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只在人们具有信仰自由的时候才能繁荣起来。基于外界的命令而被迫去遵从的信仰并不是什么信仰，基于这种假信仰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必然会由于瘫痪而导致灭亡，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科学没有健康生长的基础。 ——维纳《人有人的用处》 　

当科学家与社会的结合越来越紧密之后，科学家的行为无不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制约或者干扰，评价一个科学家或者科学共同体的行为就必然要考虑特定的历史条件、政治背景、文化意识、国际形势与国家战略等。苏联的李森科(1898～1976)事件给我们讨论科学家与社会的关系特别是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案例。 　

1、苏联建国后一段时期内的社会思潮与科学思潮

社会思潮是指社会上某种思想的流行，某种理论的传播，某种心理的共鸣，它集中地反映了人们的愿望、要求和思想倾向，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种社会意识。不同的社会思潮或者推动着社会的进步，或者阻碍着历史的发展；或者喧嚣了一番后便销声匿迹，或者进入人们心灵深处，长期支配着人们的思想走向。 相应地，科学思潮则是指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关于科学思想、科学理论的认同与批判的社会意识，是社会思潮在科学认识论上的反映。科学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构成了苏联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科学思潮的主要特征。 苏联建国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但是在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在很多情况下马克思主义被用作束缚人的思想的绳索，其社会功能在苏联发生了错位。斯大林领导下的社会制度的典型特点是“高度集中”与“个人迷信”。

“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要求一切科学技术活动于国家的经济计划密切配合，一切服从国家的统一调度和安排。“个人迷信”使得苏联的高级领导人能够凭借行政权力，用教条主义取代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用实用主义垄断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凡是不符合领导人意愿的，或者不赞成领导人的解释的，就被作为“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横加批判和摧残。不管是对待党内在政策方针上的不同意见者，对待思想观念上的分歧者；还是对待学术上的不同看法，甚至是自然科学方面的不同学派，政府都采取了粗暴的干预态度。苏联的科学也就是这样在领导者强势的政治力量和垄断的意识形态的导引下曲折前进。 苏联科学从1928年就开始受到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干扰，一些自然科学的观点和科学家纷纷被扣上“唯心主义”、“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形而上学”的帽子。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形成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西方和东方两大阵营，双方开始进入了以军事对峙又力求避免直接的军事冲突的冷战时期，而意识形态的斗争则上升为对抗的主要形式。凡是西方的统统被东方冠以“帝国主义的”、“反动的”，凡是东方的则被西方冠以“共产主义暴政”。战前那种意识形态对科学的干预在苏联变得更加厉害。 在苏联先后受到批判的科学观点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孟德尔的遗传学和摩尔根的基因说、鲍林的共振理论、玻尔等人的量子理论、维纳的控制论、弗里德曼(1888～1925)和伽莫夫(1904～1968)的宇宙学等等；先后受到批判或者迫害致死的著名科学家包括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物理学家约飞、火箭设计师科洛廖夫(1907～1966)、物理学家朗道、生物学家瓦维洛夫(1887～1943)，等等。 而受意识形态干扰最严重的是遗传学，以1935年瓦维洛夫被撤职为开端，以生物学界出现“三面红旗”(李森科、勒柏辛斯卡娅和波什杨)形成高峰，以李森科的红极一时为典型，以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为终结，形成了20世纪科学在苏联一段长达30年的厄运时期。 　

2、 李森科的发迹与衰落 李森科1898年9月29日生于乌克兰的一个农民家庭，他曾读过两个园艺学校，1925年毕业于基辅农学院，随后受聘到育种站工作。他的父亲老李森科把在雪地里过冬的乌克兰冬小麦种子，在春天播种，结果获得了好收成。李森科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的所谓“春化作用”的概念。 李森科的一个合作伙伴是泼莱任，他在1930年以前曾经是摩尔根学派的信徒，后来看到政治风向不对，政治权威对他所信从的学术思想不予肯定，就转向否定摩尔根学派。

在当时的乌克兰，因霜冻而造成过冬作物的大幅度减产，也因其他复杂的人为因素而造成严重缺粮。正当前苏联共产党和政府为此感到忧虑时，李森科提出的“春化作用”似乎给战胜大灾和解决缺粮问题提供了一个解决办法。乌克兰农业部和苏联农业部，立即决定在敖德萨植物育种遗传研究所创立专门研究春化作用的机构，由李森科负责。 1931年8月3日，苏联政府要求瓦维洛夫在四年内用温室育成为不同地区所需要的谷物品种。要在3、4年内获得兼有高产、均匀、不倒伏、抗寒、抗旱、抗病虫害、烘烤性能好等优良性状的小麦品种，瓦维洛夫本着科学家应有的实事求是态度，对这样不切实际的要求提出了质疑，而李森科却接下了这个任务。

