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毛泽东的外患内忧思路及其转变

李 丹 慧

在国内外学者关于毛泽东时代中国政治取向及其变动的大量研究中，人们大多把关注点集中于毛泽东是如何一步一步带领中国走入文化大革命年代的，亦即“文革”的起源问题。这无疑是正确的，因为毛泽东晚年时曾经说过，他一生中只做了两件事：建立新中国和发动文化大革命。

本文加入这一讨论的角度是基于探讨：在毛泽东的性格和思维定式中，苏联情结、革命冲动和忧患意识这三个支撑点是如何相互作用和发生变化的，以至他最终决定必须发动一场翻天覆地、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从而彻底解决他多年萦绕于心的中国政治走向和前途命运问题。所谓苏联情结，即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其命运就与苏联的发展、动荡和变化息息相关，毛泽东所做出的每一次重大决策几乎都把苏联作为参照物，都是“以苏为鉴”。所谓革命冲动，即指从个性上讲毛泽东的本质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他一向主张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擅长于“破”，钟情于“乱”，其表现形式就是发动群众。所谓忧患意识，即指毛泽东从内心深处希望中国人民站起来，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对于众多可能影响中国命运因素的担心，构成了他内忧外患的思路。在共和国不长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性格和思维中的这三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影响着他对国际国内事务的观察，决定着他在各个时期做出的战略抉择。

循着这样的逻辑，笔者以为1964年是一个关键年份，是毛泽东思考并决心调整中国对外防御战略、改变国内经济政治方针的转折点。因此，本文拟集中考察1964年毛泽东的忧患意识在苏联情节和革命冲动这两种因素的相互影响下，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及其对中国政治走向的影响。

历史发展到1964年时，在毛泽东担心中国未来命运的外患和内忧思路中一直有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自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后，美国便从经济、军事和外交各个方面采取了对中国的围堵和遏制政策。从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支持，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东南亚集体安全条约，一直到在中印边境冲突中的亲印立场，特别是在越南南方采取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在亚洲的政治影响和军事实力都严重威胁着共和国的安全和生存。美国是中国的首要敌人和第一威胁，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这种状况是否还要继续下去？第二，自中苏两党发生意识形态的分歧以来，关于共产主义运动中方针、政策和路线的争论愈演愈烈，已经从内部讨论发展到公开论战。尤其是1963年7月中苏两党会谈不欢而散以后，中苏关系的破裂已成定局。毛泽东认定苏联的发展道路是错误的，是中国必须引以为戒的。那么，中苏关系如此发展的结果会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第三，自毛泽东提倡和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以来，国际和国内反对者不在少数，对此毛泽东并不放在心上。问题在于这两场运动对国民经济造成破坏和引起社会不满的严重后果不幸为反对者所言中，并且在反右倾运动后，党的主要领导人竟停止政治运动转而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恢复和调整，这不能不令毛泽东耿耿于怀。不从政治上解决根本问题，只是埋头经济建设，中国将向何处去？这些就是1964年毛泽东思考和担忧的问题，而这些考虑和担忧导致他做出了改变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

美国不是也不应再是中国的首要敌人

毛泽东在60年代初提出了反帝、反修，重点是建立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的外交方针和政策，中国在舆论宣传上也将美帝国主义当作“第一号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主要的敌人。但此后不久，在不断分析世界政治格局的实际过程中，毛泽东渐渐感到美国并没有视中国为自己的首要敌人。面对美国在越南进行“特种战争”，中国周边环境明显恶化的局势，毛泽东于1963年底指出：英、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不是武力进攻，而是和平演变。[1] 1964年1月17日，他又在接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人时特意询问：“美国现在主要是注意苏联，还是注意中国”？并表示同意爱德乐关于当前苏联是美国主要敌人的看法。[2] 即便在“东京湾事件”发生，越南战争升级之后，毛泽东在向越南等国领导人分析形势时仍然说：看来美国人不想打，你们不想打，我们也不想打，几家都不想打，所以打不起来。他认为，美国要打越南北方，打一百年，腿拔不出去，因此他要考虑一下。而美国人如果要打中国，他一国不行，得拉日本、南朝鲜。日本不参加，美国就不敢打，因为他管的事太多了。[3] 周恩来在与范文同谈到中国进行战备总动员的情况时也表示：在紧张了一段时间以后，需要适当地放松一下了。[4]

