋章就成了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的主要生活内容之一。勃列日涅夫还有一
个主要的生活内容,那就是“减肥”。是的,是减肥,是我们现代生活中的这个
减肥概念。

  勃列日涅夫身高1·78米,浓眉大眼,年轻时是很英俊的。他一生喜好打
猎,每次猎后都是大吃大喝,上台执政的初期依然是酒肉不忌、一副放荡不羁的
派头。于是,渐渐地胖起来了,感到自己身子沉起来了。到了70年代初期,勃
列日涅夫越来越养尊处优,也就开始十分关注起自己的胖瘦来了。他开始减肥,
一是再不吃肉食,二是运动——散步。整天的食物就是蔬菜、乳渣、茶,有时吃
一两个乳渣馅的饼。他一有机会就向身体不发胖的人打听食谱,当有人告诉他早
晨吃一个鸡蛋一杯茶最好时,他就让厨师上这种早餐,而以前他一天至少要吃十
个鸡蛋。他还时刻担心自己发胖,在家里、办公室里到处放着磅秤。他出门时称
一下体重,进出办公室称体重,回到家的第一件事也是称体重。体重增加了50
0克,愁眉苦脸起来,体重减少了500克,马上兴高采烈。他的减肥灵方就是
不吃肉、少吃饭、多散步。他为什么减肥?并不是为了英俊和潇洒。他这种权力
和地位,用不着为英俊和潇洒发愁。他真正发愁的是他的生命。他的手下对他说,
您精力充沛,多500克体重没有什么关系。这时,他会极为认真地说:“不能
那样。我听说,心脏受不了呀。”

  然而,勃列日涅夫的饕餮虽然因为担心自己的生命而停止了下来,可它对周
围的人、对苏联的为官当政者的影响却是极为深刻的。那种漫染至政府各层官员
的大吃大喝之风已经是刹不住的了,并且愈演愈烈。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
婚丧嫁娶生老病死都要饮宴,这已经成了新的传统。况且,勃列日涅夫并没有想
到要刹住这种风气,他想到的只是他的生命不要因此而有所影响。有一次,他在
他的私人“猎围”——扎维多沃,见到那里的负责人盛着一大盆黑鱼子酱在吃。
他看着他一勺一勺地吃完,然后惊讶地说:“这可是鱼子酱,不是稀饭。你怎么
吃这么多?”于是,他立即下令削减他手下的工作人员的膳食费。勃列日涅夫想
干什么呢?还是他的警卫队长说得好,要是工作人员在他身旁这样大吃大喝,他
也就会禁不住想吃,那就别想减肥了。

  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他的疏于“朝政”、尽情享乐、养尊处优,甚至放纵
无为对苏联官员所产生的恶劣影响远远不止是在大吃大喝上的。裙带风、官官相
护风、贪污受贿、徇私舞弊和渎职犯罪行为发展极其迅速,像九级浪那样卷过不
停。连他的宝贝女儿加林娜也自觉地卷入了这种非社会主义的,更不用说是“发
达共产主义”的丑闻中去了。

  然而,勃列日涅夫对所有这一切腐败现象都视而不见,甚至是故意装聋卖傻。
在他看来,既然石油多如流水,外汇逐年增多,那还怕什么?既然当官了,不就
是苦劳和功劳都有了吗?吃一点,拿一点,挥霍一点,贪一点,又有什么关系?
对那些裙带风、官官相护风不必刹,对那些腐败渎职行为不必查,歌舞升平嘛,
团结要紧,稳定干部队伍要紧,因为他的权力不是建立在群众的呼声上的,而是
建立在他欣赏的干部的团结和稳定上的。大理论家苏斯洛夫给了他一条锦囊妙计:
“干部的稳定,这是胜利的保障。”他时刻奉守这一准则。

  所以,他的女儿不能受侦查,他的干部不能被查办,他的亲信不能被革职。
一切以稳定为重,一切以团结为上。

  安德罗波夫是管这方面的事的,管官员的升降,管官员的行为举止。裙带风、
官官相护风、贪污受贿、徇私舞弊和渎职犯罪行为都归安德罗波夫管。既然管,
安德罗波夫的手中就不能不掌握大量的材料,既然有材料,就不能匿而不报。于
是,他将几件不能不报的事报告给这位总书记听。安德罗波夫讲的是有关克拉斯
诺达尔斯克边疆区第一书记麦都诺夫的事。他说,由于麦都诺夫滥用职权,他治
理下的地区贿赂成风,腐败盛行。勃列日涅夫倒痛快,单刀直入地问:拿他怎么
办?安德罗波夫说得也干脆,撤职查办,送法庭。勃列日涅夫连连摇头说:“不
能这么办。他是一个大的党组织的领导人。人们信任他,跟他走,而现在我们要
把他送上法庭?再说,他那个区里的事情还进行得不坏嘛。我们换一个不诚实的
人会把这个区的事搞坏的,先把他调到别的地方去,看看他怎么样再说吧。”安
德罗波夫当然要顺着总书记的意思说,就问:把他调到哪里呢?勃列日涅夫说:
“当个副部长什么的,不行吗?”

  于是,事情就这样决定下来了。贪污腐败和渎职犯罪的麦都诺夫反倒被说成
了工作搞得不错的干部,被调到某个同样重要的岗位上去安安稳稳当他的官了。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这样的事层出不穷。为什么?一是,这些被查出有问题的高
官大员,在政府官员这个系统中都沾亲带故。这个麦都诺夫就是勃列日涅夫一手
提拔起来的人,就是勃列日涅夫执政的依靠和基础,他能动他们吗?动了他们,
不就等于是给自己挖墙角。二是,上梁不正下梁歪。麦都诺夫这样的官和这样的
官带关系,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是一种普遍现象,你查得了一个麦都诺夫,查得了
所有的麦都诺夫吗?你查不了。要查,你自己就得丢了官,何必呢?

