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0月中苏会谈：背景、过程和意义

戴超武

　　作者说明：原稿发表在《中共党史资料》2003年第1期。

　　冷战时期中苏关系的研究近年来已经成为国际冷战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其中研究的重点特别集中在中苏分裂的起因、进程及其意义。在这些研究中，既有宏观的考察，也有个案的探讨。作为中苏分裂进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1959年10月中苏领导人在北京的会谈具有特殊的意义，引起国内外学界的高度关注。中国学者一般认为，由于苏联醉心于与美国的缓和，决心要把中国外交纳入苏联全球战略轨道，而丝毫不考虑中国的战略需求、民族利益和事实真相，中国对苏联外交新战略所依据的理论，就非常自然地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因此，1959年10月中苏首脑会谈是中苏战略合作走向衰亡的转折点。中苏首脑会晤的消极影响很快反映到双方处理国际安全事务和双边安全关系的政策中。同时中国学者还强调，1958到1959年围绕着中苏关系出现了一系列的摩擦与冲突，无疑具有十分复杂的背景，很难说毛泽东的革命外交政策究竟应当负多大责任。但可以肯定的是，自从1958年以后，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期间对赫鲁晓夫形成的那点好感，怕是已经荡然无存了，中苏关系已经走到了破裂的边缘。[①]俄罗斯学者认为，1959年10月赫鲁晓夫的北京之行“是一场外交灾难，导致苏联人对中国在国际关系中更为广泛的问题上的动机提出异议”。会谈暴露了苏联与中国之间严重的政治分歧。会谈冲突时的紧张程度，比分歧本身有着更加严重的后果。赫鲁晓夫将1959年的会谈看作是对1958年7-8月受到毛泽东侮辱性对待的报复。他们还指出，中苏关系复杂化的原因之外，还鲜明地反映出苏联和中国领导人之间相互关系的情况：“当领袖的个人喜好、兴趣和行为举止在两国的政权体系中发挥巨大作用的时候，政治心理因素应该引起研究人员的关注程度，不比地缘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②]

　　1959年10月中苏会谈是继1958年中苏会谈后两党领导人又一次面对面的激烈争论，其中，中苏领导人进行争论的态度、对争论问题的辩解以及争论的气氛和激烈程度，对中苏关系产生了致命的损害，对中苏关系的破裂的影响不容低估。[③]实际上，这次争论体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中国“革命外交”的理念同苏联这一时期的国家战略思想之间存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分歧，争论中的问题不过是这些矛盾和分歧的具体体现

一、1959年10月中苏会谈的背景

　　中苏关系的破裂是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矛盾和分歧的表面化以及双方的正面争论，首先体现在“长波电台问题”和“共同舰队问题”，特别是后一个问题，使得毛泽东大发雷霆，赫鲁晓夫不得不亲自于7月31日秘密来到北京，向中共中央领导人解释。中苏领导人进行了会谈。由于赫鲁晓夫否认苏联提出成立“共同舰队”的建议，双方对这个问题决定搁置不谈。其他两次会谈都是关于国际形势的，按照会谈记录，“双方意见完全一致”。[④]两个月后，赫鲁晓夫来函明确表示同意就帮助制造核潜艇的问题，同中国开始具体的商谈。[⑤]但是，从后来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评价来看，这一事件绝非仅是“一片乌云掠过”。而赫鲁晓夫的不满则更是明显。而随后爆发的两次重大事件——1958年炮击金门和1959年的中印边界冲突，突出体现了进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以后中苏两国关系发生的更为显著变化。除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国反对苏联全盘否定斯大林外，两国在一些重大的战略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特别是这一时期中国“革命外交”理念的发展和实践，对中苏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引起中苏1959年10月会谈过程中激烈争论的台湾问题、西藏问题以及中印边界问题，体现的是中国“革命外交”的理念和实践同苏联这一时期的外交战略之间存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和根本分歧。

　　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外交政策的核心是“和平共处”，将和平共处确定为苏联外交政策的总路线是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赫鲁晓夫指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思想，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苏联外交政策的总路线，这不是权宜之计的策略，而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赫鲁晓夫认为：“在目前形势下，世界只有两条道路：或者和平共处，或者发动毁灭性战争，除此没有第三条道路。”苏联领导人一直坚持，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政策总路线只有一条，根据这条总路线才有了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斗争，以及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世界和平和社会主义斗争的其他一切措施；这是因为苏联“把和平共处看成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总路线是以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合作和相互援助为出发点的，而不仅仅是支持民族解放运动”。[⑥]

　　中国的“革命外交”和苏联在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政策总路线的问题上产生的根本分歧，首先体现在如何对待“和平共处”的政策。中共中央从1954年以来也对和平共处原则给予极高的评价。但随着中间地带理论的提出和对国际形势的新的判断，中共中央领导人开始认为，“亚非国家共同的和平志向，他们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和它们建立统一战线的基础”。而在中国领导人看来，这个统一战线是反帝、反殖的统一战线，决不是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进行所谓的“和平共处”。中共中央领导人特别强调：赫鲁晓夫和苏联其他领导人对和平共处政策的定义是有限的概念，因为和平共处政策的全部内容不仅包括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和相互援助，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支持世界革命、声援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执政的共产党的问题，而且还包括对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支持的问题，还有支持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问题。[⑦]因此，在八大二次会议的决议中，中共中央对前几年还在宣传上大加赞扬并在外交实践中运用的“和平共处”这一重要原则几乎没有提及，这明显地表示中共中央领导人对这一问题的观点变化。中共中央领导人后来甚至认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忽视这一斗争，甚至把和平共处说成那么好，两个世界的斗争不提了，很危险”。[⑧]同时，中间地带理论的系统化以及由想象中的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增强，直接导致毛泽东在1957年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明确提出“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毛泽东的结论是：“西方国家抛到后边了，我们大大占了上风了。”

　　“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直接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谁怕谁”的问题，这实际上涉及到如何估计美国的实力。毛泽东曾经问葛罗米柯：“美国在经济上当真就那么强大，以至同他们斗争都很困难吗？”但对这一问题毛泽东的答案无疑是：“是杜勒斯怕我们怕得多一点，是英美德法那些西方国家怕我们怕得多一点。为什么他们怕的多一点呢？就是一个力量的问题，人心的问题。人心就是力量，我们这边的人多一点，他们那边的人少一点。”由此毛泽东认为资本主义世界处于被动地位，迫使它进行防御，国际形势对社会主义阵营完全是有利的，因为“在我们一边集中了亚非和其他国家人民的巨大力量”，甚至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都出现了我们的拥护者。[⑨]对此，中国领导人宣称：“貌似强大的美帝国主义不过是一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一切‘恐美病’都是毫无根据的；任何对于帝国主义战争力量估计过高，对于和平和社会主义力量估计不足，都是极端错误的和有害的。”[⑩]