1935年，苏联召开第二次全苏集体农民突击队员代表大会，斯大林也出席了这次大会。李森科在会上的讲话中，极力迎合政治领袖的思想，把“春化”问题与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联系起来。 1935年，当敖德萨植物育种遗传研究所并入列宁全苏农业科学院时，李森科当上了这个研究所的所长，并被选为该院的院土。1935～1936年期间，李森科和泼莱任大体上已确立了他们的遗传学新概念，并用以否定染色体理论。他们利用自己主编的《春化》杂志对遗传学上的不同学术观点发动了猛烈攻击。 李森科于1938年补缺为院长，一年后荣任苏联科学院院士。李森科不断地试图让瓦维洛夫辞去所长职务，甚至操纵一部分人以党组织的名义做出撤消瓦维洛夫职务的决议。李森科精心组织了对瓦维洛夫的围攻，把开展遗传学问题的争论看作是一场政治斗争，直至宣布瓦维洛夫是“资产阶级伪科学家”、“科学上的反动派”。

李森科还发明了所谓的橡胶草的丛播法。李森科认为，在自然界中，生物每个个体的生活都完全服从自己物种的利益，任何植物和动物都具有基于自然选择而形成的一种本能，即繁殖与其相同的后代的能力，这个方法后来在前苏联的造林实践中被强行推广。 战后的生物学，特别是遗传学在各国得到了异常迅速的发展。前苏联生物学由于长期处于李森科的垄断干扰之下，明显地落后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李森科“发明”的一个个理论破灭了，但此时苏联又展开了反对“屈从西方”政治和思想倾向的斗争，李森科巧妙地利用了这种政治形势来摆脱自己的困境。

全苏农业科学院的首任院士有51名，自1935年以后的12年中大量减员，但一直没有进行选举，临到1947年时院士只剩17名，因此需要补选。1947年初开始了预选活动，并决定于10月份进行正式选举。但根据预选评议的情况看，李森科的帮派获胜的希望不大，比如泼莱任的候选人资格就遭到了否决。但李森科暗中圈定了一个名单送给了最高领导，1948年7月28日公布了部长会议任命35名新院士的法令。

1948年7月31日，全苏农业科学院大会召开，会议的中心内容是李森科做《论生物科学现状》的报告。报告的草稿事前得到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和斯大林个人的批准，斯大林还亲自修改了讲话稿。在报告中，李森科突出强调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世界在生物学上的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宣布孟德尔一摩尔根主义是烦琐哲学，“遗传物质”学说是不可知论，米丘林学说是科学的生物学基础。会议结束前，有几位所谓“摩尔根主义”的科学家被迫认错，其中有人宣布，因为自己是共产党员，所以放弃原有观点。 李森科的报告很快在全国各大报纸发表，随后在全苏范围掀起了对遗传学的猛烈攻势，前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扩大会议做出决议，撤消细胞遗传学等有关实验室，因为它们是摩尔根主义的“温床”；高教部部长号召全国大学要迅速、彻底地消灭反动的摩尔根主义和它的媒介物；医学科学院也大步紧跟；某些政府部门还发布了许多带有威胁性的命令，如关闭实验室、开除工作人员、销毁教科书和专业文献、消灭果蝇等等。 1952年12月，由苏哈乔夫编辑的《植物学杂志》发表了两篇批评李森科的文章，两位作者原先都是李森科的热情支持者。这两位作者认为，李森科关于物种形成的理论是从达尔文主义和米丘林学说向后倒退了。虽然文章不过是对李森科作了很有限的批评，但比文章本身更重要的是：终于可以让不同意见发表了，科学界以巨大的热情支持这个新开端。许多人挥笔参战，几十篇文章涌向《植物学杂志》编辑部，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李森科进行初步揭露之后，在1955年末就有300多位科学家在一份请愿书上签名，请求免去李森科的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的职务，这个请求被接受了，李森科的势力开始受到削弱。

