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台后的卡冈诺维奇(本站转载)

专题说明

(本专题文件由杨存堂编辑和校注，徐锦栋、高增训、秦岳翻译)



下台后的卡冈诺维奇
(1960年12月-1986年9月)
拉扎尔·莫依谢维奇·卡冈诺维奇，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领导人。乌克兰的犹太人，1893年生于基辅州的卡巴尼村。早年当鞋匠，191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1914年开始从事党的工作。十月革命期间任戈麦尔党委会主席，在那里领导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1918年任全俄筹建工农红军委员会组织宣传部政治委员，6月以后被派到下诺夫哥罗德、沃罗涅日、塔什干做地方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工作。由于在地方工作中表现突出，受到斯大林的垂青，1922年起调到俄共中央工作，担任组织指导部长、组织分配部长。1924年成为中央委员，接着又任中央委员会书记。1925～1928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1928～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30～1935年兼任莫斯科委员会第一书记。1926年起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30年成为政治局委员。在修建莫斯科地铁和推行农业集体化运动等方面得到斯大林的赏识，成为斯大林领导核心成员之一。斯大林曾委派他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包括联共(布)中央农业工作部长，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以及政府的交通、重工业、石油等人民委员，1938年担任了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反法西斯战争期间任国防委员会委员，高加索战线军事委员会委员。战后，1946～1947年担任部长会议副主席，1947年曾被派到乌克兰做党的一把手，此后又任部长会议副主席。斯大林逝世后任党中央主席团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57年6月，同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等试图解除赫鲁晓夫的领导职务，被定为“反党集团”成员，开除出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后来曾被任命为乌拉尔制钾联合企业的经理。1962年被开除党籍，晚年在莫斯科赋闲。1991年7月去世。
本专题选编的档案是卡冈诺维奇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并离开领导岗位之后的一些信件，主要内容是要求继续工作和恢复党籍。但这一要求直到去世没有得到满足。
我们在附录中收入了卡冈诺维奇回忆录中的部分内容。卡冈诺维奇晚年一直在整理自己的回忆录，直到他去世前尚未最后完成。卡冈诺维奇去世后，其家属发表了他的回忆录。在这断断续续的回忆中，卡冈诺维奇表达了他对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看法，以及他所了解的当时的历史情况。这些材料无疑反映了他们这一代领导人中亲斯大林一派的政治立场和观点，因此是十分重要的历史文献。

№04587
卡冈诺维奇请求重新工作给赫鲁晓夫的信
(1960年12月7日)
苏共中央：请将此文交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
尊敬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
我身患重病，经过治疗，现已康复。我相信自己能工作，希望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重新投入具体实现党的政策和顺利完成宏伟的七年计划的工作中去。我想通过这封信请求中央委员会给我分配相当的工作。至于工作的性质，我想，中央委员会和你本人，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是了解我过去的工作经验的。给我在莫斯科的国家机关或生产部门安排一份工作想必不会特别困难。
我自己现在难以开口说出本人的愿望。当然，最好能按照惯例亲自同您谈一谈。
请你，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接见我。如果你有什么难处，请委托一名中央书记接见我。
致以共产主义敬礼
拉·莫·卡冈诺维奇
1960年12月7日
我的地址：莫斯科伏龙芝沿岸街50号，384号单元。
电话：Г-7-10-68


№04591
卡冈诺维奇在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上的发言
(不晚于1962年6月)
1.同志们，你们已经知道问题的全过程，所以我简单谈一谈。由于“派别斗争”，决定把我，还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谢皮洛夫同志从中央委员会除名以后，我和上述同志一样，作为一名党员，仍然像共产党员应该做的那样，在准确和严格执行党中央的所有决议的基础上为共产主义的利益而工作。
2.此后5年中，我作为一名普通党员，忠实地完成交给我的经济管理工作，积极履行党和社会工作职责，于1962年同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谢皮洛夫一样被开除出党。
3.由于根据我们的工作和党内表现不能对我们提出任何超过1957年中央全会决议中载明的新的罪名，因此指控我们参与了与在斯大林领导时期违反法律有关的活动。
4.但是，同志们，二十大通过了关于违反法律的决议，仍然选举我、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谢皮洛夫为中央委员。此后，中央全会把我们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尽管当时就已经知道，在违反法律方面有罪的不只是斯大林一人，还有他的追随者——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委员们，其中包括同赫鲁晓夫、米高扬、什维尔尼克等人一样的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及马林科夫。
二十大以后，1957年6月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反党集团的决定”，把我们开除出中央委员会，但是保留党籍，尽管当时也提到了我们为斯大林辩护。

5.所以，重复过去的指控，今天又指控我们参与了导致把我和其他人开除出党的与所谓的“个人迷信”有关的活动，这些都是人为的，甚至是同把我们选进中央委员会的党的二十大相矛盾的。这还同把我们留在党内的1957年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相矛盾。没有什么新东西能够提供党以合法的理由将我、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开除出党。现在对我——卡冈诺维奇提起公诉的一切事实都是在我还没有被开除出党时已经知道的。如同在诉讼程序中所证实的那样，我在铁路运输部门工作时，条件十分艰难。列车颠复和事故时有发生，其中大部分是破坏分子、间谍和托洛茨基分子制造的。同在其他部门和领域工作的其他人一样，我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揭露肇事者，追究其责任，惩办他们的帮凶。十分遗憾的是，一部分无辜的人受到了伤害。
请相信，我为此而感到十分难过，愿意为此承担罪责。但是必须回忆和了解当时的政治形势。那个时候，法西斯主义已作好对我们祖国发动战争的准备，它的第五纵队活动十分猖獗，尤其是在像铁路这种有决定性意义的领域里。所以我们不得不进行果断坚决和毫不留情的斗争。只要有关部门向我们出示了可信的证据，我们就同意逮捕犯罪分子。也有过诬告无辜者的现象，但是其中部分材料使我们相信他们有犯法行为，何况他们自己使我们有这样做的理由，特别是在后来他们自己承认有罪的情况下。
6.当时的政治形势十分紧张。帝国主义国家，首先当然是希特勒德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间谍活动尤为猖狂(例如，大量的日本间谍和其他间谍混在被解放了的诚实的中东铁路的劳动者中潜入我国)。这些情况要求我们特别提高警惕，思想敏锐，对破坏铁路发展和正常工作的活动做出迅速反应，以实际行动完成五年计划……并使国家作出反侵略的准备。
我应该告诉你们，尽管如此，交通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和作为人民委员的我在表现出必要警惕性的同时，对仅根据抓到的敌人的诬告就向运输工作者提起公诉的作法没有予以同意。我对上级机关的许多材料和逮捕要求提出了异议，中央委员会和斯大林在许多情况下同意我们的意见。我可以列出大量当时和后来在苏联交通人民委员部担任领导职务的人的名字，由于我们的坚持，他们的领导位置原封不动，尽管有关部门上报了材料。
我说这些事不是为了表白自己有“功劳”，而是为了说明，除了有正确惩治犯罪分子和无辜者受害的事实以外，也有许多被防止了的惩治，或者如同他们自己后来对我说的那样，拯救了许多人的生命。
所有这一切表明，当时的情况是复杂和困难的，并不是在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及其“第五队纵队”在苏联被粉碎和消灭的今天许多人所想象的那么简单和轻松。所以今天我在对无辜受害者的家属表达自己的沉痛和同情的同时还要说：不要受个人感情的支配，而应该像政治上成熟的人那样看待问题。我们要查明所犯的严重错误和违反法律的问题，批评和揭露它们，采取措施不让今后重犯错误。同时不要让自己和其他人消沉下去，并且要求永远记住，今天我们面对的是同我们社会主义胜利毫不妥协的帝国主义者。他们磨刀霍霍，这是一把更加锐利的刀——对准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核武器。反动的美帝国主义及其盟国力图取代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主导力量的地位。它们不会放弃同我们的斗争，其中包括间谍活动和颠覆破坏活动。所以，我们在揭发和承认错误和缺点、承认自己有罪过并为之感到懊悔的同时，无论如何不能盲目乐观，不能采取超阶级和超政治的态度，丧失警惕。而应该随时准备同社会主义的敌人、同我们祖国的敌人进行毫不留情的斗争，无论他们来自什么地方。我们应该永远牢记，我们面临着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完全彻底胜利而同敌人进行的更巨大尖锐的斗争。
7.同志们，请不要把我最近表达出来的这些思想视为我企图以此来偷换具体的个人错误。这里我补充说明，赫鲁晓夫也犯过类似错误。因为在卡冈诺维奇领导时期(当时我是莫斯科州委书记)，担任莫斯科州党委、各区委和莫斯科市劳动者苏维埃领导职务的大部分工作人员和党委成员还都健在，仍然工作，而在赫鲁晓夫担任州委领导人的时候却被逮捕。再比如说米高扬和什维尔尼克，要知道正是他们给莫斯科市委写信同意逮捕。被逮捕的人中不仅有担任领导职务的工作人员，还有部分委员会成员和自己的副职。有时不仅同意逮捕，而且根据莫斯科市委的指控材料请求逮捕。
不要以为我说这些事是要求把赫鲁晓夫、米高扬、什维尔尼克等人开除出党，甚至是为了在享受中央委员和主席团成员权利方面使我和他们平起平坐。我希望恢复我的党籍，我把自己献给党50多年，为了党的胜利我进行过坚持不懈的英勇斗争。我不想在这里介绍我的生平，你们都很了解，也知道我担任过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我只说，由于我顽强劳动、忘我地忠于和相信马克思列宁的理论和我们亲爱的党，使我从工人阶级的一员成长为党的担任领导职务的活动家。为了列宁主义的总路线，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胜利，为了各国人民的和平，为了社会主义和革命在世界所有国家取得胜利，我过去和现在始终同所有敌人进行斗争。
我还具备生活能力和工作能力，我希望以我的亲爱的列宁党党员的身份为共产主义事业做点工作和奋斗。因此我请求你们，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们，恢复我苏联共产党的党籍。

