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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苏见闻杂记 (作者:dick)

华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一版一印

目 录

一 工人报刊的榜样.............1
二 报纸和作家.................8
三 访波列伏依................17
四 “给小孩子们大文学”......29
五 人——骄傲的称号..........38
六 “战士”集体农庄..........48
七 在列宁格勒................59
八 难忘的夜晚................76
後记 ...........................84

(BAHR同志全文扫描)

 

 

 


工人报刊的榜样

今天,五月五日,是苏联 共 产 党 中 央 委员会的机关报——《真理报》的生日。

《真理报》是列宁根据彼得堡工人的提议而创办的。“群众的工人刊物《真理报》,是随着新的革命运动高涨诞生的。一九一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公历五月五日),《真理报》第一期出版了。这真是工人的一个盛大节日。为了纪念《真理报》的诞生,於是规定每年五月五日为工人出版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每年今天,各国工人在纪念自己的不朽的导师马克思诞辰的同时,庆祝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光荣旗手、世界工人报刊的榜样——《真理报》的生日。

我们很幸福,今年的头两个月,是和《真理报》编辑部的同志们在一起度过的。

每一个人都有他难忘的日子。一个觉悟的工人永远不会忘记那听到祖国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消息的欢欣的日子,一个共产党员永远不会忘记他举手宣誓加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那个庄严的时刻,一个学生永远会记得他初次走进学校大门口时那种充满了早晨的清新感觉的时刻,而兄弟久别重逢的热情的日子也是无论如何不会忘记的。

我们怀着兴奋愉快的心情来到莫斯科,来到《真理报》编辑部。两个月的兄弟般友好相处的生活,更加深了我们的感情。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那些温暖的日子的。

这里有一本厚厚的照相簿,里边贴满了我们友谊生活的照片。但是,用不到翻看它,我们就好像又回到了《真理报》编辑部。......

这里是《真理报》街,在很远的地方就可以看到《真理报》大厦,看到大厦上被阳光照得发亮的《真理报》的俄文名称:ПРАВДА(真理)。

这个名字像我们工人阶级本身一样,像马克思列宁主义本身一样,是那样鲜明、坚定、忠诚,朴实。它像一团烈火似的给人民以温暖和力量,而给敌人的则是冷酷和毁灭。波列伏依在他的一篇卫国战争时期的特写里,曾经生动地描述了一张《真理报》给了游击队怎样的力量,怎样使敌人的欺骗宣传完全破产。(编者注:参见波列伏依所著卫国战争特写集《我们是苏维埃人》之《一份<真理报>》)

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我们曾经参观过许多工厂、农庄、博物馆、学校,接触过各式各样的人,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向我们讲述了《真理报》。

在列宁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我们可以学到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也可以学到《真理报》史。

二月五日,我们登上了那艘被十月革命的光辉永远照耀着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我们怀着深深感谢的心情注视着那门发出了开辟社会主义新纪元的隆隆炮声的大炮;炮身上闪闪发光的金属铭牌上雕刻着两段关於阿芙乐尔号的名言,一段摘自《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段摘自《真理报》社论。舰长同志对於我们这些《真理报》编辑部的客人们是那样热情和亲切,给我们每个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月十八日,我门曾经会见了许多著名的科学家。他们都谈到了报纸给予他们的帮助。八十多岁的著名的采矿专家捷利比果利夫院士,在讲到他六十年来的工作时,特别向我们讲到《真理报》对他的帮助。苏联科学院电力技术研究所的领导人、八十多岁的老院士克日然诺夫斯基同志,曾参加《真理报》早期的工作,那一天他没有能够来,他特别要《真理报》编辑部向中国新闻工作者转致布尔什维克的战斗敬礼。

作家们谈到《真理报》,就像谈到自己的最亲密的同志和朋友一样。

普通的人,普通的工人和农民、电梯司机、旅馆里的女工,跟作家们一样和《真理报》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不但是读者,而且也是作者。我们在莫斯科的那些日子,党和政府正在组织力量到渺无人烟的地区去开荒。斯大林汽车厂的青年工人们响应了党的号召,他们给《真理报》写了一封信,说明他们自愿去开垦荒地,这封信发表在二月九日的《真理报》上。三天以内,《真理报》编辑部收到了两万五千封来信,都是表示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的。

《真理报》的影响并不限制在苏维埃土地上,它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芒给世界各国人民照耀着前进的道路。

我国人民,不论是在那些受到严重考验的困难的日子里,或是在那些获得光辉胜利的欢欣鼓舞的日子里,都从《真理报》听到苏联共产党的声音,听到伟大苏维埃人——共产主义建设者的声音。《真理报》高高举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旗帜,鼓励我们去克服困难,建设新生活。

《真理报》像太阳一样,穿过黑暗的云层给那些还没有获得解放的各国人民带来希望和鼓舞。《真理报》在国外发行到近七十个国家。 《真理报》随着人民的胜利一天天扩大着它的影响。经过四十多年的工作,它从最初发行几百份逐年地增加到现在每天发行四百五十万份。它每天用“远射程大炮”所特有的力量帮助党和人民开辟前进的道路。

《真理报》的力量就在於它无限地忠实於党性的原则,宣传和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常常从电影和画片中看到:列宁、斯大林手里拿着一份《真理报》。《真理报》的一切活动都是在苏联共 产 党 中 央委员会领导下进行的,都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政策——人民利益的集中表现——指导下进行的。它和各式各样的敌人进行残酷的斗争,用高度警惕性、用对公开的和隐蔽的敌人作不妥协斗争的精神教育人民,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装人民。

《真理报》的力量就在於它和群众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创刊起,它就是在工人群众的支持下工作的,“为真理报募集基金”曾经是一个强大的运动。人民,首先是工人农民中的积极分子,组成了《真理报》的作者大军。一九五三年一年中,《真理报》收到四十万封劳动者的来信。这就使《真理报》有可能依靠广大劳动者的舆论的力量,锐敏地倾听群众的意见,提出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和看起来不大、实际上是关系到广大群众的迫切问题,帮助人民实现先进的创议,推动各个战线的工作前进。

《真理报》的力量还在於它的真实性,向人民说真话,不隐瞒斗争中的困难和危险,动员他们起来克服困难和消除危险。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真理报》的不可破坏的原则。正是这样,《真理报》帮助党把人民教育成坚强忠诚的战士。

《真理报》的力量还在於它高高地举着国际主义的旗帜,宣传各民族之间的友谊,宣传人民间的团结友爱,反对资产阶级报刊的挑拨各民族间的关系的宣传,反对帝国主义者的疯狂的战争宣传。共产主义报刊向人们证明: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团结一致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真理报》每天向全世界发出宏亮的声音,但编辑部的房间里却很安静。从走廊里穿过,或者走进那间宽畅的会议室,那间朴素的总编辑室,我们看到的是一些热情的、谦逊的、老练的工作者。他们把自己的工作安排得很好,他们像一部精密机器那样从容不迫地劳动着。

写到这里,我的眼前又出现了我们衷心敬爱的那些同志的形象。他们中间,有知识渊博的学者,有夏伯阳师的英雄战士,有普通农民出身的农业专家和牧童出身的工业专家,有各方面的熟练的工作者。他们经过了战争和劳动的烈火的锻炼。我也记得那些虽然与我们接触不多但是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同志们——十几年来、二十年来从事图书馆工作或者检查员工作的同志们。我曾经特别把那位负责接见读者的老同志的话转告给和我在一起工作的同志们:正如同报纸校对工作特别应当由具有高度文化水平的人来做一样,接见读者的工作一定要由年老的有经验的同志来做,因为做这项工作特别需要耐心,同时又要有迅速正确地判断事物的能力。忠诚地为人民服务,这就是苏维埃人共同的宝贵的品质。

《真理报》编辑部的同志们不但把他们的丰富的工作经验告诉了我们,还把他们严密的科学的工作方法告诉了我们,更重要的是他们的高尚品质教育了我们。我们的胸怀里还保留着临别时热烈拥抱的温暖,还清楚地记得同志们的笑容和声音。我们相信:这些难忘的日子将是一个力量,它鼓励我们把自己的报纸办好,使我们的报纸成为中 国 共 产党手中的更强有力的武器,成为我国人民为建设新生活、为巩固和发展中苏友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伟大斗争的更有力的宣传者和组织者。

祝我们工人报刊的榜样——《真理报》的工作获得更高的成就!祝我们一切工人的和人民的报刊发展繁荣!

(《解放日报》一九五四年五月五日)

 

 

报纸和作家

二月一日,我们访问了苏联作家协会。

我们走进会议室的时候,第一个走过来和我们握手的是苏联作家协会书记波列伏依。经过互相介绍,我们认识了这些中国读者早已熟悉了的作家们:诗人马尔夏克,诗人依萨可夫斯基,文艺批评家免斯尼科夫,格鲁吉亚的诗人乌尔贡,还有到过中国的电影导演格拉西莫夫,翻译过很多中国作品的罗果夫。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非常欢迎同志们到作家协会来访问。”波列伏依从主人的位置上站起来,用十分热情的声调说,“护照上说你们是外国人,本来我应当发表一篇外交演说。但是,你们是伟大中国人民的代表,我们不必发表外交演说,就像在家里一样,开始谈话吧!”

他的亲切的简短的话,引起了全埸友谊的欢笑。人们像多年在一起的老朋友似的交谈起来。谈到诗、讽刺、特写、翻译、儿童文学、出版等等。大家说了很多热情的话。一连谈了四个小时。

一开始,我们希望作家们谈谈苏联作家和报刊是怎样合作的。

这显然是一个有兴趣的题目。每个作家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作家说我是记者,记者说我是作家,我来谈一谈。”波列伏依的话又一次引起一阵愉快的笑声。他说,“我国的先进文学工作者参加报刊工作已经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作家把参加报刊工作当作自己光荣的义务。在座的作家都参加过报刊工作。我国第一流的作家法捷耶夫、费定等等,经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作家们常常从自己未完成的作品中选出最好的一章或一段在报上发表,征求读者的意见。苏尔科夫每年要给《真理报》写一、二十篇东西。在我国,每一位作家都和报纸保持着密切的生动的联系。”

“分针把时针也带动了。”马尔夏克用这句话把他的看法表达出来,“凡是参加报纸工作的作家,都得到好处。报纸活跃起来,文学艺术也活跃起来了。”

“我们先进的作家都是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文艺批评家免斯尼科夫说,“我们认为‘文学工作是高尚的,报纸工作是低下的’这种思想是荒谬的。事实证明:参加报纸的日常工作,不但可以丰富创作,而且可以充实作家的生活知识。”

苏联作家协会第一书记、诗人苏尔科夫走进了会议室。他向客人们表示歉意:因为别的事情使他迟到了。接着,他也发表了意见:

“作家要获得广大读者,是离不开报纸的。很少有人不走报纸的路而获得了广大读者。在苏联,没有一个作家认为参加报纸工作会妨碍他的工作。以我这样一个小人物为例,在四年卫国战争期间,前一年在军报工作,後三年在《红星报》工作,我统共写了六本诗集,比战前十五年写得还多。还可以举西蒙诺夫为例,他随军一直跑到南斯拉夫,从来没有说过报纸工作妨碍了他的创作。这期间,他写了很多小说、诗和剧本。这是中年作家(我)和青年作家(西蒙诺夫)的情况。老一代的作家,像在座的马尔夏克,战争一开始他就以新闻工作者的身份参加了工作,写了很多诗。可见,作家和记者是亲兄弟,最能感受生活的作家往往同时是记者。”

不久以後,二月八日,我们在列宁格勒访问了“马雅可夫斯基作家之家”,那一天大家谈到很多问题,也谈到了报纸问题。

“我不知道有哪一位作家不给报纸写文章。”作家潘诺娃说,“我十七岁开始做报纸工作,直到八年前我才把写小说当作专门职业。以我看来,任何学校都不可能像报纸那样能够培养作家的政治敏感性,能够使作家把文章写得简洁,报纸工作还能够使作家的生活丰富起来。”

“苏联作家把参加报纸工作当作自己的第一个社会责任。”作家尼·尼企金说,“作家不能关在屋里写书,他们为了研究生活,需要一个基地。报纸就是作家与生活广泛地接触的一个最好的基地。”

“假如我没有参加报纸工作,我就写不出马特洛索夫。”《普通一兵——亚力山大·马特洛索夫》的作者茹尔巴说,“这本书写了七年。所以难写,是因为要在事实的基础上创造形象。作家都知道这个困难:作家不能用自己的基本手段——假想,这样就等於把作家的手足束缚住了。作家协会和部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使我到了他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找到了一切帮助马特洛索夫成长的人。书已经印了上百万册,我还在继续修改。中国读者、中国报刊给了我很多鼓励,我非常感谢,就是他们的鼓励使我要继续修改这本书,直到不辜负这个英雄为止。”说到这里,茹尔巴向前走了两步,激动地说,“我和所有的苏联人一样,对中国人民有着很深的爱。我知道:中国人民对苏联人民也有着很深的爱,我通过报纸、通过跟中国同志的通讯享有那种幸福的时刻。愿中苏人民永恒的友谊万岁!”