  所以,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后期,在这种“稳定团结”,在这种官官相护的
皆大喜欢的局面下,那种因西西伯利亚石油和天然气的发现与开采而出现的繁荣
景象消沉了下来,那种因获得发展而呈现的光辉暗淡了下来,社会又逐渐地变得
毫无生气,接着就是死气沉沉。勃列日涅夫执政的这个后期被人们形象地说成是
“停滞时期”。只不过对这种“停滞”的解释各不一样,曾经有许多人说,是勃
列日涅夫恢复了斯大林时期的政策,所以苏联社会才又进入“停滞”时期的。我
看不是这样。勃列日涅夫从一开始就没有执行什么别的政策,他继承的是斯大林
时期就确立下来的建国方针。甚至赫鲁晓夫也是这样,他虽然激烈地反对了斯大
林的个人崇拜,可在总的建国方针上,他仍然是“斯大林分子”。在勃列日涅夫
这个人身上,不存在什么“革新的勃列日涅夫”和“保守的勃列日涅夫”之分。
他执政前期的繁荣,也不是他不执行斯大林方针的结果,勃列日涅夫是一个始终
完整如一的勃列日涅夫。苏联这一时期的“停滞”不是什么别的造成的,而是他
治理下的腐败现象所造成的。那张由裙带风、官官相护风、贪污受贿、徇私舞弊
和渎职犯罪行为所编织成的大网日益发展、日益弥漫,障住了由石油的光亮照绿
照红的土地,经济的发展才停滞下来,社会才又灰蒙蒙一片。

  人们常说机遇这个名词,并且也常说苏联失去了历史发展的机遇。但在我看
来,最失去机遇的时刻却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石油和天然气给苏联提供了千载
难逢的机遇。在现代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是因为这个机遇而蓬勃发展起来的,美
国就是这样。这样的机遇在苏联面临困境的时候几乎是自然来到了这片土地上。
也许,由于它来得太突然、闪烁着太多的光亮,所以人们都晕头转向了,都陶醉
在自天而降的财富、欢乐和喜庆之中了。人们只想到了要石油和天然气、运石油
和天然气、卖石油和天然气,而从没有很好想到该怎样开采这些石油和天然气、
该怎样开发和利用这些石油和天然气,现在怎样,将来怎样?似乎都没有个底。
于是,滥采滥用,滥运滥卖;于是,输送的管道成千公里地铺设,可质量却成了
个问题,漏油漏气、爆炸、毒化环境,多少年来折磨着这个由富裕而贫穷下来的
国家。终于,石油和天然气成了这个国家发展的负担: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争吵
不休、这些地区的民族纷争不断、居民的日益贫困和环境的日益恶化……

  最有前景的机遇曾经落在勃列日涅夫的手中,而他最终葬送了它。机遇的失
落使苏联大大落后于世界的发展进程。这失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勃列日涅夫一手
造成的,是他的“停滞”造成的。正是在他执政的时期,在苏联开始出现了囊括
党政各级机构、遍及全国的腐败现象,这是他留给后任的难以治疗的痼疾和遗产。
苏联其后的解体有许多的原因,但因贪污受贿、徇私舞弊和渎职犯罪所形成的腐
败之风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在这方面,勃列日涅夫是难推其责的。

  尽管勃列日涅夫英俊潇洒过,尽管他精力充沛执政辉煌过,尽管他极力减肥
保持英明的形象过,但到了老年毕竟还是糊涂了、昏庸了。所以,他越是年岁大,
就越是老迈昏庸,越是老迈昏庸,就越是要用奖章和勋章来夸耀自己的功劳和国
家的歌舞升平。所以,他的这种形象就留在说唱艺人的口中和表演中。当笑声轰
然而起时,演员们、观众们是嘲笑还是可怜这个曾经为一国之君的人呢?

  勃列日涅夫和斯大林有个共同之处,那就是讳疾忌医,从不找医生看病。所
以,他的死亡也几乎和斯大林差不多。1982年11月9日,他去自己的卧室
睡觉后,谁也没有去打搅他,连他的夫人也没有进他的卧室。第二天早晨,当警
卫们走进卧室去叫醒他时,他已经死去。没有其他任何异常的症状,显然是因为
心脏血管的疾病而亡。死后,他被隆重地葬在克里姆林宫的宫墙下,这在苏联是
最高级、最上等、最神圣的墓地。

  现在,这里是禁地,只是偶尔有机会可以进去瞻仰。当我面对他的笑容可掬、
英俊潇洒的头像时,我不禁想到他死后的一种安排——按照俄罗斯的习俗,在逝
者下葬后,亲人和朋友要在一起举行一次追荐仪式。追荐勃列日涅夫的这一仪式
是在莫斯科郊区的新奥加廖沃政府别墅举行的。其后,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的
追荐仪式也都是在这里进行的。新奥加廖沃成了某种不祥、伤感和悲哀的象征。
具有先知意义的是,在1991年将近年终的时分,苏联的各个加盟共和国的领
袖们正是在这所别墅中签署了新的联盟条约。可是,有谁能想到他们却是预先为
苏联的解体举行了“追荐”仪式,新奥加廖沃又多了一重不祥、伤感和悲哀