№11751
卡冈诺维奇请求恢复党籍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信
(1964年12月27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
1962年6月1日，我向党中央委员会请求重新审议苏共莫斯科市委关于把我开除出党的决定。
谨以这封信再次请求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恢复我在党的队伍中的资格。我在党内工作了将近50年，其中30年担任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我相信，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让我留在党内，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为在我们的苏维埃国家实现建设共产主义的宏伟纲领而奋斗。
致以共产主义敬礼
拉·莫·卡冈诺维奇
1964年12月27日


№11752
卡冈诺维奇请求恢复党籍给勃列日涅夫的信
(1967年12月24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
我被开除出党已5年有余。在此期间我多次向党中央提出恢复我在党的队伍中资格的请求：第一次是在1962年6月1日，第二次是1964年12月27日，第三次于1966年3月29日向第二十三次党的代表大会提出。
现在我再次向党的中央委员会提出迫切请求——恢复我在党的队伍中的资格。从1911年到1962年，我一直在党的队伍中为党的事业奋斗。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和苏维埃国家成立50周年的大庆的日子即将到来。我曾经是一名为十月革命、苏维埃制度和社会主义胜利而奋斗的积极战士。
我知道，在我多年活动中除了有值得肯定之处以外也有错误。但是我要说，在党指派我工作和奋斗的所有地方，无论是在革命前的地下工作期间或是在1917年，无论是在准备和实现十月革命期间或是在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的前线，无论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和斗争中或是在30年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党和国家的工作中，我都为保证列宁的事业——我亲爱的党的事业取胜利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和全部生命，献出了自己的心血和革命热情。今天，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你们一道，同全体人民和我所出身的工人阶级一道，为50年来在党及其中央委员会领导下取得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胜利而欢欣鼓舞和自豪。
我请求您并希望您给我提供机会，让我以苏联共产党党员的身分迎接十月革命50周年的喜庆节日。
致以共产主义敬礼
拉·莫·卡冈诺维奇
1967年12月24日


№04589
卡冈诺维奇要求澄清误解给米哈伊洛夫[1]的信
(1969年3月24日)
我之所以给您写这封信是因为政治书籍出版社1969年出版的尤里·伊万诺夫所著的《小心：犹太复国主义》一书的第3部分第76页上写道：
“1914年6月16日，给戈麦尔市住在格涅拉利斯基街11号的拉·卡冈诺维奇寄去了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1913年德国马克收入清单”。因为这跟我——拉扎尔·莫伊谢耶夫·卡冈诺维奇绝对没有任何干系，所以我自己并没有感到不安，更不用请求您了。
但遗憾的是，一些读者，特别是不了解我生平的年轻读者被这种姓和名的第一个字母巧合的现象搞得困惑不解。
如果他们了解我的历史，那么他们就可能知道，拉扎尔·莫伊谢耶夫·卡冈诺维奇在1914年没有住在戈麦尔。从少年时代到1915年，我一直在基辅市居住，没有出过远门。我在那里工作，并在基辅市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内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16年，我在叶卡捷琳堡工作，使用的姓是斯托马欣。之后在顿巴斯工作，使用的姓是科舍里维奇。当然，我积极反对过犹太复国主义，如同反对共产主义的一切敌人一样。
1917年8月，拉·莫·卡冈诺维奇第一次来到戈麦尔市，当时他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下属全俄军事组织部的成员。当年他还被选为波列斯克布尔什维克党委员会主席。
这些事实当然不能因为姓和名的第一个字偶然巧合而被抹杀。但是，为了不使某些读者因为姓名的这种巧合而迷惑不解，而主要是为了不给我们的敌人——犹太复国主义者用一个人的姓名进行投机的可能(这个人在30年中担任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主席团成员和苏联政府成员)，必须予以必要的澄清。
请您，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能以出版社名义用这种澄清的方式，在一种刊物上和该书出版时进行。
致以共产主义敬礼
社会主义劳动英雄 拉扎尔·莫伊谢耶夫·卡冈诺维奇
1969年3月24日


№04590
卡冈诺维奇关于澄清误解问题同索洛维约夫的通话记录
(1969年6月2日)
1969年6月2日，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索洛维约夫同志受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出版委员会主席米哈伊洛夫同志的委托给我打电话。
索洛维约夫同志说：“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我们就您给米哈伊洛夫同志来信中提出的问题同政治书籍出版社进行了研究后得出结论，不应当作任何解释，因为谁也没有因为姓名巧合问题来找过我们，任何解释只会引起对这个问题的注意。”
我回答说，事情可能会是这样的。我感谢您和米哈伊洛夫同志对我去信的回复，但是您电话中所说的话不能使我感到满意，尽管这确实同我没有关系。之所以不能仅限于简单的口头解释是因为，第一，年轻的读者可能有怀疑。第二，此书可能会再版。索洛维约夫说，预料不会再版。我于是说，再版可能是以后的事，甚至可能在我不在人世以后再版(要知道我年纪比你大)。
索洛维约夫说，但是我们该怎样进行解释呢?我回答说，你们是专业出版工作人员，应该比我更清楚。政治出版社和作者应该就他们引用事实不谨慎一事向米哈伊洛夫同志做出解释。卡冈诺维奇这个姓本身毕竟是很响亮的，他们为什么不写上这个人的父称?这段话可能摘自某一机构的档案资料，这个机构中可能就有过叫这个父称的人。索洛维约夫说，不会有这样的事。我回答他说，在这一段话的同一页上，在这一段话之前一定会出现这个“活动家”的父称，甚至指出他的职业。
索洛维约夫说：“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写这本书的，因此无法对您讲。”谈话结束时我再次指出，感谢他和米哈伊洛夫同志给我电话答复。但是我请求寄来政治书籍出版社的书面解释。


№11753
卡冈诺维奇请求恢复党籍给勃列日涅夫的信
(1971年3月25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
现将我写给苏共二十四大主席团的一封信寄去并请您转交大会主席团。您知道，我给二十二大主席团寄去过这样的信(如果寄到了的话)，但是我没有收到回复。
我恳请您，列昂尼德·伊里奇，多加帮助，这一次使我能收到对恢复我党员权利的请求的肯定答复。
致以共产主义敬礼
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卡冈诺维奇
1971年3月25日


№11754
卡冈诺维奇请求恢复党籍给勃列日涅夫的信
(1976年2月19日)
尊敬的列昂尼德·伊里奇：
我不得不再一次因为一件难办的事——关于恢复我党员权利而打扰您。我给苏共二十五大主席团写了份请求报告并寄给了您。希望您不仅将信转交主席团，而且帮助我使这个问题得到明确解决。您，列昂尼德·伊里奇，是了解我的。多年来，我作为党和国家的一名担任领导职务的活动家，为党和国家的巩固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做过不少工作。
您是十分了解我的。因为我们是北高加索方面军和外高加索方面军的所谓的“同团战友”。在那里我们一道打过仗，在那里我为祖国、为党流过鲜血。在图阿普谢城下我负了伤，面对敌人进攻英勇固守。
我满意地回想起我们共同组织过小地登陆战役和您从小地写给我的一封信。说真的，我现在想起这些不是为了回忆而回忆，而是为了使您有可能回想起并提醒您注意我的活动中的又一个好的方面，并因此能尽快满足我的请求。
上了年纪的我在党外生活颇感苦闷，因为我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党。请您多加帮忙。
我相信，恢复我的党籍会给党和党的中央委员会带来好处。
致以同志式的敬礼
拉·莫·卡冈诺维奇
1976年2月19日


№11755
卡冈诺维奇请求恢复党籍给苏共二十五大主席团的信
(1976年2月19日)
苏共二十五大主席团：
谨向你们提出极其恳切的请求——恢复我作为一名苏联共产党员的权利。我在党内工作过50年，其中35年担任中央委员，30年担任政治局委员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
从少年时候起我就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自己的全部生命交给了我的祖国、交给了亲爱的列宁的党。在多年的工作中我犯过错误，有过小错误和大错误。但是我请求在全面评价和解决问题时考虑到我曾经为党、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的利益做过大量有益的工作。我的多年的富有成果的党务和国务活动受到过党和国家最高机关的正式承认和高度评价。谨举出两个足以证明这一点的例子。
1943年11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我如下证书：
“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卡冈诺维奇同志：
鉴于您在保证前线和国民经济运输事业中对国家的特殊功勋，以及在战时困难条件下恢复铁路运营中所取得的杰出成就，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根据其1943年11月5日命令授予您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米·加里宁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书记 亚·戈尔金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1943年11月20日”
当然，这一命令得到了中央政治局的同意。可以说这是发生在斯大林时期。但是，第二件事实则是发生在1953年11月，当时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是赫鲁晓夫。除了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萨布罗夫、别尔乌辛是老政治局委员以外，中央领导人中还有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柯西金、什维尔尼克等同志。
1953年11月22日，《真理报》发表了如下致敬电：
“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卡冈诺维奇同志：
在您60岁生日之际，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对您，列宁的忠实学生和斯大林的战友，表示热烈祝贺。
苏联人民高度评价作为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杰出组织者和建设者之一的您所建立的功勋。
在党和国家的各个工作岗位上，您都以您特有的充沛精力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和知识献给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事业。衷心祝愿您，我们的朋友和同志，我们亲爱的拉扎里·莫伊谢耶维奇，健康长寿。祝愿您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各族人民的幸福、为共产主义利益继续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苏联部长会议”
在同一天还发表了由伏罗希洛夫同志签名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由于对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杰出功勋”给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拉·莫·卡冈诺维奇同志授予列宁勋章的命令。
我列举这些事实绝对不是为了掩盖我的错误，而是为了强调我对你们的请求——考虑到得到党和政府领导机关正式承认的我的富有成效的工作。
我希望你们能考虑到这一点，并做出满足我坚决要求的决定。
我是全心全意的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和列宁主义者。为了实现这一思想政治信念，我应该像列宁要求的那样在党组织内工作。
恳请你们给我这种可能。不要在我晚年的时候把我排斥在党外，我把一生献给了我的亲爱的列宁党，并准备贡献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天。
致以共产主义敬礼
拉·莫·卡冈诺维奇
1976年2月19日