为了更具体地了解作家们的工作情况,特别是他们和报刊合作的情况,我们在二月十五日又访问了两位苏联作家:一位是卡达耶夫,一位是安东诺夫。

这次谈话是在苏联作家协会的办公室里。

我们希望卡达耶夫谈谈他写《时间呀,前进!》前後的情况。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大家感到了这个时期的重要性,一切大作家都怀着非常大的热情到建设工地上去了。”卡达耶夫回想当时的情形说,“我也放下一切工作,到马格尼托高尔斯克去看看我国在怎样建设,怎样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我遇到了马雅可夫斯基,他说他刚刚写完讽刺剧《洗澡堂》,正在写一首诗,叫作《时间进行曲》。‘时间呀,前进!’、‘前进呀,时间’就是其中的句子。我非常喜欢这些句子。马雅可夫斯基说:应当写这样的题目的小说。不久,他死了。我把他的话当作遗嘱,以《工人报》记者的身份到工地去了。

“到了那里,工程刚刚开始。一片草原,人们住在木板房子里,用车厢作车站。那时机械少,主要靠手工劳动,到处是人。恐怕和中国现在的情形差不多。我们住在一个旅馆里,这里有几百个作家和记者,别德内依、革拉特科夫等等,都在这里。

“对工程的进行,有的说可以快,有的说不行,人们这样就分成了两派。工作人员社会成份很复杂,其中还有美国工程师。我当时既是新闻工作者,就有机会参加工作的讨论,我赞成用混凝土搅拌机的意见,而且赞成充分发挥机器的潜力。写书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同时,我也想给後人留下一个一去不返的影子,即便只是一本照相簿也好。

“材料很多,不知道怎样写。我想写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比。有一个美国工程师,把钱存在银行里,银行倒闭了,他痛哭、苦闷,而我们的人民,不要钱,忍受艰苦,以劳动为光荣。书里的一切都是真有其事的。旧的形式不能表现这样新的复杂的生活,我就找到了一种特别的形式(我以前、以後都没有用过的形式),来表现这种新生活。我写的主人公就是时间,一切都是为了表现时间在猛进。为了表现时间猛进的气势,这本书句子短,句号多,段落也短,一切关于时间的语汇我都用上了。人的性格,也表现在运动中,人的性格每小时都在生长变化。这种形式,也反映着工地上的生活旋律:机械和手工,迅速和零乱。後来施工机械化了,旋律平衡了,我也就再也没用过这种形式。 “毛泽东同志说:作家应当生活在人民之中。我所以能写出那种作品,就是因为我生活在人民之中。当时,我主要作记者,写电讯、访问记、通讯,也写论文。给《工人报》写,也给《真理报》写。我把各种印象随时记下来。但最重要的是不要为写作搜集材料,而要参加到生活中去。我在工地上作记者,也作计时员,做工人俱乐部的工作,接触到许多别人不知道的事。农业合作化时期,我作过集体农庄的文书。”

中国读者所熟知的作家安东诺夫就青年一代作家的经验说明了同样的道理。

“我原是工程师,列宁格勒技术学院的毕业生。”安东诺夫说,“列宁格勒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的机关报《第二代》培养我成了作家。没有《第二代》编辑部组织的文艺小组,我不可能成为作家。一九四七年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春》。

“从此以後,常常有些报纸要我写短篇。但往往是遇到重大节日才要我写,这样,影响了作品的质量。我也写了一些自己不满意的作品。我认为:不应当只在节日登小说。後来,我在《文学报》工作,更感到小说也是一种揭露缺点进行批评的战斗武器,报纸应当运用这个武器。为了使短篇小说及时地在报上出现,作家就必须经常和报纸联系,像亲戚似地经常往来,了解报纸的需要。报纸也应当一周左右登一篇短篇小说。不只是配合节日的,关於爱情、友谊、劳动的小说,读者都是需要的。现在,报纸编辑部经常派作家去写特写,我想也可以派作家去写小说。我有一次到莫斯科附近去了解集体农庄合并问题,听到蛄娘们唱着自己编的歌谣。这些歌谣,有的是关於爱情的,其中有一支叫做《他说他爱我到死,可是变成了蒋介石(叛徒)》,有的是批评领导的。这些歌谣,特写用不了,我就写了小说《巴都宾斯克的民谣》。

“是的,契诃夫给我很大的影响。我爱契诃夫,我最爱契诃夫对人民的爱。学习他,不是模仿,而是了解他的内心。学马雅可夫斯基,就要学他对一切坏现象不能容忍的精神。你问:我,一个筑路工程师是怎样了解农民的?主要一点就是爱这些人。正因为我对农村生疏,就更觉得新鲜。农民说的每一句话我都感到亲热。主要的是要爱他们。我每一次到农村,都记下很多东西(当然,不要把小本子拿在手里当面记他们的话)。要注意小事,凡是第一次看到的,都记在本子上。像小孩子看事物,第一次印象总是最鲜明的。有一次,我到了基辅车站的高楼上,看到鸟在下面飞,这是第一次看见,觉得很新鲜(第二次就不以为奇了),我记下来,在一篇小说里就用上了。写作的准备工作要长,要像小孩子往钱罐里储蓄钱似的,每天每天往里面放戈比。有的人有了题目就写,我不行,一定要去摸一摸生活,积蓄材料。

“我现在也兼着很多职务,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更多地作些事。要向前辈作家学习,他们是那样善於工作,热爱生活,每天都不虚度。我每年有一半时间在下边,一边研究生活,一边写。我不懂得为什么有的人可以专门下去研究生活而不写作。我是一下去就写作的。”

苏联作家们也向我们提到报纸编辑部在这方面必须注意的问题。

“讽刺诗,是报纸上经常登的。”马尔夏克在和我们谈话时说,“但是,不要登得太多,像值班员一样,每天都有。要做到这样:出现一首诗,整个城市都谈论它。编辑部也常常给诗人一些苦恼。编辑有时对诗人说:‘你时间少,写短些吧。’我就答覆他:‘你可以告诉手表工人说:你时间少,给我作一个顶小顶小的手表吧!’”

《真理报》编辑部的同志们告诉我们:编辑部要非常熟悉作家的情况,了解他现在做什么事,他有没有时间,他善於写什么。同时,要善於和作家商量,在写作以前就要互相了解,对写作的主题彼此观点一致。写成以後,要耐心地互相尊重地和作家讨论,多次地进行修改。编辑部发表出去的东西是好是壤,不但要对读者负责,还要看到:发表一篇好作品,会引来更多的好作品;发表一篇坏的,同样会引来更多的坏作品。

不论是作家还是编辑部,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合作的基础,这就是:为人民服务。

(《文艺月报》一九五四年六月号)

 

访波列伏依

二月十三日,我们访问列宁格勒归来,第二次到苏联作家协会访问。

风刮得紧,雪下得很大,在院子里没有走几步路,大衣上已经落满了鹅毛似的雪片。

走进波列伏依的办公室,觉得特别温暖。

波列伏依是属于那样一种类型的人:一见到他就不感到生疏,而感到像一个老朋友似的亲切,像一见他的作品就不能不读下去一样,和他谈话,你绝不会感到疲倦。

围着桌子坐下来。没有等到我们提出问题,他就开始谈起来:

“上次谈过以後,我们作家协会的几个同志交谈过,我们觉到你们提出的问题很有趣,因为你们所遇到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过去所遇到的。三十六年的成就是:作家和报刊合作的问题已经不再是问题了。但是,现在有些青年作家还看不起报纸,需要向他们谈高尔基是怎样对待这个问题的。

“根据我的全部经验,”波列伏依说,“报纸是作家联系生活的最牢固的索练。像工程师阿扎耶夫、护士潘诺娃、医生尼可夫都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写书的。有的作家,写了一本书,成了名,站在荣誉的高地上,但是,他脱离了生活,如同一株植物,带着土挖出来放在窗台上,太防照常给他阳光,但他是枯萎了。虽然作家协会给他人工灌溉,却不是真正的雨水,他仍然是只有一本作品的人。报纸却能使他到最有趣的地方去,看到最重大的事件,接近像刚割下来的肉那样新鲜的生活。作家也给报纸带来新鲜的东西。

“对作家,没有比脱离生活更危险的事了。”波列伏依向我们讲到了这种不愉快的事。他说,“二十五年前,有一个青年作家,是流浪儿出身,写了一本书,高尔基写了序,书受到读者热烈的欢迎。但是,现在却写不出东西。作家协会的帮助也没有用处。当我以《真理报》的名义去和青年作家们谈话时,只要举出这个可怕的悲剧,就能说服他们。”

正像波列伏依和其他同志所说的,写特写是作家参加报纸工作的一个重要方式。波列伏依本人就是从一个工程师经过给报纸写特写走上作家的岗位的。

“一九二七年我写了第一本特写集。那时我是一个省报的记者。高尔基在读了这本书以後,给我写了一封六页长的信,批评了我的作品,并且说:作家所从事的工作是一项困难的工作。从那时起,我投身写作事业,直到现在。

“特写在我国有着重要的地位。”波列伏依引用高尔基的话说,“‘特写是很好地并且热心地为认识本国而服务的。它在报刊上和文集中都有自己的地位,特写集的畅销,把我们的视野扩大到无止境’,‘认识自己的国家这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没有像在我国这样迅速地并且以这样恰当的形式发展过。"特写作家"向千千万万读者述说凭着他们自己的力量在苏联的广大的幅员上面、在工人阶级使用创造力量的一切地方所建立的一切’。

“特写在俄国有古老的传统。我们可以一直回溯到十七世纪的俄罗斯启蒙学者诺维可夫等人。俄罗斯的伟大作家们当需要对当前的事件作及时的深刻的反响的时候,就写特写。很多例子证明这是一个有效的战斗武器。契诃夫关於库页岛的特写,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迫使沙皇修改了库页岛流放地的法律。柯罗连科为穆尔丹村伏恰克人(乌德穆尔特人)辩护而写的著名特写,也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反响。

“现代的伟大作家,富尔曼诺夫、法捷耶夫等等,也写了许多特写。

“把特写联结起来,可以看到整个历史。加斯吉洛(注:尼古拉·加斯捷洛,1941年6月26日驾驶被击伤的飞机冲向敌人坦克群,壮烈牺牲,被追授苏联英雄称号)、二十八个潘菲洛夫近卫兵、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卓娅·柯斯莫杰米扬斯卡娅、克拉斯诺顿的青年近卫军以及其他许多永远活在人民心中的英雄们,他们的形象就是由最初的特写保留下来的。特写是哨兵,他走在社会事件的前面。常常是:先有特写,後来在这个基础上写成了长篇。许多事实可以帮助总编辑说服作家: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很受欢迎,如果我们翻开一九四二年八月的《真理报》,就可以看到有一版特写,题目、情节和作者都是和後来的长篇小说一样的。那时,法捷耶夫是记者,他就是根据他在采访中所得到的丰富材料写成长篇的。一九四二年九月的《红星报》上登载的两个辟栏的特写,题目、情节和作者也是和《日日夜夜》一样的,这篇特写就是西蒙诺夫的中篇小说《日日夜夜》的胚胎。我自己的《真正的人》,原来也是一篇短的特写,《真理报》编辑部把小样都排好了。总编辑波斯伯洛夫同志告诉我:敌人正宣传苏军人力已经枯竭,发表这篇东西不好,战後写长篇吧。我也同意了,後来,我就写成了长篇特写。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很多。”

谈到这里,我们又回到特写中容许不容许虚构的问题。

本来,这个问题在他写的《论特写》一文中已经讲清楚了:特写是不容许虚构的。在我们第一次谈话时,他也曾十分明确地回答说:

“根据我二十五年的经验,在特写中不能有虚构。因为读者习惯於报纸是登真实的东西的,如同《真理报》的名称所表示的一样。写狄纳摩工厂的那个老头儿所发生的不愉快的事情,总共也不过是一句疏忽的话,不但使好人吃了苦头,而且使特写也大为减色。当然,特写作者也不能像奴隶似地对待事实,而应当选择能够充分表现生活和思想的事实。一个作家的视野越是辽阔,生活知识越多,他就越能表现时代的生活和思想。当然,还有一条路,那就是根据自己的观察,用假的人名、地名写出来,这样的特写就更接近小说,也是受欢迎的。给报纸写特写的人用这个办法的少。我个人的意见是:多写真实具体的特写,两脚站在地上,和事实完全一样。就是写外国,比如说,如果我们写关於中国的特写,有些虚构,苏联读者可能看不出什么毛病,中国人一看就看出了毛病,那就很不好。

“以《真正的人》为例,我是把他当特写来写的。主人公还活着。有人叫它作长篇小说,我不同意,名称改变不了事实。作品中,连每个细节都是真实的,我没有增加什么。自然,如同高尔基所说,鹅和鹅毛是有区别的,应当把非本质的、非典型的去掉,留下本质的、典型的,这里给作家留有余地。比如,我写到主人公和一个女孩子讲恋爱,当时,不能不考虑恋爱能不能坚持,我就把女孩子的名字加拉用假名沃里加代替了。”波列伏依笑着说,“现在看来,这个顾虑是多余的,他们两个人一直很好,结了婚,生了孩子,加拉自己也把名字改成沃里加了。可见,只要不和主要形象矛盾,作者的这类修改是容许的。”

为了用更多的事实说服那些诚恳地要求在自己的作品里容许假想和虚构的同志,我们要求波列伏依谈一谈自己的其他作品的真实性。 “也许是幸,也许是不幸,我不会假想和虚构。”波列伏依解释道,“创作中的假想,这是作家的才能。但是,我缺乏这种才能。这也许是我一开始就做报纸工作、直到现在我仍然在《真理报》工作的缘故。战後我出了五本书,里面写的都是真正发生过的事,真正有过的人。我也受过责备,有一位文学批评家批评我写的《黄金》,说波列伏依着了杰克·伦敦的迷,净想些希奇古怪的事,甚至说我脱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篇文章正是我收到主人公的信以後看到的,主人公和批评家的意见不同,她要我把细节修改得更突出些。我是有意写得不突出的,若是按主人公的意见写,人们会更觉得希奇古怪。”

我们请他谈谈《我们是苏椎埃人》和《斯大林时代的人》。

“《我们是苏维埃人》中,有十六篇写的完全是真人、真事、真地方;《斯大林时代的人》中有二十六篇写的是真人真事,有几篇还有画像。”波列伏依一边翻着这两本书的目录,一边讲下去。“只有写到爱情的地方,或者是尊重主人公的意见,我才把人名改了。

“既然写真人,就不能扯谎,无论是主要的,次要的。我的同行说:如果把一个人写好一点不要紧,写坏了就倒霉了。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因为我们整个社会是个整体,如果你把一个人写得太好了,也会受到指责。我们的报纸是共产主义的报纸,是列宁的、毛泽东的报纸,每一句都必须是真实的。有时候,一个记者从好的愿望出发,还没弄清楚事实就写,结果把事情弄坏了。所以,一定要收集三四倍的材料才能动笔,细节也不能忽略。《真理报》记者卡列索夫从顿河回来以後,想写一个集体农庄的女劳动英雄,特地打长途电话问农庄主席:‘这个女孩子的眼睛是什麽颜色的?’农庄主席十分惊奇,问道:‘为什麽要从莫斯科打长途电话问这样一点小事?’我是懂得卡列索夫为什麽这样作的,他是几十年的老记者,他知道:一点点细节上的差错都会给作者和整个报纸带来巨大的损失。”

我们知道:在苏联报纸上发表的小品文是容许在事实的基础上作有限度的夸张的,比如一个人喝醉酒是事实,但是醉了以後说的话是容许作者增添的,在特写里容许不容许这样作呢?