1958年12月，由于赫鲁晓夫的支持，李森科在生物学和农业研究部门以及在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方面重新在组织上巩固了统治地位，他专横跋扈的学阀作风愈演愈烈，以至于从1959年到1962年期间的所有出版物，没刊登过任何一篇批评李森科的文章，这使前苏联的遗传学研究工作又受到了一次严重的政治冲击。 1963年发表了一篇长文，题为《农作物遗传性走向变异的理论》，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同时刊登。他依然表示了对孟德尔-摩尔根的愤慨，再一次否认遗传物质的存在和DNA的作用。1963年3月，列宁全苏农业科学院召开会议，赫鲁晓夫悍然采取高压手段，又一次稳住了李森科的已经动摇了的学阀地位。 后来，一本政治杂志《涅瓦》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苏联遗传学的展望》。文章介绍了遗传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成就，对“资产阶级生物学”的提法表示了怀疑，并严肃地批判了李森科主义。李森科由于在科学上经不起反对派的挑战，不得不巴结权贵，寻求政治靠山；赫鲁晓夫则由于在政治上受到了反对派的挑战，已经在农业问题上为他的政治赌博采取了孤注一掷的措施，也梦想依靠李森科的“科学”赢得这场赌博。赫鲁晓夫在1964年2月中央全会上极力推崇李森科的方法，这时苏联的农业面临许多严重的问题，情况已经发展到不容乐观的程度。

1964年6月，科学院选举院士之前，赫鲁晓夫又提议给遗传学增加院士名额，借以壮大李森科的声势。可是，李森科的一个心腹努日金的资格，在科学院全体会议上讨论时遇到了麻烦。投票表决的结果，努日金落选。赫鲁晓夫知道后指责科学院干预政治，他甚至打算取消科学院，后来又想把科学院改组为“科学委员会”，为此成立了一系列委员会，检查科学院生物学研究所的工作。 赫鲁晓夫垮台了，李森科也失利了。1965年2月，李森科被解除了苏联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所长职务，这就宣布了李森科维持了多年的“科学”生命此时才算了结。按照苏联法律的规定，李森科依然有三个院士(苏联科学院、列宁全苏农业科学院和乌克兰科学院)的头衔，享有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称号和九次列宁勋章获得者的荣誉，终身享受着这些头衔、称号和荣誉所给予的一切特权。

1976年11月20日，李森科结束了的一生，这位曾经声名显赫、不可一世的“大人物”，最后无声无息地离开了人世。 　

3、与李森科相关的几个科学家

1)米丘林与“米丘林生物学” 米丘林(1855～1935)是一位有贡献的植物育种学家，他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果树育种经验，总结了一些带有规律性的认识，反映了生物遗传规律的某些侧面。 米丘林早期对孟德尔定律表示过怀疑，但并没有把这种怀疑推广到整个遗传学，而且他在后期的一些著作中承认了基因的存在。米丘林受拉马克主义的影响，同意获得性遗传，他和当时的苏联的遗传学代表人物瓦维洛夫的关系是友好的。 米丘林是一个朴素的果树育种专家，从不以大生物家自居，也从来没有借助政治力量排除异己。直到1935年去世，米丘林从来没有建立什么遗传学，没有提出建立一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的体系。所谓的“米丘林生物学”只不过是李森科杜撰的、用来支持维护自己的学术观点的一个招幌。

2)勒柏辛斯卡娅与新细胞说 勒柏辛斯卡娅毕业于医学院，曾长期在组织学实验室工作。1933年，62岁的勒柏辛斯卡娅开始进行细胞起源的研究。1945年她发表了《细胞起源于生活物质以及生活物质在有机体中的作用》一书，对自己关于细胞的研究工作做了详尽地总结，她声称自己发现了一种非细胞形态的“生活物质”，能够演变为细胞，从而推翻了德国著名生物学家微尔和从病理学研究提出的“细胞来自细胞”这一科学假说。当时任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的李森科为这本书作了序，称她的发现是对科学的伟大贡献。 尽管多年来苏联的一些科学家对勒柏辛斯卡娅的学术研究进行过质疑、反对和批判，但因为李森科的支持，勒柏辛斯卡娅的学说受到广泛宣传，并被写进高等学校的教学大纲中，变成了生物学的基础之一。1950年政府甚至做出决议，宣布勒柏辛斯卡娅的工作是伟大的成就，号召生物学家和医学家在此方面进行研究，勒柏辛斯卡娅也被授予了斯大林奖金。 政府的行政命令果然使一些科学家按照勒柏辛斯卡娅的研究方法进行重复性实验研究，检验结果证明她的研究工作几乎都是错误的，没有一项实验能够确认或者重复。到了1956年，勒柏辛斯卡娅的新细胞学说基本上被学术界否决了，许多研究单位自动取消了有关“生活物质”的研究。