№11756
卡冈诺维奇请求恢复党籍给勃列日涅夫的信
(1981年2月11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收
尊敬的列昂尼德·伊里奇：
现寄去我写给苏共二十六大主席团的信。信中我再次请求恢复我在亲爱的党的党员队伍中的资格。我仍然等待您在这方面对我的帮助。
致以共产主义敬礼
拉·莫·卡冈诺维奇
1981年2月11日


№04588
卡冈诺维奇关于“侄子”来信给苏联葛罗米柯的信
(1982年5月31日)
亲爱的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
为了件小事写信打搅您，此事属于您的管辖范围。
事情是这样的。纽约一位名叫卡冈－卡冈诺维奇的先生给我寄来了一封信。信中说，他去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申请发给他前往莫斯科的签证，大使馆“打算给予照顾……解决这个问题”。他说他之所以要来莫斯科是因为他是我的侄儿，想同我见面。
为了使大使馆的同志不至于产生错觉，我声明，我在美国没有什么名叫卡冈－卡冈诺维奇的侄儿。这个卡冈说什么他到过莫斯科，曾经来我这里，还同我商谈过他要出版一本关于我的书的事。他以这种愚蠢的谎言来“加固”自己的这种杜撰。据此可以判断，他至少是一个不值得任何信任的人物。所以，即便给他发了到莫斯科的签证，我也会像从来没有接待过他和至今没有见过他那样理所当然地不接待他。[2]
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党教导我们要提高警惕性。
此致
共产主义敬礼
拉·莫·卡冈诺维奇敬礼
1982年5月31日


№11757
卡冈诺维奇请求恢复党籍给契尔年科的信
(1984年6月20日)
尊敬的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
现将我向中央委员会请求恢复我在党内资格的信寄出。
恳请您加多帮助，使这一决定我一生的问题得到认真解决。
拉·卡冈诺维奇
1984年6月20日


№11758
卡冈诺维奇请求恢复党籍给苏共中央的信
(1985年8月)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谨向你们提出请求——恢复我在党员队伍中的资格。我从1911年起就在苏联共产党内工作。
在布尔什维克地下工作期间完成党的任务中，革命胜利后在领导党政工作中，我为了我所出身的无产阶级的胜利，为了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胜利，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胜利，忘我地进行革命斗争，献出了自己的所有的生命力和精力。
我认识到并且承认，在我多年的工作中有严重的错误和缺点。但是，这些错误不能也不应该使那些主要的东西黯然失色。在我的工作中，其中包括我进入中央政治局后的30年工作中，成绩是主要的。我希望委员会及其政治局在审查我的请求时考虑到这一点。并且考虑到，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和民族主义作斗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胜利，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奋斗的忠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相信，中央委员会在恢复我在党内资格后会给我以机会，使我不仅成为一名具有先进思想的共产党员，而且成为在党的某一组织中积极工作的党员。我一定遵守党的纪律，认真履行列宁主义的党章规定的党员义务，为了党的团结而积极斗争，为了实现党及其中央委员会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问题，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思想进行斗争问题，根据党的总任务的制定的内外政策问题，完善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准备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逐渐过渡问题的纲领和决议而努力奋斗。
再一次请求中央委员会给我在我亲爱的共产党的队伍中走完我的革命历程的机会。
致以共产主义敬礼
拉·莫·卡冈诺维奇
又及：前几天发表了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关于庆祝苏联人民1941～1945伟大卫国战争胜利40周年的决定》。我作为1941年到1945年的国家国防委员会的成员，作为前线的直接参战者，加上我还在外高加索方面军的图阿普谢方向上受过伤，我自然而然地希望以一名享有充分权利的党员的身分庆祝这一战胜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节日，正是苏联共产党组织和保证了苏联人民及其光荣英雄的军队取得的这一伟大历史性胜利。


