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林科夫与赫鲁晓夫：斯大林之后领导人政策中的个人因素

按照惯例，50-60年代的苏联历史是与尼.谢.赫鲁晓夫的活动连在一起的。在对这一时期的所有研究中，赫鲁晓夫是中心人物，而这是合乎规律的。同时，如果认为赫鲁晓夫是党的改革派中唯一的领袖人物，则带有众所周知的片面性。只能在比较分析其他政治家的观点和立场，以及确定他们每个人对所做出的政治决定产生的影响程度的基础上，才能提出和解决有关赫鲁晓夫在发展改革方针方面的问题。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需要进行研究：比较具有集体性的决定——从非斯大林化到确立农业政策的新立场，是在赫鲁晓夫没有成为唯一的领袖，或不得不与其他前斯大林的战友分享权力，以及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中尚未存在反对派时做出的。
最近一段时间，在一些有关历史和政治的论文中都提出了一个对赫鲁晓夫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而且最经常被人看成是具有挑战地位的领袖是格.马.马林科夫和拉.巴.贝利亚。毫无疑问，试图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介绍改革的历史是值得注意的，但是对当时情况下挑战性问题的关注，往往导致宣布出现另一个“救世主”，而与历史分析较少有共同点。如果真正从历史的角度去对待“解冻”时期的领袖问题，那么问题的提出就不应局限于寻找赫鲁晓夫的挑战者的范围，而是有更为广大的内涵：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进行到何等程度，以及权力最高层次的力量分布如何决定了具体政策的内容和发展。

战胜斯大林死后引起的权力危机和推举赫鲁晓夫作为唯一的领导人物的过程经历了四个阶段：一、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的三雄政治时期；二、形式上的马林科夫领导时期(1953年6月至1955年1月)；三、赫鲁晓夫争夺个人政权的斗争时期(1955年2月至1957年6月)；四、赫鲁晓夫个人领导时期和“年轻的”反对派组织形成时期(1957年6月至1964年10月)。
“纯粹”形式的赫鲁晓夫政策看来只能从1957下半年他作为唯一的领导人行使权力时谈起。只有在这一时期，人们才有可能对赫鲁晓夫作为一个改革者所具有的潜在能力和活动范围有一个比较准确的认识。至于1957年之前所提出的方针及其内容，对于赫鲁晓夫是否已成为提出问题的决定性人物，则需要相当谨慎，特别是斯大林去世后的头两年当中。
斯大林的逝世开启了改革之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社会以及部分领导人立刻就感受到了改革的必然性，但是这一点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却是无法做到的。国内的政治经济状况和国际上的“冷战”状态，形成了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或对其做出怎样的反应，是摆在1953年苏联国家领导人面前的任务，不管这个领导人是谁。
第一个主要问题与是否继续执行镇压政策有关，这一政策使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变成了实际上整个控制社会生活和从基层到最高领导层所有社会阶层的一个特殊的全面监督机构。为使自己免除经常发生的干部清洗的威胁，自我保全的法则要求执政集团对这一机构进行必要的调整。接下来的问题是关于劳动改造营系统的问题，如果这一系统继续存在，不仅不能解决经济的适应性问题，而且对政治的稳定性也会造成威胁，而解决这个问题也要求对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实行机构改革。斯大林的去世使劳动改造营骚动起来，内务部的报告记录了有关劳动营和教养院中“集体不服从”、“爆乱”和“起义”的情况，其中以1953年夏天在第二特殊劳改营(诺里尔斯克市)和第六特殊劳改营(沃尔库塔市)，以及1954年5至6月在第四特殊劳改营(卡拉干达州“肯基尔斯起义”)发生的事件最为有名。

重新修订镇压政策不能仅仅限于改变劳改营和教养院的制度，以及在内务部机构进行部分的干部调整，最终的问题是关于在整体上放宽政治制度的可能性，尽管这一可能性的界限问题悬而未决。

要求立刻解决的另一比较重要的问题是农业政策。战后的一些年里，农村不仅没有达到战前的生产水平，而且走到了被全面破坏的边缘。战后时期的1948年和1952年，两次提高了农业经济的税收，加快了巩固集体农庄的进程，而它却给农村居民带来不少问题，战后的镇压浪潮没有放过集体农庄庄员。其结果是在50年代初，尽管城市中实行身份证制度，但从农村出逃是普遍现象；仅在1949年至1953年4年间，集体农庄中(不算西部各州)有劳动能力的庄员人数就减少了3300万人。 农村的形势到了如此灾难的程度，以至于所制订的在1952年将农业税收提高到400亿卢布的荒谬草案根本没有实行起来。与此同时，斯大林时期的农业政策的基本原则却原封未动，甚至连斯大林周围那些在他死后成为农业问题中执行另一条路线的倡导者的人们，仍在继续遵循和实现这些原则。