“特写和小品文不同。”波列伏依回答道,“小品文容许的,特写不容许。比如写旅行记,作者不能把别人没有说过的话加上去。如果我写我们今天的谈话,加上了一些你们没说的话,你们会说我扯谎,大家就再也不看我写的特写了。当然,谈话的形式可以改变,比如把原来的话加以压缩,意思没有变,这是容许的。我和人谈话的时候,如果是谈过去的事情,总要把当时谈话的情形,谁先说什麽,谁後说什麽,他问了什麽,你答了什麽,又问了什麽,又答了什麽,问得清清楚楚。到写作时作者可以选择,只要是原来说过的。但是,如果用第一人称写,所有的话,连口气,都应当是真实的,和原来一样的。”

我们常常看到:记者们写主人公的思想,不是写得公式化,就是写得不真实。为了写得生动,是否容许作者加上自己的想像呢?

“写一个人物的思想,是可以加上作者的想像的。但是必须真实,作者只能以事实作估计和推测的基础。我总是要问:‘你怎样得出这个结论的?’对一个发明者总要问:‘你怎样想到要这样改革的?’比如,我和纺织女工玛丽亚·罗日涅娃——她曾到过中国,——谈话,我问她怎样想到要这样节省原材料的?像平日经常得到的答覆一样,她说她也不知道。我说:不要忙,到晚上再谈。下次谈话时,她说:有一天开团员大会,会上听说我们还有八百件军大衣没有完成,我就和朋友商量,我们想出了办法,提出了建议:可以用节省下来的材料,作一千件大衣。这就清楚了,节省是为了增加社会主义财产。根据她讲的话作出的符合实际的结论,主人公没有反对,我也就这样写了。”

话越谈越具体了。主人已经又一次把我们带进他的作品里来了。有的同志要求他谈谈一些作品的写作过程,比如《斯大林时代的人》中的一篇特写《保价邮包》是怎样写的。

“《保价邮包》的主人公是波拉夫斯克工区的主任。这个工区就是内战时期伏罗希洛夫同志被包围的地方。主人公现在是古比雪夫新的工程上的总工程师。我跟他谈过话,写了一篇特写,感到不好。又去找他谈话。那天,天晚了,有酒,边吃边谈。我总喜欢请人谈谈‘你一生中最有趣的事情是什麽’,他们夫妇你一段我一段地跟我谈了很多很有趣的事。最後,工区主任说:‘这些还都不是最有趣的,’他想起了一群孩子从克里米亚给他寄来的那个保价邮包,就把先後经过详细地告诉了我。他说:当时正忙得很,取回邮包,一边打开,一边纳闷,到底是谁寄来的?看到那些种子,还以为是谁在开玩笑,直到看了信,才明白了一切。我也遇到过一件事,”波列伏依说,“我写一个剧本失败了,就收到一个保价邮包,里面装着一个十四公斤的救生圈。在苏联,常常有人开这种玩笑。所以,主人公接到保价邮包,很难猜出里面装的是什麽来。”波列伏依的谈话逗得大家笑声不停,过了一会儿,他才继续说下去,“我那篇特写,几乎连细节都是照原话写的,只是把主人公的名字改了。”

有的同志请他谈谈另一篇特写《雾中》是怎样写的,因为有些读者认为这一篇特写一定是虚构的。

“和《雾中》里面所说的一样,那一天我和画家茹可夫一起听到了那两个妇女的谈话。前半段谈得很有诗意,後半段谈得很平常,因为谈前半段时她们不知道後边有人。为什麽要写这篇东西呢?因为我时常感到:我们报纸上用的语言太枯燥,常用的字大约只有一千个。读者们以为这是正常的,所以,这两个妇女一听说我们是作家,马上就换了报纸上的语言,她们的话变得枯燥了。我就在还记得很清楚的情况下,几乎是按原话记下来了。

“类似的情况还有。有一次我去和选民会见,在火车上,听见一个将军和一个农民正在谈话,谈得很热烈,语言的色彩很鲜明,他们谈这样一个问题:‘钱多了好不好?’那个农民说:差不多了,现在集体农庄已经是百万富翁了,不想要钱了。将军也说:钱多了不好,以前在农庄多好,秋收以後,吃什麽也好吃,现在看到啤酒都不想喝。我觉得谈的很有趣,就想记下来。他们一看我往本子上写,就变严肃了,话也枯燥了。後来,看到将军的腿好像是受过伤的,一谈,原来我们一起在斯大林格勒作过战,住过一个医院。原来是老战友,就是没有谈过话。这一来,就又随便了。

“从许多经验中,苏联记者学会了一种办法,特写作家也一样,最好不拿出本子来。实在不能不记,比如遇到一些数字,一些特别精彩的句子,记者就到别的房间里去记。

“我举这个例子不是没有原因的。《雾中》所说的事情和这个例子都说明报上的语言影响了人民。我觉得中国报纸上的用语也应当丰富些。中苏两国人民的语言都是丰富的,都是可以表现丰富的生活和思想的。毛泽东同志说:对於广大人民,第一步不是‘锦上添花’的问题,而是‘雪里送炭’的问题。我很喜欢这两句话,很难找到比这两句更好更准确的艺术语言。特写既然是文学形式,它的好坏不但决定於其他因素,而且也决定於语言。高尔基曾经这样说:文学家应当熟悉语言,不然他就不能创造出图画。你们要像我们的先辈一样掌握技术,像车工掌握切削技术一样,作家要用语言把形象切削出来。”

我们希望他根据自己的经验谈一谈记者的修养。

“谈到文学修养,我是很差的。”波列伏依谦逊地向我们笑着,“按职业说,我是纺织工程师,你们如果问到怎麽配颜色,我可以谈谈。”经过我们的要求,他继续谈下去,“作为新闻工作者,是不允许停滞不前的,不学习就落後,因为新闻工作岗位是最先进的岗位。新闻工作者特别要注意提高政治修养。我在加里宁城进过党校,现在还在继续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我也在读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我的主要写作对象是劳动,有人说我是军事作家,这不对。我写军事的时候,是全国都穿军衣的时候。我的第一本书就叫《热烈的车间》(注:中译本《沸腾的车间》,作家出版社1961年一版),现在在继续写《斯大林时代的人》,同时在《真理报》工业、运输和贸易部工作。一个记者要有各方面的知识。我不相信可以用速成的、训练班的、人工的方法培养出作家和记者来。当然,我不是说学校没有用。我是说:牙医可以在学校训练好,新闻记者不行。新闻工作者最基本的条件是:他要具有内心的、党的精神,具有对党、对人民、对自已从事的事业的无限的爱,他要能够从政治上看一切问题。这就不是人工所能造成的。当然,有经验的人到学校里去加工是有用的。”

有位同志问:纺织工程师的修养对你有没有用处?

“工程师都是大学毕业的,但大学不能给你现成的东西,它只给了一把取得知识的钥匙,比如,物理化学使我得以知道冶金方面的知识。同时,工程师比医生更容易了解劳动。”

有的同志问他采访前的准备工作。

“一定要事先很好准备,写大题目更是如此。一切有关的材料应当事先(不是事後)看过,这样谈起话来就更顺利,就可以到现场对证材料,因为别人的材料是不能轻信的。去伏尔加河—顿河运河工地以前,我还听了工程局的几个专门报告:水力、劳动组织、劳动机械化、灌溉、地质的报告。还给了我很多便利。这些材料要用脑子记,有时是不允许带很多笨重的书面材料到处跑的。”

我们所希望了解的问题已经很满意地解决了。向窗外望去,已是黄昏了。我们已经整整花了他一个下午的时间。我们再一次地向主人表示感谢,并欢迎他有机会到中国来。

“你可以随便问一个苏联人:‘你愿意到中国去吗?’他一定会高兴地说:我能够给你们什麽帮助呢?只要我能做到,我一定帮助。我也绝不例外。”

已经握过几次手了,已经说过几次“再见”了,我们还没有离开热情的主人的房间。

(《解放日报》一九五四年五月三十日)

 

给小孩子们大文学

像是童话里发生的事情似的,我们几个人因为疏忽,一下子闯进了一座花园。

一月十四日,太阳照着雪後的莫斯科,空气特别清新,我们又有两小时的空闲,几个人就去逛大街了。

顺着列宁格勒公路走。林荫道上的菩提树覆盖着白雪,特别清秀。走到高尔基大街,有的同志想给孩子们买些图画,我们就走进了一家书店。

一进门,发现这不大像书店。女主人殷勤地接待了这些突然来访的客人,向我们介绍说:这是“儿童文学之家”,是苏联作家和小读者会见的地方。原来我们仓促之间没有看清门口的牌子。

主人热诚地引导我们参观了每一个房间。首先看到的是书,苏联作家给孩子们写的各式各样的书,其中也有关於中国的。这些书印得那样精美,它像一把一把金色的钥匙,帮助孩子们打开科学文化宫殿的大门,去建设共产主义社会。

沿着楼梯走上去,我们的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新天地:宽大的房间,柔和的光线,天仙般美丽的孩子们围着桌子安静地翻着书。 我们轻轻地走近门口。记得高尔基说过:孩子是人间的鲜花。我们站在花园门口了。

这些共产主义建设者的孩子们,对我们来说,并不生疏。几天前,我们还和他们一道在克里姆林宫度过快乐的枞树节。但是,亲眼看到他们在这样美好的环境里读书,还是第一次。

他们发现了我们,大家站起来向我们问好。

从那些微笑着的脸上,我们看到了共产主义的未来,看到了苏联共 产 党和苏 联 政 府对第二代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也看到了苏联作家给幼小的灵魂多麽大的教养。

我们参观了各个房间。这里的特色是:房间里的颜色、桌椅的高低都不一样,这是根据孩子们的年龄大小来设计的。社会主义就是最大限度地关心人,我们又一次得到了这个结论。

这次意外的参观,促使我们再一次找苏联作家谈谈儿童文学问题,虽然我们的日程已经排得很紧。

一个月以後,二月十四日下午一点钟,我们来到了老诗人和作家马尔夏克家里。

马尔夏克在我国是大家熟知的作家。他的弟弟伊林也是我国读者热爱的作家。这次,我们是第二次见面了。在苏联作家协会,我们向他请教过许多问题。他曾经十分关怀地询问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情况,要我们谈一谈近几年来有哪些第一流的作家为孩子们写了书。在回答他的问题时,望着他的那双慈祥的热情的眼睛,我慢慢地想着,但是举不出许多作家的名字。

现在,我们又看到了他的那双慈祥的老祖父样热情的眼睛。他微笑着让我们走进他的工作室。

这是一间朴素的书房,周围摆满了书架。写字台上放着许多新书,还有一些信件。

马尔夏克坐在写字台前的椅子上,面对着我们,慢慢地抽着烟。他特地把中国同志送他的中华牌香烟取出来请我们抽。

我们的话是接着上次谈的,我们谈到:翻译诗的问题,讽刺诗的问题,等等。我们时常被他的幽默的话引得笑起来。最後,我们谈到了为孩子们写书的问题。

每一个老年人都喜欢孩子,但是不见得懂得孩子。马尔夏克不但喜欢孩子,而且是那样懂得孩子。就是在谈到翻译诗的时候,他也没有忘记孩子。 “译者要珍爱本国语言,”马尔夏克说,“因为我们的後代还要用这一种语言去创造新的思想、新的感情。翻译可以丰富本国语言,也可以毁坏本国语言。有些青年因为读翻译来的侦探小说读得多了,失去对本国语言的爱好。译者要多读本国的文学作品,使自己的翻译工作能帮助本国语言丰富多汁。”