勃列日涅夫的一点可爱之处

前些时候住在广州远郊一个森林公园中写作,邀请几位老作家来小住。章明先生带
来几本书,并竭力推荐其中一本。我于是借来翻翻。写作紧张,也只能“翻翻”而已。
因为只是“翻翻”,于是很多东西记不清,甚至连书名和作者姓名也没记祝但记得是
一本回忆录,作者是原苏共中央一位“笔杆子”,在赫鲁晓夫以后的好几位原苏共中
央主要领导人身边工作过。虽然书可读性不强,使我不想读,记不祝然而有个关于勃
列日涅夫的细节还有点意思,于是被我记住了。勃氏被公认为历任苏联主要领导人中
最保守、最陈腐、最低能和最缺乏个人魅力的一个,也许正因为如此,他又成了除斯
大林外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
这种人,还能“有点意思”有的。当然,只是那么一点而已。那是1964年
10月刚用阴谋诡计宫廷政变将赫鲁晓夫赶下台后,勃列日涅夫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
了;干这就得发表这个重要讲话那个重要讲话,于是就开始讲了。当然,讲稿是“笔
杆子”代拟的,勃氏只需照着念就行了。他当总书记后的第一次重要讲话,便是这位
笔杆子代拟的。那时的苏联,斯大林主义不吃香了,列宁主义也不大吃香了,能用以
装点门面的只有“正宗马克思主义”了,而“正宗马克思主义”当然只能到马克思原
著中搜寻。这对我们这位笔杆子来说当然是轻车熟道。于是他代拟的重要讲话中便罗
列了很多马克思这么说,马克思那么说。勃列日涅夫看完之后指指那讲稿道:“你看,
别人会相信我读过马克思的书吗?”(大意)——看到这里,我不禁会心而笑。真的,
我从前一直不知道勃列日涅夫还有过这么点可爱之处他这种人当然不会读马克思的
书,人们也都知道他不会读马克思的书。在当时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除“意识
形态权威”苏斯洛夫外也许谁都没有读过马克思的书,连苏斯洛夫也未必通读过。他
们并没有错。
勃列日涅夫的意思,当然不是说讲稿中不能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是不行的,那
会连自身的合法性都成了问题。他只是说讲稿中可以少些马克思。苏联搞的本不是马
克思主义,自己又从来不读马克思的书,讲稿中少些马克思倒显得比较“实事求是”,
起码可以让天下人至少是让全体苏联人和苏共党员少些嘲笑。
不管怎样,上台伊始的勃列日涅夫多少有过那么一点“自知之明”。如果他能将
那么一点优点“发扬光大”,持之以恒,那么,苏联和苏共的历史以及后人对勃氏个
>人的评价也许会是另外一种写法。可惜,事实是后来的勃列日涅夫不仅失去了那么一
点“自知之明”,好像还忘了自己姓什么。随着“重要讲话”越来越多,笔杆子们塞
进去的“马克思”也越来越多,勃列日涅夫的自我感觉也就越来越好,终于真以为自
己是个“正宗马克思主义者”了!

奥莉娅 编译

苏共中央前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于1966年8月着手回忆录工作。1968年4月,受勃列日涅夫委托,А·П·基里连科(苏共中央书记)、А·Я·佩尔谢(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和П·Н·杰米契夫(苏共中央书记)约见赫鲁晓夫,要求他将已写好的稿子全部交出并停止撰写工作。由于担心手稿被没收,并非在赫鲁晓夫不知情的情况下,回忆录被转移到了国外。果然,1969年11月,安全部门工作人员对其寓所进行了搜查。一年后,苏共中央获悉回忆录将在美国出版,于是赫鲁晓夫被请到苏共中央监察委谈话。

苏共中央:
鉴于《尼·谢·赫鲁晓夫回忆录》即将在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发表,受苏共中央委托,今年11月10日在监察委与尼·谢·赫鲁晓夫同志进行了谈话。
谈话过程中赫鲁晓夫同志表现得不诚实、不正常,对其错误行为问题总是避而不谈。他坚持说没将其回忆录材料交给任何人去发表。谈话结果是他同意发表一个声明。
附上与赫鲁晓夫同志的谈话记录及其签字声明。
A·佩尔谢