对于莫斯科的领导人而言，严重的问题是西部的各州如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还有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苏维埃化的政策像以前一样在这里遭到了反抗，尽管不如战争结束后最初几年那么强烈。1952年间，在党中央不只一次讨论了有关这些地区的此类问题。
最后一个大问题是无论谁掌权，新的领导人都不得不解决的，这就是对外政策：莫斯科对东欧国家进行操纵和与西方公开对峙的政策没有提高苏联制度的威望。

由此看来，在很多人的意识中都产生了可能进行改革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掌权阶层的利益与广泛的社会利益是一致的。因此，不管实践的结果怎样，实行改革总是具有极大宣传效果的，也就是说，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会因此而提高新政权的威信。然而，有一点特别重要，即这里只是提出了运动的方向和探索的方向。

重要的问题在于，新的政治方针将以怎样的形式进行，这种形式具有多少合理性，如何确定新方针具体内容和实施的进程。如同是否全面实行改革政策的问题一样，这些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国内领导层的力量对比和领袖的选择。于是，在必须进行改革的前提下，上层重要人物的个人因素就开始发生作用了。

1953年出现了持久的政权危机，以及前斯大林战友之间争夺领导权斗争的长期性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原因：缺乏一个在形式上的掌握实权的领袖人物。1953年3月在最高领导层中首次分配职务时未能解决领袖问题不是偶然的，实际上当时的政权掌握在“三驾马车”手中，即贝利亚、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他们分别占有三个重要位置——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部长会议，以及中央委员会。

斯大林逝世时，各层的领导权掌握在党的三代活动家手中。“老年人”，即革命前入党的，经过20-30年代的清洗后在党内和国家官僚机构中不再起明显作用的人。“中年一代”的代表，即革命后或在20年代入党的人占据了领导权的基本阵地。还有在战争中和在战后几年内涌现出来的被称为“年轻人”的人们。1953年最高领导层的权力集中在“中年一代”的代表手中，他们明显地排挤了“老年人”——维?米?莫洛托夫、拉?莫?卡冈诺维奇、阿?伊?米高扬、克?叶?伏洛希罗夫等人。

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属于“中年一代”。他们的成长是从革命时期和卫国战争时期开始的，这一代人中几乎所有代表人物的提升，都要感谢20-30年代的干部状况，他们组成了“斯大林近卫军”的阵容，是党的新干部层的精英。出身和职业晋升的共同性不仅形成了这一层次的特殊状态，而且是造成这些代表人物的思维以及行为方式有明显的共同性的原因。如果说革命前入党的布尔什维克是在党内相当的多元化条件下开始自己活动的，那么在革命后入党的人们已经属于执政党成员，而且是独断的执政党。非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发展进程已经被消灭了，接着就是消灭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各种派别。对于那些经过党内争论占据了一定位置的人来说，一党制的原则和对任何一个小团体都采取敌对态度，已经成为固定的思维模式。

在斯大林个人专权的条件下，作为政治精英形成的党的干部中“中年一代”的代表，掌握的正是这种建立政权的模式，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另外一种模式。众所周知，在很多情况下个人经验决定了可能的前进界限，正是这一点在评价这一层次人物的改革能力时应非常注意。对于那些从未把民主原则作为经验的人而言，难以指望他们在这个方向上有什么实质性行动。

至于在1953年3月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出现的领导小组中每一个人的个人潜力问题，在当时发挥其潜力的可能性取决于两个因素：形式上的权威(即在职务上接近斯大林的程度)和职务上的权威(即在不同领域开展活动的能力)。

从形式的权威方面看，马林科夫的地位比较强硬。在这方面他较其他人更适合于斯大林接班人的角色，因为马林科夫在1952年党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上做了报告，并且当斯大林不在时由他主持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和部长会议主席团的会议。
斯大林去世后马林科夫接任了他的部长会议主席的职位。然而，如果说对于斯大林而言职务的权威一般来说只具有象征性意义——他监督着内务部、部长会议和党中央这三大管理系统，那么马林科夫则在实际上没有对这三个组织进行监督的能力，而只能与贝利亚和赫鲁晓夫分享权力。因此，马林科夫对政治过程产生潜在影响的程度，就总体实力来说，比起“三头政治”的其他两人要弱一些。