谈到儿童文学,马尔夏克给我们谈到了这个时代的伟大作家是怎样为孩子们写书的。

“列夫·托尔斯泰在写《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前後,写了许多儿童读物,《高加索的囚徒》就是其中最好的一本。这本书文字是那样简朴,充分地表现出托尔斯泰的天才;句子简短,如同高加索的激流;故事也很简单:两个俄国军官被俘,一个高加索姑娘把他救出来。这种故事很多人写过,但是从来没有像托尔斯泰那样把人物写得这样生动。普希金也是那样关心儿童文学,他在决斗那天还写信给儿童文学作家毕斯洛娃,评论她给孩子写的一本历史读物。别林斯基写过一篇关於奥多也夫斯基的童话的论文,童话写得不好,大家已经忘了,但是论文很好,里面阐明了别林斯基的儿童教育思想。在批评坏作家的作品时,别林斯基说,希望出现这样的人:每当他出现时,孩子们像过节一样喜欢他。

“有的人说:我不是专家,不能给孩子写东西。”讲到这里,马尔夏克说出了我们共同的意见,“这是不对的。每一个爱国者都应当关心後一代。别林斯基不是专家,他也那样关切地说明了自己的思想。

“我们这一代,高尔基作了最多的工作。”在讲到高尔基时,马尔夏克举出了许多生动的事例,说明高尔基是最全面地关心儿童文学的人。“一九一四年,高尔基曾经给罗曼·罗兰写信,要他给孩子们写些好书,‘把好人跟野兽对立起来看’。一九一八年,高尔基给孩子们办了一个杂志。一九三二年,高尔基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封给少年先锋队的信,问他们愿意看什麽书,他收到了几千封回信。”马尔夏克回忆起这件事,兴奋地说,“这是一件空前的事,一个作家和全国的孩子通讯。这些信里提出了很多问题,有的要求谈谈老虎,有的要求谈谈天空和星星,有的希望知道有哪些鱼可以钓到,怎麽钓法,孩子们的问题可以说牵涉到整个宇宙。这些意见受到了党的重视,《真理报》用一个版的篇幅发表了孩子们的信。後来,就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个儿童读物出版社。高尔基在全苏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儿童文学问题的报告中出了这样一个生动的题目:给小孩子们大文学。”马尔夏克曾多次地提到,“篇幅冗长的作品不一定是大文学,一篇短诗,却很大。高尔基要求的就是这种可以称作大的文学。

“这些年来,出现了许多天才作家。”谈到儿童文学在最近这些年的发展,马尔夏克愉快地说道,“如盖达尔,他就是一个善於和孩子们作有趣的、抚爱的谈话的人,他甚至替孩子们想出来许多游戏,像《帖木儿和他的伙伴们》那本书里所写的帮助军属的方法,在卫国战争期间,很多孩子都照着作了。《我看到什麽》的作者日特科夫,四十六岁才开始写作,他是个远航家、化学工程师、教员,渔夫,有着丰富的生活经验。伊林——马尔夏克眼睛望着放在钢琴上的伊林的像片说,——也写了很多东西。他从人们的日常劳动中,从刀子、书、从每一件东西里看到人类的劳动历史。还有一些写自然科学和学校生活的作家,给儿童写诗的诗人,新的人不断出现。苏联儿童读物出版社负责出版各方面的作品,供给入学前儿童、初年级生和高年级生阅读。”

谈话的题目转到怎样给孩子们写东西了。地方也从他的工作室转移到他的会客室里来。桌子上摆满了茶点,还有格鲁吉亚的葡萄酒。马尔夏克的在科学院工作的儿子和年幼的孙子也参加了我们的谈话。屋里越来越活跃了,当马尔夏克说到孩子们喜欢读什麽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他的孙子的微笑中了解到:马尔夏克多麽懂得孩子,孩子又是多麽赞成马尔夏克的意见。

“孩子们是从小就爱诗的。”马尔夏克说,“七岁以前的孩子喜欢带韵脚的诗,七岁到十一岁喜爱有情节的故事,十一岁以後的就喜欢看写英雄的、浪漫的、抒情的东西了。最难的是给入学前的孩子们写东西。作家应当自己就是个孩子,有为孩子写的兴趣,不为稿费,不为出名。

“给孩子们写的诗,应当是积极的,行动的,有韵脚的。记得我小时候最喜欢在雨天唱的诗:‘雨呵,雨呵,你停下吧!’因为里面说出了唱歌的人的要求。我也喜欢普希金的这两句诗:‘云呵在天上飞,桶呵在海上漂,’两句诗把全部风景都写出来了,念的时候,真觉得云和木桶在长天大海上动。小孩子喜欢动,我五岁时,有一次过节,人们叫我朗诵诗,我就一边走动着一边读,我觉得站着读是很枯燥的。小孩子都喜欢一边玩一边唱的游戏,这是个很好的形式。

“给孩子们写的书里面,一定要有幽默和快活。”马尔夏克认为这一点很重要。他说,“有些作家喜欢讲一段有趣的故事,然後来一段说教。这不好。有些作品里的人物都是圣人,其实这只是幻影;有的人反对写留级生:这都是受‘无冲突’论的影响。马雅可夫斯基不是这样,他直截了当地向孩子说什麽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像向成年的同志说一样。孩子们是人,他们讨厌虚伪的东西。”马尔夏克微笑着说,“一切艺术都是好的,除了枯燥的以外。给孩子们写的东西更是这样。就是写生产、写科学的书,也要写得有趣。有些作家常常在作品里硬加上些‘作料’,作品仍然枯燥无味。要想使作品有趣味,应当从你写作的对象本身中去找寻趣味。首先,作家要像小孩子那样对你写的事物有兴趣。”

在回答我们的问题时,马尔夏克又再一次地向我们说:“作家不要忘记:要给孩子们写快活的书,使他们爱生活。”他同时讲到:作家一定要向人民学习,像《摇篮曲》,就是值得学习的。

我们告诉他:他讲的这些话,也是符合中国的情况的;我们希望他进一步谈谈怎样写得又有趣又有教育作用。

“这确实是一个重要问题。”马尔夏克说,“教育是个复杂的工作。在儿童文学中,它必须和生动有趣结合起来。最重要的是:要靠感动人,靠发展人的感情来教育人,要让孩子们自己从作品中得到结论。”马尔夏克着重地说,“要培养孩子们的想像能力。孩子们是善於幻想,善於感受的。孩子们不懂抽象的东西,因此,作家要记住:一定有想像。好的学校,好的作品,不要妨害孩子们的想像,不要在他们没有想到以前就平淡地回答了孩子们的成千个问题。我们要培养孩子全面地发展,最重要的是培养他们的想像力,因为一个建设者是必须有想像力的。童话对培养孩子们的想像力很有用,在童话里,五分钟可以走遍全世界。但是,好的童话不能失去现实基础,比如兔子是跳的,把它写成走的就不对。动物可以说话,但是一定要像它说的。动物之间的自然关系,也不能随便改变。这样才能帮助孩子们去幻想。

“要善於发现人,要善於选择作家,”马尔夏克在谈话中几次谈到,“第一个条件就是真正爱孩子。高尔基曾经想召集一次最有才能的教师和作家的代表大会,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报纸和刊物的编辑部要善於支持正确的人。报刊上发表的东西,就像撒下的种子,好的招来好的,坏的招来坏的。编辑部要像米丘林那样善於选种。不但是创作,翻译作品也要找好手来作。有的人以为翻译孩子们看的东西很容易,这是不对的。

“苏联的孩子们对中国很有兴趣,”马尔夏克用异常关心的语调告诉我们,“我们已经翻译了一些关於中国的书,可惜太少。希望中国的作家能给孩子们写更多的更好的书,关於中国人民斗争的,关於历史的,关於中国孩子的,关於中国的许多民间传说的,都很需要。”

谈话已经继续了将近五小时。主人还是不疲倦地热心地解答我们提出的各式各样的问题。我们怀着极大的尊敬注意地听着他的每一句话。我们知道:他几十年的创造性的劳动,不但给苏联的孩子们带来过节一样的快乐,他的书也是中国孩子们的节日的礼物。我们把代表团带来的他的著作的一部分中译本送给他,并且非常感谢他送给我们那样多的他的著作的新版本。我们大家举起了酒杯,衷心地祝他为苏联和中国的孩子,创作更多的书,祝他精力充沛和长寿!

从马尔夏克家里走出来,雪下得很大,可是,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这个下午特别温暖。

(《解放日报》一九五四年六月一日)

 

人——骄傲的称号

站在莫斯科大学的最高一层,向窗外看去,我忽然想起了高尔基的这句话。

人,确实是一个骄傲的称号。

当无产阶级打碎了颈上的锁鍊,把自己从剥削制度中彻底解放出来的时候,他们成了真正的人——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建设者。

莫斯科大学,就是人们为自己建设起来的。

莫斯科大学副校长、化学教授沃夫申科同志向我们介绍学校情况时说道:这里原来是一个国营农场,一九四九年我第一次到这个地方时,还吃到农场的大葱。

四年以後,建成了这座三十二层高的庄严美丽的莫斯科大学大厦,它的校园面积是一百六十七公顷,照远景计划,还要再扩大一百五十公顷。几年之後,这一带就要变成一座学生城。这样的速度、规模和建筑艺术的美,是资产阶级想也不敢想的。在中国,资本家也重复着他们先辈的话,说什么如果废除了私有财产制度,人们就要懒惰起来的。请他们看一看废除了剥削以後人们是怎样劳动的吧!请他们也这样“懒惰”地建设这样一座大学吧,建设一条地下铁道吧。但是,他们作不到。
劳动

十月革命解放了俄罗斯人民,使他们有可能利用一切条件去建设新生活。

在苏联,劳动者用自己的创造性的劳动建设起自己的强大的工业和农业。

当我们走进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的时候,好像到了一个巨大的城市。我们曾经到莫斯科附近两个邻近的工厂去参观。一个是重型机车厂,它已经九十一岁了,开头只能生产铁路和桥梁上用的材料,十月革命後逐步扩建,去年它造出了第一万辆机车。我们到新出厂的一辆货车机车上去参观,它的车轮比我们人还高。另一个是重型机床厂,它只有五岁,是战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产儿,专门制造稀有的重机床,机床上的一个零件有超过一百吨的。它开始只造十一吨重的机床,现在正制造四百四十吨重的机床,还可以装配五百到一千五百吨重的机床,要用一百五十吨的起重机搬运零件。我们开玩笑说:这真叫“重”工业。

在苏联,劳动者受到党和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我们曾经参观过劳动保护展览馆,这是一个常设机构,它用图片和实物向人们介绍劳动保护的成就。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把劳动保护方面的细微的方法都学到。

曾经在煤矿工业中工作了六十年的老院士捷利比果利夫,向我们生动地讲述了煤矿工业发展的经过,他的话使我们看到了劳动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他说:

“六十年来,我亲眼看到顿巴斯是怎样发展起来,怎样改造的。我在那里工作的时候,从采煤到运煤都是手工劳动,这种筋肉的劳动,工人们叫作“苦役”,认为是沙皇的惩处。苏维埃政权建立起来了,它为了把人从苦役中解放出来,用机械来代替人力。开始,在采煤方面用了机器;第二步,就是从采煤的地方到装车的地方(一百到三百公尺)的运输也由机器来做了。我们的工人已经不知道用人力来运煤是怎麽一回事情了。後来,党和政府提出任务,要我们用采煤康拜因把这几部分工作统一起来,这是苏联的创造。矿井里的支柱,过去是木头的,现在也开始用半圆形的金属架子做了,这样矿石就不会垮下来。其他方面,如照明设备、通风和吸尘设备也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还有一些自然力量造成的危害,需要克服。如地下瓦斯,我们正在研究怎样把它抽到地面上来,用到工业上去;我们也在研究如何利用煤层的压力挖煤,使煤层的压力能为人民服务。

“今後的任务,是如何使采煤机器完全自动化,设法如何能在地面上进行采煤工作,使工人们能像在地上的工厂里一样地劳动。这个理想很快就会实现,在个别先进的矿山,已经开始向这个目标努力了。

“苏维埃政权下的三十多年,变化是多麽大呵。”

老院士的话给我们描画了一幅吸引人的远景。如果不在地下而像在工厂里一样采煤,我们现在的“煤矿”观念就要改变了。我们也相信,这个理想很快就会成为现实的。

不只是煤矿方面,在所有方面科学研究机关都是为人民的幸福服务的。在列宁格勒,斯大林电机厂的总工程师布石英同志告诉我们:科学家给了工厂极大的帮助,解决工厂不能解决的技术困难,一九五三年一年中本厂和科学院签订了四十个合同。教授们也帮助工人和技术人员总结经验。不久以前,工厂要加强透平的生产,但车间的力量有限;本厂的技术人员就和厂外科学家共同研究,结果装置了新的车床,解决了生产关键问题,提高生产三倍到五倍。

科学技术掌握在人民手里,它将要给人类创造出多麽大的幸福!