　　而苏联领导人则认为，在分析美国的实力及其经济潜力时，应该考虑的是，美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更新了工业设备，目前具有较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同时拥有庞大的军队和先进的武器，不能简单地视之为“纸老虎”；对此苏联认为，反对和平共处，坚持同帝国主义斗争，这势必会产生国际紧张局势，因而不利于世界局势的缓和与和平共处外交政策的实行，从根本上不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利益。而中国的观点则截然相反。1958年9月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紧张局势“可以调动人马，调动落后阶层，调动中间派起来奋斗”。他进而指出，帝国主义自己制造出来的紧张局势，结果反而对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我们几亿人口有利，对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各阶级，各阶层，政府，我看都有利。“[11]

　　中国同苏联在外交政策上的另外一个重要分歧则在于，要不要同美国进行缓和。根据和平共处总路线，赫鲁晓夫把改善同美国的关系放在苏联外交政策的首位。为此，赫鲁晓夫积极采取措施，极力推崇大国外交，积极推进首脑会晤。而这些恰恰是中国所坚决反对。除前述理论上的原因外，一个非常突出的现实问题是：让中国同美国进行缓和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中国领导人看来，美国依然占领着台湾，依然继续支持自己的敌手国民党。

　　中苏对待中印边界冲突的态度，实际上反映了中苏两党对待民族主义国家的观点分歧，特别是对印度这样的有重要影响的中立国家。毫无疑问，1959年西藏叛乱导致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印度外交政策和尼赫鲁的看法的根本转变。中共中央领导人认为，西藏问题本质上是在中国大陆上最后一场激烈而严重的阶级斗争，“印度也有错觉，以为我们害怕民族主义国家”。中共中央领导人强调：“对印度我们一定要反击，这是他们挑起来的。他们搞冷战，我们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斗争的策略要有理、有力、有节，有团结，有斗争，以斗争求团结。”毛泽东在平定西藏叛乱时曾说：现在是让印度当局多行不义，到一定时候我们再跟它算帐。对于尼赫鲁，毛泽东明确表示：“要尖锐地批评他，不怕刺激他，不怕跟他闹翻，要斗争到底。”[12]为此中共中央领导人认为，现在两个阵营之间出现的中间地带的国家，可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由坏变好，一种是继续和平中立，一种是由好变坏。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看来，印度开始变成“反动的民族主义”。因此，毛泽东虽然在1959年5月的时候认为：“印度不是我们的敌对者，而是我们的友人。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但他同时强调：“那些原则立场，那些是非界限，是一定要说的，不说不能解决目前我们之间的分歧。”[13]在中共中央领导人如此看待西藏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时，苏联的反应自然引起中国的强烈不满。

　　另外，中苏在战略问题上的重大分歧还在于对现代战争的看法。中国军事战略在五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实行积极防御。毛泽东指出，即使沿海地区被占领了，还有大西北、四川和国家其他地区：“即使出现这种不可能的情况，我们还有广大后方可以继续开展斗争。现在的核武器也不能消灭苏联和中国辽阔的领土和众多的居民……中国的历史已多次证明，即使大部分居民被消灭，也绝不意味着民族的消灭”。[14]这种思想到五十年代后期在中国军队中形成了要敢于“打烂仗”的思想，强调“要准备打到一架飞机、一辆汽车也没有。如果不准备打烂仗，就不敢打。要准备上延安。如果想和敌人一样算飞机、算物资就不能打了。三千架飞机是打不了好久的，思想上一定要准备打烂仗。争取烂一半，不准备打烂仗，就没有勇气，就不敢打”。[15]而苏联领导人强调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以往关于战争的概念，战争已不是政治的继续，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的区别不大了。同时苏联还认为，在一场核战争中没有绝对的胜利者。因此，苏联领导人认为毛泽东有关“战争爆发后苏联和中国可以动员多于资本主义世界多少师”的想法过时以及“核武器是纸老虎”的观点不切实际，因为美国这只“纸老虎”长着核牙齿，向“纸老虎”开炮要用大炮，而不是用爆竹。赫鲁晓夫曾明确告诉毛泽东：“现在有了原子弹，双方部队的数目对真正力量的对比和战争的结果就更没有意义了。哪一方的部队越多，它的炮灰也就越多。”[16]在这种背景下，苏联主张不用战争来解决国际争端和意见分歧，不要企图用强力改变现状，反对任何可能导致相互毁灭的战争。

由于中苏在上述重大问题上的根本分歧，中共中央领导人认为，苏联领导人在国际形势上考虑或应付的现实问题多，缺乏对于整个局势的全面分析和预见，“考虑和讨论世界战略和远景问题很差”。[17]在这种背景下，中共中央对赫鲁晓夫1959年9月15日至28日对美国的访问有自己的看法。中共中央认为，由于赫鲁晓夫访美之前在对华关系上的一些表现，主要是撕毁原子弹协议和发表塔斯社声明，表明他这次到美国去，对中国不怀好意，他采取上述两个步骤是适应美国当局的需要的。因此，对赫鲁晓夫1959年10月到北京来，从一开始中共中央领导人相信，他是来吵架的。[18]

　　按照赫鲁晓夫回忆录的说法，除了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之外，1959年的中印边界冲突是导致他到北京的主要原因。赫鲁晓夫说：“我们只好发表一篇表示我们对中印边界冲突态度的公开声明。虽然我们觉得毛应该受到责备，我们不能谴责地发动战争。中国在意识形态上毕竟比印度更接近我们……我们不愿称任何一方为侵略者……我们事先知道我们的声明是不会受到北京欢迎的。虽然我刚从华盛顿回国，我在领导核心内的同志们告诉我：我必须集中精力并立刻飞往北京，代表苏联共产党同中国领导进行谈判。大家都同意我是能领导我们代表团的唯一的人。为什么？因为那时中国人正好在庆祝他们的国庆节，除非我作为

　　党的首脑去参加，中国人就会认为我们故意贬低他们在国际革命运动中的作用。“[19]赫鲁晓夫到北京后，在一间只有苏联代表团成员在内的”装有窃听器的会客室“里，赫鲁晓夫嘲笑他的东道主，用俄语的下流话来押韵中国领导人的名字。[20]

　　特别注的注意的是，在1959年10月中苏会谈开始前苏联领导人对两个重要问题的态度，也极大地影响了会谈的气氛。一个重要问题是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对中国国内经济建设路线的态度。他9月27日在汽车中对前往机场迎接他的陈云说：“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是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虽然中苏会谈中没有涉及这些问题，但中共中央领导人对苏联的态度是明显不满的，以致毛泽东在机场为赫鲁晓夫送行时还特别对他说，中国的国情不同于苏联，“我们的人民公社不是从上面布置下去的，是群众自发搞起来的，应该支持。”[21]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赫鲁晓夫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告诉毛泽东，苏联决定撤走帮助中国研制原子弹的专家。苏共中央1959年6月20日就致函中共中央作过这样的决定，当时中共中央认为，苏方毁约是中苏关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说明赫鲁晓夫可能要在中苏关系上采取新的方针，这种新方针就是同西方主要是美国站在一起反对中国的方针。[22]赫鲁晓夫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表态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看来毫无疑问是再次证实了自己的上述判断。