3)波希扬的微生物学新理论 波希扬曾任苏联农业部实验兽医研究所微生物学和生物化学研究室主任，主要研究马的传染性贫血。1949年，波希扬出版了一本很轰动的小册子《论病毒与细菌的本质》。波希扬的这本书得到了他所在的研究所所长列昂诺夫的作序和苏联农业部兽医司司长的吹捧，并在报纸上大力宣传。列昂诺夫从政治和哲学的高度对波希扬的理论进行褒奖，并把波希扬的理论和勒柏辛斯卡娅的新细胞学说等同起来，这等于给波希扬的理论打上了李森科的政治权力保护伞。 在这本书里，波希扬提出了为数众多的新理论，如病毒和细胞可以互相转化、活菌由非生命物质转化而来、病毒可以在普通细菌培养基上生长等等。不过这些结论既没有研究方法的介绍，也没有实验对照，更没有学术机构的鉴定和审核。面对苏联医学科学院组织的专家检查，波希扬拿不出任何支持自己的证据。由于波希扬没有得到李森科的直接支持，波希扬的新理论很快就寿终就寝了。1954年后，波希扬也在苏联科学界消失了。 　

4、瓦维诺夫与李森科的斗争 瓦维洛夫1887年出生于莫斯科，从莫斯科大学农学院毕业后先后留学英国和法国。瓦维洛夫回到俄罗斯后，1917年被任命为沃诺尼兹农学院遗传学和育种学教授以及萨拉托夫大学农学教授，1920年在彼得格勒担任应用植物学所(该所后来为苏联植物栽培学研究所)所长，1929年成为苏联农业科学院第一任院长。 瓦维洛夫也早在20年代初就拟订了一个整理全国植物资源的系统计划，其中包括提高选种水平和种子生产水平的研究方案，也开始考虑在苏联如何利用世界科学及其实践方面的最新成就。人们对植物品种的要求是多方面的，但要获得兼具各种优良性状的新品种并不是一朝一夕之间能如愿的。限于当时的科学发展水平，最有效的途径是用个别具有合乎需要特性的品种进行杂交，从杂交后代中继续选择确定所需要的组合，它的理论基础就是基因学说。 瓦维洛夫及其合作者们为此收集了大量资料，并打算从各个角度加以系统研究，以便使广大育种工作者都能从这些研究中得到理论上的支持和实践方面的指导。根据瓦维洛夫的建议，成立了全苏植物育种研究所和遍布全国各地的实验基地网络。他还在短时间内组织了大约200次资源调查，研究了65个国家的农业和植物资源，收集了15万种以上的植物品种或品系。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夺取高产的植物育种体系。到1937年已经通过大量选种和发展纯种系的方法选出了一些谷类作物的优良品种，并在农业生产中得到了推广应用。瓦维洛夫最重要的著作是1926年出版的《栽培植物的起源中心》。

瓦维洛夫的贡献得到了国际科学家的普遍认可。著名的美国遗传学家、1946年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获得者缪勒于1933～1937年间曾经应瓦维洛夫的邀请到苏联工作过一段时间。原定于1937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遗传学因为瓦维洛夫受到批判而改在1939年英国爱丁堡举行，在缺席的情况下瓦维洛夫仍被当选为大会主席。1942年英国皇家学会选举瓦维洛夫为会员。 瓦维洛夫开始还称赞李森科是一个实干的农学家，并支持过李森科的工作，1934年提名李森科为乌克兰科学院院士，后来还提名李森科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35年之前，李森科也对瓦维洛夫的成就表示过推崇。 瓦维洛夫和李森科的冲突发生在1935年6月以后，李森科在各种会议的讲话和发表的文章中，逐步否定遗传学。他坚持拉马克主义的获得性遗传，否认孟德尔定律，否定魏斯曼的种质学说，否认染色体是遗传物质，反对基因说，直到反对分子遗传学。李森科的全盘否认遗传学和行之有效的遗传育种方法的行为，自然遭到了包括瓦维洛夫在内的苏联国内遗传学家的反对和批驳。

瓦维洛夫重复李森科了一些实验，大胆宣布自己做不出这些实验，由此用科学方法指出了李森科的谬误。瓦维洛夫指出杂交谷物在美国的重要地位，而这正是当代遗传学的直接产物，用事实例证来反对李森科。瓦维洛夫曾对李森科调走细胞学家和关闭细胞学实验室的做法提出抗议。他甚至直接向苏共中央上诉，大声斥责李森科排除异己、缺少文化以及对学术上反对他的人进行报复。 1935年瓦维洛夫被解除了苏联农业科学院院长职务。1940年8月，瓦维洛夫及其助手们就被陆续逮捕了。1943年，根据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瓦维洛夫在萨拉托夫被枪毙。 　