文化

在苏联,扫除了文盲,学习成了人们的生活习惯。

就是在电梯上,也可以看到读报的人。

书籍是每一个人的朋友。斯大林汽车厂图书馆有几十万册书。为了培养干部,各个工厂都办有学校。列宁格勒斯大林电机厂,一九三O年开办了高等、中等、青年三种技术学校和工厂学校。一般工人进工厂学校学习。青年工人进青年技术学校学习,然後进中等技术学习,再升入高等技术学校;中等技术学校出来可以作技师,从高等技术学校出来可以作工程师。工厂的制度是:参加学习的都分成小组,另有平行小组,小组白天上课,平行小组夜里上课(前者不作工,後者白天作工),一学期一轮换。由於这种学习的过程就是理论与实践相联系的过程,因此可以用较短的时间培养出本厂的干部。这个厂有一位设计师是本厂培养出来的,现在是技术科学博士,斯大林奖金两次获得者。

这种制度加速了技术力量的成长。

只有那个看清了自己的远大前程,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信心的阶级,才会把学习当作自己的生活必需。 不只是学习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也是空前地和人民结合起来了。

我们没有看到过哪一个剧院有空座。在大剧院的七层楼上,也坐满了人。几个工厂的文化宫,也是满座。

剧院里,秩序是那样好,人们自始至终静静地专心地看着听着,直到幕落下来,暴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为止。

很幸运,我们看到了乌兰诺娃演出的《宝石花》。像许多人所说的,她杰出地把技术和心灵最完善地结合起来了。不看到这种演出,很难想像人类能够创造出这样美妙的舞蹈。

在画廊,人们成群结队地、安静地端详着每一幅名画。

如果说清洁、公共秩序是文明的标志之一,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也是走在最前列的。百货商店里也没有人抽烟,人们文雅地谈笑着。

苏联人在建立了强大的工业和农业的同时,还达到了人类文化的新高峰。

在旧社会,提到劳动者,人们就会想到饥寒交迫的人。苏联证明给人们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彻底地推FAN了这些观念。在这里生活着的是劳动的、文明的、富裕的人,真正的人。

富裕

苏联的工人们在车间里是穿着普通的工作服的。但是,一下班,他们换了衣服以後,你就很难认识他们了,他们好像完全换了一个人。 在斯大林汽车厂文化宫,我们遇到青年男女工人们正在开跳舞会,每个人都穿得乾乾净净,姑娘们打扮得漂漂亮亮,他们跳得那样热烈,快乐。只有懂得劳动的人才会这样快乐。

至於剧院里的观众们,如果你只看他们的服装,除了军人以外,是无法判断一个人是什麽身份的。因为,没有一个人不是穿得漂漂亮亮的。

我常常听到人们说上海人喜欢穿。其实,如果请上海最爱穿戴的姑娘到莫斯科的剧院里去看戏,她也不会被看作什麽特殊人物。

自然,我不是说苏维埃人是一些专门讲究吃穿的人。他们是很朴素的人,处处讲究节约的人。我想说明:共 产 党 员并不是生来爱穷,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一个穷社会;相反,我们生来就是为了创造一个最富裕的共产主义社会的。 苏联人民已经走在前面,他们的生活已经很富裕,而且将要更富裕。不是少数人富裕,多数人贫困,而是集体的富裕,共同的富裕。当人民完全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的时候,谁也不能阻挡他们这样一天比一天更富裕起来。

富裕,这是长期创造性劳动的结果。

苏联人民不是一天就作到这样子的。

请允许我抄一段书,这是一个没有署名的读者在一九三O年写给高尔基的信中的一段话:

“今天早晨,我和同志们很吃了些苦头。自然,你是知道的,现在吃饭问题(以及工业品)还没有完全弄好,尤其在外省的城市里。这样,今天我们一直到十二点钟还没有地方吃早饭:两个饭堂关了门,还有一个是站队挤得很,而又没有地方可以买吃的东西。自然,别人还要饿得多些呢,然而我们青年人,是没有耐心的。简直想吃得不得了,於是在最大的‘热忱’的时候,‘一切种种的那样的’思想,就在脑筋里爬起来了,像下雨之後的虫似的。......

“今天是我的休息日子,我决计到码头上去。......那边,从前有无数的小铺子,果子铺和吃食铺,而现在是空空洞洞的,什麽也没有买的!我觉得我们的缺乏和穷困。......”

但是,这个农民出身、後来在孤儿院受教育、写信时是大学生的青年读者,并没有让这些“虫”在脑子里长期爬来爬去。他从高尔基主编的杂志《我们的成绩》上,看到了关於第聂泊河水电站建筑和拖拉机厂建筑的通讯报道,又在他走过的码头旁边看到了正在建筑着的巨大的水泥房屋,他看到了将来:

“......‘不对,’我想,‘我们的穷困正是我们在丰富起来的证据。’”

这个青年人如果还活着(我想他还活着),他可以自慰地说:不错,我们真正丰富起来了。他也可以告诉他的中国朋友,你们今天的困难比当时我们的少得多,不要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比如不要在排队的时候让“一切种种的那样的”思想在脑筋里爬来爬去,今天的穷困并不是真的穷困,而是正在丰富起来的证据。

马林科夫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八月五日至八日举行的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五次会议上说,自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以来的二十八年中,苏联生产资料的生产量大约增加五十五倍,人民消费品的生产量增加了十二倍左右。苏联生产发展的速度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梦想不到的;但是,生产仍然赶不上人民生活的日益增长的需要。

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我们逛过几次百货商店。毫不夸张地说,那里的物品是很丰富的,应有尽有的。买东西的人,不论是早上还是晚上,都拥挤得很。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购买力实在高,有许多在上海商店里销量不大的物品,比如手表、收音机、照相机、留声机,很珍贵的地毯,也要排队买。有些精致的儿童玩具,还常常缺货。

回到上海,我曾经跟一个工厂的工人谈起这件事,我问他们:今天我们服从国家计划,克服困难,建设起我们的重工业,生产发展了,大家跟着富裕起来了,我们也去排队买自己制造的手表、收音机、地毯等物品,这样好不好呢?他们都很赞成。他们也认为排队并不都是坏事。在旧社会,越排队越穷困,所以排队是坏事;今天,有时我们也要排队,但越排队我们越是富裕起来了,所以排队是好事。多排几年队,就排出社会主义来了。

我们完全有根据重复那个青年给高尔基的信中说过的那句话:“我们的穷困正是我们在丰富起来的证据。”

我们已经丰富起来,我们还会更加丰富起来。

友谊

这个信心是有坚实的基础的。

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就是伟大的中苏友谊。

这种友谊,是十分真诚的,是生根在两国人民的心中的。随你在哪里,都可以感到它的存在。 没有哪一家工厂不把为中国人民培养技术人员、为中国人民制造机器当作自己的光荣。

在学校里学习的中国学生,受到老师和同学特别的帮助和爱护。

就是在百货商店里买东西,苏联同志总是自动地让我们到前面去,有时由於我们的谦让,这些从不相识的苏联同志竟大家劝说你,弄得你有些不好意思。

中苏两国人民,像兄弟姊妹一样亲切地团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旗帜下。

作为一个中国公民,作为一个和平、民ZHU、社会主义阵营的自觉的战士,我真正懂得了高尔基的话:人是一个骄傲的称号。

这个称号的意义是会被更多的人理解的。

“战士”集体农庄

我们这一代,不知道集体农庄的人恐怕不多了,说到苏联,就会说到集体农庄。可是哪一天才能亲眼看一看苏联的集体农庄呀,盼了多少年,直到一月三十一日才盼到了。

今天天气特别冷,温度是零下三十二度,这是头一天就知道了的。《真理报》的领导同志劝我们换一个好天气再去。大家说:不论学习多麽紧张,总要挤时间去,天气冷点算不了什麽。

早晨十点钟,我们按原定时间出发了。

车子沿着宽阔的公路疾驰。路上车辆很多,载重汽车和小汽车往来不断。所有的车子开得都很快。沥青公路打扫得很清洁,如同市内的道路一样。

莫斯科的郊外不算很平坦,公路从起伏的丘陵上穿过。公路两侧是一片片修整的雪白的田野,树林像墨绿色的带子似的向远处伸展开去。很多四层楼的住宅和集体农庄的木头房子靠得很近,有些地方很难区别是城市还是乡村。

车子从宽敞的莫斯科河大桥上飞快地驶过。结了冰的莫斯科河上覆盖着深厚的白雪。

车子走了一个多钟头,转到一条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白雪的公路上来,我们猜想:不久就要到了。

我们今天参观的是名叫“战士”的集体农庄。《真理报》编辑部的同志们介绍说:这不是一个最好的集体农庄,而可以说是中等水平的集体农庄,中国同志还没有去参观过。

集体化的道路

车子在集体农庄的中心“农业之家”(我们把它叫作文化馆)的那座木房子门前停下来。

农庄主席、副主席和农艺师从里面走出来欢迎我们。

这是一座木头房子。走上木板的台阶,打开双层玻璃的门,进到里面。迎着我们的墙壁上,挂着这个农庄的各种活动的照片。首先吸引我们注意的是:正中间挂着的四个荣获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的人的像片,其中有三个是妇女,只有一个男人,就是农庄主席阿日尔科夫同志。

阿日尔科夫同志领着我们参观了这座房子。共有三大间,一间挂满图片,一间放着各种标本,还有一间是放图书和标本的,中间的桌子上放着一架电视机。农民们可以从电视机中看到莫斯科剧院的话剧和舞剧,也可以看电影或者运动会。经常的活动是,在这里研究农业技术,不断地提高农庄庄员的技术水平。墙壁上挂着达尔文、季米里亚泽夫、米丘林、威廉士、李森科等人的照片,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农民们是多麽关心农业技术的提高,他们把这些科学大师看作自己的先生,最新的科学技术已经和农民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了。

农庄主席阿日尔科夫同志已经是近六十岁的人了。从他的硕壮的身体看来,还只是四五十岁的样子。只是多了一些灰白的头发,标志着他在这个农庄的建设上已经花了几十年的辛劳。他是一个在农业生产上获得重大成就的人,同时是一个社会活动家。

我们围着桌子坐下来。

“这里以前住着一些小农户,他们没有办法很好地耕作,因为马集中在富农手里。”阿日尔科夫同志回忆这个农庄的历史说,“一九三一年春天,我们开始组织起来。一开头,加入集体农庄的只有十八家。到八月,百分之八十五的农户参加了集体农庄。到一九三三年,所有的农户都参加了集体农庄。先後经过了三年时间,这说明我们的集体化是自愿的。

“集体化以後,第一年的收成不好。生产的真正增加是在一九四一年。”阿日尔科夫解释说,“战争来了,男人,连女青年包括我的女儿,都上前线了。为什么生产反而高涨起来了呢?这不但是因为我们俄罗斯人爱祖国,她的土地也爱祖国,帮助祖国打敌人。这时,我们农庄已经按照现代科学技术的要求,完成了土壤的改造工作,土地开始为祖国生产更多的粮食。”阿日尔科夫充满了自豪感地讲到了妇女,“我永远忘不了妇女。战时,我们农庄共有一百五十个人参军,村里只剩下妇女,农庄却比男人在的时候管理得更好。这就是全农庄四个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中有三个是妇女的根本原因。 “我们农庄按集体农庄章程工作。”农庄主席向我们介绍说,“农庄的主人是庄员大会。大会选出管理委员会和主席,任期两年,如果管理得不好,可以随时撤换。管理委员会每月开两次会,每三个月举行一次庄员大会。大会同时选举监察委员会,每三个月检查工作一次。年初,农庄主席向庄员大会报告工作总结,监察委员会也作报告。这样,庄员可以了解农庄的全面情况。

“总结中谈到一年来的成就,也谈到每个庄员的收入”农庄主席继续说,“按章程规定,现金收入的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作为公积金,用来买机器、农具、种畜和盖房子等等。这笔钱作什麽用,要经过庄员的讨论。我们农庄现有的公共财产是:牛五百头(包括二百五十头乳牛),猪三百五十口,羊四百五十只,鸡一千七百只。农庄共有土地二千五百三十五公顷(三万八千零二十五市亩),其中一千八百公顷是耕地,种冬麦、冬大麦、春麦、春小麦,绿豆、黑豆(作饲料)、蔬菜(白菜、黄瓜、胡萝卜、甜菜、葱、西红柿)。

“农庄现在有四百一十六户(在一九五O年另外两个农庄合并过来以前只有二百户),能劳动的有六百人。如果按照妇女五十五岁、男子六十岁不参加劳动的规定的话,没有这麽多人,但是他们不愿闲着不劳动,仍然要求发给工作证,所以才有这麽多。”农庄主席用加重语气告诉我们,“劳动组织是一件重要的事。农庄有五个生产队,分工是:种粮食、蔬菜、水果的生产队各一个,因为饲料生产有两个耕作区,所以由两个队负责。我们的生产队实行了常年负责制。每个生产队有一个队长(大的队还有队长的助手),下面有组长。除了种粮食不固定由小组负责外,种蔬菜和饲料都由固定的小组负责。我们的小组长都是妇女,也有女孩子,是队长的最可靠的助手。在生产队工作的每个人都有工作证,工作结束时将劳动结果填在上面;他们的劳动按不同的工作量折合劳动日,有的人一天可得四个半劳动日,有的只得四分之一个劳动日。”

谈到农业的机械化,农庄主席说:

“拖拉机站派有一个工作队在这个农庄。工作队由拖拉机手、康拜因手和管农具的人组成,共有九部拖拉机,两部播种机,两部马铃薯栽种机,三部康拜因。有了机器,我们以前靠手工干的活,就都机械化了。只有种马铃薯一项还没有完全机械化,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就可以把更多的劳动力用到水果生产上去。” 接着,阿日尔科夫同志回答了我们提出的一些问题。

我们要求集体农庄的党支部书记戈尔洛夫同志谈一谈党的工作。他是一个荣誉军人,一九四四年来到这个农庄。他向我们谈到了党员的人数和发展情况,党员编组情况,当前的工作情况。

“党组织依靠群众积极分子工作。”戈尔洛夫同志以宣传工作为例,解释说,“党组织的宣传工作,现在有四十六个积极分子,他们每月开两次会,订出工作计划,按计划工作。

“‘战士’集体农庄有三种墙报。”戈尔洛夫同志答覆我们的问题说,“一种是党支部的机关报,一种是团支部的机关报,一种是关於养畜业的。另外有一种快报叫‘闪电’,在各个党小组出版。”