从形式上的领导地位看，到1953年，机会对赫鲁晓夫是最不利的。他不像贝利亚那样拥有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这样的力量，也不像马林科夫那样具有在最高领导地位工作的经验。马林科夫从30年代末就在斯大林身边工作，而赫鲁晓夫则是在1949年12月，当他被选为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第一书记和中央委员会书记时，才进入斯大林的“最亲近的圈子”的。与战后期间形成的在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和政治局委员间分配职务的情况相一致，他们中的每个人都被授权管理某个领域或部门：马林科夫是农业，贝利来是国家安全和内部事务以及一个专门委员会(制造核武器)，莫洛托夫是对外政策等等。而赫鲁晓夫作为莫斯科党组织的领导人却没有这些“部门”的职务。与此同时，一个领导人对全国或某个具体部门情况熟悉了解的程度与他的工作性质直接有关。狭隘的专业化不断加强，而最高领导层完全是自己作决定的，从1948年起，实际上就没有召开过政治局会议，大多数决定都没有经过讨论，而是采用征询意见的方法做出的。1953年3月在角色分配之后，赫鲁晓夫依然不分管“部门”，也就是说没有其具体的活动范围和可以充分发挥自己能力的地方。被举荐到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工作，在最初是非常抽象的，难以在这个不明确的职权范围内有什么果断的行动。

赫鲁晓夫采取了观望态度，而这一阶段的主动权转向了贝利亚，他在3月至6月间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其中最重要的是有关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的机构改革。贝利亚的建议包括以下基本方针：将劳改营和教养院转交司法部管理(关押政治犯的特殊劳改营除外)，限制经济活动中进行强制劳动的范围，放弃不计成本的“共产主义的伟大建设”，取消进行侦讯的尝试，以及实行普遍的大赦(最后一点依然不包括因政治动机被判刑的人)等等。

5-6月间，贝利亚向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递交了三份有关国内问题——“立陶宛共和国的问题”、“乌克兰共和国西部地区的问题”和“白俄罗斯共和国的问题”——的报告。在这些报告中，贝利亚坚持重新审查民族政策的原则的重要性，其内容是不强制推行俄罗斯化和将民族干部推上领导岗位。贝利亚当时是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行动的，因此他的有关干部问题的建议首先是更换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的领导层。后来，当贝利亚被捕后，正是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成为起诉他有罪的重要罪证之一。然而中央委员会在讨论这些报告时，贝利亚几乎得到了一致的支持，无论赫鲁晓夫还是马林科夫，都是赞成他的。

试图解决在各共和国中提拔民族干部的问题早在1953年以前就开始了，然而自1936年起形成的做法是，任何有关干部的任命必须由国家安全部门确认，这些尝试明明是不会有成效的，因为在乌克兰西部地区和白俄罗斯或是波罗的海等地很难从克格勃官僚者的角度上找到一个履历“干净”的人，也就是说，没有一个没在占领区呆过和在国外没有亲属的人，等等。1952年2月联共(布)中央书记处由于立陶宛联共(布)中央维尔纽斯州委的工作报告而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 出席这次会议的马林科夫讲述了改变民族干部政策的必要性，而首先要改变的是制度，正是这种制度使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比起我们的国家安全部干部来，强盗彼此之间更有信任”。

贝利亚的报告是在1952年做出决定时提出的，报告将这些决定具体化和扩展化。以倡导者姿态演讲民族问题无疑会预示巨大的政治利益。因此，赫鲁晓夫为追求永远符合时代精神去行动，并从关心个人知名度和个人威望的增长出发，也决定支持贝利亚的建议。1953年6月，赫鲁晓夫模仿贝利亚，起草了给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关于立陶宛共和国的状况”的报告和有关这一问题的中央委员会决议草案。 把贝利亚关于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的报告文本和赫鲁晓夫关于立陶宛的报告进行比较，证明不仅这两位领导人的立场有共同点，而且赫鲁晓夫是直接根据贝利亚的报告起草自己的报告的，甚至很有可能还运用了他的材料。