5、 李森科事件的影响 在近30年的时间里，李森科的“新生物学”对遗传机制的阐明没有丝毫进展，关于遗传性的定义不知重复了多少次，还通过学校教育等途径灌输给许多人，并迫使人们理解它，但却没有给人们提供任何新知识。李森科每提出一个新建议，就总会有那么一些习惯于趋炎附势。李森科周围的一伙人与其说是学派，不如说是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宗派或帮派。他们掌握了领导权，控制了舆论。一般公众既不知道现代遗传学的卓越成就，也不清楚李森科主义给前苏联科学和农业等方面所造成的危害。 受苏联的影响，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不论在建设模式还是在社会思潮方面也照抄照搬了苏联的经验和做法，在科学争论上也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李森科凭借政治力量的支持，拉起“米丘林学说”的大旗，打着“反对资产阶级科学的旗号”招摇过市，在当时所谓社会主义阵营风行一时，给这些国家的生物学、农学、林学和自然科学的其他领域以及社会风气，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当时的中国也在全国范围开展了批判基因学说的运动，科学真理成为政治干预的牺牲品，科学家的人格和良知为强权所践踏。新中国成立后，李森科的《论生物学现状》一文在中国大量印行，成为大学生物系和农业院校的必读文件。

1952年，中国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遗传学家们都受到了批判。1952年6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的文章，认为“米丘林生物科学是自觉而彻底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于生物科学的伟大成就”，是“生物科学的根本变革”。著名生物学家谈家桢也违心地为自己坚持摩尔根的学说而作了检讨“批判我对米丘林生物科学的错误看法”。于是遗传学课程在各大学基本被取消，真正的遗传学研究被停顿，遗传学家们虽然一般仍留在原单位，但全部被改行从事其他方面的教学或研究工作。 甚至直到1955年，李森科在苏联已遭到批评，而在中国仍然对之视若神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胡先马肃在这一年出版的《植物分类学简编》一书中，因对李森科“创造性达尔文主义”的一些观点提出异议，被全部销毁。１955年10月底在北京召开的纪念米丘林诞生100周年大会上，胡先马肃受到了政治批判。 正是在这段时间里，生物学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分子遗传学的建立和迅速发展使生物科学的发展进入了崭新的历史时期。遗传学理论随着科学实验的发展大踏步前进了，基因学说逐渐被大多数遗传学家所接受。 　

6、教训与启示 对李森科事件做出准确而全面的分析不是容易的事，主要有苏联知识分子政策的失误、斯大林领导模式的弊端、经济建设中的实用功利主义、意识形态的教条主义等方面的原因。 十月革命后，由于生活水平的下降，多数知识分子对政府持冷漠观望态度，而政府则对知识分子持敌视和不信任的态度，因此无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产生了隔阂。结果是苏联政府对采取强迫知识分子工作的措施，实行了管制，如不许知名大学的教授、企业总工程师、军工部门的专家离开岗位或者出国。同时，政府需要急于培养自己的“人民科学家”、“红色专家”。

斯大林上台后，在科学文化政策方面强化了对知识分子的对立意识和统治意识，并开始了有制度保障的大规模迫害旧知识分子而扶持新的接班人的进程。经济建设的需要又不能不依靠科学文化，因此由此产生了对科学技术的急功近利、主观盲动以及排他性的政策。被认为是能够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项目、对国家直接有利益的研究就受到政策保护或者加大科技投入，或者盲目推广；相反的则被排斥。例如，与国防直接相关的军事科学、与农业增产直接相关的农业科学受到重视，而其他基础科学则被排斥。 同时，苏联共产党上台后，新的政权由于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对和歧视，苏联政府也采取了极端对抗的形式，国家被划分为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国家，科学知识和社会思想也被人为地贴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签，凡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家提出的思想就被化为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唯心主义的哲学，用意识形态了决定了科学的先进性、合理性。因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摩尔根的遗传学说、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等都被批判为唯心主义学说。

因此，李森科是在上述综合背景下完成个人历史上的飞黄腾达的。李森科的发迹与他对春化作用的研究直接相关，这项工作对于农业生产有一定的实际价值；而他的遗传学理论则是建立在米丘林的工作基础上的，米丘林在培养良种方面也确有一定贡献。李森科正是借助于在生产中的上述两方面的某些成功业绩，而使自己在持有实用主义价值观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中赢得超常的认可的。而瓦维洛夫作为一名严肃的、真正的科学家，坚持摩尔根的遗传学说，执拗地不承认李森科的“发现”，触怒了斯大林，给斯大林的巴不得一夜之间获得成千上万吨粮食的幻想发了冷水。结果瓦维洛夫走向了与李森科截然相反的命运之旅，被苏联最高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没收了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