阿日尔科夫同志这时把刚刚走进来的戈拉温同志介绍给我们,他是集体农庄党支部的墙报编辑。

“墙报由各方面的积极分子(共有七个人)编辑,戈拉温同志愉快地谈着他的工作,“每月出两期,农忙时出三期。每期写三份,分别贴在集体农庄庄员集中居住的三个地方。为了把墙报编好,每个月开一次编辑会议,决定宣传什麽,怎麽宣传,编辑们怎样分工。我们有四十到五十个积极分子,他们供给我们需要的各种材料。

“报纸一定要和生活密切联系,宣传党的决议。因此,每期墙报社论的内容和墙报的其他内容要和支委商量决定,使墙报真正能够帮助党组织和集体农庄的领导完成工作任务。

“报纸上讲工作成就,也批评缺点。”戈拉温同志继续说,“如果批评了以後,缺点仍然得不到纠正,我们就报告支部书记或农庄主席,并且在下期墙报上加以报道。如果还解决不了怎麽办呢?我们请区委帮助解决。区委对墙报是关心的,我们每月到区报编辑部举行一次‘习明纳尔’(网文编者注:семинар,课堂讨论,或指进修班、学习班),交换意见,讨论工作。有时也到州报编辑部去。”

这时,一位精神焕发的中年人走进来,和农庄主席握手,跟大家打招呼。他是这个区的区委书记,如果不是别人讲,很难看出他也是六十岁左右的人了。

从他的谈话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全区的概貌和“战士”集体农庄的作用。他说:

“我们这个区,波洛尼兹区,是莫斯科州的主要农业区之一。我们每年供给莫斯科大量的马铃薯、蔬菜、牛奶、肉、皮革和家禽。只是乳品一项就有五百万公斤。

“全区原有一百零六个集体农庄。一九五o年合并成二十三个。我们有两个机器拖拉机站,这两个拖拉机站有两百部各式拖拉机和充足的其他技术设备,平均每个农庄有两部马铃薯栽种机。

“党组织的当前任务就是实现党中央九月全会的决议,发展农业生产。莫斯科河沿岸的六个大农庄生产的蔬菜占全区总产量的百分之七十。我们邻近的工业区帮助我们在这几个大农庄中建立了暖房和玻璃棚,现在正在这里面种葱,将来莫斯科可以全年得到新鲜蔬菜的供应。

“区委会有四个书记,两个留在区委会,两个在拖拉机站,他们各有一组指导员帮助党基层组织工作,每个指导员帮助三个基层组织。每个农庄都有几个技术人员,‘战士’集体农庄就有农艺师、养畜家各两人,兽医一人。这些人和党组织在一起,为完成九月全会的决议而斗争。”

谈话结束了。农庄主席请我们着一部幻灯片,是关於“战士”集体农庄的。一张张的图片显示了这个农庄在改造土壤、提高生产方面获得的巨大成就,农庄的公共财产和庄员个人收入的不断增加,文化生活的活跃。幻灯中介绍了几位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在劳动中的成就,他们都是全国著名的人物。

农庄主席在答谢我们的赠礼时,把他个人写的两本书送给代表团,是描写“战士”集体农庄的活动的。

参 观

农庄主席邀我们参观一下。他很遗憾地说,现在正在准备春耕,田野里还是雪,只能看看室内的东西。蔬菜的暖房离这里比较远,也来不及去了。

从“农业之家”走出来,觉得格外冷,空气也特别新鲜。农庄的大街上也很少有行人。街很宽,两边是一式的木头房子。每座房子周围都有很大的空地,可以看出:等到春天来了,这些空地上会长满鲜花和蔬菜的。

我们走进一座比较大的木房子。这是俱乐部,门口挂着一期墙报,有社论,文章,漫画。房子里,很多青年人在下棋,还有一些人在看画报。一排排的长凳和一个舞台,告诉我们:这里经常有演出。

我们又走近一排宽大的木头房子。农庄主席说:这是女孩子们盖起来的。

走进去,迎着我们的是一排肥壮的乳牛。它们抬起眼来看着我们这些陌生的客人。这些牛住的地方都很乾净,屋里的温度,也和人住的房子里一样。

像中国农民一样,苏联的农民也是那样爱自已的牲畜。农庄主席特地叫我们看看他们的那头种牛,这头牛个儿很大,很雄壮,重九百多公斤,使我们大吃一惊。我们还看了他们的一匹漂亮的黑色的种马,这匹马价值一万几千卢布,比一部小汽车还贵。这是农庄的两个宝贝,谈起它们来,大家都那麽亲切。

在农庄主席家里

主席邀我们到他家里吃饭。

阿日尔科夫同志住的地方和普通的农家差不多,也是木头房子,外表漆作淡蓝色,和“农业之家”距离很近。

走进去,是一小间更衣室,我们脱掉大衣,进到一间宽大的会客室。中间是一条铺着白色台布的长台子,两边摆着椅子。靠门的这头放着一个书架,里面摆满了书籍,还有新到的杂志,可以想到主人是一个勤学的人。另一头,放着一张写字台,旁边放着几盆橡皮树,我们好像到了热带。台子的右边是两间卧室,再过来还有一小间会客室,里面放着沙发和一架收音机。靠近更衣室的一间是厨房。

农庄主席的夫人和农艺师的夫人在厨房里忙碌着,还不时出来,看看谁吃得少,就强迫你吃掉,说:“不吃掉我就不高兴了。”说实在的,菜烧得比旅馆里的更好吃些。主人对我们的评论表示满意,畅快地喝乾了我们敬的每一杯酒。

大家像在家里一样,无拘无束地吃着,谈着。“为和平”“为友谊”“为妇女”成了我们最容易了解的词语。

区委书记首先唱起来了,他的嗓子真不错。唱完一支俄罗斯民歌,又接着唱了一支。俄罗斯人是那样会唱歌,在座的所有的苏联人都唱了一段。我们代表团的人们,虽然唱不好,有的同志耐不住心里的激动,也唱了一支中国民歌。

嘹亮的愉快的歌声和掌声把我们的友谊交织在一起了。

时间飞快地过去,晚上还有事,不能不回去了。但是,谁也不愿意站起来说“请乾这最後一杯酒”。

直到时间不能再延迟,我们才站起来告辞。

虽然刚刚认识,大家拥抱着不放,好像多年的朋友似的。

希望在秋收的时候,有机会再来。

希望你们到中国来,看看我们正在学着你们的榜样,建设同样幸福的集体农庄。

 

 

在列宁格勒

二月六日早晨,天刚亮就醒来了。

我们是坐以“红色的箭”命名的特别快车到列宁格勒去的。列车走得很快,很稳。据传说,一百多年前,当时请沙皇尼古拉一世核定俄罗斯第一条铁路线应该筑在哪里,他就拿起一根尺,默不作声地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之间划了一根直线。这条铁路从一八四八年修起,到一八五一年建成,差不多确实是一根直线。列车每天晚上对开,用不到转弯,人们可以安安稳穗地睡一觉就从莫斯科到列宁格勒或者从列宁格勒到莫斯科。

车厢里很整齐,很清洁。房间里始终保持着二十度。深红色的绒窗帘更增加了温暖的感觉。

向窗外望去,景色和莫斯科郊外差不多。美丽的木头房子,一片片的森林,白桦,松树,枞树,大地上深厚的白色的雪,这些都是俄罗斯的诗歌和童话中常常写到的。

高压线出现了,它的钢架像一队整齐的钢铁巨人。这是从水电站通向列宁格勒的。我们就要到了。

故 乡

列宁格勒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很熟悉,虽然我们从来没有来过。多少年来,我们念念不忘:震憾世界的十月革命的炮声就是从这座城市发出来的。我们,中国人民,也就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发起了冲锋,打垮了凶恶的敌人,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的。今天,我们来到了列宁格勒,来到了国际工人阶级第一个突击队的第一个冲锋出发地,就如同回到了自己的故乡,这里的一草一木,都使我们感到亲切,我们内心里充满了温暖。

从火车站走出来,和欢迎我们的同志们一起,到旅馆去。

汽车沿着笔直的涅夫斯基大街前进。从车窗望去,这个城市建筑得这样整齐,真是“名不虚传”,它一下子就把我们吸引住了。所有的建筑都是一组一组地设计的,一般都是五层高,没有高楼大厦和矮小房屋混在一起的杂乱无章现象。从许多街道看去,好像整个城市是由一些杰出的建筑家统一规划出来的。

我们参观了整个市容,在涅瓦河边沿着花岗石的堤岸散步,在冬宫广场欣赏周围一群群富丽堂皇的宫殿,欣赏那些虼立在建筑物上的美丽雕像。在普希金歌咏过的青铜骑士像前,我们停留了很久。这个伟大的雕像是这样的:雄伟的骑士赶着他的骏马向前奔跑,马的前蹄悬空,後脚立在一块巨大的花岗石上,一条巨蟒踩在它的脚下,前面是翻滚的巨浪,但是,骑士是那样从容无畏:什麽困难也挡不住他。

我们在这儿参观了冬宫画廊和俄罗斯艺术博物馆,着了歌剧和舞剧,看到了古代的和现代的文化宝藏。

我们也参观了工厂。这个苏维埃的工业中心,可以制造巨型的战舰,也可以制造小巧的巧克力糖。

在我们的头脑中留下了永远不能消逝的印象的,是那些十月革命的伟大纪念碑。

向导同志指着涅瓦河对岸,向我们介绍那一座座的建筑。他首先告诉我们的就是那座用花岗石建成的圣彼得和圣保罗炮垒。这是列宁格勒最古的建筑之一,沙皇曾把堡垒的炮室用来囚禁最重要的政治犯,好多革命家在这里度过了漫长的岁月。

这座城市,是和伟大列宁的名字分不开的。这里随处可以看到列宁的活动埸所。

 

拉兹里夫草地

二月七日早上,我们乘车到拉兹里夫草地。

这是列宁格勒的郊外,在拉兹里夫车站附近。周围是树林,中间有一片空地。这时遍地是尺多深的雪,自然看不到列宁同志当初割过的草地了。空地中央立着一座花岗石的纪念碑。这是一九二七年十月革命十周年时根据列宁格勒工人的建议建立的。碑的形状就是一座茅草棚,它的高低、长短都和列宁同志住过的那座茅棚一模一样,位置也在原来的地方。在碑的右边,立着一座後来用茅草搭的棚子。我们围着它仔细地看了又看。它的形状,和画家索柯洛夫描绘的一模一样。它外形很像中国北方农民瓜田里的棚子,是用长长的茅草搭的,已经变成深黑色的了。棚里面,地上铺着草,好像列宁同志刚刚离开去写书去了,或者正拿着镰刀割草去了,草上似乎还留着领袖身上的温暖。

列宁同志是一九一七年七月到这儿来的。当时,为了躲避反动的临时政府的逮捕,根据党 中 央 的决定,列宁同志转入地下。七月二十四日深夜,斯大林同志护送他到拉兹里夫车站的一个工人家里,住了一个星期的光景,又转移到这里。

这片草地并不大,有一条长约五十公尺的直路通到拉兹里夫湖。湖边,还保存着一个小小的码头,列宁和斯大林曾在这里会面。我们站在码头上,风很大,湖面上铺满了厚厚的白雪,远处就是芬兰湾了。我这个从太平洋岸来的人,很想看一看波罗的海的水,可是看不见。

列宁在这片草地上住着,没有一分钟和伟大的革命斗争失去联系。他通过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和党 中 央保持着联系,领导着革命斗争。在草地旁边的树林——列宁叫作他的“绿色的办公室”里,列宁坐在树桩上写成了革命的经典《国家与革命》。直到八月末,天气冷了,化装作割草人已经不便掩护了,党决定护送列宁到芬兰去,在二十一——二十二日深夜里,列宁化装作火车司机的助手,由两个芬兰布尔什维克护送到芬兰。

这一天是星期日,很多人来参观。一队喀琅施塔得的水兵们滑着雪来到这里,他们看到我们这些中国人,热情地要和我们在一起拍照。站在纪念碑前,我们拍了很多照片。据说,夏天来的人还要多,湖边空着的房屋里,那时会坐满了人。大家来到这里,看看列宁遗留下的茅棚,他的朴素的外套,他使用的小铁锅、斧头、镰刀、耙、船桨。

列宁的朴素的生活,不只是在这片草地上看到。

我们曾经参观过列宁同志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日子住过的斯摩尔尼宫。

斯摩尔尼宫

二月十日清晨,我们来到了斯摩尔尼宫。穿过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曾经是沸腾般的走廊,轻轻地走进列宁的办公室。

这是两个小小的房间,不比上海普通的弄堂房子更好些。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六日的深夜,列宁同志根据党 中 央的决定来到这里,直接领导伟大的起义。整个彼得格勒沸腾着,斯摩尔尼宫的广场上沸腾着,革命斗争的心脏就在这里——列宁的办公室里。列宁在这里领导着起义的总指挥部。

一走进房子,我们就感到好像曾经来过。我们是在电影上看到的,在画上看到的。我们都看到过那张列宁坐在沙发上和农民谈话的画,也看到过那张列宁坐在一张布沙发上看报的画。现在我们在列宁办公室的里间,看到了这两张小小的单人沙发。靠墙是一张长沙发。白布沙发套已经陈旧了。中间摆着木质的圆台子。对面,靠墙放着一个小小的棕色的写字台,台子上放着列宁用过几件件普通文具,一盏罩着淡绿色灯罩的煤油灯,墙上挂着一架旧式的电话机。这间房子本来不大,还用木板隔出一个更小的内间,很像上海的後楼,容量很小,我们只能两三个人一批轮流进去。并排地放着两张单人铁床,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住在这里,床上只有一条灰色的粗毛军毯,一个薄薄的枕头。如果说这里也能找到一件装饰品的话,那就是赤卫队员们送给克鲁普斯卡娅同志的一面不到二寸的长镜子,仍然被小心地保存在床头边的一只小台子上。