1953年7月在讨论“贝利亚案件”的苏共中央全体会议上，不仅没有人提起赫鲁晓夫的倡议，而且赫鲁晓夫本人在讲话时也把贝利亚说成是关于民族问题所有报告的唯一作者，其中包括立陶宛的报告。

这一事件在当时具有非常典型的意义，甚至基本上属进步的倡议也取决于争夺政治领导权的斗争的结果。在民族政策的新路线上当然也有一些抵触(比如讲俄语的居民对其权利受到侵犯而抱怨)，但推翻这一路线根本不是由于这一原因，而只是与贝利亚的名字有关。可能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赫鲁晓夫后来拒绝实行“马林科夫”的农业政策。后来的经验似乎证实了这一推测：赫鲁晓夫对“别人的”倡议表示冷淡的同时，却在积极地推行自己的倡议。应该承认，赫鲁晓夫十分病态地对待抢先的问题。譬如，莫洛托夫回忆说，马林科夫在1953年8月发表了他的农业方案后，赫鲁晓夫确实曾表现出气愤，说他自己才是应该第一个谈论这个问题的人。

赫鲁晓夫对政治领导的追求并没有在罢免贝利亚后止步。来自赫鲁晓夫的书记处的一些文件证实，他十分关注力量对比的变化，并小心谨慎地观察着“三驾马车”的其他成员——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如何加强自己的地位。其中一份文件是送给赫鲁晓夫的无线电报，发电报者对1953年6月莫斯科领导人的形势分析如下：“……贝利亚还远远不是克里姆林宫的主人，他必须与马林科夫及其他人分享权力，甚至要把领导位置让给他。……在这些人员变动中必须等待各种反映，这些反映将持续很久，直到全苏联的一个英明领袖出现为止。他将是谁呢？我认为不是马林科夫，而是拉甫连季(贝利亚)，这是因为他手中掌握着具体而可靠的力量，而这对任何一种政治都是最有力的权力象征。”

文件的最后一句话被赫鲁晓夫或是有人为赫鲁晓夫特意勾画出来，正是这句话表达了消息的主要思想：“领袖”职位的主要竞争者被点名了，这是第一。第二，赫鲁晓夫的名字在首要人物中根本未被提及。对莫斯科上层领导人的态势的类似评价看来是与实际完全一致的。赫鲁晓夫决定改变它。他开始了争夺权力的斗争，尽管与其他最接近的竞争者相比，他在形式上的机会是最不利的。然而，职务的权威和消除“三驾马车”后力量对比的变化使得赫鲁晓夫最终成为这一斗争的胜利者。 根据目击者证实，有一段时期赫鲁晓夫与马林科夫的个人关系相当亲密。仕途和实际工作的特点也使他们便于互相理解。不论是赫鲁晓夫还是马林科夫，都出身于党的机构。不过，如果说赫鲁晓夫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实践家，走过党的基层工作的所有台阶才到达了党的重要组织(乌克兰、莫斯科)的领导位置的话，那么马林科夫的大多数活动都是在党中央部门进行的。赫鲁晓夫作为实践家在做出决定时较为自主，与此同时，马林科夫由于过去活动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会束缚自己的主动性。就连赫鲁晓夫的独立性也有其特性，这就是执行和组织者的独立性。当赫鲁晓夫在发表个人倡议时，他时常遭受失败，其原因首先是他提出建议时考虑不周或缺乏深度。

至于从领导的角度评价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的能力，那么马林科夫未必能被看作是一位独立的领袖。他生来的性格就不是这种人。而且，看来他自己也清楚这一点，所以他愿意和其他人分享权力。他可以当第一把手，但实质上是第二把手，就像他和贝利亚的关系那样。与赫鲁晓夫的关系也是如此。赫鲁晓夫有领袖欲，这一点马林科夫很清楚。但是他同样需要赫鲁晓夫，而这一点赫鲁晓夫却不能明白或者不想明白。

马林科夫是个能够妥协的人，他对易冲动的赫鲁晓夫要当唯一领导人的动机理解为这不仅仅是他的性格特点，在某种程度上是他感受到的形势的压力：整个权力机构，整个政权系统都像从前那样追求领袖的模式。赫鲁晓夫利用了这一趋势，但是在超过马林科夫之后，他却在最后失败了。对于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的活动范围，很难从国家领导人的角度来进行比较，其中一人有过“伟大的十年”，而另一人则只有一年多。然而事实和材料相当多，足以评价每个人的行为和潜在能力。