　　即将在这种气氛下开始进行的中苏会谈，其结果可想而知了。

　　二、1959年中苏会谈的内容

　　10月2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总书记邓小平，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陈毅，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在中南海颐年堂同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苏斯洛夫，苏共中央委员、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举行了两党会谈，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安东诺夫也参加了会谈。会谈由下午五时至凌晨12时，内容包括台湾问题、释放在押美国人问题、西藏问题、中印边界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除印度支那问题双方有一些共同点外，在其他问题上双方的观点针锋相对，会谈中双方争论十分激烈。

　　会谈一开始，赫鲁晓夫就谈他访美的情况。他认为这次访美是比较满意的，他所到之处受到很热烈的欢迎，虽然没有达成什么协议，但他认为艾森豪威尔的确需要缓和。毛泽东回答说，我们赞成你访美，赞成你跟艾森豪威尔会晤。我们赞成同美国搞和平共处。美国究竟怎么样，不能看表面，应该要看美国帝国主义的本质；艾森豪威尔有阶级局限性，很难说他真正爱好和平。但艾森豪威尔在同你会谈中的一个观点是积极的，那就是不应该让战争爆发；毛泽东强调说，我们也不想要战争。赫鲁晓夫随即表示：我们不想在台湾问题上发生战争。对此双方首先谈到了台湾问题，主要围绕着中国对台湾的政策以及对沿海岛屿的政策。

　　（一）台湾问题

　　中共中央领导人在会谈中详细论述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立场。毛泽东说，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我们说一定要解放台湾，但方式可能会有所不同，可用和平的，也可用军事手段。周恩来1955年在万隆会议上宣布准备同美国进行谈判。实际上从那时起，美国人和我们已经在进行谈判了，先是在日内瓦，后在华沙。起初，双方谈判代表是一个星期谈一次，后来两个星期一次，现在一个月一次，但双方都没中断会谈。美国人有段时间想中断会谈，我们表示那样不好，并定了恢复会谈的期限。美国人宣布他们赞同恢复会谈，但不接受“最后通牒”，我们对此表示反对。在我们炮击金马沿海岛屿后，会谈就恢复了。我们在会谈中一直主张：美国人请离开台湾，那么中美之间就没有任何问题了。我们将在谈判的基础上同蒋介石解决遗留的问题。蒋介石不想让美国人撤走，而美国反过来也害怕蒋介石同中国建立联系。在台湾海峡地区存在着军事行动，但并不是战争。我们认为，我们认为可以把台湾和沿海岛屿留在蒋介石手中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我们对此是可以容忍的。

　　对于中国的上述立场，赫鲁晓夫说，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个省，在这个原则问题上中苏之间没有分歧；你们说可以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不解放台湾，余下的问题就是采取什么策略的问题了。赫鲁晓夫强调，台湾问题不仅给美国人带来了困难，同样也给我们带来了困难。在我们内部以相互信任的方式说不会为台湾而开战，但对外我们却是说的相反，那就是一旦由于台湾问题出现侵略局面，苏联将保卫中国，而美国则宣布防卫台湾。这样就出现了战前的局面。

　　对赫鲁晓夫的看法，毛泽东说，那我们怎么做？按照美国人说的那样，宣布在台湾海峡地区放弃使用武力，把这个问题变成一个国际问题吗？周恩来接着说，我们已经就台湾问题的两个方面划出了一个明确的界限：中国和台湾的问题属于内政，而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关系是个国际问题。

　　赫鲁晓夫显然不同意中方的观点，他指出，列宁多年前在苏联的远东地区建立了远东共和国，而且还承认了它的主权。当时列宁在苏联欧洲部分遭到外国干涉很严重的情况下，为了避免在东方同日本作战，采取了这个办法。要记住这个共和国是建立在苏联领土上的，但列宁还是暂时容忍了它，当然它后来并入了苏联。赫鲁晓夫接着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他说，我们对台湾问题不会提出什么建议，但认为你们应该采取措施缓和局势。我们作为你们的盟友，要了解你们在台湾问题上所采取的措施；有关你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的原则，我今天还是第一次听说。对我们盟友之间在那些有可能不仅将你们卷入严重的事件，而且也会将你们的朋友卷入的所有的问题上，是不是应该交换看法呢？这样我们才可以在没有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威望和主权的情况下，去寻找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途径。赫鲁晓夫显然是批评在炮击金门是没有事先向苏联通报。

　　对此毛泽东解释说，我们的总参谋长通过你们驻华军事总顾问向你们通报了我们在台湾问题上的意图，我们请求他向苏联国防部汇报我们的一切情况。我现在还想澄清的是，我们并不想在台湾海峡地区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考虑到当时美国陷在黎巴嫩，我们只想给它制造一些混乱。而且我们相信，我们的行动是成功的。毛泽东强调，尽管我们炮击沿海岛屿，但我们并不想解放它们。我们同时也认为，美国是不会为沿海岛屿和台湾打仗的。

赫鲁晓夫表示有不同看法。他虽然同意中国对美国不会为沿海岛屿和台湾而卷入战争的判断，但他同时强调，就炮击沿海岛屿而言，如果你们炮击了这些岛屿，你们就应该夺取它们；如果你们认为没有必要夺取这些岛屿，那么炮击它们就没有必要。因此不能理解你们的政策。赫鲁晓夫强调，你们应该拿下沿海岛屿，当我听到你们不拿下这些岛屿的时候感到沮丧；不过，我是作为一个盟友说这些话的。

　　当毛泽东再次强调提前一个月就炮击沿海岛屿通报苏联的时候，赫鲁晓夫说，他（指苏联顾问）汇报的并不是你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而是有关一些不相干的措施。我们已经表示了自己的立场，既然这个问题是你们的事情，我们同意不同意又有什么关系。我们不理解你们对国际问题的政策，我们必须协调有关国际政策的问题。也许你们应该考虑，在我们没有达成一致的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是否有必要通过外交部长的渠道来交流看法。