1970年11月13日

参加谈话的有A·Я·佩尔谢、C·O·波斯托瓦洛夫、P·E·梅利尼科夫和·C·赫鲁晓夫同志。
佩尔谢(以下简称“佩”):我们受政治局委托邀请您到监察委来,希望您对涉及您回忆录的一个对外政策问题作出解释,这个回忆录会给党和国家造成重大的政治损失。您可能知道了,也可能不知道。据我国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报告,美国时代版公司11月6日在纽约正式宣布,他们拥有《尼·谢·赫鲁晓夫回忆录》,从11月23日开始先在《生活》杂志上连载,然后出版单行本,匙为《赫鲁晓夫在回忆》,此书将于12月21日开始发行。近日据塔斯社得到的消息,国外各新闻媒体对美国及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包括英国、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典即将发表《尼·谢·赫鲁晓夫回忆录》这一消息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宣传报道。
您记得吧,以前我们跟您在安德烈·帕夫洛维奇·基里连科那里谈过话。当时您被告知,您回忆录的写作方法涉及的人太多,这不符合党性,而且警告过您,这种方法不排除有关材料流失的可能性。您看,材料到底还是流失了。说到这里,您应该明白,对这件事您负有全部责任。
我们想听听您对这一问题的解释以及您对此事的态度。您也许会直接告诉我们,您把材料交给谁带到国外去发表的。
赫鲁晓夫(以下简称“赫”):佩尔谢同志,我抗议。我有我做人的尊严,我抗议。我没有把材料交给任何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并不比您差。
佩:必须告诉我们材料是怎么到了那边的。
赫:请您告诉我材料是怎么到了那边的。我认为它并没到那边,这不过是反间行为。
佩:您现在是在党的机关里。
赫:我从没来过监察委,这种处境也是头一遭,在我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已经不谈工作,我的工作已经结束,您还要求我作出解释。
佩:是的。
赫:我向您解释完了。
佩:您还什么也没有跟我们解释。
赫:没什么再解释的了。我从来没有把什么回忆录交给任何人,也永远不可能这么做。至于我口授的那些东西,我认为这是每个公民和党员的权利。我口授过的东西我记得十分清楚,在现时还不能全部发表。
佩:这是您的看法。我们跟您谈过,您在回忆录中涉及众多人的写作方法不合适,您叙述的那些秘密会传到国外。现在果真传到了国外,这令我们非常担忧。
赫:如果您记得,当时还对我说过别的,对我说:不许写,不许口授。而我说,这是尼古拉一世搞过的书籍审查制度。我非常惊讶,在我为之贡献一生的党内,竟然又回头采用尼古拉一世的方法了。
佩:这个比喻不妥当,不对。可您并没接受劝告。
赫:没有。那就请逮捕吧、枪毙吧。我对生活已经厌倦了。我讨厌我还活着。今天广播了戴高乐去世的消息。我真羡慕他。我曾是个诚实的人,对党忠心耿耿,从党诞生起我就一直为党工作。
佩:这个我们知道。您说,怎样摆脱已经造成的局面?
赫:不知道。错在你们,不是你们个人,而是整个领导班子。假如他们关心并通情达理,就会……您记得,基里连科问我:“您在口授回忆录?”我回答“是的”。我心里清楚,在叫我谈话之前早就派密探监视我了。
佩:您口授的那些东西,莫斯科已经有很多人知道了。
赫:我快77岁了,但神志非常清醒,知道自己该说什么做什么。我原以为基里连科同志会给我几个人记录口授。
佩:为什么您此前不向中央提出这一要求?基里连科找您谈话时已经口授完很多了。
赫:您从哪儿知道的?您说从广播里听说的。是谁向您报告的?
佩:是我国驻美大使正式通知的。
赫:这可能是资产阶级报刊的反间行为。既然我的名字具有轰动效应,他们就有可能以我的名义编造材料。
佩:怎么摆脱这种局面?
赫:不知道。我现在完全处于被隔离的状态,实际上是被软禁在家。两道大门出入都要受检查。这是莫大的辱污。我烦透了。帮我解除痛苦吧。
佩:谁也没欺辱您。
赫:精神折磨是最痛苦的。
波斯托瓦洛夫(以下简称“波”)您说材料没交给任何人,在目前的情况下这点非常重要。
赫:我想,您和佩尔谢同志都十分清楚,我没交给任何人,而且以我的信仰也不会交给别人。您记得吗,佩尔谢同志?在基里连科那里我说过:假如帮助我……
佩:您没说这个。您说“等我完成后交给中央”。
佩:我们可不希望您死,您好好活着吧。
赫:我想死。
梅利尼科夫(以下简称“梅”):有人也许骗了您?
赫:亲爱的同志,我对自己说的话是负责的,我不是疯子。我没给任何人材料也不可能给。梅:您把材料托付给谁了?您的委托人会把它交给别人吗?
赫:不会。
梅:掌握您的材料的不仅有您儿子,而且有打字员和党外作家以及其他人,而这些人您并不了解。.
赫:他们都是苏联人,是可信的。
梅:什么人都会有,您也会上当受骗。
赫:我不信材料落到了美国人手里。这是讹传、谎言、造谣。我不信。
梅:可是如果材料被刊登出来,您要负责的。
赫:您别威胁我,我76岁了,知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您拿什么也吓不倒我。
梅:您别敲,别嚷嚷,这是在苏共机关里,举止文明些。
赫:您举止文明些。我暂时还是党的一员,别剥夺我的权利。
波:谁也没不好好跟您讲话。告诉您了由于您的回忆录造成的情况,您却吵嚷、敲桌子。
赫:这是神经紧张,我没嚷。我的处境和年龄跟你们不一样。
佩:无论多大年龄,每个党员都必须对自己的过失行为负责。
赫:佩尔谢同志,您说得完全正确,我是要负责的。我已准备好遭受任何征罚,直至死刑。
佩:苏共不判死刑。
赫:事实上,有成千上万的人牺牲了,有无数人被枪毙了。如今却在为人民的敌人树立纪念碑。