根据已经形成的传统，在历数赫鲁晓夫登上第一把交椅后的功绩时，常常说到农业政策的新方针，而当人们谈论赫鲁晓夫的错误时，第一个提到的也是农业经济问题。如果还是延用以往认为赫鲁晓夫前后不一致的观点去解释这一奇怪的现象是不解决问题的，但是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造成类似前后不一致的原因是什么，仅仅用苏联领袖的性格是难以描述出来的。实际上原因是许多方面的，尽管个人特点也起作用。

原来，1953年的农业政策与赫鲁晓夫并没有直接关系。当赫鲁晓夫在1953年10月召开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站出来对农业问题发言时，他不是新方针的倡议者，而是一支传声筒。农业经济方面的新方法是在1953年3月由部长会议，也就是说由马林科夫的班子制定的。

1953年3月财政部就为马林科夫起草了关于农村税收政策的报告。在计算农业经济收入和与此相关的1949年至1953年间的税收增长的基础上，报告做出的结论是：“出现了在经济上不合理地提高农民税收方面的比例失调”。 农业和储备部部长А.科兹洛夫在1953年7月写给马林科夫的报告中支持这一结论，并以此为根据。这份报告可以看作是马林科夫在1953年8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的第一份文件，也是马林科夫发言后一个月赫鲁晓夫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讲话的基本内容。科兹洛夫的报告是一份颇具分析性的文件，它在整体结构上指出了农业政策中的缺点，并提出了使农业经济摆脱危机(尽管没有使用“危机”一词)的具体措施。 报告中首先提出了俄罗斯农村的许多问题，比如战后集体农庄庄员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大量人员从农村出逃等等。报告的主要结论是必须从农民的物质利益出发制定税率。农业部长关于对减少税收，降低必须上交的农产品数额以及取消集体农庄庄员过去几年中的债务的建议，后来都作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的决定而形成了文件。

马林科夫的助手Н.苏哈诺夫证实，起初关于农业问题的党中央的全体会议是准备在1953年8月召开的，在会上做报告的应该是马林科夫。马林科夫在1953年7月的主席团会议上讲述了他的观点，马林科夫关于农业问题的立场在当时遭到了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多数人的反对。全体会议于是改期在9月召开，授权在会上发言的已经不是马林科夫，而是赫鲁晓夫。但是在这时，赫鲁晓夫并没有完全接受新的倡议。1953年8月马林科夫终于进行了自己第一次重大的公开讲演，但不是在党中央全体会议上，而是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

这次讲演具有纲领性和革新家的意义。 马林科夫谈到了改变国内政策的必要性，谈到了经济政策的转变。从这一观点出发，建议重新估价重工业和为居民直接需求服务的工业增长速度的相互关系，加强社会发展规划，包括发展住宅建设、商业网点、卫生保健等等。马林科夫在报告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对农业政策新方针的谈论。在这次最高苏维埃会议上通过了新的农业税收法，这是对从1939年起实行的税收结构进行的一次根本性变革。

直到1953年，农业税收都是建立在递增税率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不管农业生产规模如何，只根据个别农产品的总收入来计算，其结果是使相当一部分农业生产处于最不利的局面。从1953年7月1日起实行固定征税原则，即不论其收入多少，都按一公顷农业作物的平均收入为标准。结果，改革使农业税收的总额从1952年的95亿卢布减少到1954年的41亿卢布。
……1953年8月的讲演之后，马林科夫的名字变得路人皆知，尤其是在农民之中。
赫鲁晓夫当时在农业问题上的立场使他未能成为倡议者的原因还有一个，即1951年他已被农业课题“烧焦了”，当时他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关于集体农庄的建设和公用事业》。 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成为联共(布)中央接受1951年4月2日密信的理由之一。赫鲁晓夫在信中的立场推翻了包括对农村居民个体副业的意义估计不足问题的断然批评。 因此，赫鲁晓夫作为“农业家”的名声遭到了严重被坏，相反，马林科夫战后时期却恰恰在农业问题上颇有建树。赫鲁晓夫在回忆中对马林科夫有关农业问题的权威性非常不以为然，其依据是斯大林对此的意见。然而正是在斯大林时期，马林科夫在7年时间里(从1945年到1952年底，1946年除外)从事了农业问题研究，并执行了斯大林在这一问题上的路线。很自然，这一政策在根本上区别于马林科夫在有可能独立行动的1953年所制定的政策。权威性的程度在多数情况下取决于熟悉情况的程度，而马林科夫无疑是政治局中最熟悉农业问题的人之一。的确，他熟悉的情况有相当的片面性，因为这一层领导人的消息来源往往是由一个班子提供的。也就是说，像其他人一样，马林科夫得到的是经过筛选并用相应方法进行组织的材料。比如，类似苏联已经解决了粮食问题的著名说法曾被马林科夫多次重复，这不是偶然的，这样的提纲不只是他一个人写过。