　　毛泽东进一步解释说，我们已经通过你们的总参谋部通报了我们的打算。然而，我也想知道，对我们应该怎么做你们有什么建议。

　　赫鲁晓夫说，我们主张缓和紧张局势，我们只希望人民理解我们主张和平。为了逗弄猫儿而向那些岛屿开炮是不值得的。

　　毛泽东说，这是我们的政策。你把问题搞错了，你把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搞混了。一个问题是我们跟美国的关系问题，这是国际问题，另一个问题是我们跟台湾的关系问题，这是中国国内的问题。我们跟美国的关系问题是美国侵略我国台湾的问题，是我们要求美国撤出台湾而美国应该撤兵的问题。至于我们跟台湾的关系，则是台湾怎样解放的问题。这个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别人无权过问。你赫鲁晓夫同志，对前一个问题有发言权，可以劝艾森豪威尔从台湾撤出一切武装力量。对后一个问题，你是无能为力的，不宜说三道四。

　　赫鲁晓夫说，我们在台湾问题上的看法是一致的，目前存在分歧的只是策略的问题。你们总是拒绝在这个问题上制订一项我们可以理解的政策。你们可能会认为我们干涉你们的内政，但我们只是表达自己的考虑。因为我们不知道你们明天会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对毛泽东关于中国不想同美国发生战争的说法，赫鲁晓夫表示，人们不能以这种方式对待这个问题，你们和我们都不想要战争，这是众所周知的。问题是，不仅是世界舆论不知道你们明天会做什么，就连我们，你们的盟友都不知道。

　　对赫鲁晓夫的问题，毛泽东说可能有两个途径解决，第一是按照美国人的要求办，那就是保证不对台湾使用武力。美国人很早以前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在1955年3月通过艾登提出来的。第二种方法是在我们同美国之间的关系，和我们同蒋帮分子之间的关系这两者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至于同蒋介石的关系，什么方法都可以使用，因为同蒋介石的关系是我们的内部事务。

　　（二）关于释放在押美国人的问题

　　赫鲁晓夫在会谈中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赫鲁晓夫说，艾森豪威尔第一次同他共进午餐时告诉他，美国人同中国谈判已经好几年了，但是毫无结果，中国人甚至不同意释放被扣押在中国的五名美国人；这就使得局势复杂化，并极大地激怒了美国人。赫鲁晓夫问道，我还不知道中国扣押了五名美国人，这是真的吗？在同艾森豪威尔的会谈中我只是说，作为一个友好的建议，我在北京时只能简略地提到这个问题。

　　周恩来对这个问题作了较为详细的解释说明，他说，1956年8月1日，美国人和我们在日内瓦达成一项协议，按照这一协议，长期居住在中国的美国人（移民），可以返回美国。但我们规定，如果这些人犯了法，就会被逮捕。中国的法律也规定，如果一个犯人在狱中表现的好，就可能减刑。协议中允许可以离开中国的第二类人是战俘。一架美国飞机是在中国的安东地区被击落的，而不是在朝鲜，飞机上的18名美国军人被当作战俘，所以我们就把他们全部释放了。你提起的美国战俘问题曾经被联合国讨论过。1955年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为此到中国来过，随后法国外长孟席斯也来讨论过这个问题。美国人通过英国人告诉我们，他们将同中国进行会谈，我们表示同意并开始了会谈。我们采取了主动措施，释放了13名美国战俘。因此在日内瓦会议上美国人对我们就没有任何花招了。这之后还有两名美国人关在我们的监狱中，一个叫费克图，一个叫唐纳，这两个人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员，是被当场抓获的。当他们试图在不着陆的情况下用特殊的设备接走他们的间谍时，他们的飞机就被击落了。中国的法庭审判了他们，并判了他们刑，一个判了终身监禁，一个20年。哈马舍尔德来中国时，他说讨论这些美国人的问题不是他此行的目的。余下的三个人都一直生活在中国，逮捕他们是因为他们从事间谍活动。我们关押了像这样的美国人总共有90名。我们已经释放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目前只有五名美国人关在中国。他们全部都是间谍，根据中国的法律，应该把他们关在监狱里。我们觉得，我们中国人已释放太多的美国人了。

　　赫鲁晓夫表示，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件事，但如果你们要听我的意见，如果换了我们，我们将采取不同的行动。如果你们不采取对抗的路线，那些关押在中国的美国人，要么将他们驱逐出境，要么用来做交易。列宁那时候就是这样做的，而且是正确的。那些美国人当然也可以关着不放。总之照我们看，你们关押的那些美国人还是放了的好。

　　对赫鲁晓夫的态度，毛泽东表现出明显的不快和恼火。毛泽东说，当然，这些人放是可以的，也可以不放；但现在就是不放，要到一个适当的时候再放。美国人毕竟把大批在朝鲜作战的志愿军战士遣送到了台湾，还把大批北朝鲜的士兵遣送到南朝鲜。

　　赫鲁晓夫表示，这是你们的内政，我们不干涉。如果你们有饭给他们吃，养着他们好了。但是，你们的态度以及你们可能就此攻击我们的事实，使我们之间交流看法变得很复杂。我要强调的是，我不是美国的众议员，不是代表美国来求情的。我只是代表我们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代表苏联共产党。即使我谈及这个问题，那仅仅是因为我们希望协调这个问题，并向你们表达我们的看法，毕竟这个问题引起国际局势的紧张。对毛泽东的关于“那也意味着给美国人的生活制造了麻烦”的说法，赫鲁晓夫不满地说，那同样也给我们的生活制造了麻烦。当然，我们没有同美国人讨论释放关押在中国的美国人的问题。我只是向艾森豪威尔保证，在我逗留北京期间我会以友好建议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而且美国人也只是间接提出这个问题的。

　　（三）西藏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

　　中苏在中印边界问题和西藏问题上的争论，是在双方休息一个小时后开始的会谈中激烈进行的。双方围绕着如何处理西藏问题，特别是如何处理达赖喇嘛以及西藏改革的问题、如何处理领土边界问题、如何对待民族主义国家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气氛非常紧张。其中，苏联领导人两次提议停止讨论这些问题，但中共中央领导人坚持必须讲清问题。

　　赫鲁晓夫首先说，我们应该采取步骤，使美国人能够做出反应也朝着缓和局势的方向采取步骤。我们应该寻求缓和以及改善局势的途径。当发生匈牙利事件时，我们果断镇压了反革命行动。刘少奇同志当时和我们一起解决了这个问题。如果再需要这样做，我们依然会履行自己的国际共产主义义务，你们不应该怀疑这点。我们认为，应该形成一个全面的体制和行动的协调，这样人们就能理解我们。斯大林去世后我们已经取得了不少进展。我们取得目前的地位并没有放弃任何原则立场。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是由于我们不理解你们的立场，特别是不理解你们同印度的冲突。我们同伊朗的边界分歧已经存在150年了，三、四年前我们对伊朗作了领土让步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是这样考虑这个问题的：我们多五公里或者少五公里的土地并不重要。我以列宁为例，他把卡斯、阿达汗和阿拉拉特让给土耳其，时至今日住在高加索这一地区的人们对列宁的这些措施仍然感到不高兴。但我认为他的行动是正确的。我告诉这些就是向你们表明，对我们来说，领土问题并不是难以超越的。你们多年来一直和印度有良好的关系，突然就发生了流血事件，结果使尼赫鲁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我们可以说，尼赫鲁是资产阶级政治家。但如果尼赫鲁下台了，谁又能比他好呢？达赖喇嘛从西藏跑了出去，他是一个资产阶级分子。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仍是不清楚的，当发生匈牙利事件时，尼赫鲁反对我们，但我们也没有攻击他，因为我们不希望从是资产阶级政治家的他那里得到什么。尽管他反对我们，这也并不妨碍我们同他建立良好的关系。如果你让我说，我就会说作为一个客人不该说的话：西藏事件是你们的错。你们控制着西藏，你们在那里应该有情报机构，应该知道达赖喇嘛的计划和意图。