佩:说这些是多余的。
赫:不,它与我们的话题有直接关系。当时,我对基里连科和您还有杰米契夫同志说,我过去拥护现在仍然拥护党的二十大决议,只要我活着,就是这些决议的拥护者。杀人犯们必须到揭发。他们虽然已经死了,但如果现在就提高他们的声望,就会有人乐于重蹈覆辙。我反对这么做。党的二十大上,我在工作报告中丝毫没有谈及个人崇拜问题,会议期间才决定单独谈这个问题。有关材料是由波斯佩洛夫领导的委员会准备的。但结果出现两个报告,一个是工作报告,另一个是关于斯大林的。假如由两个人分别做报告,就会引起麻烦和歧意。所以第二个报告我也同意做了。
佩:这个报告尽人皆知,党已从中作出了结论。但怎样摆脱今天形成的这种局面呢?
赫:佩尔谢同志,摆脱局面的最好办法,不是围绕着赫鲁晓夫制造那些业已制造的障碍,而是为他创造他曾有权享有的条件。我认为并讲过,65岁甚至60岁时应该把最重要的岗位让给年轻一代。
佩:这个问题您可没提出过。
赫:提过。
佩:不知道。
赫:您不知道是因为那时您在别处工作。
佩:但我们今天谈话的主题不是这个。如果您认为这是时代出版公司的挑衅,您是否可以就此发表一个声明?说您根本就没写过什么回忆录。
赫:这我不能说,我口授过。
梅:您没写完吗?
赫:还没最后完成。我病了。
波:未完成的回忆录出版公司是不会从您这里得到的。
赫:众所周知,在任何一个国家,著作者都必须与出版机构签订合同,出版机构便获得了发表其著作的权利,其他权利是没有的。
波:所以才必须从已经造成的局面中找出办法。您可否恰恰利用这点采取行动,给敌人一个回击。这是正当合理的。
赫:我说,在我的回忆录中有些内容属于秘密,我在世时是不能发表的,我死后也不知能否发表。所以那些材料什么时候问世,恐怕得由党来决定。
梅:可是您毕竟口授了。
赫:我口授是因为我经历了那些事,我了解那些事。这是我的权利。
波:如果它们被刊登出来呢?
赫:不可能,以我的观点看是这样。
佩:您的口授经过了录音磁带和打字机许多道手,您不可能保证它不会以某种方式传到不该传入的地方。您要为您口授的那些东西负责。
赫: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佩尔谢同志。您想说我不该写。
佩:佻必须对自己的过失负责。如果您考虑到我们国家的利益,不妨现在就适当地拟个声明,说您从未写过回忆录,更没交给任何人,准备发表的您的回忆录纯系诬陷,是伪造的。
赫:我再重复一遍,我想作为一个诚实的人去死。我写的那些东西我没交给任何人。这一点确切无疑。
梅:但如果它刊登出来也是伪造的。
赫:我看是的。你们也清楚是怎么回事,干吗这样跟我谈话?抓住话柄不放,刁难人。我老了,谁需要我?怎么刁难都不会对我起任何作用。所以我跟你们说……
佩:请就摆在您面前的问题的实质回答我们。必须要让外国人在近期内不发表您的回忆录。
赫:我不知道这个回忆录。它从哪儿冒出来的?是什么回忆录?
佩:我们谈的是您的回忆录。
赫:您所言不过是根据大使的报告。
佩:但是11月23日,也就是再过13天,它将被刊登出来,现在正在印刷厂呢。
赫:包括我在内,谁也没看见这个回忆录。
波:如果它被公之于世,您持什么态度?
赫:同你们一起感到气愤。
波:这不够。
赫:我愿意声明,我过去没有现在也不打算将任何回忆录交给苏联或国外的出版社。请写下来吧。
波:如果回忆录只写了草稿,就不能说它已经完成了。
赫:没这种草稿。所以我认为我的材料被没收了。这种手段破坏了列宁准则和党的生活秩序。佩尔谢同志,我抗议。我请求交还我的材料。
佩:抗议也没用。您说其中有不能发表的材料,如果它在莫斯科流传开了呢?
赫:在哪儿流传?这是我的材料,任何人无权拿走。这简直是尼古拉时代,是宪兵迫害,是令人气愤的现象。
佩:是令人气愤,您的秘密材料正在广泛传播,您为此要对党和国家负责。赫:我已准备好上十字架,拿钉子和锤子来吧。
佩:说这些空话没用。
赫:这不是空话,我想这么做。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我曾经总是处在另一种地位,不从未落到在党的机关里被审问的地步。
波:您在这里不是作为被审问者,而是在谈话。您光说这是造谣没用,因为材料已经在编辑部了。您可以相信大使。
赫:我非常尊敬多勃雷宁大使,他是目前驻外的最聪明能干的大使。
波:所以必须考虑一下,首先是您,鉴于目前这种情况,应该拟个什么样的声明,既然您说您感到气愤,这个声明必然要作。
赫:我只想说明一点,我口授的全部内容都是事实,没有丝毫杜撰和夸大的东西,相反,倒是有淡化之处。我曾估计会让我写完的。朱可夫的回忆录不都出版了吗?他妻子曾给我打电话说:“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正生病卧床,不能亲自给您打电话,他请您给他的书提提意见。您 看了吗?”我说我没看,但有人跟我讲过。我说我讨厌也不会去看朱可夫对斯大林的描写。朱可夫是个诚实的人,但有些糊里糊涂。他在书中描写瓦图京(苏军大将,卫国战争期间先后任方面军副总参谋长、司令,1944年牺牲棗译 注)被打死的情节,说当时我也在场。
波:您可是说了您没看这本书。
赫:但有人跟我讲过。
佩:您怎么能评价一本您并没看过的书。
赫:确实有这么个情节。
佩:但您并不知道是怎么写的。
赫:您好好跟我讲话。我不是用线绳拉着的木偶,我是人,有自己的尊严。您是在滥用职权。但是,只要我的心脏还在跳,我就要维护做人的尊严。
波:您应该维护的是党的利益。
赫:我写的那些东西与党的利益并无二致。
波:我们谈的不是朱可夫。
赫:是佩尔谢同志不让我把话说完。粗暴地打断别人的话,这是斯大林的作风。
佩:这是您的习惯。
赫:我也是受斯大林传染的,但现在已摆脱了他的影响,而您没有。
佩:这您并不了解。
赫:我有权说话。
佩:我也有权说话。