伟大的列宁从走进这个房间,接连几昼夜不眠地紧张地工作着。他在这个房间里听到了阿芙乐尔巡洋舰轰击冬宫的炮声,接到了赤卫军占领冬宫的捷报。

在斯摩尔尼宫的另一端,是富丽堂皇的大厅,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是在这儿举行的。我们走进大厅就立刻想到那幅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画:列宁站在讲台上向全世界宣告: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开始了。在这个安静的大厅里,我们好像又听到了列宁的坚定的声音:“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万岁!”我们好像又听到了代表们震动大地的欢呼声。

列宁在斯摩尔尼宫居住了四个多月。建设和巩固苏维埃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巨大的复杂的问题,摆在胜利了的无产阶级面前。列宁在这里,领导了每天举行的人民委员会的会议,接见工人、前线士兵和农民派来的代表,参加群众大会,草拟宣言、法令和条例,写作论文,处理成千成万件纷繁的工作,在一九一八年三月十日迁都莫斯科以前,列宁都是在这两间朴素的房间里居住的。

列宁的坚苦朴素的作风苏联人民在生活中仍然保持着。

 

小事和大事

苏联人民生活的富裕,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所赶不上的;同时,苏联人民是那样地注意节约。站在列宁同志睡过的铁床前,我忽然想到一件印象很深的事——还是刚到莫斯科的时候,我第一次到理发室理发时遇到的一件小事。你可以对理发室的卫生条件完全放心,所有的用具都是消过毒的,围巾在消毒之後一包一包地用纸包着,绝不会把前一个人用过的接着给後一个人用。正因为这样,我注意了一下洗得洁白的围巾,发现上面有精致的补绽。以後几次理发,我也发现过。也许有人奇怪: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莫斯科最豪华的苏维埃旅馆?是的,用不到奇怪,正因为发生在这里,我觉得才更有意义。这些围巾完全换新的,说起来也花不了几个钱,但是,我们可以在另外的地方看到这些积累起来的财富,那就是莫斯科大学,那就是列宁运河,那就是一片一片的新住宅,那就是主妇的篮子里的因为减低物价而逐年增加的物品。劳动,节约,朴素,永远是工人阶级的本质,天堂是靠着劳动和节约建设起来的。

以列宁的名字称呼自己的城市的列宁格勒人民,没有辜负自己的领袖。在三年围城的日子里,列宁格勒人民经受了最严格的考验。那时,这里有的是饥荒、空袭和炮轰。在可怕的冬天,没有燃料,没有水,没有电。但是,列宁格勒的人民,不但战胜了难以忍受的饥饿,而且工厂里从来也没有停过工,他们掘出被炸毁的房架作柴火,打开结冰的河流汲取清水,他们必须一边埋葬自己的亲人,一边用自己生产出来的炮弹去支援前线,而前线就在城东南不到几公里的地方。这样的日子,不是一天,也不是一百天,而是三年!

我们住的旅馆,叫作阿斯特利亚旅馆,是沙皇时代的建筑。它的对面就是市苏维埃大厦,大厦正门上端雕塑着两个彩色的勋章:一个是劳动红旗勋章,是表扬列宁格勒市在内战时期的功勋的;一个是列宁勋章,是表扬列宁格勒市在卫国战争中的功勋的。卫国战争开始,希特勒曾经指望一个冲击就占领列宁格勒,他甚至印发了请柬,预定十一月七日在阿斯特利亚旅馆庆祝胜利。今天,这只能当作一个笑料了。

几年来,列宁格勒已经完全恢复了。如果不是人们告诉你,很难相信这里曾经受到过破坏。比如,在冬宫,向导同志告诉说这个或那个大厅是重建的,这个大厅的一角被炮弹打垮了,我们都很吃惊;只能根据他的指点,很仔细地看去,才能发现:这里的花纹比较鲜,那里的地板比较新。如果随便指一间要我们判断这是新修的还是原来的,我们只能说:原来的保存得这样好,太像新修的了;新修的模仿得这样像,太像旧有的了。

列宁格勒不但恢复了,并且不断地向前发展。我们曾经在离开列宁格勒的那一个早晨去参观斯大林大街。这个大街全长十公里,路面很宽,两边是新建的住宅大厦,它保持着列宁格勒原有的古典的均衡的美,房屋高矮差不多,房顶和临街的墙上都有浮雕装饰。战後新建的房子,更是整齐美观。这条大街显然是列宁格勒人的骄傲,我们的司机同志也忍不住他内心的喜悦,一边开车一边指着两旁高大的建筑物说:这里原来是池沼地带,到处是水坑,只有工人的低矮的房子,经常用绳子把水坑圈起来,免得人们掉进去。他说:这些年来,我们的斯大林大街上的房子,比孩子们长得还快,从很矮很矮长到七八层高了。文化也发展了,原来只有三所学校,现在已有二百所。

市苏维埃

二月十一日,我们要告别了,市苏维埃为我们送行。下午三点,我们来到了这座戴着两个光荣勋章的大厦。市苏维埃的两位副主席接待我们。

沿着曲折的中国式的栏杆,顺着楼梯走上去,到了主席办公室。副主席布施可夫同志把市的总建筑师和局长们介绍耠我们,然後大家到一间宽大的会议室里坐下来,一边吃东西,一边谈。

从我们的访问谈到观感,谈到报纸,谈到有哪些中国同志到这里来过,谈到中国正在进行普选,谈到列宁格勒市苏维埃的工作。

“列宁格勒市共有二十个区和一个附属市。”布施可夫同志说,“全市共选出一千零五十名代表组成市苏维埃。应当说明的是:这些代表中,有四百八十四个妇女,有五百八十四个人是有大学文化水平的,有九百六十八个人得过勋章和奖章。

“列宁格勒市的工作在发展着。战后时期,到去年(一九五三年)为止,用七十多亿卢布修理和新建了四百多万平方公尺的住宅,全市七百多万平方公尺的住宅有了暖气。此外,修建了八十六公里长的无轨电车线路,五百九十二所学校。”布施可夫同志如数家珍似地告诉我们,“如同大家知道的,列宁格勒是一个文化和经济的中心。在这里,有几百个全苏性的工厂和几千个地方性的工厂。这里有五十所大学,十三万六千个大学生;九十四个中等技术学校,六万一千个学生;四百个学校(中小学),五十万个学生;一百六十五个青工夜校,七万个学生。如果把参加其他各种形式的学习的人都算上,列宁格勒四分之一的公民是学生。此外,还有一千七百一十二个图书馆,只中央图书馆每天就有三千五百人来看书;九十六个文化宫,每天有一万八千人参加活动;十三个剧院,每天有二万五千人看戏;四十七个博物馆,每天有两万人来参观;五十四个电影院,每天有十九万五千人来看电影。全市有五万部电视机,看的人就难以统计了。

“虽然有这样多的设施,仍然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党和政府要求我们作更多的工作来满足人民的需要。”布施可夫同志接着谈到了市苏维埃的工作,“市苏维埃每年开六至八次代表大会,讨论各项工作。一九五三年开了七次:第一次讨论一九五二年的工作总结和一九五三年的工作计划,第二次讨论春季和夏季市内的贸易问题,第三次讨论一九五二年的预算执行情况和一九五三年的预算,第四次讨论住宅的使用和保护问题,第五次是夏天举行的,提前讨论了全市如何过冬的问题,第六次讨论市政建设(水电方面的建设等)为居民服务的问题,第七次讨论了公共食堂的状况和进一步改善的措施。

“市苏维埃代表大会选出二十五个执行委员,其中包括主席、副主席和局的负责人。为了领导各方面的工作,执行委员会设有三十三个局和处,包括计划委员会、建筑局、财政处、保健局、教育局、文化局、工程局、住宅大修局、水电局、公共汽车局、公共电车局、煤气局、组织处、总务处等等,由主席、副主席、书记分工领导。

“市苏维埃还有十四个经常委员会,包括预算、市内交通、经济、保健、水电、文化教育、工业、国民教育、住宅建设委员会等等。每个委员会由十五到二十个委员组成,委员绝大部分是市苏维埃代表,比如,保健委员会是由当选市苏维埃代表的医生组成的。他们经常检查某个企业或机关的工作,发现缺点,研究改进的办法,向委员会、执委会、市苏维埃代表大会提出报告。市苏维埃通过这些委员会邀请很多积极分子参加市苏维埃的各种活动。比如前些时候,经常委员会组织了六百多积极分子(包括代表和非代表)检查了市内贸易工作,对市苏维埃讨论这个问题帮助很大。

“市苏维埃代表大会每次只开半天,下午二时到八时,像上面说过的那样,每次讨论一个问题。讨论时,先由主管部门作一个报告,再由一个经常委员会将它和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讨论过的关於要讨论的问题的意见作一个发言,然後约有十八个到二十个代表发言,最後作出决议。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执行委员会、各局、区苏维埃也讨论各项工作问题,市执行委员会也听取各机关和各区苏维埃的工作报告。”

布施可夫同志的谈话,显然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兴趣。虽然主人一再要我们多喝点酒,多吃点东西,我们却不断地提出了许多问题请他答覆。

“市苏维埃怎样监督各局、处的工作?”布施可夫答覆说,“市苏维埃的领导人经常到各局、处去,了解他们怎样执行党和苏维埃的决议。我们市苏维埃的每季工作计划中都规定了检查项目,如检查哪个局或哪个问题。为了便於进行检查,我们经常请经常委员会帮助,经常委员会的委员是积极分子,又联系很多积极分子。不久以前,我们用这种方法检查了瓦西里区苏维埃的工作,共邀请了九十个积极分子参加,其中有瓦西里区的也有其他区的,他们在检查中发现了这个区的工作上的许多缺点,拟出了改善工作的决议草案,提到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畲上讨论,作出了决议。市苏维埃把这个决议通知了全市苏维埃工作人员,帮助了全市的工作。我们经常用这种方法检查各局、处和区的工作。

“在日常工作中,我们也找各局、处的负责人来报告工作,指出他们的缺点和当前的任务。此外,我们市苏维埃有二十个指导员,他们有一半时间参加各局、处和区苏维埃的活动。市苏维埃主席下面有一个直属的监督小组,他们每个月订一次计划,规定检查哪个决议的执行情况或者检查哪个区的工作,由主席批准後执行,他们能够及时地将检查结果反映给主席。

“市苏维埃的机构,这些年来变化不大。”布施可夫答覆我们的问题说,“只是增设了些局或处。比如,工程局有二十年的历史,住宅大修局只成立了两年,这是因为这些年来国家更富裕了,有钱进行住宅大修了。文化方面,过去只有一个处,现在是局,因为工作发展了。”布施可夫同志在介绍了这些变化以後说,“有一点应当告诉各位同志:政府每年都要求我们缩减编制,战後时期我们已经缩减了两次,政府还要我们缩减,要求我们更多地依靠积极分子进行工作,因此机构将来还要精简。这样做的好处极大,报纸应当注意政府的机构是否太庞大。”当他知道中国也是不断地执行紧缩编制、精兵简政的政策时,布施可夫同志愉快地说,“重要的是使机关小些,更多地依靠人民。”

因为国内正在进行普选,我们对一个市苏维埃代表的日常工作很感兴趣。

“我可以举巴拉金娜作例子。”布施可夫说,“她是七年制学校的校长,市苏维埃社会保险委员会的主席。为了和选民保持联系,她每月接待选民两次,帮助他们解决各种问题。她也常到选民家里去访问,向他们谈市苏维埃最近的工作,解释市苏维埃的决议,听取选民的意见,向市苏维埃报告。她是一九五二午二月二日当选市苏维埃代表的,一年中,她还向选民报告两次工作。正因为她的工作做得好,她又当选了最高苏维埃代表。”

远景

谈到列宁格勒市的建设远景,布施可夫请市的总建筑工程师答覆我们。总工程师简单明确地向我们说明了城市发展的方向和城市的规划。他对於住宅的建筑特别谈得详细。他说:

“主要的是建设五层到七层的大厦,有的要到十二层。同时,在这些住宅区还要建筑一些房子,供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和其他文化机构之用。大厦中每家住宅要能住下一家人,是两间的(三十三点五平方公尺)和三间的(四十五平方公尺)。大厦的底层是商店、图书馆、电影院,五层以上的都有电梯,有各种日常生活必需的设备,如暖气设备、煤气设备、淋浴室、垃圾管等。住宅里面和附近要有绿化地带,同时,一定要有儿童居民活动的地方。”

总工程师也谈到了斯大林大街,他说:这条大街的建筑,不但已经达到上述这些要求,在设计时,还特别注意到每一间房子是否可以得到充足的阳光。

几位局长也答覆了我们的几个问题。

还谈到了地下电车。我们在马路上看到,几个地下电车站已经在建筑。不久以後,列宁格勒也会像莫斯科一样,有自己的地下宫殿了。

主人提议:大家参观一下市苏维埃大厦。

这座大厦是沙皇尼古拉一世为他女儿建造的。但是,大厦要完工时,他没有钱了,就卖给了国会。

从主席办公室穿过,到了一个宽大的房间。布施可夫同志向我们介绍说:这就是列宾在一张关於沙皇国会的名画中描绘过的那间房子。现在是市苏维埃的休息室。左边是市苏维埃的大会议厅,可以容纳一千几百人。右边是小会议厅,三面墙壁上,有画家谢洛夫作的三幅壁画,按顺序是:彼得大帝时代这里的人民在荒凉的海滩上建设城堡;在共 产 党的领导下,这里的人民在十月革命後战胜外国干涉者;伟大卫国战争时期列宁格勒人民粉碎法西斯的围攻。这三幅画说明了这座英雄城市的两百年的斗争历史。市苏维埃选定这间房子作为向列宁格勒人民授勋的礼堂是完全恰当的。这些午来,有两万五千个列宁格勒公民在这间庄严美丽的大厅中,在伟大列宁的遗像前,接受了最高苏维埃的勋章和奖章。