毛泽东对美国认识的这种转变，决定了中国对美国升级越战的反应。就毛泽东此时对越南的支持而言，固然有地缘政治和安全利益方面的考虑，但更大程度上还是出于他一贯的世界革命理念。事实上自1964年初以来，毛泽东就曾多次鼓励越南扩大印度支那的战争事态。他说：“打得不痛不痒，不好解决问题。索性闹大了，好解决问题”。应当多派些部队过到南边去，最好也要派几千人到老挝去。还许诺说：用不着怕美国干涉，无非就是再来一次朝鲜战争。中国军队已经做好了准备，如果美国冒险打到北越，中国军队就开过去。我们应当无条件地加入到反对共同敌人的战斗当中去。[5] 不过，即便有这样的激情宣泄，在美国将对越南的战争升级以后，毛泽东的思路也并没有改变，即一方面继续大张旗鼓地支持和援助越南的反美斗争，进一步在国内开展战备动员，一方面则向美国发出信号，为实现双方之间的克制寻求某种默契。

1965年2月初，中国通过第三者示意华盛顿：中国军队并没有在南部中越边界地区集结。[6] 针对美国在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中关于美国决无意同中国作战的声明，以及英国对此信息的确认，[7] 周恩来于是年4月2日请即将访美的阿尤布·汗向约翰逊转达中国方面的几点意见：“一、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二、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三、中国已经做了准备”。[8] 同时，他在4月12日出席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时，主张晚一点提“援越抗美”的口号，[9] 指出：我们现在是支援越南反美斗争，还是以越南为主；并于5月19日向参加中央军委作战会议的全体人员解释“准备大打”问题，说：并不是现在就岌岌不可终日了，还是有时间给我们准备的。[10]

为了使给美国的信息切实传递过去，中国方面又在阿尤布·汗访美之行推迟之后，另寻途径与美方沟通。1965年5月31日，陈毅约见英国驻华代办霍普森，请其向约翰逊转达中国关于越南问题的四点意见，并说明周恩来的这个口信原本托阿尤布·汗代为传递，但其未能送达；倘若英国政府能将之转告美方，中国方面表示感谢。另据后来霍普森的报告，陈毅同日还会见了苏联驻华大使拉宾，告知：“不仅美国政府知道中国不会挑起对美战争，而且中国人也知道美国人将不会进攻他们。”[11] 霍普森于当日即将与陈毅会谈的内容电告英国外交部，次日，英外交部便把该电文及其复印件分别发送给美驻伦敦大使馆和英驻华盛顿大使馆。6月2日英外交官及时将霍普森的电报递交美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威廉·邦迪；翌日，英方又进一步由其驻美大使帕特里克·迪安将中国的口信传达给美国国务卿腊斯克。美方分析家认为，周恩来传递过来的几句话“出奇的温和”，它是要表明“中共不想直接介入战争”，为此“告诫美国应避免进行反对中国的行动”。6月4日，美方告诉英方，他们将通知北京，华盛顿已确切无误地收到了中方的口信；并通报说，约翰逊阅电后可能会于次日举行会议，讨论如何答复中国人。三天以后（6月7日），霍普森告诉中国外交部西欧司官员，英方已将周恩来的口信转交给了腊斯克。 与此同时，周恩来为确保中国方面的信息通达美国，于6月8日结束访问坦桑尼亚时再托尼雷尔向美国转达上述四句话。8月20日，周恩来又向赞比亚政府代表团阐述了上述方针。