　　毛泽东说，尼赫鲁也说在西藏发生的事件是我们的错。另外，苏联在我们同印度冲突的问题上发表了塔斯社声明。

　　赫鲁晓夫说，你们真的想让我们支持你们同印度的冲突吗？对我们来说那将是愚蠢的。塔斯社的声明是必要的，你们应该看到尼赫鲁和我们之间的一些差别。如果我们不发表塔斯社声明，那就会产生社会主义国家组成联合战线反对尼赫鲁的印象。塔斯社的声明将这个问题变成你们和印度之间的问题。

　　毛泽东说，我们的错误就是没有立即解除达赖喇嘛的武装。但那个时候我们同西藏的群众还没有联系。对赫鲁晓夫有关“中共至今都没有同西藏群众有联系”的说法，毛泽东表示有不同的认识。

赫鲁晓夫说，当然，那就是我们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人们可能会这样说：你们和我们这里都有从金日成那里逃出来的朝鲜人，但这并没有给我们借口来破坏同金日成的关系，我们依然保持良好的关系。至于达赖喇嘛从西藏逃出来，如果我们处在你们的地位，我们就不会让他跑掉，假如他死掉会更好。现在达赖喇嘛在印度，也许会去美国，这对社会主义国家有什么好处？

　　毛泽东说，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当时又不能逮捕他。我们阻止不了他跑掉，因为同印度的边界那么长，他可以从任何一个地点跑掉。

　　赫鲁晓夫说，这不是什么逮捕的问题，我是说你们的错误是让他跑掉。如果你们让他有机会跑到印度，你让尼赫鲁怎么办？我们相信西藏事件是中共的错，不是尼赫鲁的错。

　　毛泽东坚持说，不对，是尼赫鲁的错。

　　赫鲁晓夫说，如果我对你的话理解正确，那么匈牙利事件不是我们的错，而是美国的错了。那么请看，我们在匈牙利驻军，我们支持那个蠢货拉科西，这都是我们的错，而不是美国的错了。

　　毛泽东说，印度人在西藏的所作所为，好像西藏是他们的。

　　赫鲁晓夫说，我们知道。你们也知道，尼泊尔希望苏联派大使去，但是我们很长时间没有派，你们也是这样做的。这是因为尼赫鲁不想那里有苏联和中国的大使。对此不应该感到吃惊，不要指望可以从尼赫鲁那里得到什么。但这也不能成为我们同他断绝关系的理由。

　　毛泽东说，我们也支持尼赫鲁，但是在西藏问题上我们应该击垮他。

　　赫鲁晓夫问，那你们为什么在边界上杀死人？

　　对赫鲁晓夫的这一说法，中共中央领导人进行了反复的辩解和抨击。毛泽东说，是他们先进攻我们，他们越过了边界，连续12个小时向我们开枪。周恩来责问赫鲁晓夫：你相信谁多一点，是印度还是我们？

　　赫鲁晓夫说，尽管印度人先进攻，但中国人没有死亡，而印度方面却死了人。

　　周恩来说，如果他们首先进攻我们，那我们该怎么做？我们总不能向天上开枪。印度人甚至越过了麦克马洪线。另外，印度副总统纳达卡里希南最近访问过中国。那就是说，我们正在采取措施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这个问题。在9月9日给尼赫鲁的信中，我们对中印之间发生的一切作了详细的解释。

　　赫鲁晓夫说，周恩来同志，你担任中国外交部长多年，应该比我更清楚怎样避免流血冲突来解决有争议的问题。在这个特殊的例子中，我不想谈论整个边界问题，因为如果连中国人和印度人都不知道你们之间的边界该划在那里，那就更不是我一个俄国人可以过问的了。我只是不同意你们使用的方法。

　　周恩来说，我们也只是到最近才了解边界事件的，一切措施都是由那里的地方当局采取的，没有中央的批准。另外，我们在这里是在讨论中印之间三段有争议的边界地区。是印度人首先越过麦克马洪线，是印度人首先开枪。没有一个中国政府承认过麦克马洪线。比如，加入芬兰人进攻苏联的边界，你们难道不会还击？

　　对此苏斯洛夫说，我们没有对芬兰政府提出领土要求。赫鲁晓夫说，对我而言，中央对边界事件一无所知是个新闻。我可以告诉你们，我反对你们的做法。

　　朱德表示，印度人越过了麦克马洪线，侵占了中国9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陈毅也说，西藏叛乱之后，在印度发生了多起反华反共的活动，还有针对我们在新德里的大使馆以及在加尔各答领事馆的示威活动；这些示威者辱骂我国领导人，高喊反华口号。我们没有做过类似的事情，印度驻华大使找不到一点点借口来说我们对他不友好。说到把尼赫鲁拉到我们这一边的工作的有效性，我们的方法更有效，你们的方法是迁就主义。

　　对陈毅的说法，赫鲁晓夫感到特别恼火，他指出，陈毅你是中国的外交部长，你应该掂量自己话的份量，不能随便说。我们已经存在了42年，其中30年我们是作为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我们不会迁就任何事情，我们坚持共产党政策的原则。

　　陈毅回答说，中国人民长期受到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和其他帝国主义分子的欺压。苏联同志应该理解这一点。我们现在正在采取一些措施和平解决同印度的冲突，印度副总统纳达卡里希南十月中旬来访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也有一定程度的迁就主义的成分。你们应该正确理解我们的政策，我们的政策更为坚定，而且也更为正确。

此时赫鲁晓夫表示，应该把这个问题放到一边去，因为双方对问题的认识截然相反。但中共中央领导人不愿就此停止辩论，继续阐述自己的观点。周恩来说，赫鲁晓夫同志，甚至连印度人自己都不知道在中印边界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林彪接着说，在苏联同法西斯德国进行战争期间，苏联军队追击法西斯进入柏林。这并不意味着苏联挑起了战争。