№11759
卡冈诺维奇请求恢复党籍给戈尔巴乔夫的信
(1986年9月28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同志
亲爱的同志们：
1985年8月，我给中央委员会寄去一封信，请求恢复我在苏联共产党队伍中的党员资格。我从1911年起就在党内工作，其中30年担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处在列宁党的队伍之外，我深感苦闷。我仍然完全保持着真正共产党员固有的科学乐观主义精神和最主要的东西——对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的忠诚。
尽管不在党的队伍之列，但是我从内心里在思想和政治上和党同呼吸共命运，为党所取得的成就而欢欣鼓舞，为党受到挫折和出现缺点而感到痛心。最近，我和全党一样对准备和召开具有高度思想理论水平的党的二十七大深感满意。这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历史性和纲领性的重要政治决议。
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的决定对于执行代表大会的这些决议具有巨大意义。这些决定具体实际，充满革新和自我批评精神，提出党和无产阶级的要求，动员千百万劳动群众实现我们党的二十七大决议。我和全党同志一样相信，这必将使我们祖国的国力迅速强大，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取得新的伟大胜利。
亲爱的同志们，请给我机会，让我以我的亲爱的列宁党党员的身份渡过余生，并为党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致以共产主义敬礼
拉·莫·卡冈诺维奇
1986年9月28日
附 录 卡冈诺维奇回忆录(部分内容)
卡冈诺维奇评赫鲁晓夫同外国外交官的谈话
在赫鲁晓夫同外国代表，其中包括同美国代表的谈话中说到了1957年6月发生的党内事件。[3]他说：
——反党集团反对我和其他同志；
——反党集团反对我们的党中央委员会的路线；
——这个集团由一些高傲自大的人组成；
——他们相信他们的名字不可能被勾销；
——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马林科夫认为他们有无限的权力；
——是的，马林科夫已经不是“也做过不少好事的三个一把手”那样的人物；
——但是，他们落后于时代，不能正确认识形势，不能正确估计未来。
如果认真地分析一下赫鲁晓夫的这些断言，就可以清楚看出，它们是多么地不真实和不正确。第一，反对的是赫鲁晓夫，而不是反对其他同志；不是一个集团反对，而是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它的大多数人反对。第二，赫鲁晓夫说什么反对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的路线，这是谎言。恰恰相反，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大多数人正是为了实现列宁党及其中央委员会的路线才反对赫鲁晓夫对这一路线的歪曲。
赫鲁晓夫为了掩盖自己的歪曲，他把自己同中央委员会、同党混为一谈，把反对赫鲁晓夫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大多数同小集团混为一谈，这是用小集团直接偷换主席团。
为了证实所采取的反对被称为反党集团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大多数成员的措施是正确的，赫鲁晓夫需要这种伪造。众所周知，列宁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团结》的决议中指出，反党派别活动的主要特征是有带有反党观点的特别纲领，形成有组织的、独立于党的机关之外的派别集团。这个集团有自己的反对中央委员会的纪律、自己的有组织的会议和宣传，等等。
不用说，在组成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大多数的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萨布罗夫、布尔加宁、别尔乌辛、谢皮洛夫这些人那里，没有任何与此相似的东西。过去和现在不仅没有任何纲领，也没有同党及其中央委员会的观点相对立的任何观点。在会议上只是有过党规定的正常的争论。
列宁历来要求用文件和事实来证明所有口头上说的东西。但是，过去和现在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过什么文件和事实，能够用来证明赫鲁晓夫所说的上述同志中的什么人有过反党路线。与此相反，所有谈话、报告、记录，所有党交待他们完成的各项实际工作，都充满了列宁主义的内容，都是为了同他们有联系的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一道完成党及其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赫鲁晓夫人为地“设计”了一个由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组成的反党集团(他很少把也反对过赫鲁晓夫的伏罗希洛夫列入这一集团，这显然是出于战术上的考虑)。但是他无论在什么地方也没有引用过一段引文和一份文件来证明这个集团有反党路线，这并非偶然。全党和苏联人民读过这些同志的报告和讲话，从他们的实际活动中了解到他们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所做的大量工作——执行历次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包括二十大的决议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改进党政工作；提高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和全体劳动者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消除违反革命法律的现象；实行列宁主义的党和苏维埃生活准则；缓和国际紧张气氛和为实现和平而斗争；加强我们祖国的防御能力。
这是一条团结的路线，这些工作是党及其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是多年中由上述同志组成的中央主席团的工作。所以，赫鲁晓夫关于分裂和对抗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杜撰是荒谬绝伦的。不言而喻，这些同志有过错误，因此赫鲁晓夫在同外国人的谈话中不得不承认，这些同志也做过不少好事。
赫鲁晓夫说，这个“集团”是由一些高傲自大的人组成的，这是拙劣的花招，想嫁祸于人，把他自己受到指责的东西转嫁到别人身上(正是他，赫鲁晓夫，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中被指责骄傲自大)。赫鲁晓夫还说，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和马林科夫认为他们有无限的权力，相信他们名字不可能被勾销。但是，正是他，赫鲁晓夫，自命为有无限权力的人，并开始蔑视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包括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布尔加宁和其他人，终于使自己的进攻一直进行到取得最后的“胜利”。他说反党集团有无限的权力正是为了替自己的侵犯性辩护。
赫鲁晓夫在毫无根据地说存在集团的时候，无耻地故意回避一个事实：在主席团的一次会议上(在中央全会之前)，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对他进行批评以后，赫鲁晓夫对主席团成员，包括上述同志的批评表示感谢，并且答应改正自己的错误和缺点。
十分清楚，赫鲁晓夫编造“反党集团”的神话是为了替他的非列宁主义领导方法、拼凑派别集团和滑向机会主义辩解。
赫鲁晓夫以替“反党集团”编造“纲领”的手法企图使他对同志们的指控具有普遍原则的政治性质。说完了“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做过不少好事”这句话以后，他当即以一段冗长的话进行违背历史事实的总结。赫鲁晓夫无视历史事实就宣布了自己的“判决”。
历史使我们知道，上述同志之所以与众不同，首先是因为他们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不认为革命的辩证法是耍滑头，不是社会上说的那种见风使舵。他们未从列宁主义滑向托洛茨基主义，而赫鲁晓夫在20年代上半期就曾经滑向托洛茨基主义。
我不想说赫鲁晓夫向来和在各方面对抗列宁主义的路线。但是他很像一名滑稽演员(尽管不是在准确含义上讲的真正的滑稽演员)，很像一个不老练的共产党员，极力想让大家承认他是个“革新家”，虽说这种革新往往只不过是倒进蜂蜜桶里的一勺煤焦油。他把自己的赫鲁晓夫式的一勺煤焦油倒进了他认准的蜂蜜桶里，坏掉了一桶蜜，何况他经常倒进一大勺。他历来喜欢“咕嘟”点什么，以示与众不同。
斯大林并没有察觉，他身边的“尼基塔”也要“咕嘟”他。斯大林一死，“尼基塔”就开始“咕嘟”他，其程度远远超过那个用斧头凿冰窟窿的奥帕纳斯。
在乌克兰流传着一则故事，说的是有一个“极其聪明的人”，名叫奥纳帕斯，此人专玩新花招。这一天夜里，他唤醒妻子说：“坦卡，快起床，我又想出一个新花招了。要是去镇上买把斧头，到河面上凿个冰窟窿，把斧子打进去，咕嘟一声响，那准会使全村的人大吃一惊。”顺便说一下，赫鲁晓夫自己曾经把这个故事讲给斯大林听。这以后斯大林经常在见到赫鲁晓夫走进来时说：“喂，尼基塔，你说，你今天要‘咕嘟’点什么。”赫鲁晓夫经常用他的“咕嘟点新花招”来“款待”中央委员会，有时甚至得逞。但是大部分没有成功，讨人嫌。可以举出不少事实说明，主席团的成员，其中包括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等等，经常同值得怀疑的建议——“新发明”进行争论。但是，遗憾的是，有一部分“新发明”被通过了。例如，赫鲁晓夫关于“轮作”的新发明，它取代了威廉斯关于轮作会使我国的农业付出高昂代价的著名理论。
就是赫鲁晓夫赞成的那些好事，也常常由于他的过火行动导致产生不良后果(例如玉米)。在这方面，他当然不是什么革新家。赫鲁晓夫的功劳在于，他正确地着重强调了这一重要任务。但是，他要求什么地方都种玉米，达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破坏了在有利和可能地的地方推广播种玉米的工作。遗憾的是，现在玉米不是无人照管，就是生长在不应该生长的土壤中，白白忙乎一阵。
在同外国人的那些谈话中，赫鲁晓夫接着谈到了斯大林和与此有关的他所设计的“反党集团”的指控。
赫鲁晓夫说：“我们说，斯大林时期有的，不能够也不应该继续有。他们(指集团)回答说，过去有的，将来也会有。我们说，过去有的，将来不会再有，这时他们就说，我们要收拾你们。而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逮捕了并收拾了他们自己。”
赫鲁晓夫就是这样，自以为具备牲口贩子说俏皮话的本领，实际上却对事情进行了外行、肤浅、可鄙的描述，使用了庸俗粗野的、充满小市民低级趣味的资产阶级讽刺小品的文体和口吻和盘托出。当然，最主要的是，这是谎言。
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首先是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布尔加宁，他们说，应该清除管理方法和管理体制中的弊病，首先是清除无法无天的行为和对无辜的人的镇压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取消斯大林时期一切值得肯定的好的东西。因为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完成了许多伟大的、革命的创造性事业：同革命的、苏维埃政权国内外敌人进行斗争并取得了胜利；完成了几个伟大的五年计划，它们被人民称作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集体化的、文化科学巨大发展和人民物质福利得到提高的“斯大林式的五年计划”。亿万人民遵照列宁的遗训，在党的领导下英勇劳动，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所有这些成绩和成就，在斯大林的直接领导下保证并取得了历史上最伟大的战胜希特勒法西斯帝国主义的卫国战争的胜利。战后，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的领导下立下了仅次于军功的另一功勋——恢复被极度破坏的经济、城市和村庄；战后的五年计划为我们祖国在新技术基础上使经济得到新的巨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要知道原子弹(它过去和现在都是对美帝国主义原子——核威胁的最好回答)也是在斯大林的领导之下由我国的工人、科学家和工程师研制成功的。但是，在取得伟大的值得肯定的成绩的同时，也有违法和应该否定的东西——错误、缺点和缺乏法制，党已经对这些进行了谴责。但是，并非斯大林时期的一切、包括伟大的值得肯定的成绩都要否定。这样做只会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敌人，使资产阶级可以轻易地对我们党、对苏联、对社会主义发动新的进攻。
赫鲁晓夫抛弃了斯大林时期的一切东西，无意中帮助敌人对人民在斯大林领导下通过努力取得的一切珍贵的东西发动进攻。
是的，人民、工人、党和担任领导职务的工作人员看到了并勇敢地了批评错误、缺点和违法行为。但是，他们不允许对列宁时期和斯大林时期创造的一切伟大的东西进行偷换和破坏。不要忘记，人民、党、老战士和老职工们，他们不是数典忘祖的人。他们清楚地记得，我们英雄的战士们高呼着“为了祖国!为了斯大林!”的雄壮口号、冒着生命危险冲向希特勒分子。
斯大林有严重的错误和缺点，为此党和人民群众批评他，批评斯大林时期的其他领导人。但是他们在批评的同时不允许任何人侮辱斯大林和斯大林时期的其他领导人，不允许抛弃苏联人如此珍惜的一切——与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成就。斯大林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为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利益、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而进行斗争。
许多过火行为，镇压和违法行为是苏联人民的国内外敌人进行的尖锐斗争引起的。在同他们的斗争中犯过严重的错误，使一些无辜者受到迫害。但是，在这方面有罪过的并非斯大一个人。今天的斯大林的揭发者们不要那么轻率肤浅，那么理直气壮，那么自吹自擂，去讨好赫鲁晓夫和米高扬。他们听到赞扬声当然会沾沾自喜，同时闭口不谈自己对此所应负的罪责。就是这个今天扮演大恩人的赫鲁晓夫在党的十七大上说：“阶级斗争并没有停止，所以我们应该……动员全党的力量、工人阶级的力量、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彻底消灭想阻止我们继续胜利前进的阶级敌人、所有右的和“左”的残余和各种各样的其他机会主义者。”
赫鲁晓夫和我们大家一样，也支持过对“人民的敌人托洛茨基—布哈林分子”进行镇压的措施。可以允许在新的条件下按照新的方式发表讲话，但是，第一，讲话要有分寸。不能抛弃和偷换斯大林为党和我们伟大祖国做出的一切伟大的值得肯定的成绩。第二，不能拿错误作投机，吹嘘自己的“勇敢精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自己排除在斯大林周围的人(他
们当然要负应有的责任)之外。
应该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科学历史的观点和态度对待党和苏联人民同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国内外敌人进行的斗争，揭发错误和违法行为，汲取教训。在同真正的敌人斗争的同时，确实有一些无辜的人受到伤害。