我们参观了每个房间。有几个是战争中被炮弹炸毁了的,现在已经完全修复。热带生长的橡皮树,立在白色的大理石圆柱旁边,特别显得雅静,有生气。看着墙上的壁画,我们好像又回到冬宫画廊和俄罗斯艺术博物馆。在列宁格勒,到处可以看到俄罗斯人民的艺术作品。

在列宁格勒的六天访问,感动了我们每一个人,连平时不大喜欢走动的人也说时间太短了。大家从内心里爱着列宁格勒。

列宁格勒的上空升起了第一面胜利的旗帜。在我们居住着的地方——上海,喝的是太平洋的水;来到这里,要用波罗的海的水了。我们可以在这样广大的土地上自由地呼吸。一切解放了的人们,都不会忘记这座英雄的城市。

火车要开动了,人们互相拥抱着,为这座英雄城祝福。

车子开动了,我们希望夏天再来一次,看一看那迷人的白夜:没有夜晚,随便什麽时候都是亮的,......。

 

难忘的夜晚

二月二十六日晚上八点半钟,我们来到《真理报》编辑部谢皮洛夫同志的办公室。

谢皮洛夫同志总是那样慈祥地微笑着。两个月来,我们处处感到他的深切关怀。我们学习的第一课是他上的,今天,是最後一个学习日程,他来答覆我们提出的几个重要问题。

我们围着那张铺着绿绒布的长台子坐下来。这是《真理报》编辑委员会每天集会的地方,《真理报》的每个劳动日都是由编委会在这里举行会议开始的。

谢皮洛夫同志用简练的语言分析了每一个问题。他的话明确概括,有说服力。他说到了《真理报》的工作纲领、作风、干部和每天的生活;为我们两个月的学习作了最好的总结。

十点了。这是每一个干过报纸工作的人都知道的最紧张的时间。我们很担心,我们的访问已经过多地妨碍了总编辑的工作。但是,主人还是从容地谈着话,要我们提出新的问题。

《真理报》副总编辑萨丘可夫同志来了,他是一个长期在《真理报》工作的老同志;和同志们握过手,坐在谢皮洛夫的旁边。刚刚采访柏林会议的新闻归来的茹科夫同志也来了。《真理报》的编委会委员们和各部的主编都来了。

看来,他们要开会了,而问题还没有谈完。谢皮洛夫同志显然看出了我们不安的神色,他说:还有时间,可以谈下去。直到十一点多,答覆问题才结束。

大家把笔记本收起来,轻松地喝着上面漂着一片柠檬的浓浓的红茶。谢皮洛夫同志非常有兴趣地谈着他怎样学中国人用开水沏茶的方法。大家在自由地交谈着。空气活跃起来了。谢皮洛夫同志站起来,结束今天的谈话,总结我们的学习,为我们送行。

他讲到我们两个月的工作,讲到我们的友谊,讲到中苏两国人民、两国兄弟党的伟大友谊。他的热情的话,打动着每个人的心。

在结束他的讲话的时候,他说:为了纪念这次访问,《真理报》编委会讨论了送给同志们一些什麽纪念品的问题。我们,送给每位同志一部照片集,这里面纪录着我们在一起的友好的生活;送给每位同志一只手表,你们每当听到它的滴滴哒哒的声音的时候,就会想到我们;送给每位同志一部收音机,当同志们想念我们的时候,打开它,就可以听到莫斯科的声音;另外,送给代表团三年来的《真理报》合订本和一些书籍,供大家参考。

他把礼品一份一份地交给我们。礼品上面刻着各个人的名字。

“大家都一样,有些平均主义。我们是同志,平均主义一点也好。”澍皮洛夫同志和大家一起笑起来。他说,“只是男同志不要羡慕:送给女同志的是女式手表。”

屋里洋溢着欢笑声。

邓拓同志代表我们向以谢皮洛夫为首的《真理报》编委会表示衷心的感谢,向苏 共 中 央的关怀表示无限的感谢。

在这最快乐的时刻,谢皮洛夫同志再一次站起来,他说:

“我受苏 共 中 央和《真理报》编委会的委托,邀请同志们明天到克里姆林宫吃饭,时间是下午七点,同志们有没有时间?”

他微笑着望着我们。茹科夫、萨邱可夫也微笑着望着我们。大家都望着我们。我们却沉默着,有些不大相信自己的耳朵。是吗?到克里姆林宫去?在弄清楚以後,大家不约而同地用热烈的鼓掌作了诚恳的回答。

从《真理报》大厦走出来,已经是夜深了。兴奋,快乐,我们忘记了还没有吃晚饭,......。

二十七日晚上六点半,我们从苏维埃旅馆出来到克里姆林宫去。

汽车沿着宽阔的美丽的列宁格勒公路前进,在走到高尔基大街的时候,平日宽广的道路好像突然变成小胡同了,汽车顺序地排满了,走得很慢,像缓缓的流水。

忽然,发现我们乘的这辆车子掉队了。同行的车子已经走到前面去了。赶到红场,司机同志找不到前面的车子了。七点钟还差十五分,其是把人急坏了。

走下汽车,四处寻找,毫无所获。

车子绕着克里姆林宫转了一个大圈,也毫无结果。

看来,是没有希望了。後来知道,进到克里姆林宫的同志们也非常着急,派车子出来找我们,也毫无结果。

已经是七点十五分。

司机同志把车子开到一个机关,他走进去打电话。我们四个人坐在车上,一分钟一分钟地数着,时间飞快地过去,直到司机同志满面笑容地走出来。

车子开进克里姆林宫。一位苏军军官引着,在大克里姆林宫门前,车子停了下来。

我们非常遗憾看到萨邱可夫同志站在那里等我们。

他安慰我们说:还不算晚。实际上,这时已经七点三十五分钟了。

大厅和走廊里灯光灿烂。顺着铺着红色地毯的台阶,向上走去。枞树节时我们来过,那时苏维埃的孩子们川流不息地从这儿走过;今天,走廊显得分外宽敞明亮。向左转,是乔治宫,大理石圆柱和嵌壤地板闪闪发光,这是人们在电影和画片上常常看到的地方,描绘毛 泽东和斯大林会见的中国年画《伟大的会见》上画的也是这个地方。向左转,穿过一个房间,再向右转,就是多棱宫了,四壁的彩色油画,今天好像是重新绘就的那样鲜明。

一走进来,就看到宴会已经开始了。

长长的台子两边坐满了人,很安静。

谢皮洛夫同志让我们在留着的空位上坐下来。

这是多么幸福的时刻。

我们对面坐着的,就是我们,全中国的人民,整个和平人类时刻思念着的人。

在列宁逝世三十周年纪念会上,我们第一次看到了我们尊敬的领袖们。今天,我们坐在他们面前,内心里激动得不知道说什麽好。

马林科夫同志穿着藏青色的普通制服。他很健康,甚至比我们想像的还要健壮。他微笑地看着我们这几个迟到的人。

莫洛托夫同志刚刚从柏林回来,他正在和旁边的同志低声地交谈着。

赫秃鲁晓夫同志,头发已经全白了,脸色却是那样红润。

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萨布罗夫、别尔乌辛、什维尔尼克、波诺马连科、苏斯洛夫和夏塔林同志,都出席了宴会。

《真理报》编委会的委员们、中 央 各报的总编辑以及苏 共 中 央 宣 传部、苏联外交部的同志们也来了。

这时候,真是感到眼睛不够用。正因为来迟了,更觉得每一秒钟都是宝贵的。

还是当我们刚刚知道世界上存在着一片光明的土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苏联共 产 党,知道了列宁和斯大林,知道了他们的亲密的战友们的名字。

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在解放自己的斗争中,不论是在失败的时候,还是在胜利的时候,都知道有一个巨大的力量支持着自己,这就是苏联,这就是苏联共 产 党,这就是伟大的列宁、斯大林和他们的战友们。

在建设自己的国家的时侯,我们直接地应用着苏联的经验,使用苏联的机器,并且同苏联专家在一起工作。

中国人民在日常生活中,处处可以感到强大的中苏友谊的存在。

这就是为什麽我们当坐在马林科夫同志面前的时候,是那样激动的缘故。

当然,在这幸福的时刻,我们每个人心里想着的事并不完全相同,但是,我们共同的感觉是:正是伟大的中苏友谊给了我们这样无上的光荣。我们,中国人民的儿女,是带着中国人民的感谢来到克里姆林宫的。

邓拓同志、戈宝权同志和代表团的几位同志已经代表我们讲了话,再一次地感谢苏 共 中 央、感谢《真理报》编辑部对我们的无微不至的关怀,祝中苏友谊的巩固和发展,祝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赫秃鲁晓夫和苏联其他领袖们健康。

时间过得很快,......。

马林科夫同志站起来,他举起自己的酒杯,用极温和的声调说:

“亲爱的同志们!

感谢你们——中国的同志们刚才讲的对苏联同志、对我们党 中 央、对苏联人民和苏联 政 府的热情温暖的话。

请允许我通过你们,向中国人民、中国 共 产 党 中 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 府致以谢意;并通过你们祝贺在毛 泽 东同志领导下的中 共 中 央的工作获得更多的成就。

我们祝客人们的身体健康。”

马林科夫同志的话引起了厂时间的鼓掌。大家举起了酒杯,连不大会喝酒的同志也一饮而尽。

停了一会,马林科夫同志说:

“我们这里的一部分人——不是全部——由于工作的关系,需要离开了;希望你们在这样友好的气氛中,愉快地度过这个夜晚。”

在掌声中,马林科夫同志和苏 共 中 央 主 席团的委员们站起来,从我们面前走过。

我们走上前去,和他们紧紧地握手,大家热烈鼓掌,欢送他们走向乔治宫。

宴会继续进行着。什维尔尼克、波诺马连科、夏塔林同志陪着大家,直到夜深。

回来,大家谈论着这个夜晚,不愿散去。

这个光荣是属于中国新闻工作者的,是属于伟大的中国 共 产 党和中国人民的。

不管时间隔得多麽久,我们永远记得这个难忘的夜晚。它给了我们无穷的力量,鼓励我们为巩固中苏友谊,为共 产 主 义的胜利而不疲倦地斗争到底。

後 记

这本小册子,是记者参加中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在苏联学习期间的见闻杂记。

我们在今年一月五、六两日分两批从北京出发,三月三日回到北京,前後将近两个月。

在苏联,我们主要的任务是学习《真理报》的工作经验。同时,我们访问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各个报纸和新闻机关,参观了六个工厂、十一个博物馆、一个集体农庄、莫斯科地下铁道和莫斯科大学等二十个单位,参加了列宁逝世三十周年纪念会、莫斯科“中央记者之家”的招待晚会和其他的群众集会,访问和会见了苏联的作家们、先进生产者们和科学院的院士们,看了苏联的精彩艺术表演。

我们拜谒列宁、斯大林墓两次。

这本小册子,没有着重写报纸工作经验,也没有把全部见闻写出来,写的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这是因为记者的能力有限,学习到的东西还没有消化。

在苏联学习期间并没有打算回来写东西,访问和参观中,虽然记了一大本笔记,但这本笔记距离写作的需要仍是很远的。回国以後,许多同志关心地询问关於苏联的一切,向他们作了许多次报告也没有满足他们的需要。一种义务感一天比一天加重地逼迫着我,觉得不写几篇东西很对不住那些关心苏联的人们,就像欠了他们的债,日子很不好过。因此,我就鼓起勇气,挤出时间,写了这几篇东西。虽然在写的时候已注意了材料的准确性,但是,这本小册子中可能还有错误。书中提到的别人的话,都是根据我的记录写出来的,跟本人讲的可能并不一定完全相同,如果有错误,责任完全在记者。

如果这本小册子能够对读者学习苏联有些帮助的话,那麽应当感谢苏联同志,是他们创造了那样丰富多采的生活,并且在短短的时间内让我们看到了和听到了那样多的新人和新事。记者所写的,只是过去访苏归来的同志们写得比较少的一些材料,它只能反映我在苏联访问期间所见所闻的若干片断。

很遗憾,我没有能够把更多的东西写出来。感动我、教育我的事物是时时刻刻在任何地方都可以遇到的。整个苏联是一所无所不包的伟大的学校。我们几个同志曾经到医院去看病,那里的医生和护士同志的服务态度和高贵品质深深地教育了我们,他们那种不是要病人找他,而是按时找病人的热忱,弄得我们不能不好好地听他的话,好好地按时看病。《真理报》编辑部负责为我们安排学习和生活的几位同志,几乎是日日夜夜地帮助我们,我们回到北京,知道他们在我们离开以後就全体进医院了,真是不知道怎样感谢他们才好。旅馆里的服务员同志,那十几位汽车司机同志,给我们的帮助也是很大的。总之,应当写的东西还有很多,有一些别的同志写过了,有一些没有写过,我也没有写。但是,新的工作任务需要我把这件工作暂时放下,这里记下一笔账,希望能够在不久以後还清。

离开莫斯科将近半年了。在日常生活中,有些见闻过了一天就忘掉了。但是,在苏联的那些见闻却像钢铁铸成的一样坚固,永远不会消逝,如同克里姆林宫的红星永远照耀着我们前进的道路。

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五日,上海。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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