赫:我没看过以后也不看朱可夫的回忆录,它违背事实。我对朱可夫的妻子说,朱可夫怎么能这样写瓦图京牺牲的情节?好像是瓦图京从汽车里跳下来用机枪掩护我的汽车。瓦图京腹股沟受伤了,不可能跳下来,而关键是当时赫鲁晓夫根本就没在场。于是再版时此处就被修正过来了。您却说我在说谎。
佩:还是让我们想想如何纠正您回忆录的那件事吧。
赫:您现在比我有势力,能办这件事。
佩:通过外交途径不行。
梅:赫鲁晓夫同志,您可以表示抗议,说您对此事感到愤怒。
赫:我跟您说,不要怂恿我老了还撒谎。
佩:问题是,为了减少政治损失,需要这么做。
赫:我不能说我没口授过。
梅:必须想法解决问题。
波:如您所说,您的回忆录中有些内容多年内是不能发表的,可如果它被刊登出来,会引起苏联人的极大愤怒。
赫:我也会气愤的。
波:本来就该愤怒,而且是极端愤怒。
赫:怎么说都行。在多年的政治生涯中,我学会了措辞强硬。
波;现在就该运用它阻止回忆录的发表。
梅:只要材料没发表,就可能起一定作用。
赫:你们会明白的,因为根本就没什么手稿,我什么也没见着。
波:这么说,您是不相信我们说的有人要拿您的回忆录做文章?
赫:你们自己也一无所见。
波:有广播和电视报道就足够了。
佩:我们已得知美国时代出版公司掌握有赫鲁晓夫的回忆录并即将开始发表,这是事实。从报道看出,美国以及德国和英国报刊已对此事进行了大肆泻染鼓噪。不必谈什么回忆录的本质、表示愤慨、没把材料交给任何人等等,希望您自己决定对此事的态度。这在某种程度上将减弱西方对发表回忆录的兴趣,并揭露出其组织者。
赫:让速记员记下我的声明。
据国外主要是美国和欧洲其他资产阶级国家媒体报道获悉,美国即将发表赫鲁晓夫的回忆录。我对此表示愤慨,因为我从未将任何回忆录交给任何人棗无论是时代出版公司还是其他什么人,甚至苏联的出版社。所以我认为,这是资产阶级媒介善于制造的谎言、赝品。
佩:如果我们向您提供渠道,通过它可以将此声明通报给美国新闻界,您可同意利用这一渠道?假定记者来找您,您可否将此声明向他复述一遍?
赫:可以。如果你们愿意,我可以举行记者招待会。我还有余力和尊严来维护自己的荣誉,维护我们国家和我们党的荣誉。
我重申一遍,我可以绝对担保我口述的那些情况是真实的。
波:这一切究竟是通过什么途径传出来的,您应该想想。
赫:我认为责任应归那些在这件事上不想帮助我的人。他们想武断行事,而这么做不会带来什么好结果。
波: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是再容易不过的。
赫:是跟我谈过话的人把责任推到了我头上。佩尔谢同志,您记得在基里连科那里的谈话,当时没作记录,我说,如果想帮我,就给我个打字员,中央会得到这些材料的。
佩:这么说,从一开始您做的就是非法的。
赫:别用非法活动来吓唬我,不能简单地看问题。
佩:假如您一开始就向中央提出请求,难道会不派给您打字员?
赫:我是被叫到中央的。
佩:这是在1968年。
波:而您在此之前就开始写了。
赫:当时我刚开始写,立刻就来了个年轻人,我马上猜到是派来监视我的。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想再口授了,可你们知道吗?有多少人遇见我都问:“您在写吗?”我说没有。“您应该写,这对我们非常有价值。”不要以为我想过高地评价自己。我们曾生活在一个特殊时代,记录下这段历史对几代人都有重要意义。
波:中央有自己的党刊,有马列主义研究院,它们研究阐述党的历史。回忆录则完全是另一码事。
赫:波波夫写过党史,是一部很好的党史,这个聪明能干的人在共产国际干过,斯大林把他毙了。波斯佩洛夫这个马屁精是按照斯大林的旨意写的党史。回忆录纯粹是个人的事情,人在回忆录中叙述自己的观点,写的是他生活过的时代。
波:可您应当保守秘密。
赫:人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不许写。我对此不能同意。
佩:关于您已经开始写回忆录的事情您应该报告中央。
赫:我没想到。佩尔谢同志,当时您在场,知道我的请求。
佩:当时您没提什么明确的请求。
赫:遭到拒绝后怎么能再提要求。对我来说,没有比中央更亲近的组织了。我希望自己作为个忠诚于中央的人结束生命,尽可能为我为之献身几十年的党做些有益的工作。是的,党的50岁生日向一批功绩卓著的人颁发了奖章。有人问我:“您得奖了吗?您会得的。”可我没得到。
佩: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赫:是对人的态度、对一个走过国内战争、卫国战争、战后重建和几个五年计划漫长而重要道路的党员的态度问题。我在乌克兰担任第一书记时做了多少贡献,在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任职时也没少出力。可为什么态度不一?我气愤的不是因为没给我奖章,而是不公平客观。
我曾想去找您,作为党的监察委主席,希望您出来维护一个诚实正直的党员的利益。
佩:今天谈的问题我们还要进行调查。
赫:别威胁我,我不怕。现在我没有生活,只有痛苦。
梅:苦什么?
赫:等您退休了就会明白这是极度痛苦的事。
佩:家都面临这件事,都要退休的。
赫:我被剥夺了中央委员的权利,不再邀请我参加会议。难道这公正吗?什维尔尼克也退休了,像个行尸走肉,但对他完全是另一种态度。为什么对他一个样,对我又是另一样?是我比其他人为党做得少吗?你们什么也吓不倒我。
佩:我们并没想威胁您。
赫:什么也吓不倒我,因为现在对我来说只有痛苦。
波:这么说是不严肃的。
赫:我在医院里躺了三个月,现在刚下地走路,不知道主治医诊断后会怎样。
你们是六点下班吗?耽搁了可别怪我。
佩:假如您尊敬中央,就会立刻把自己写回忆录的决定报告给中央。
赫:中央剥夺了我出席全会的权利。我作为一名中央委员,想在十月革命节那天到列宁墓去,我要了一辆车,“某人”却对我说,“我建议您不要到那里去”。怎么可以这样?
佩:谈话就到这里吧。