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正是这样做的。根据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建议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对所有被镇压的人的案件进行研究和调查，以便实行大赦并做出普遍的结论，并向主席团和专门召集的中央全会报告。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认为，不仅要深刻地、有政治原则性地揭发事实，而且要把过去的所有不良行为向党和人民做出解释，并且不容许今后再发生。在二十大以后，1956年6月26日通过了中央委员会《关于克服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详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报告。这一报告得到了一致的通过，其中包括得到了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米高扬、别尔乌辛、萨布罗夫等人的通过。这一决定把整个问题提到了思想政治的高度上，给解释过去的错误、消除这些错误、防止今后重犯这些错误、加强苏维埃国家的国力和党的团结的工作注入了活力。
斯大林天才地、忘我地把马克思和列宁的事业继续进行下去。正是由于他忠诚于马克思和列宁的天才学说和战略，斯大林才成为苏联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阶级敌人及其走狗攻击我们的党，攻击伟大的苏联人民，说什么千百万人民由于害怕才赞颂斯大林。无限忠于祖国及其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工人阶级、集体农庄农民、苏联知识分子，其中包括苏联科学家，感觉到并且深信，由于党、中央委员会和斯大林的领导和坚持列宁主义路线，苏维埃制度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成果才得以保持和巩固，社会主义才能向着共产主义的胜利继续推进。
即使是没有读过多卷本历史书籍的人也十分了解并且记得，我国人民在列宁领导下为了创造新生活而进行艰难浴血斗争的主要阶段，以及斯大林在这一斗争中的作用。
在党的全部历史中，斯大林不愧是列宁的忠实学生和战友，无论是在沙皇时期的艰苦地下工作年代，在工人同资本家、农民同地主斗争年代，或是在同沙皇当局、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民族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形形色色破坏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斗争力量的机会主义者进行奋不顾身的革命斗争年代。
在沙皇政府被推翻后同把列宁赶入地下的资产阶级政府进行斗争中，斯大林代替列宁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并同斯维尔德洛夫及其他人一道领导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工作。十月革命在列宁的天才领导下依靠工人和士兵取得了胜利。
在国内战争艰难年代，斯大林作为许多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人多次被中央委员会派到所有的主要方面军。党和人民了解他在战胜邓尼金、尤登尼奇和高尔察克中的重要作用。
国内战争在我们天才的列宁领导下最终取得胜利以后，斯大林作为劳动和国防委员会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人民委员、民族事务委员会人民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帮助列宁制定和实施新经济政策，完成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的新的艰难任务，领导党同重新抬头的托洛茨基主义和其他反对派进行斗争。这些反对派是有组织的力量，他们有反对中央、反对列宁的政治纲领，使党面临分裂。列宁在斯大林的帮助下防止了党的解体。
在我们的领袖、党的缔造者列宁去世的最严重的时刻，斯大林成为一名把党、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的大多数团结在他的周围、继续执行列宁的政策并完成列宁遗训的政治局委员。人民和党难道会忘记由斯大林在我们爱戴的、死去的导师、党的父亲——列宁的灵柩旁亲口宣读的伟大的誓词?这一誓词在许多年中成为千百万人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列宁缔造的苏维埃多民族国家——伟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而进行的英勇劳动和斗争的神圣义务。
列宁去世以后，党面临新的巨大危险——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反对派分子，同他们联合起来的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加米涅夫分子，之后是怂恿党放弃社会主义建设的右倾分子——李可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他们对新经济政策的本质进行种种右的和“左”的解释，实际上鼓吹扩大新经济政策的范围——发展资产阶级关系并将其扩大到外国资产阶级。这意味着葬送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所有成果。
列宁由于有巨大的威望，因此他能够轻松地对付敌视社会主义的所有“左”、右倾分子。失去了列宁，党、社会主义和苏维埃政权本身的存在的危险加深。在此关键时刻，政治局委员中斯大林脱颖而出，对于党来讲这是巨大的福运。尽管斯大林有缺点，但是他的优秀品质是主要的。他的理论、思想原则的坚定性，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忠诚，对列宁的战略战术的深刻认识和理解，组织天才，善于在思想和行动的基础上团结人，这些优秀品质受到党、人民、中央委员会的承认，使他成为同党的核心一道领导列宁的事业、实现列宁关于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遗训的领导人。
但是，列宁不在世推行列宁的政策遇到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反对派分子的抵抗要比列宁在世时多得多。列宁的政策遭到敌人激烈反对，他们首先攻击中央委员会，攻击斯大林和团结在他的周围的列宁主义核心——老布尔什维克。从党的历史可以知道托洛茨基分子之流在这场斗争中施展的派别活动与阴谋诡计。但是，他们遭到了列宁事业当之无愧的继承者斯大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的列宁主义领导的坚决抵制。党终于胜利了。
敌人和造谣中伤者把这场斗争描绘成简单庸俗的个人权力之争，这是赤裸裸的谎言。实际上，这场斗争是为了捍卫社会主义，捍卫国际主义，反对国家和党本身资产阶级化，为了捍卫无产阶级和列宁的老近卫军的主导作用，为了加强党及其社会成分，确保同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资本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分子和富农分子的斗争取得胜利，为了社会主义在各条战线取得胜利，为了巩固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国家的国际地位，为了巩固我们列宁党在世界工人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国际主义地位。斗争是复杂和尖锐的。斯大林沉着坚定地反击托洛茨分子的进攻。有人造谣诬蔑说，斯大林只是由于采用了行政措施和“速成的办法”才“镇压了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反对派分子”。恰恰相反，斯大林，整个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思想原则斗争，希望他们即使不是大部分也有一部分退却。要知道，党和中央委员会在对反对派采取国家措施、镇压行动、直至司法程序和枪决之前，同反对派耐心地斗争了15年，这是事实。只是在反对派开始从事破坏活动、恐怖活动，甚至间谍活动之后才不得不采取行动。在他们被完全揭发之前，他们甚至在会议上公开发表讲演(我至今还记得索科利尼科夫等人在1934年莫斯科党的会议上发表讲话的情景)。进行反对派活动的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在好几年中依然担任政治局委员，直到1927年他们在庆祝十月革命10周年时公开组织反政府示威游行为止。这也是事实。我还记得，当我们这些比较年轻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例如卡冈诺维奇、基洛夫、米高扬，问斯大林说，为什么他能容忍把他们留在政治局里时，斯大林回答我们说：“这种事不能着急。首先，他们还老成稳重，还不至于让我们非得采取极端措施开除他们。其次，应该让全党理解开除的必要性。”
经受了失去列宁的悲痛，并在消除经济崩溃条件下克服生活困难的党、工人阶级、革命人民群众亲眼看到，以斯大林为首的党当之无愧、始终如一地继续列宁的事业，率领他们奋不顾身地进行恢复被破坏的经济的英雄主义劳动，实现列宁的国家电气化、工业化、集体化的宏伟计划，以便在受资本主义包围的我们苏维埃国家顺利建设社会主义。
工人阶级、革命农民、苏联知识分子看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些伟大任务是在同国外的帝国主义敌对势力、同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滋生的资产阶级的国内势力进行艰苦斗争中实现的。资产阶级依然寄希望于在俄罗斯、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他们采取了孤注一掷的措施，恢复强盗行径，进行间谍活动，组织破坏活动，进行恐怖活动和其他类似的反对苏联的反革命活动。
在这一同苏维埃国家和党进行的斗争中，他们得到了部分对抗社会主义建设的小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力量的帮助。
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到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认识到，所有这一切不仅在反革命的孟什维主义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政治里有所反映，而且在以孟什维克式的托洛茨基主义为代表的我们党的内部也有所反映。同他们相勾结的有季诺维也夫分子、加米涅夫分子以及其他反对派小集团。这些反对派小集团打着假的旗帜，但是有响亮的名称，例如“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主义”，后来干脆不用任何伪装的名称(例如事实上右倾的富农的布哈林—李可夫反对派)。同这些小集团和反对派作斗争比同直接的孟什维主义和社会革命党人作斗争要更加困难。因为，第一，他们在党内。第二，他们中有诚实的、只不过偏离了列宁主义的人。但是，无论同列宁主义的故意的、积极的敌人作斗争，或者同他们的无意的帮凶作斗争，都是历史的必要。工人和革命人民懂得这一点，因此他们在这一斗争中支持党，支持党中央委员会，支持斯大林。
这是同准备对苏维埃国家发动战争的在德国上台的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第五纵队”的斗争。今天可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理直气壮地说，这场政治斗争和“第五纵队”在苏联被消灭对卫国战争中战胜人类的敌人——德国法西斯主义有着最巨大的历史作用。
党和苏联各族人民以其革命的阶级本能和祖国爱国者及革命国际主义者的觉悟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这一艰难的斗争中支持中央委员会和以斯大林为首的政府。
阶级敌人，特别是卖身投靠帝国主义的走狗诬蔑说，所有这些敌视社会主义的匪帮、间谍和破坏分子都是斯大林为了歼灭他的私敌而凭空想象出来的。这是帝国主义者的意识形态颠复。
遗憾的是，那些“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揭发者们”尽管不是故意的，但实际上帮帝国主义者的忙。他们不是对存在的错误进行诚恳的党的批评，而是按照小资产阶级的一贯作法，投机取巧，大造声势，在我们党和群众中掀起蛊惑人心的宣传运动。他们无视当时的历史条件——同苏联的敌人进行斗争的尖锐性。他们把这场斗争中出现反常和错误的所有原因都推到斯大林身上，归结为斯大林的个人品质不好。他们忽视了主要的东西——这场斗争的客观历史必要性(遗憾的是，也有主观性的原因)。这不仅是斯大林，而且也指斯大林时期中央委员会和政府的其他领导人，其中包括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等，还有今天以“无辜”的揭发英雄角色自居的那些人——赫鲁晓夫、米高扬、什维尔尼克等。
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等人大概也不否定斯大林的错误。但是，他们有别于赫鲁晓夫及其支持者——米高扬、什维尔尼克。他们认为，在斯大林一生的革命历史和党的活动中，伟大的、正面的东西居主流地位。他们认为，天才的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在长达30年中领导党和苏联各族人民的伟大的、真实的而不是人为鼓吹的历史活动的经验和教训，这是党的巨大资本。它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全部经验一样，不仅是历史的巨大资本，而且是现实的巨大资本。不能放肆地、以小资产阶级的态度对待这一巨大资本——斯大林的经验。
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老布尔什维克们说，我们应该批评，并且不允许今后再出现斯大林和斯大林时期的领导人由于客观和主观原因发生的所有不良的现象。这些现象对于我们在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上继续前进是有害的。但是我们不应该抛弃斯大林的伟大经验和我们大家的经验，不应该舍弃同国内外敌人(他们还可能出现)进行斗争的经验教训，不应该重复已经被粉碎的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及其“第五纵队”(他们还可能复活)的教训。斯大林及其伟大的经验属于党，属于苏维埃国家，属于苏联人民及其先锋队——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在我们苏维埃国家的现代条件下保持着并应该保持其领导作用。
谁也无法从我们这里夺走斯大林。我们深深地爱戴他、尊敬他，我们曾经以致敬信向他表示自己的忠诚和爱心(其中包括发自乌克兰的那封赫鲁晓夫参加起草的题为《我的父亲斯大林》的致敬信)。
谁也不能把伟大的斯大林从苏联各族人民和党的伟大斗争历史中抹掉。斯大林是列宁的天才战友，党和苏联各族人民公认的伟大领袖，苏联军队的统帅，世界工人和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理论家和实践家。我们在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和不让这些错误重演的同时，要用他为共产主义胜利进行斗争的经验和教训来武装我们的祖国和我们的党。