赫鲁晓夫是在以后的活动中第一个试图打破单一消息来源结构的领导人，他经常前往各地，亲自了解情况，而不相信有关机构提供的信息。重新审查在粮食保障方面状况良好这一结论的提议，就是赫鲁晓夫提出的。赫鲁晓夫的这一思想成果写进了党中央主席团的“解决粮食问题的途径”(1954年1月)的报告中， 这份报告成为有关开荒决议的基础。斯大林去世后的这段时期中，这份报告是赫鲁晓夫在农业政策方面第一个个人的倡议。

1953年一切都变了样子，尽管后来战胜了贝利亚，但赫鲁晓夫并未感到非常自信。例如，如果将他在1953年9月的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和他在晚些时期的讲话做比较，那就会发现有很大差别，因为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9月的讲话完全不是“赫鲁晓夫式”的，他的调子很谨慎，非常郑重，全然没有后来习惯性的情绪激昂的插叙。如果说马林科夫在8月的讲话具有纲领性，那么赫鲁晓夫在全体会议中实际上是将农业问题的基本观点具体化并加以发挥而已。有一件事十分引人注目，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对此没有做出决定，而是肯定了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做出的那些决定。不会再有类似的事情了，以赫鲁晓夫为首的党要把倡议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甚至在形式上也要如此。从1955年起，党和政府的所有联合决定都是以党中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决议做出，虽然在此前依照惯例签署时是相反的顺序——部长会议和中央委员会。斯大林在世时，部长会议的决议由斯大林本人签署，而联共(布)中央的决议由马林科夫签署。斯大林去世后，以前的做法起初还保持着，联合决议由马林科夫作为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作为党中央书记共同签署。从形式的特征看马林科夫似乎占有了斯大林的位置。赫鲁晓夫要破坏这个规矩，签署正式文件的先后顺序的变化不是偶然的，它与解除马林科夫的部长会议主席职务是一致的。

然而，赫鲁晓夫与马林科夫之间的个人竞争不仅表现在签署文件的顺序上，还有其相当严重的后果，马林科夫实际上被解除了权力，但赫鲁晓夫对1953年农业方针(尽管现在被称为“九月全会方针”，但在赫鲁晓夫的意识中它仍与马林科夫的名字连在一起)的怀疑依然存在。逐渐压缩“马林科夫的”政策便将成为这种不信任，也可能是嫉妒的后果。
根据专家的评价，1953年做出的关于农业的决定，其效果一直持续到1957年至1958年。1954年至1958年这段时期因此被认为是苏联农村整个历史中最为成功的时期。这些年，农产品的总额比前5年增长了35.3%(这本身就是史无前例的)，根据各项指标，增长额主要是由于个人副业的产品增长而提高的。 从1954年至1956年间苏联的农业增长额是战后时期首次出现。 人们不再从农村出走，随之而来的是合乎规律的都市化进程逐步走上正轨。农业总产量的增长还促进了开荒。但是用于开垦生荒地开支多少是适当的，以及实际的产值等问题至今还存有争议。

有一点是无争议的，大约是在50年代中期，其核心是提高集体农庄庄员的物质利益和个人副业的1953年的农业方针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有步骤地对个人副业发动了攻击。1956年3月6日，党中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做出了“关于集体农庄和在未来有组织的农庄生产中发展庄员的首创精神及农庄事务管理法”的决议。这个决议制止了集体农庄庄员自留地面积的增长，而这被看作是社会的土地，并且甚至考虑要减少自留地。 决议还强调了限制属于庄员私有的家畜数目的原则。
1956年8月27日，苏联部长会议做出决议，禁止拥有私人家畜的集体农庄庄员和其他公民将国营和集体商店中买来的粮食及其他农产品当作饲料来喂养家畜。 由于缺少其他途径来喂养家畜，这项决议可能在总体上把农民逼上绝路。农民要么只能破坏已经制定的决议，要么减少自己的家畜头数。