　　赫鲁晓夫不满的说，这就不用我这个中将给你元帅同志上课了。苏斯洛夫指出，林彪同志，你试图把两个不可类比的事情进行比较。在卫国战争期间成千上万的人遭到杀害，而这里发生的却是微不足道的事件。

　　周恩来说，印度人并没有从他们侵入的地方撤军。我们寻求和平解决冲突的办法，并一直主张逐步解决问题。

　　赫鲁晓夫表示，我们完全赞同你们现在所做的一切，但对你们过去的行为不赞成。

　　周恩来说，印度人在这次挑衅之前进行了40年的大规模的反华宣传，是他们首先越过边界，是他们首先开枪。在这种情况下还能认为是我们挑起事端吗？彭真这时候也说，纳赛尔毫无理由地滥用苏联给他的无私援助。因此我们应该记住民族资产阶级反动的一面。如果你们苏联同志可以痛斥民族资产阶级，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那样做？

　　赫鲁晓夫说，没有人说你们不可以痛斥，但射击和批评不是一回事。

　　彭真说，麦克马洪线是非法的，中国任何一个政府都没有承认过。

　　赫鲁晓夫说，我们在这里只有三个人，而你们有九个人，你们一再重复相同的说法，我认为这是没有用处的。我们仅仅想表达自己的立场，接不接受是你们的事情。

　　毛泽东说，同印度的边界冲突，只是一个局部的边界问题，而不是两国政府之间的冲突。尼赫鲁自己也没有意识到那里发生了什么。当我们发现的时候，他们的巡逻队越过了麦克马洪线。我们是在冲突发生后一段时间才知道了。发生的一切不仅尼赫鲁不知道，就连我们西藏军区也不知道。当尼赫鲁了解到他们的巡逻队越过麦克马洪线后，就命令他们撤退。我们同样采取措施争取和平解决这个问题。

　　对毛泽东的解释赫鲁晓夫说，如果在小规模的交火之后就立即这样做，冲突就不会发生了。另外，你们在边界事件发生后很长时间才告诉我们。

　　对赫鲁晓夫的这一责问，刘少奇说，我在9月6日通过安东诺夫同志向你们通报了边界的局势。我们没有提前向你们通报，是因为我们还没对局势做出自己的判断。周恩来也说，塔斯社的声明发表在你们收到给尼赫鲁的信件之前，而那封信是在9月9日下午送给安东诺夫同志的。

　　苏斯洛夫解释说，考虑到莫斯科和北京有五个小时的时差，那可能是同时进行的。葛罗米柯说，印度驻苏联大使告诉我，你们的信件不仅没有使事情得到缓和，反而使一切更糟糕。苏斯洛夫说，目前局势已经缓和，我们可以不谈这个问题了。

　　毛泽东对此显得非常恼火，他说，这么说局势的缓和是因为你们的声明？

　　苏斯洛夫说，不仅是因为我们塔斯社的声明，而且还由于你们人大的决定。

　　刘少奇说，我在9月6日通过安东诺夫同志告诉你们，我们准备在一周之内反击印度人。彭真也说，我们人大常委会的代表都问我，怎样理解塔斯社的声明，为什么老大哥在没有搞清楚谁对谁错的情况下，对中国和印度各打五十大板。王稼祥也说，是印度人首先开枪的，不是我们。

　　赫鲁晓夫说，是的，他们开始射击，他们自己死了人。我们是和你们交流对冲突的看法，因为除了我们之外没有人会对你们说这些。

　　周恩来说，在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之间可能存在有争议的和没有解决的问题，但外界猜测我们和苏联是行动一致的。林彪补充说，印度人首先开枪，他们连续射击12个小时，直到他们用光了子弹。对这个问题可能有不同的处理方式，但应该承认以下事实：第一，印度人首先越过了边界；第二，印度人首先开枪；第三，印度人连续射击12个小时。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有两种方法：第一，印度人越过边界，我们撤退；第二，印度人越过边界，我们反击。毛泽东说，反击的命令是当地军事机构做出的。林彪补充说，没有中央的命令。毛泽东再次说，我们不能把达赖喇嘛关起来，中印边界那么长，他可以从任何一个地方跑掉。

　　苏斯洛夫说，你们应该事先知道他的意图和阴谋。

　　毛泽东说，我们想把西藏的改革推迟四年。

　　赫鲁晓夫强调，这是你们的错误。对此毛泽东说，推迟改革的决定早就做出了，是在达赖喇嘛访问印度之后。我们不能没有借口就发动进攻，这次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出击了。你也许不能理解，你会看到将维持同印度之间的麦克马洪线，同印度之间的边界冲突也将结束。

　　赫鲁晓夫说，那很好。但问题并不是什么边界问题。我们对那条线一无所知，我们甚至也不想知道。

　　毛泽东说，同印度的边界问题将通过谈判来解决。对此赫鲁晓夫表示欢迎。周恩来说，1月22日你们建议尼赫鲁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当时他不同意，现在他同意。毛泽东强调说，你们给我们扣了两顶大帽子，一是在西藏犯了错误，不该让达赖逃跑；另一个是在中印边境冲突问题上犯了错误，打死了印方人员，于是你们发表了声明。我们给你们扣了一顶帽子，叫做迁就，请戴上吧。

赫鲁晓夫表态说，不接受，我们坚持的是共产党的原则路线。

　　毛泽东说，塔斯社的声明让所有的帝国主义者兴高采烈。

　　苏斯洛夫说，恰恰相反。这个声明和我们最近采取的措施促进了局势的缓和。如果中印关系真的恶化了，帝国主义分子才会兴高采烈。我们已经得到情报说，美国人正同尼赫鲁接触，在中印冲突时向印度提供帮助。我们的步骤给反革命的热切期望泼了冷水。

　　林彪说，整个问题的关键是谁先开枪，而不是谁死了。周恩来说，按照你们的逻辑，假如窃贼闯进你的房屋，你把他们痛打一顿，那么你就犯了罪了。

　　葛罗米柯随即念了一段塔斯社的声明，并说塔斯社的声明并没有使印度疏远同中国的关系。

　　毛泽东说，你只看到我们“威胁的姿态”，而没有看到另一面，我们通过斗争把尼赫鲁拉到我们这一边。陈毅接着说，我痛恨你说“同印度关系的恶化使我们的错”。

　　赫鲁晓夫说，我也痛恨你们说我们是迁就，我们应该支持尼赫鲁，帮助他掌握政权。

　　毛泽东说，西藏事件和边界冲突，这些都是暂时的现象。我们最好结束讨论这些问题，如果我们认为我们之间的关系依然是伙伴、在总体上还是团结的话，一些分歧难道会妨碍我们的友谊吗？这个问题还是要把事实搞清楚。别的事情我们管不了，对有关中国的事情，我们希望苏联同志能够听听中国的意见，把情况搞清楚，预先向中国打招呼，同中国商量，再对外公开表态，这样比较好。对尼赫鲁，我们还是要同他友好，还是要团结他。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为天下先。但是谁要欺负我们，那是不行的。谁都不行。