声明

从美利坚合众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传媒报道获悉。目前正准备发表所谓尼·谢·赫鲁晓夫回忆录。这纯系伪造品,我对此表示愤慨。我从未将任何回忆录或者回忆录性质的材料交给任何人棗无论是时代出版公司还是国外其他出版机构。我也没将类似材料交给苏联的出版社。因此我声明:所有这些均系伪造品。可以贿买的资产阶级传媒已经不止一次地被揭穿谎言。

尼·赫鲁晓夫

1970年11月10日

我曾是勃列日涅夫卫队长

克格勃军官弗拉基米尔·梅德维杰夫曾担任勃列日涅夫的私人卫队长。无论总书记出访国内外,还是在哪儿休假,他几乎总是与之形影不离。这名苏联领袖生活的另一面,没有谁比他更清楚了。

检阅

每年的5月1日和11月7日是警卫队最紧张的日子:护送总书记去红场。
头一天,政治局委员们的私人卫队长一般会打电话询问:“明天,列昂尼德·伊里奇穿什么衣服?”他们担心自己穿得太显眼。
11月7日天气通常已经很冷。最后几年都是我帮列昂尼德·伊里奇穿上衣服和棉鞋。差10分10点,我们到达克里姆林宫谢纳特塔楼拐角处,旁边就是列宁墓。此时,政治局委员都到齐了,每次对总书记的问候几乎一样:身体怎样,感觉如何,您今天看起来气色很好。勃列日涅夫环视了一下大家:“噢,你们全都戴礼帽,而我戴着皮帽子!”“对,对,列昂尼德·伊里奇,您是对的,观礼台上很冷,风大。”这时,我已经发现,警卫队的小伙子们人手一顶皮帽子藏在身后。一眨眼,像变魔术一样,所有人的头都顶上了皮帽子。
不过,也有相反的情况。天气暖和时,列昂尼德·伊里奇戴礼帽,那么观礼台上全体政治局委员们都戴清一色的细毡礼帽。
差两分钟10点,我们警卫人员率先登上观礼台,然后站到勃列日涅夫身后,向右一字排开。从广场是看不到我们的。
快到11点时,两个服务员拿着保温瓶和一套水晶玻璃杯来到观礼台后面。保温瓶里装着热烧酒和一些下酒小菜。只要后退一步,列昂尼德·伊里奇就可坐到小桌旁喝上几口,稍事休息,再回到原位检阅游行队伍。其他人在他之后也可以抿几口,暖暖身子。无论是广场上的人群,还是电视机前的观众,都发现不了他们的短暂消失。
庆祝活动一般要持续到下午两点。当最后一支游行队伍挥动手臂欢呼着通过观礼台时,列昂尼德·伊里奇也挥手致意告别。

出访

1973年6月,我以私人卫队副队长的身份随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访问快结束时,尼克松总统邀请勃列日涅夫到他在圣克莱门特的别墅做客,这里距洛杉矶不远,濒临太平洋,景色宜人。
当天晚上,美国总统卫队宴请我方警卫人员。轮到我值班,所以我没参加宴会。列昂尼德·伊里奇同尼克松会谈结束并共进晚餐后回到寝室,盥洗完毕就躺下休息了。我走出房间,到门口值勤。美国总统的寝室几乎就在对面,那边也有两个警卫在走廊里踱来踱去。
夜里两三点左右,尼克松卧室的门开了,总统夫人出现在门口。此时,两个警卫不知溜达到儿去了。夫人穿着睡袍,光脚朝列昂尼德·伊里奇的卧室方向走来。她的两只手向前伸着,好像是在黑暗中走路,害怕碰到什么东西似的。我迎面走去,发现她的目光集中在上方的某个地方。显然,她是处于梦游中。我试着同她讲话,但她没反应,而且继续朝我这边移动,没有绕过去的意思。怎么办?我果断地拦住了她,我们两个面对面地站了一会儿。我没办法让她转过身往回走,只好将她抱起送回卧室。
屋里点着一盏夜灯,正中央放着一张大床,被子落到了地上。尼克松不在,看来,他睡在另一个房间。我走到床边,小心翼翼地把夫人放到床上,然后拾起被子给她盖上。她嘴里一直嘟囔着什么,我轻声劝她好好睡觉。她真的闭上了眼睛,进入梦乡。我踮脚走出房间。两个警卫正沿走廊朝这边跑来,我朝他们挥挥手:“OK!”他们停住脚步笑起来,又慢慢朝夫人的房门走去。
第二天上午,在别墅前面的空地上举行了苏美联合公报的签字仪式。随后,主人设露天午宴招待客人。来宾中有美国的政界要人和好莱坞明星。午宴期间,我和警卫队长里亚宾科站在一旁警戒。当然,我把夜里的奇遇跟他讲了,于是他的注意力转向总统夫人。她正同女儿说话,却一直朝我们这边看。我有一种感觉,她把昨晚的事当作一场梦了,大概她梦中的什么人很像我。
不论是在国内视察还是出访国外,勃列日涅夫都是照讲稿讲话,所有可能向他提出的问题及答案均一一事先拟好。访问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负责此项工作的秘书组,这些人工作上丝毫不敢马虎。即使在一些相当平常的场合,没有讲稿总书记也讲不了话,结果弄得很尴尬。有一次他在巴库讲话时,突然转到另一个话题,当他觉得有些不对功儿时,拿起讲稿离开主席台,把里亚宾科叫到跟前耳语了几句。里亚宾科用目光寻找到秘书亚历山德罗夫后朝他走去,此时,秘书自己也猜到出了什么事,慌忙从备用稿中寻找那张缺页。可惜,在场的人都明白是怎么回事。这是谁的错,我不知道。事后,总书记把秘书狠狠地训斥了一通。
类似事件在国外也发生过。在匈牙利,列昂尼德·伊里奇早晨演讲完后把讲稿还给了秘书鲁萨科夫。中午12点,勃列日涅夫还要在匈牙利国会讲演一次。演讲开始前几分钟,亚历山德罗夫和鲁萨科夫把讲稿给了他,然后两人没事到隔壁房间喝咖啡去了。勃列日涅夫往主席台走时,发现他手里拿的是早晨用过的讲稿,他慌忙过身来示意让我过去。我疾步走到他跟前,他把讲稿递给我,只问了声“在哪儿?”我飞快浏览了头几行,大吃一惊,知道出岔子了,赶紧跑去找秘书。他俩看见我,立即意识到出事了。
“讲稿在哪儿?”我问他们。
“在列昂尼德·伊里奇那儿,我给他了。”鲁萨科夫回答。
“看看你那儿有没有。”
鲁萨科夫一边哆哆嗦嗦地从兜里往外掏纸,一边重复说这都是用过的讲稿。我急忙抽出一页扫了一眼正文,迅即返回。会议已经开始,门都关上了,好在匈牙利警卫认识我。我刚进去,主持人就宣布由苏共中央总书记讲话。
这真是个紧要关头,一旦我来迟了,勃列日涅夫就会像个聋哑人一样,孤立无援地站在麦克风前。