同个人副业作斗争不仅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即通过进行许多被称为巩固农村中“党的路线”的运动来实现。在这些运动中最为突出的引起反面结果的是在“赶超美国!”的口号下巩固集体农庄和加强运动的新阶段。为赫鲁晓夫在1951年发表的关于农业城一文的观点平反，对于巩固集体农庄的思想起到了某种刺激作用。1958年4月1日，党中央主席团撤消了联共(布)于1951年4月2日起草的密信，而当时遭到批评的赫鲁晓夫的思想被认为是“正确而客观的”。 1951年时赫鲁晓夫的观点是定量分配粮食，他当时不仅强调了解决集体农庄生产中的问题的必要性，而且提出必须改善农村设施，考虑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这一观点他在后来也想继续发展。然而，那种认为使大型乡镇设备完善很容易(也省钱)的思想与复杂的农村生活的实际情况、农村居民自己的愿望以及苏联辽阔疆土上的各种各样的乡村生活方式相违背，这一点显得十分突出。况且，当时“上层”对心理问题和社会意见根本就不感兴趣，连赫鲁晓夫也不例外。

“赶超”运动给集体农庄庄员的个体经济带来了非常明显的打击。一些地方的领导人为追求完成必须上交国家的肉类产品，不惜一切代价迫使庄员把私人牲畜作为国家征购的肉类产品上交。以州委书记拉利奥诺夫自杀而结束的“梁赞案件”便是专横政策中的一例。

1961年制定的新的党纲是对限制农民私有财产的道路中迈出的又一步。党纲的基本思想——走向共产主义的未来——把个体经济看成是令人不快的“资本主义流毒”，它必须消失，至少在20年之内。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要求从党纲的观点看同样是“资产阶级的”。在赫鲁晓夫领导时期出现了另一个发展趋势，即追求工资和社会福利分配的平均原则，从所谓社会消费基金中拨出款项，提高工资和补助金，毫无疑问，这些措施解决了收入低微的一些居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但是这一过程也有其相反的一面——高水平劳动者的权威降低了。

几乎是在最后，大约在赫鲁晓夫辞职前两年，他重又回到物质利益的思想上，并由此考虑了经济改革，甚至计划开展这一问题的讨论。赫鲁晓夫再次把赌注押在实验上，在当时的情况下实验也是有前途的。但是他已经晚了，改革政策的“实验时期”已经结束，赫鲁晓夫错过了时机。为了制定新政策，需要一个新的领头人，甚至不仅是个新领头人，而且需要一个新的名字。

赫鲁晓夫为建立苏联新领导人的形象做出了不少努力。他是苏联历史上杰出人物中第一个平民化的类型，他倾向于西方模式：坦率、好交际、喜欢“到人民中间去”，他似乎破坏了，尽管不是彻底地，那堵永远横在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格格不入的墙。人们热爱或害怕斯大林，有人甚至是憎恨他，但是从没人可以和他平起平坐。赫鲁晓夫一切都相反：他几乎是平易近人的，但人们却不热爱也不害怕他。赫鲁晓夫很想成为知名人物，并且嫉妒别人的知名度。他丧失了在农业政策方面提倡议的机会，但是当马林科夫想对社会问题的发展纲领发表演讲时，赫鲁晓夫却不允许他这么做，理由是必须对更深入的需解决问题提出看法， 因此50年代至60年代初的社会政策是与赫鲁晓夫的名字连在一起的。

对外政策方面的情况大约也是如此。斯大林去世后，新的对外政策方针的轮廓立刻就显现出来了，而且造成这些转变的人甚至都不是马林科夫，而是贝利亚(只要想想他那拒绝在东德建设社会主义或是试图搞好和南斯拉夫关系的建议就足够了)。马林科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中只提出了对外政策的相同立场，并且在1954年3月对他的立场加以补充，他提出的议题是，如果发生核战争，那么世界文明的葬送就是不可避免的。众所周知，这一最后的立场招致了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大多数人的坚决反对，但是马林科夫在其他方面只是原则性地讲述了其观点，从而使对外政策的问题悬而未决。这给了赫鲁晓夫施展手段的自由，而且正是赫鲁晓夫成为坚决促使解决对外政策问题的一个人。尽管在这条通路上出现过不少失败和具体失误(比如古巴事件)，但赫鲁晓夫毕竟选择了从“冷战”走向建立世界新关系的基本方向。赫鲁晓夫在国际间的政治首倡精神是尽人皆知的。由此可能会提出一个问题：有没有另一个人，也就是马林科夫，能够做得更为彻底，并且可以避免赫鲁晓夫所犯的错误？