卡冈诺维奇论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决定
现已查明，苏共二十大的决议受到了党、苏联人民以及兄弟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热烈支持。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强调指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敌人把火力集中在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讲过的缺点上，中央委员会首先对党的敌人实施了意识形态打击。资本主义的思想家们为了削弱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伟大爱国主义力量，采用了形形色色的阴谋诡计来转移劳动者对社会主义世界向人类提出的先进的、有鼓舞感召力的思想。
中央委员会指出，最近在资产阶级的报刊上掀起了一场广泛的诽谤性的反苏运动。反动派集团企图利用与苏联共产党谴责斯大林个人迷信有关的某些事实作为掀起这场运动的口实。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在展开诽谤运动时，试图再度徒劳地怀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思想，破坏劳动者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信任，在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队伍中制造恐慌。中央委员会指出，历史经验教导我们，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总是企图利用有利于他们的事实和时机来破坏国际主义团结和分裂国际工人运动。中央委员会查明，兄弟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及时认清了社会主义的敌人的这一手腕，并给予了应有的回击。
中央委员会同时强调指出，我们的某些国外朋友最终没有搞清个人迷信问题及其后果，有时对与个人迷信有关的某些问题进行了不正确的解释。无视这一情况是不对的。应该说，我们的不少党员，其中包括部分中央委员，也有这种不正确解释的行为。
中央委员会在其决定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的作用、党和某些人物在历史中的作用、关于政治领导人不管其功劳多大也不许搞个人迷信的原则，对个人迷信问题进行了详尽了的解释。
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按照中央委员会的倡议，认为有必要勇敢和公开地讲述个人迷信的严重后果，讲述斯大林在后期所犯的严重错误，号召全党共同努力消除个人迷信引起的一切后果，表现出我们党具有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所没有的力量和坚固性。
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中说：“党……的出发点，如果说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讲话会引起某些暂时的困难，那么在将来，从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和最终目标的观点看，这将收到巨大的良好结果。从而为今后在我们党和国家不可能产生类似个人迷信的现象，为今后在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策的基础上、在开展党内民主的条件下、在千百万劳动者积极的创造性参与下，在苏联民主全面发展的条件下对党和国家实行集体领导提供可靠的保障。”
作为对二十大上所讲的内容的补充，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中强调指出了斯大林在党的斗争中、在取得社会主义建设胜利，在苏联人民建立的世界历史性功勋中的功劳。“在头几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党和人民的紧张工作和英勇奋斗，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经济和文化发展方面实现巨大飞跃。在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胜利的基础上，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永远消灭了失业。国家发生了最深刻的文化革命。长期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约·维·斯大林同其他担任领导职务的活动家一道为贯彻列宁的遣训进行了积极斗争。他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一个理论家和卓越的组织者，他率领党进行了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和反对资本主义包围阴谋的斗争。在这场政治和思想斗争中，斯大林赢得了巨大威望和声誉。但是，把我们的所有胜利同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是不正确的。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取得的胜利、对斯大林的赞颂使她头脑发昏。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逐渐形成的。”
6月30日的中央委员会决定的最重要之处在于，中央委员会把斯大林的活动同进行对敌斗争和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紧密联系起来考虑。这一点所有的人都应该知道和永远牢记，特别是我们的年轻人。中央委员会在其决定中指出，苏维埃国家是为人类开辟通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唯一国家，她好比一座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的要塞。
1918～1920年14个国家武装干涉失败以后，苏维埃国家的西方和东方敌人继续准备反对苏联的新的“十字军远征”。敌人向苏联派遣了大量间谍分子和破坏分子，千方百计破坏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1933年法西斯主义在德国上台，宣布其目标是消灭共产主义，消灭苏联——世界上第一个劳动人民的国家。苏联面临帝国主义侵略的新的威胁。
对于受到国际反动势力积极支持的所谓的《反共产国际协定》和“柏林—罗马—东京轴心”，大家都记忆犹新。在新的战争威胁日益迫近、苏联不止一次提出的关于抑制法西斯主义并组织集体安全的建议遭到拒绝的情况下，苏维埃国家被迫竭尽全力巩固国防，同敌对的资本主义包围阴谋展开斗争。面对国外的敌人，党应当以时刻警惕和动员准备的精神教育全体人民。
国际反动势力的阴谋之所以危险，还因为国内长期存在激烈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列宁去世以后，敌对派别——托洛茨基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活动猖獗，他们坚持放弃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的列宁主义理论的立场，实际上要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党同这些列宁主义的敌人展开了无情斗争。共产党为了完成列宁的遗训，选择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进行文化革命的方针。中央委员会强调指出，为了在一个国家，也就是在被资本主义包围的我们的苏维埃祖国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最艰难、最伟大的任务，我们的共产党不得不克服许多难以置信的特殊困难。我们必须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在最短的时间(10年)内消灭长期的落后，并在新的社会主义基础上改造国民经济。这种复杂的国际和国内环境要求我们要有铁的纪律，不断提高警惕性，要严格的集中领导，这一切不可能不对某些民主形式的发展产生不良影响。在同整个帝国主义世界进行残酷的斗争中，我们的国家不得不对民主实行某些限制。这一点已经被我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逻辑所证实。中央委员会在其决定中解释说，党和人民把当时的这些限制看作是临时性的，随着苏维埃国家的巩固，民主力量的壮大和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发展，这些限制必将予以取消。“人民自觉地做出这种临时牺牲，因为他们看到苏维埃社会制度的新成就与日俱增”。中央委员会强调指出，苏联人民克服了摆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在自己的共产党领导下勇往直前，始终如一、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列宁主义的总路线。中央委员会说：“苏联人民了解斯大林，知道他是一个一贯捍卫苏联免遭敌人暗算，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人。在这场斗争中，他有时使用了不恰当的方法，违反了列宁主义的原则和党的生活准则。这就是斯大林悲剧之所在。这一切也给反对违法行为的斗争造成了困难，因为在个人迷信的环境下，社会主义建设和巩固苏联所取得的胜利被认为是斯大林一人的功劳。”
为什么集中在中央委员会的列宁主义的领导核心没有公开反对斯大林呢?对于这个问题中央委员会回答说：“在当时的那些条件下，任何反对他的话都不会被人民所理解，事情完全不在于缺乏个人勇气。显而易见，谁要是在这种环境下反对斯大林，他就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何况在当时的条件下反对他就会被认为是反对社会主义事业，被认为是在资本主义包围的环境下对党和国家的团结极其危险的破坏行为。再说，苏联劳动人民在自己的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的胜利使每一个苏联人从内心里感到理所当然的自豪，并造成了某些错误和缺点与巨大胜利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气氛，认为这些错误的不良后果可以用党和苏联社会不断增长的巨大生命力得到迅速弥补”。
错误和违法行为确实存在，但是并非只是斯大林一人有过错。我们每个人，每个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其中包括赫鲁晓夫，都各有各的过错。但是赫鲁晓夫非但不承认自己有过错，反而对斯大林的过错进行津津有味的夸大，以文学的形式进行编造臆想，用斯大林的错误和专横事实进行投机，有意无意地为敌人提供了败坏对苏联人民和国际无产阶级有伟大功劳的斯大林的名声，使我们的党和整个苏维埃无产阶级专政制度蒙受耻辱。
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你们在二十大上没有对此进行干预?”可以对上面说过的话做出主要补充：“我们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要的布尔什维克和列宁主义的核心，关心的是主要任务——保持党和中央委员会的团结。这决定了我们必须持谨慎态度。要我说是过于软弱，这表现在对中央委员会报告的某些论点的批评上，找不出应有的、更为正确的措词，尤其是在第6部分。这决定了我们在代表大会上没有就追加的、突如其来的《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报告发表我们的看法。我们每个人都担心这样作会破坏党和中央委员会的团结。当然可以批评我们的这种行为，但这是迫不得已的行为，因为我们关心的主要东西是保持党和中央委员会的团结。还有，许多年中我们一直是反对进行派别活动的列宁主义战士。作为领导集体——政治局的成员，除了官方联系以外我们从来没有在个别或私下谈论过政治局的问题。无论是在二十大上或是在后来的年代里，我们都忠诚于十大关于保持党的团结和不许搞派别活动的列宁主义决议。赫鲁晓夫利用了我们不搞派别活动这一点，而自己却实际上建立了自己的一派，成为背着正式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一个有组织的中心。这表现在，例如，不经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集体讨论，或者在二十大后甚至不给任何主席团成员打招呼，就采取了“推倒”死去的斯大林、毁灭斯大林的所有雕像和纪念像(其中一些是有很高价值的艺术品)的“英雄”壮举。命令是在对一些主席团成员(包括对我)保密的情况下发出的。大概，那些毁灭行动的拥护者不在此列。还有，把图书馆里的斯大林的书没收，把其中大部分销毁，其中包括《论列宁主义基础》这样的奠基性经典著作。
最后，把斯大林的灵柩“夜间”从陵墓中移出——也没有经过讨论，甚至没有向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大部分成员打招呼。
敌对分子和持不同政见分子可能会对赫鲁晓夫的“灵活性”大加赞扬。但是，这不是他灵活和我们不灵活的问题。这只不过是在20年代就是个托洛茨基分子的赫鲁晓夫托洛茨基主义的故态复萌。
如果说以前我们觉得没有必要提起赫鲁晓夫过去所造下的托洛茨基主义罪孽和斯大林原谅过他，那么今天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从他对死去的斯大林的过火行为和作法中，可以看出和说明他过去的托洛茨基主义罪孽和托洛茨基式复仇心理的残余。
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有必要克服所谓的“个人迷信”，克服过去有过的错误及其后果。但不需要像赫鲁晓夫那样，在自己的“特别”报告中耸人听闻地进行小市民式的资产阶级的大喊大叫，声嘶力竭地强调自己在这方面的臭名昭著的作用。在列宁主义党性和列宁主义的党的生活范围内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用不着小市民式的大声喧染，不给党和国家造成损害。
中央委员会关于个人迷信的决定并非尽善尽美，对此不能估价过高。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它在对个人迷信进行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阶级的解释方面，在帮助党员、工人阶级和劳动者更深刻、更正确地理解个人迷信问题及其造成危害的本质方面，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这必然对其他国家的兄弟党有良好的影响。这一点在今天尤为重要，因为如同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中所正确指出的那样：“最近，资产阶级的报刊掀起一场广泛的、极尽诬蔑之能事的反苏运动。反动集团企图利用与苏联共产党谴责斯大林个人迷信有关的某些事实作为反苏运动的借口”。
直到现在(70～80年代)，反苏分子、反共分子、帝国主义的走狗继续利用“约·维·斯大林个人迷信”问题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威望和国力，讨好帝国主义和战争贩子。敌人将其“火力”集中在攻击基础的基础——为社会主义胜利而斗争和整个无产阶级政权制度上。
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辩护士们把自己装扮成“人道主义者”，而他们自己则同时支持资产阶级剥削者对工人的野蛮专横和对各国人民的血醒镇压。他们利用批评我们的错误作为破坏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捍卫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作为破坏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借口。
无产阶级革命者应该永远懂得，正是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武装干涉、阴谋和颠复破坏活动才迫使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克党采取必要的极端的斗争措施。也就是在这场斗争中犯下了错误和过失。不认识、理解、考虑和接受那场十分激烈，难以置信的艰难斗争的历史事实，就不能正确理解所犯的错误。俄罗斯千百万工人、农民、劳动者在党及其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同不仅得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帮助、而且得到了我们队伍中蜕化变质的狂妄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帮助的国内的外国帝国主义分子、武装干涉者、白匪、反革命分子、阴谋家、间谍、破坏分子进行艰难的斗争。不能以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曾经是党员为借口来袒护他们。要知道连孟什维克也曾经是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可是经过10～12年、40年后变成了反革命分子。
这是一场拯救革命、拯救社会主义和苏维埃国家的斗争。在这场同真正敌人的斗争中，有过过火行为、错误和滥用权力。党谴责了这些行为并采取措施防止今后重演。
斯大林是反对沙皇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及其走狗、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捍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了十月革命、苏维埃国家的胜利，为了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为了在卫国战争中粉碎法西斯侵略者的战士。在总结斯大林的生活和活动时，首先必须不重复帝国主义的中伤和谣言，以革命的、科学的、党的、列宁主义的态度对正反两方面都作出应有的评价。
不要用资产阶级的大喊大叫，不要耸人听闻，不要过分夸张，不能用错误和缺点来偷换斯大林为党、人民和国家所立下的所有历史丰功伟绩。