中美双方紧锣密鼓地互相发送信息，反映了两国都在谨慎、克制地行事，竭力避免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同时也传递了一个重要信号，即双方都没有威胁对方的意图。美国做出的种种姿态，无疑进一步影响了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分析，而中国做出的种种努力，也是基于美国不再是中国的首要敌人这样一个判断。面对中苏关系恶化的现实，这种分析和判断又使毛泽东开始权衡，究竟是美国还是苏联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更大的威胁。

中苏论战的结果必然超出意识形态范畴

1963年7月中苏两党会谈失败，双方关于意识形态的争论从党内转为党外，从半公开走向全面大论战，其标志就是中国党发表的著名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然而，此时中苏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已经不仅仅表现为口诛笔伐的公开论争，甚至也不是诸如苏联撤退专家和驱逐中国外交官等国家关系的不和，而是苏联在中苏边界的军事部署和调动。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毛泽东对苏联军事实力和战略目标的再认识。

中国的西北、东北与苏联接壤，边界线长达7300余公里；北部的邻国蒙古作为苏联的盟友，接受其军事保护。这种周边环境对中国来说，在中苏友好时期无疑是一种安全保障，而当两国关系恶化，边界争端肇始后，即变成了一种无形的军事压力。从1960年8月在中国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地区发生第一次边境事端起，中苏之间的边境纠纷便不断发生，据苏方材料记载，仅1963年发生的中苏边界事件就有175起。是年3月，《人民日报》社论公开指出：《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伊犁条约》是沙皇俄国政府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9月27日，中国外交部又照会苏联政府，正式提出了不平等条约问题。这引起苏方的密切关注，11月21日苏联外交部复照询问说：为什么现在中国的官方文件中又出现了并不存在的“不平等”条约问题？在苏联方面看来，中国是在“觊觎苏联的领土，把‘不平等条约’问题作为苏中关系中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16] 更令人担忧的是，苏军从1962年起重新在蒙古布防，并于1963年7月苏蒙签订“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后开始大量进驻该国。 1964年2月至8月，中苏两国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但未能达成任何协议或谅解。在此期间，苏共中央做出决议，指责苏联的一些教科书、学术著作和历史地理地图对苏中两国之间国境线的确定问题有不正确的阐述，对《尼布楚条约》、《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及其他条约和协定的评价也不确切，甚至将从来没有属于过中国的领土列入到中国版图里。为此，苏共中央要求对这些出版物进行删除和修改，以正确的立场阐述苏中关系和苏中国境线划分的历史。 与此同时，苏联开始大力加强驻苏中边界的部队。

（苏联主义网www.cccpism.com）

中苏边界的紧张局势迫使毛泽东开始考虑苏联对中国安全利益的威胁问题。1964年2月，他在会见金日成时就谈到：苏联在压中国屈服的各种措施都不能奏效之后，“还有打仗”这一条。 为了在当时进行的中苏边界谈判中掌握主动，从而“达到一个合理的边界状态、边界条约”，毛泽东决定“采取攻势，说些空话”，让苏联人“紧张一下”。 于是，在7月10日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时，毛泽东首次对外提出了中苏边界问题，他说：“大约100年以前，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才成为俄国领土，于是，海参崴、伯力、堪察加等地也就是苏联领土了。这笔账我们还没有算。” 这个讲话引起了国际上，特别是苏联的重大反响，苏联方面指责中国领导人正在“鼓吹一种带有深远意图的公开的扩张主义计划”。 9月15日，赫鲁晓夫在会见日本议员时声称，谁胆敢破坏“神圣的”苏联边界，谁就会遭到苏联的“坚决反对”。[24] 苏联的反应显然是毛泽东始料不及的。其后，毛泽东多次在会见外宾时询问：“赫鲁晓夫会不会打我们”？“派兵占领新疆、黑龙江，打进来，甚至内蒙古”，“有可能没有可能”？[25] 尽管这时毛泽东认为苏联大规模进攻中国还不大可能，但是在他看来，与美国的威胁相比，苏联的威胁似乎更为现实，也更加紧迫。因此他明确表示，“我们要准备”。[26] 而毛泽东所说的准备，其中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开始思考军事防御战略的调整问题。