70年代，马林科夫在退休后写了一篇论文，其中一部分是“关于赫鲁晓夫的有害行为”。文章主要是批评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在马林科夫对自己过去的战友表示的一系列不满中，占首要地位的是苏联与美国的接近，马林科夫称之为“对帝国主义的让步”。他写道：“美国的侵略政策日益扩大，他们建起了战争的策源地，在世界各地的军事基地上安置热核武器，这一切本身就隐藏着突然使用核武器的实际威胁。而赫鲁晓夫之流却用机会主义的宣传播种幻想，在与战争贩子的斗争中抱着无忧无虑的态度。”

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离奇的现象：赫鲁晓夫责备马林科夫在对外政策问题上的过分软弱，而自己却首先为与西方的接近而做出了具体的努力；马林科夫号召恢复执行以前的和平共处及缓和的原则，却批评赫鲁晓夫朝这方面迈出的步子是“机会主义的”。但是，只要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两位领导人的态度并不是各不相同的(由此可以回想起赫鲁晓夫对“帝国主义分子”的著名抨击)。只不过赫鲁晓夫与处于观察家地位的马林科夫不同，他必须在具体环境中行动，并从这一环境出发而采取措施，而不是只依靠个人的意念。

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赫鲁晓夫不仅强于马林科夫，而且强于斯大林的其他昔日战友。正是这种品质使他首先提出讨论个人崇拜问题。众所周知，讨论个人崇拜问题的决定是集体做出的，但是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中，像这类非常微妙的问题从来没出现过与众不同的意见。比如，马林科夫就把个人崇拜主要看作是道德问题。他后来多次写道：“人们所说的‘个人崇拜’首先是指作为一个在活动中没有不良行为的领导人的信任和自我信任问题，不管他们是正确的、有缺点的还是错误的。”
他谈过斯大林时代的个人崇拜，但却从未对斯大林本人提出过崇拜问题。赫鲁晓夫与马林科夫不同，他走上了人格化道路，把斯大林抵押给社会舆论。然而，社会对公开揭露斯大林的缺点和称之为“个人崇拜的后果”的反应却完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超出了对领袖的理解，他们认为这是在许可范围内的。

原来，尽管对个人崇拜的具体态度有所不同，但国家领导人在主要一点上多多少少是一致的：利用个人崇拜是他们党的内部事务，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事情，领导人认为它可以集中社会的意见，不会比这再多。至于反斯大林主义过程的实质，从未来事件的发展来看，社会与政府的意见却不一致。

严格地说，“赫鲁晓夫改革”与“马林科夫改革”的观念都是相对的。改革应该是趋向改变现存的政治和经济结构、改变管理系统或者将其全部替换的一贯行为的纲领。“解冻”时期领导人的行为依然难以突破某种制度，然而他们每个人在选择实现所思考的方式时，在确定即将实行的纲领的具体内容时，都表现了自己的性格特点。马林科夫更多的是进化论者，他倾向于逐步将思考的内容付诸行动，赫鲁晓夫则要立即进行改组，制定出一些带来立杆见影的效果的措施。

但是，不论两位领导人的行为方式有多么的不同，但他们实际都在同一点上“栽了跟头”。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体制的原则与现实政策的原则的矛盾。国家的作用是特殊的。国家所有制形式的权威是绝对的。在制定社会发展规划时采取了传统的家长作风。不允许地方在活动中有任何形式的个人利益和多元化行为。

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都把现存制度看作是“正确的”，只需要完善和发展，而不能进行任何形式的根本改变。“解冻”时期的领导人不论是对改变经济基础的思想，还是对主宰社会结构的社会主义性质进行微小的改变，都远远避开。因此，原则上马林科夫关于重新确定社会的经济方针的进步思想，并没有超过关于生产小组“А”还是“В”具有优先权的争论的范畴。同样，列在赫鲁晓夫经济政策第一位的也是解决生活问题，尽管他的发言中尖锐地批评马林科夫。无论是赫鲁晓夫还是马林科夫，都属于一类人——党的领导层中的改革派，虽然他们在一系列问题的立场非常不同，但是倾向于改革的水平是一样的。他们之间的个人竞争不仅没有促使改革的政策向前发展，反而导致对立方针的相互抵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