　　（四）印度支那问题

　　毛泽东最后建议停止讨论中印边界问题，转而探讨老挝的局势。赫鲁晓夫虽然同意讨论这个问题，但他表示自己对此一点兴趣都没有，因为他认为这个问题无足轻重，围绕这个问题谣传太多了。赫鲁晓夫说，今天胡志明来找我们谈老挝的问题，我让他去找你们，因为你们对这个问题可能会更感兴趣。波匈事件的时候，刘少奇和周恩来同志到我们这里来，刘少奇同志和我有不同的、有时候会是截然相反的立场。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不能达成一致的观点。我们的立场变化了，然后达成了协议，圆满的解决了问题。

　　毛泽东说，我们反对老挝战争的升级。刘少奇补充说，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国防部长计划扩大在老挝的斗争，胡志明反对这个计划，反对扩大军事行动。我们支持胡志明的立场。赫鲁晓夫表示同意。

　　赫鲁晓夫说，我们不应该扩大在老挝的军事行动，因为美国人会干预。然后他们就会派兵到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边界，并采取挑衅行动。他们会驻扎在非常靠近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地方，而我们则远离那里。一旦那里的局势复杂化，美国人可以迅速镇压越南民主共和国，而我们则没有时间做出反应。我们应建议越南同志不要扩大在老挝的军事行动。

　　毛泽东说，我们完全同意你们的看法。总的来说，我们不仅反对扩大老挝的军事行动，而且也反对维持台湾海峡的现状。我在此再重复一下，1958年8月当我们炮击金马等沿海岛屿时，我们确实没有考虑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争论的过程中，双方一度情绪激动，言辞过激，充分暴露了对对方的极度不信任甚至反感。争论的问题也涉及到两党关系以及对马列主义的认识。赫鲁晓夫在讨论中印边界问题时气愤的说，为什么你们可以批评我们，老大哥却不能批评你们。在同尤金同志的一次会谈中，你毛泽东同志非常尖锐的批评了苏共中央，我们接受了批评。而且在中共八大会议上米高扬同志发言的时候，你离开了会场。这是示威的举动，米高扬同志也可以离开。实际上，我也可以整理提包离开，但我没有那样做。当匈牙利事件发生时，周恩来同志来了给我们上了一课。他指责在比萨拉比亚和波罗的海国家问题上指责我们。我们接受了这个批评。结果就是你们可以责备我们，而我们却不能责备你们。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一些成员回国后说：现在有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的俗套话，但事实上对苏共中央的意见都不尊重。难道你们和我们说话不是太傲慢了吗？

　　对中共中央领导人批评苏联实行迁就主义，苏联领导人显得特别激动。赫鲁晓夫说，你们不能容忍反对意见，你们相信你们自己是正统，这本身就暴露了你们的傲慢。陈毅给我们戴了一顶帽子，还是一顶政治帽子。他有什么根据这样做？陈毅说，塔斯社的声明就是支持印度，就是支持资产阶级。

对此赫鲁晓夫说，你们想让我们屈服你们，那完全是不可能的。我们也是一个党，我们有自己的作风。在谈到波匈事件时，赫鲁晓夫说，你们给我们上了第一堂课，我们听了，你们现在也必须听我们的。收回你们的政治谴责，否则就会损害我们两党的关系。我们是你们的朋友，说的是真话。我们对任何人从来都不迁就，甚至是对我们的朋友。

　　赫鲁晓夫的这些话，又引起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反驳。陈毅说，但是你们也在我们家门口对我们进行政治谴责，说中印关系的恶化和达赖喇嘛的逃跑都是我们的错。我相信你们这样做就是迁就。

　　赫鲁晓夫说，这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事。我只是提请你们注意一些特定的疏忽，从来没有在原则问题上对你们进行政治上的谴责。如果你陈毅同志认为我们是迁就，那么你不要伸手给我，我不会和你握手的。陈毅说，我也不会，我告诉你，我不怕你发火。

　　赫鲁晓夫说，你不要用元帅的头衔在那里吐唾沫，你也没有那么多的唾沫。我们是吓不倒的。我们处于一种多好的地位啊：一方面，你们说着“以苏联为首”的俗套话，另一方面，你们不让我说一句话。那我们是在谈论什么样的平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苏共21大上提出去掉“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的问题。我们不想任何党当头，所有的共产党都是平等和独立的，否则就会处于错误的境地。对赫鲁晓夫的表述，毛泽东以调和的口气说，陈毅说的只是特殊性，你不要把它普遍化了。王稼祥也说，这一切都是由于错误的翻译造成的，陈毅没有把迁就说成是某种主义。

　　就是在这种气氛中，会谈不欢而散。赫鲁晓夫10月4日离京回国。

　　三、1959年10月中苏会谈的影响和意义

　　1959年10月中苏会谈的影响是深远的，对中苏关系最终走向破裂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中苏双方通过会谈进一步认识到分歧的严重性，但双方显然暂时都不愿承担挑起论战和公开宣布破裂的责任。因此，中共中央一方面反复强调中苏分歧“是十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但另一方面则确定同“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路线方针。中共中央认为，这次会谈在除印度支那问题以外的所有问题上，赫鲁晓夫都试图压中国向美国让步，以利于他改善苏美关系，这就使中国不能不加重对赫鲁晓夫的对美政策的疑虑。10月4日，毛泽东送走赫鲁晓夫后，回顾年堂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主要是讨论同赫鲁晓夫会谈的情况，先由周恩来向全体政治局委员汇报同赫鲁晓夫会谈的情况。中央政治局委员听后一致认为，赫鲁晓夫对艾森豪威尔抱有幻想，没有看到美帝国主义的本质。他说艾森豪威尔和我们一样“热爱和平”，至少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有修正主义的倾向。对美国的问题，对印度的问题，他都听不进我们的话。对于中苏之间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的分歧，我们暂时还不同他争论。会议认为目前应采取团结为重、不搞争论、冷静观察的方针，但要看到国际上出现修正主义思潮。[23]

　　毛泽东在10月14日特别约见安东诺夫谈话时表示，我们对赫鲁晓夫访美还是支持的，认为还是有好处的。毛泽东说，上个星期我们会谈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不一致的地方，但这是十个指头中间一个指头的问题。我们不会同美国打仗，也不会去打台湾，甚至也不会登陆金门、马祖。但是必要的时候也要斗争，以斗争求得缓和。美国搞紧张是搞不下去的，国际上大的趋势还是对我们有利。周恩来11月19日在国务院会议上谈到国际形势时，强调同苏联的关系要加强团结，但他强调，为了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性，我们不能不进行必要的斗争。同时不要忘记大局，不要忘记九个指头是一致的，不要忘记以团结为重。[24]刘少奇12月10日同新任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会谈时也表示说，中苏两党“在所有原则问题上都是一致的，在其他问题上的分歧是暂时的，而且也是可以解决的。”[25]