为此，毛泽东认为首先必须扭转当时中国决策层只注重国民经济恢复和调整的倾向。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在此之前毛泽东已经提出要加强国防工业和基础工业建设，会议期间他则进一步扭转原定以解决“吃穿用”为主要目标制订的国民经济计划，提出了要下决心搞三线建设，而且各省都要建立军事工业的思路。[27] 在5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从赫鲁晓夫大反华的趋势看，我们要考虑到万一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竟然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因此我们必须下大力气加强抵抗武装入侵的准备；[28] 并提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29] 当时“三五”计划中最主要的新建项目钢铁厂的厂址选在甘肃省的酒泉，毛泽东就认为该地距苏联太近，是一条通道，苏军直接就开进来了。[30] 他特别强调，应该在四川的攀枝花建立钢铁生产基地。[31] 周恩来在解释“三线”地区的划分时也指出：“对修正主义，西北、东北各省是第一线”。“真正的三线是青海、陕南、甘南、攀枝花”。[32] 此后，毛泽东又进一步要求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做好应付战争的军事准备。[33]

正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是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军委作战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否定了林彪1962年提出的“北顶南放”的战略防御方针。[34] 自50年代以来，中国的安全战略和对外防御战略一直是针对美国的，其重点防御方向是东南沿海和西南的中印边界。50年代至60年代初，中国的主要工业企业基本都设在东北和华北地区，华南只有一处，上海以南地区属于放弃地带。林彪关于“北顶南放”的军事防御设想，意即从北面顶住美国联合日本对中国发起的进攻，而放其从南面进入中国。这种方针实施的基础在于中苏关系尚未破裂，中苏同盟尚且存在，中国的军事防御可以以苏联为依托。但是到1964年，毛泽东认为苏联已经不可倚靠，他在考虑失去这个依托后，北边是否还能顶得住。因此他提出：如果南边放，他不进来，而北面又顶不住，怎么办？要防止敌人从中间突破，认为美国有可能搞空降兵，占领北京；敌人有可能走八国联军的老路，从天津、塘沽进来。 而林彪当时尚未摸清毛泽东的思路，依然按原定的方针思考问题。故此，当他听了杨成武汇报的毛泽东关于战略防御设想等问题的讲话后，联系到毛关于要警惕赫鲁晓夫式人物的论述，内心十分不安。 这种分歧表明，毛泽东此时已从战略防御问题上关注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1964年10月赫鲁晓夫突然倒台，中国领导人利用这一机会改善中苏关系的尝试未果，[37] 中苏分裂终于进入了不可摆脱的螺旋。

（苏联主义网www.cccpism.com）

此后，毛泽东又特别指出：我们不能只注意东边，不注意北边；只注意帝国主义，不注意修正主义，要有两面作战的准备。根据毛的指示，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要求全国设防重点转到北面，全军要调2/3的工程建筑团到北部设防。参加军委工作的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人也分别就国防工业、战略问题、东北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作战的指导原则等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了重要意见。

由此，中国加强备战，进行对内对外战略方针调整的基点实际已不完全是为了防备美国对中国的侵犯；中共中央将三线地区作为全国的战略大后方，其出发点也已不仅是针对来自美国的威胁，而且还带有了防备苏联的成分。这样，当越南的抗美战争进入高潮时，中国军事防御战略的重点实际上却开始了由南向北的转移。[39] 毛泽东对苏联威胁的这种估计，不仅不断坚定了他关于苏联已经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苏联的党已经完全成为资产阶级政党、法西斯党的认识，而且更重要的是，进一步影响到了他对中国国内形势的判断，使他愈益把国内的政治形势和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与否同苏联修正主义的影响联系到一起，戒备苏联向中国渗透，进行里应外合的颠覆活动。这一方面，为他继续强化国内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提供了理论的和现实的依据；另一方面，将苏联纳入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假想敌之列，也有利于他利用紧张局势的压力，调动国内的一切积极因素，掀起一场反对所谓中共党内苏联修正主义代理人的政治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