卡冈诺维奇谈赫鲁晓夫的个人品质
我认为有必要回答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有些同志经常向我提起，有的甚至为此而批评我，说我多年来一直是提拔赫鲁晓夫的主要人物之一。
我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一名书记，分管干部工作，也提拔了许多能干的人，特别是从工人中间。赫鲁晓夫的问题是这样：1925年，我以重新当选的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身份，从哈尔科夫来到我们的工业中心顿巴斯，首先来到尤佐夫卡，革命前我在那儿的地下组织工作过。我参观了许多矿井、工厂、农村和地区之后，参加了州党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大会代表赫鲁晓夫同志来找我。他对我说：“您不认识我，可我认识您。1917年，您化名科舍罗维奇同志……到我们这里来过。我有一个个人问题想找您谈谈。我在这里工作很困难。原因是1923～1924年期间，我支持过托洛茨基分子的发言，但到1924年年底，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承认了，我甚至被选为区委书记。但他们对我总是揪住不放，特别是州委的莫依谢延科同志。我们代表团推举我参加大会主席团，让他们给顶了回去。看来，他们不会在这里给我分配工作了。我请求您，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帮个忙，把我调到别的地方。”
赫鲁晓夫给我留下了好印象。我喜欢他能坦率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并清醒地估计到自己面临的处境。我答应回到哈尔科夫之后考虑他的工作调动问题。此后不久，我的助手向我报告说，从顿巴斯来的赫鲁晓夫同志直接从火车站打来电话，要求您接见他。我说，那就让他来吧，我马上接见。我还记得他非常感谢我立即接见了他。他说：“我还以为得等很长时间呢。”
我发现他脸色苍白，就问：“您大概直接从火车站来。还饿着肚子吧？”他笑着告诉我：“看来您猜对了，我真的好久没有吃东西了。”“哪您就先吃饭吧。随后我们再谈。”
给他送来了火腿面包，他吃得真香。我问他：“如果我们把您安排到中央委员会，担任中央委员会组织指导部的指导员，然后根据情况再派您去搞地方工作，您看怎么样？”他说：“这对我已经够好的了，一到哈尔科夫我就进了中央机关。既然您已经发表了这样的意见，那我将非常感谢您的信任，当然同意。”
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他很能干。当我知道基辅州需要新干部时，就把他派到基辅担任中央委员会指导员。他在那里被选为州委组织部部长，并一直工作到1929年。
此时，我又在莫斯科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工作。1929年，又有人向我报告说赫鲁晓夫同志已经从基辅来了，要求您接见。我马上接见了他，他的要求是支持他上斯大林工业学院。他说：“我只是在工厂里学了一点文化，而且没有毕业，就被派去干党务工作。现在我想在工业学院学到毕业。我可能过不了入学考试这一关，我恳请您帮个忙，给我一点照顾，学习我一定能赶上。”在工业学院学习的大部分是经济工作者，他们在入学考试时也得到一定的照顾。我与古比雪夫和莫洛托夫商量了一下，就打了一个电话，要求工业学院接收赫鲁晓夫入学。
1930年，当我被选为莫斯科州委书记并兼任中央委员会书记时，我不得不处理工业学院党支部的问题——那里的工作搞得不好。参加支部积极分子会议时，我听到了对支委会及其书记工作不满的许多意见。赫鲁晓夫也发了言。我们同区委商量以后，决定提拔赫鲁晓夫同志担任支部书记。此时与右倾主义的斗争尖锐化，赫鲁晓夫在这场斗争中表现很好。鲍曼区党代表大会重新选举了区委员会，赫鲁晓夫同志被选为区委第一书记。过了一段时间，另一个比较大的区——红色普列斯尼亚区需要一名新书记，我们决定提拔赫鲁晓夫同志担任该区区委书记。又过了一段时间，莫斯科州委缺一名第二书记，我作为第一书记就提拔了赫鲁晓夫同志，后来，赫鲁晓夫又被提拔为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莫斯科市委当时属州委领导，因此赫鲁晓夫保留了莫斯科州委书记的职务)。
我还记得我就这个问题与斯大林同志商量时的情景。我告诉他，赫鲁晓夫是一位好干部，同时也提到赫鲁晓夫在1923～1924年期间历史上与托洛茨基份子的一些纠葛。斯大林同志问：“他改正错误了没有?”我回答说：“不仅改正了，而且还积极同他们进行了斗争。”斯大林说：“那就提拔吧，何况他是一位好同志。”我还记得随后我在斯大林家里吃午饭时，他问妻子(她当时也在工业学院学习)：“娜佳，工业学院的赫鲁晓夫，就是你经常对我说起的那个好干部?”她回答说：“是的，他是一名好干部。”后来赫鲁晓夫同志被召到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开会，斯大林同志说：“至于您过去所犯的错误，您在大会选举时要讲清楚。卡冈诺维奇同志会说，中央委员会知道这个问题，信任赫鲁晓夫同志。”后来也是这么办的。
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干得很好，没有辜负党的信任。在莫斯科工作了一个时期后，中央委员会派他到乌克兰担任联共(布)乌克兰中央第一书记兼人民委员会主席。他对乌克兰的发展，在工业化、集体化以及对敌斗争中，包括与托洛茨基分子，右倾分子和民族主义分子的斗争中都做了不少工作。同其他人一样，他当然也有一些缺点和错误。卫国战争期间，赫鲁晓夫在几个方面军都担任过军事委员，表现不错。
1947年，联共(布)党中央考虑到乌克兰的复杂形势，认为有必要将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分开。党中央把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政治局委员拉·莫·卡冈诺维奇同志派到乌克兰，担任乌克兰联共(布)党中央第一书记。我记得赫鲁晓夫对联共(布)党中央的这一决定感到不快，也许是感到伤心。尽管这样，他还是非常高兴地迎接了我本人。他对我说：“我非常高兴派您担任第一书记。”我当然向他保证，说我的任务是帮助他和联共(布)乌克兰党中央。事情也确实是这样，我们配合得很好。
我从乌克兰返回莫斯科后，向斯大林同志报告说乌克兰的形势已经好转，但仍有一定的困难。我请求给乌克兰一些补充援助。斯大林对此非常重视，并且提供了援助。此后斯大林同志向我询问赫鲁晓夫的情况，我给他做了客观的、正面的评价，并指出，他同大家一样，当然有一些缺点。我特别指出他的过分自信、自以为是的缺点已经露头。但他已经成长为高级领导干部，还能继续发展。
应当说，斯大林此时正在紧张地物色和发现能干的人。例如，他十分注意和重视别尔乌辛、柯西金和马林科夫。当我们把担任莫斯科州委组织部长的马林科夫调来之前，斯大林已经注意到他。斯大林先让他担任中央委员会组织指导部副部长，后又担任部长。斯大林此时确实也注意到了赫鲁晓夫。
不久，中央委员会把赫鲁晓夫从乌克兰调到莫斯科担任莫斯科州委书记，后来又担任中央委员会书记。
此外，斯大林从50年代初期开始接近赫鲁晓夫。从1951～1952年到斯大林逝世之前，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和贝利亚，一直是斯大林近郊别墅的常客。
现在还有人问我，你举荐赫鲁晓夫后悔不后悔？我回答说，不，我不后悔。他是在我的眼皮子底下，从1925年开始成长为边疆区和州一级重要领导人的。尽管他也有缺点和错误，但仍然为我们的国家和党做了许多好事，况且谁能无过呢？但是，联共(布)党中央第一书记这座“高塔”对他来说是太高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不是提拔他的倡议人，尽管我也投了“赞成”票。)有些人一旦身居高位就头脑发昏，赫鲁晓夫就是这样的人。他开始颐指气使。这不仅对他，而是对党和国家特别危险。况且他的坚定性、文化理论修养明显欠缺。他先前具有的谦虚谨慎、自我修养都丢到一边，主观主义，自以为是、自恃高明支配了他的行动，这样做不会有好下场。这些还有其他种种因素使赫鲁晓夫从高塔上摔了下来。上述关于赫鲁晓夫的几段文字是我在不知道已经发表了赫鲁晓夫《回忆录》之前写的，当莫斯科已经出现在美国出版的《回忆录》时，我没有读它，因为我在莫斯科搞不到。
当我问莫洛托夫同志，他是否读过这些回忆录时，他告诉我说他读过。他在回答我的问题——评价如何时，对我说：“这是一个反党文件。”于是我又问：“难道赫鲁晓夫会堕落到如此地步？”莫洛托夫回答说：“是的，是的。他出于仇恨，由于国家领导人……职务的结束，他在政治上，对党的态度上都堕落到深渊。”当时我以遗憾、愤怒之情说：“是呀，这非常痛心。”莫洛托夫对我说：“……特别是您，是您提拔他的。”我说：“是呀，是我提拔的，但我把他提拔到一定级别，这也是真的，我当时已经预见到……他胜任不了这种工作，他肯定得倒台，是你们大家，其中包括你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接受了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的这一建议。”