去世

我们三个贴身警卫都知道,列昂尼德·伊里奇的日子不多了,整天提心吊胆地等着那个不祥之日的到来。每个人都暗自祈祷:上帝保佑,但愿不要赶上我值班。因为在当时的制度下,对于我们中的每个人来说,国家一号人物的自然死亡完全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我告诉手下:你们不必紧张,一切都将发生在我的班上。我言中了。
1982年11月7日,总书记站在观礼台上阅兵。跟往常一样,他的精神很好。他想行军礼致意,但手无力地只举到肩膀,嘴里含糊不清地说着什么。
阅兵式结束后,他到扎维多沃过节,准备打猎,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爱好。其实,他只是坐在车里,没拿猎枪,狂热急躁而又无能为力地眼瞧着他的卫士频频射击,最后一次体验狩猎的刺激。
11月9日,我值班。列昂尼德·伊里奇10点20整来到办公楼。与往常一样,我在三楼电梯旁迎候他。他走出电梯,深灰色大衣敞着怀,手里拿着麝鼠皮帽子,微笑着向我伸出手:“你好,瓦洛佳。”我立即提了一个能让他高兴的问题:“昨天的打猎怎么样?”“很好。”
这一天,除秘书外,谁也没进他的办公室。好像只有契尔年科来待了一会儿,谈了些当前的形势问题。一切都跟往常一样,午饭后,他照旧躺到长沙发上休息。
晚上7点,他按铃叫我进去,“带上文件夹和公文包,走吧。”
到家后,我帮列昂尼德·伊里奇脱掉大衣,送他上二楼,把文件夹和公文包并排放到床头柜上,赶紧回到值班室打电话报告:“一切正常。”
晚上8点半,服务员打电话叫我去吃饭。跟往常一样,列昂尼德·伊里奇已坐在餐桌旁等候我了。
晚饭有酸凝乳和茶,列昂尼德·伊里奇又额外给我要了些香肠。
这天晚上,他第一次抱怨嗓子痛:“咽食都难受。”他甚至没说疼,而是难受。
“可能是酸凝乳没弄匀,咽下去了吗?”我问。
他没说话。
“要不要去叫医生?”
“不,不用。”
其夫维克多丽娅·彼得罗芙娜坐着没说话。他没看平日喜欢的电视节目“时代”就站起来“晚安!维佳。”他离开时,一点儿引人警惕的迹象都没有。
早晨,索巴契科夫来了,我向他交完班准备回这。他突然提出请求:“我们一起去吧,叫醒他后你再走。”这样的请求从前也有过,尽管不经常。不知是我的搭档不好意思在早晨独自一人走进他人卧室,还是决定让我为其做担保。反正我也没什么急事,把被保护人直接交给下一班人也好。差两分9点我们俩从值班室出来。
我们在楼下向维克多丽娅·彼得罗芙娜点头问候,她正在用早餐。上了二楼,我打开门,窗帘还拉着。索巴契科夫走到窗前,窗帘轻轻地开了,但有噪音,他又急忙用力拉上。列昂尼德·伊里奇通常马上会睁开眼睛,但是这次他一动不动,而且仰面躺着,头歪在胸前,下巴抵着胸口,睡姿很奇怪,这样睡也不舒服。我轻轻摇了摇他的手臂:“列昂尼德·伊里奇,该起床了。”没反应。我用力摇,他只是轻轻抖动了一下,但眼睛还是没睁开。我全身掠过一丝寒颤。我对正朝这边走过来的索巴契科夫说:“列昂尼德·伊里奇……好像是死了。”他立即停在屋子中央,纹丝不动。
安德罗波夫来了,进来时脸色苍白。
克里姆林宫急救医生和卫生部长恰佐夫一起进来的,手上拿着各种仪器。给克多丽娅·彼德罗芙娜紧随其后,刚一进屋就泪流满面。
急救医生开始进行人工呼吸,持续了约10分钟。最后,恰佐夫说:“停止吧!”他对安德罗波夫说:“没有用了。”
这个大笔一挥或者一句话就能决定成千上万人命运的人,就这样平常地死去了。我想,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其实都是虚无的,因为在死亡面前人人平等,无论他在世时职位有多高、多重要。
我的生命也仿佛随他一起结束了,刹那间中断了。他已经死在了二楼的房间里,在那儿,我曾经感到紧张不安,而这是他在世时我生活的特征。现在,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
所有警卫人员包括卫戍区司令都集中在值班室。平时,这里的电话总是不断,可现在,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一个电话也没有。我们与外界的联系被切断了。我们心里很清楚,再也没人需要我们了。我们这些人从未想过“独立”的意义,我们仅仅是“他”的一部分。现在,我们也同他一道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