　　北京会晤是赫鲁晓夫和毛泽东的最后一次会晤，赫鲁晓夫怀着不愉快的心情返回苏联。苏联领导人的这种无可忍受的愤怒，又不适时宜地与当时充溢在苏联领导层、国家和社会各阶层中的情绪结合起来。赫鲁晓夫10月6日在海参崴发表演讲，不指名地批评中国像“好斗的公鸡”，热衷于战争。回到莫斯科以后，他10月31日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演讲，又不指名地批评中共是“冒险主义”、“不战不和的托洛茨基主义”。但苏联方面也不愿承担中苏关系破裂的责任，因此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11月11日奉苏联政府的指示请求周恩来接见他。契尔沃年科在会见中对周恩来表示：赫鲁晓夫访华时同中共领导人进行的会谈表明，中苏两党不存在任何问题。他说：中苏两党“对重大问题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没有任何原则分歧。至于一些个别问题，经过双方讨论和充分交换意见，也不存在了。因而，苏共中央主席团已做出决定，把上次双方在北京举行会谈的记录烧毁。赫鲁晓夫请我代他向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和其他政治局委员致以最热烈、最衷心的问候。”对契尔沃年科的说法，周恩来说，上次会谈的内容，我们也没有向下传达。对会谈所讨论的问题，双方都说明了各自的看法，我们之间没有原则分歧。[26]

　　赫鲁晓夫12月1日在匈牙利党的代表大会上提出社会主义各国“必须对表”后，12月4日至6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国际形势和中共的对策，会前，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一个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27]他在会上根据这个提纲讲话，主要谈了对赫鲁晓夫和苏共前途的看。并确定了中共的相应对策。毛泽东说，赫鲁晓夫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也不完全是修正主义者。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学，有大国主义，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他不懂中国达于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他对中国极为恐慌，恐慌之至。他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他怕东欧各党和世界各共产党不相信他们而相信我们。赫鲁晓夫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继续向严重恶化的方向发展；一种可能性是改变，向好的方向发展。赫鲁晓夫如果不改正，几年后，可能是八年之后他将完全破产。他在和平过渡问题、中印关系问题、对美国看法问题上同我们的分歧还是一个指头的分歧。这个分歧是不是会扩大到几个指头，那还得看。毛泽东特别指出，对表论是反马列主义的。提出对表论，表示了他们的极大恐慌。[28]因此中共中央领导人在1959年底强调：“我们目前最主要的是批判修正主义，这是最重要的任务。”[29]

　　更为重要的是，苏联通过这次会谈，对中苏关系的发展前景判断更为悲观，认为中苏分裂已经不可避免。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我们于1954年访问中国，并与毛进行了几次会谈之后，我对同志们说：”我们与中国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我是根据毛泽东本人的独白和当时在我们周围形成的气氛，得出这种结论的……而最主要的是，我当时已经感觉到，并对所有同志说了这一点：毛不可能顺从那样的情形，即：其它另外一个共产党，而不是中国共产党，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起领导作用。毛无法忍受这一点。“赫鲁晓夫的这种印象在1959年10月同毛泽东会谈后更加深刻，他认为”毛泽东挑起中印边界冲突的目的“，就是”想成为决定我们该做什么的人“。[30]

　　赫鲁晓夫回国后，苏联对中共中央政策的分析和批评，突出表现在苏斯洛夫在1959年12月18日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提交的题为《有关苏联党和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报告》，报告全面而尖锐地批评了中国的内外政策。[31]报告对中共中央的领导作风和决策程序提出批评，特别是对毛泽东提出了公开的批评。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对内对外政策上存在的上述错误和缺点，多数情况是由于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造成的。中共中央虽然公开实行集体领导原则，但实际上许多关键决策是由个人做出的，通常带有主观主义的色彩，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喜欢这一切，根据所有情形判断，毛确信自己没有错误。这很像我们国家在斯大林晚年时的那种情形。自然，我们无法向中国同志说明这一点，但是，全会应该清楚中国共产党党内生活的这一方面。”

　　苏斯洛夫在报告中对中国外交的基本路线提出尖锐的批评，他强调指出：“联系到中国领导人的言论，人们不得不感到惊讶的是：他们是如何理解有关和平共处的列宁主义原则的，他们是否把和平共处视为社会主义阵营外交政策的总路线，他们是不是认为有必要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争取持久和平而努力”苏斯洛夫强调：“我们正得出这样的印象，即中国同志在赞同两种不同制度之间和平共处的原则的同时，他们倾向于认为这个原则仅仅是暂时的策略手段。”对1959年10月中苏会谈中争论最为激烈的中印边界问题，报告依然强烈反对中国所采取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强调这样的方法“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威信在亚洲的下降，削弱她在亚洲的地位，增加亚洲许多国家同西方强国、同美国结盟的趋势，尽管亚洲国家的人民对他们的长期的敌人殖民者有着强烈的仇恨。”同时，苏联领导人还无疑把1959年的中印边界冲突视为中国在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和进行戴维营会谈之前“蓄意破坏紧张局势的缓和”的一个重要证据。1959年12月契尔沃年柯同刘少奇会谈时强硬地说，企图破坏苏联的外交政策将会影响到双方关系的各个方面。[32]

　　苏斯洛夫报告中的反映的苏联领导人对中国内外政策的看法，很快就体现在苏联的对外政策和苏联对华政策的方方面面。1960年2月初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举行的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上的言论及其随后对印度的访问，使得中共中央领导人认为，赫鲁晓夫的言行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说明他为着要追求跟西方达成妥协，他要迁就西方，要以反对中国来讨好西方。同时还有另一种企图，就是要把中国的威信打下去，使中国不能够反对他准备对西方做出的让步。因此中共中央认为，要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对赫鲁晓夫的反华也要准备必要的反击。[33]其结果就是1960年4月为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的《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列宁主义万岁》的发表被俄国学者认为是中共猛烈攻击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及其“对帝国主义者的绥靖”的开始，是中共对苏联人在解释马列主义的理论方面的垄断地位的第一次公开的挑战。[34]因此在苏共中央看来，中共发表三篇文章，“对1957年莫斯科会议宣言中极其重要的理论观点进行了批判”，“采取了兄弟党关系中完全不能容忍的、只能被看成是公开分裂的新行动”。[35]苏联方面立即做出了反击，《苏维埃俄国》1960年6月10日发表文章指出：“现代左倾分子把实现和平共处、停止军备竞赛及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人民友谊的政策看作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国际形势的任何一点儿恶化都被他们用来证明他们观点的正确性。”[36]

　　中苏公开论战的帷幕由此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