读了公开发表在《星火》上的所谓的赫鲁晓夫回忆录之后，我深信莫洛托夫的评价是正确的。为了不使自己堕落到哭喊“我是贱货”的娼妇的地步，我已经不能对莫洛托夫做出回答。我个人对赫鲁晓夫还存在一丝好感，看来我错了。原来他不是一条普通的变色龙，而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惯犯”，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卡冈诺维奇谈苏联的经济和政治改革
现在，当我们的苏维埃社会主义祖国正处于艰难的经济和政治状态之中时，对早年的事件进行回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每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每个劳动公民，内心真是感慨万千，甚至是忧心忡忡。国内的经济、政治危机不断发展，劳动者的物质和文化状况不断恶化。
我原打算在自己的《前事不忘》这本书里单独就此写一章，但当我写到1985～1991年时，担心我天生的宽宏大量最终会丧失殆尽。我决定打破时间的顺序，哪怕简单地就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和政治形势发表一些意见。
自从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宣布旨在改善国内形势的“改革”以来，已经过去了六年多的时间。在此期间通过了许多重要的、正确的或不正确的决定和法令。坦诚地说，形势一年比一年坏。形形色色的人，各种各样的集团对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做了五花八门的解释，也相应地开出了各自的灵丹妙药。
我不想分析这些灵丹妙药，何况我已经失去视力，在失明状态下写作，我只打算就一些主要观点进行剖析。
第一类人将一切都怪罪于改革思想和改革意图本身。毫无疑问，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这些人中间既有不愿改革，害怕失去既得利益的官僚，也有惧怕一切新生事物、思想保守的人，还有对新生事物不理解，不愿意再学习或继续学习，不愿意把自己的专业知识提高到改革要求的人。
对这些人应当按照不同的方法加以对待：对前者应当揭露，对后者应当提高他们学习专业知识的自觉性。不能不加区分地把由于知识缺乏，不会改革的正直的工作人员当成官僚主义者、保守分子加以侮辱。
大家都应当明白，改革不是主观臆想，党总是处在一定的改革阶段。
生活不能止步不前，它总是在前进。谁落后于要求，就会被生活所淘汰，因此应当更多地学习，学习理论和实践。
工人、老人和青年、农民、职员、大小领导干部甚至是科学家，大家都应该学习实践和学会传授知识，将大学生、工程师、农艺师的专业知识提高到一个较高的水平。
根据干部的知识，在实践中应用知识的能力和政绩挑选干部，提高他们，从物质上和思想上关心他们。可以说，这是重中之重的任务，此事不能拖延。少说一些关于人的因素重要的漂亮话，雷厉风行地多干一些发挥这一重要因素的实事。
第二类寻找原因和开灵丹妙药的人正确地提出，错误并不在于改革思想本身，而在于改革过程中犯了错误，不能令人满意。
这句话, 是正确的。但在这类人中间也有不少预言家，他们对错误原因做出不同的解释。
一部分人将错误归结于过去旧的管理和经营机制已经破坏，而新的机制尚未建立，(或者已经选定)，但尚不协调。这种观点是对的，但是，第一，为什么在没有准备好新机制的情况下把旧机制给破坏了；第二，建立新机制的系统和计划甚至尚未深思熟虑；第三，原则路线本身出现了大的矛盾和摇摆，用一个决议代替另一个决议，使改革的执行者无所适从。
另一部分人错误地认为，政府的行动不彻底、迟缓、不果断。这是确定危机原因和根源的第三类人的观点，他们是一帮伪装的政治家。
这帮人我们并不陌生，他们今天却把自己装扮成革新者。实际上，这帮人是要消灭苏联，消灭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复辟旧的革命前的秩序和制度，恢复对工人、农民、劳动人民的奴役。不能低估这帮人的危险性，他们是多元化的暴风雨之后滋生的毒蘑菇、蛤蟆菌。
共产党和政府宣布扩大民主，公开性，多元化乃至多党制，其目的是提高诚实的苏联人的积极性，发展国家的经济和文化，改善人民的状况。但这帮人利用这一口号同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斗争，他们要改朝换代，甚至建立君主制。他们高喊：我们没有社会主义的敌人，这些都是斯大林的领导臆造的。现在很清楚，他们伪装得很巧妙，原来以为他们已经死亡，实际上仍然存在，有的竟披着专家教授的外衣。我们当然不能对多党制生长的毒蘑菇良莠不分。我们还能就克服国内危机开展创造性的工作，与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找到共同立场。
共产党并不拒绝这样做。但对那些卑鄙、阴险地利用国内的严重形势，企图破坏苏维埃国家和社会主义，帮助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辩护士的人，就得进行斗争，严肃尖锐地予以揭露，从思想上、政治上揭露这些复活的或滋生的所谓的白匪的“死魂灵”。全部危险在于他们并不同我们进行公开的斗争，而是伪装起来，假装同情真正受苦的人们并以此欺骗容易轻信的人，唆使他们反对党。他们现在反对的已经不是斯大林及其战友，而是列宁和十月革命。毋庸讳言，劳动人民中间也有不少人，特别是缺乏经验的青年，事实上已经有不少人在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我们英雄的列宁主义的党。而党为了改变旧俄罗斯和其他共和国的面貌，做了大量工作。
党和党中央的错误在于宣布政治改革之后，没有估计到在正面力量上升的同时，敌对社会主义的消极力量也沉渣泛起。党的领导并没有动员共产党员积极支持正面力量，也没有与消极和敌对力量做斗争，而是放任自流，听之任之，从而导致了共产党员解除武装和消极被动。
这并不是一个实践性错误，而是一个原则性错误，在事关党的路线问题上还犯了其他原则性错误。诚然，最近一次中央全会之后党员开始积极行动起来，天知道事情今后将如何继续发展，因为进一步，退一步的现象屡见不鲜。
为了比较清楚地搞清过去六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有必要将它们按阶段划分。
过去的六年按其内容，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或者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5～1987年——苏共中央四月全会和党的第二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二阶段：1987～1988年——党的第十九次代表会议。
第三阶段：党的第二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四阶段：1990～1991年。
每个阶段的特点是原则性政治决定的内容相互矛盾。
分析这些阶段，对查明衰退的原因，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原因作用巨大。
这是一项工作量很大的科研工作，一个人(何况是失去视力的人)是难以胜任的。因此我只做一个相对的分析和评价、尝试着画一个简单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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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米哈伊洛夫，时任苏联国家出版委员会主席。
[2]一个叫做斯图亚特·卡冈的人在美国写了一本传记体的小说，中译本书名《克里姆林宫的狼》。作者称自己是卡冈诺维奇居住在美国的侄子，1981年曾到过苏联，在莫斯科见到了卡冈诺维奇。此书大部分材料是卡冈诺维奇提供的。卡冈诺维奇给葛罗米柯的这封信就是为否定这件事而写的。不过，在苏联时期这类否定往往真假难辨，读者只能认真考订上面提到的书，才好判断。
[3]根据南斯拉夫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一书说：赫鲁晓夫于1957年7月3日接见各国使节时，向他们介绍了苏共1957年六月会议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