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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反对派”与列宁的论战   

最近,一些私营企业主殴打、虐待工人的事件屡屡发生;在国营企业,虽然 对工人的人身伤害事件不多,但作为企业名义上的主人,完全处于无权的地位— —别说对工厂的命运,就是最起码的生存权益也完全掌握在厂长经理手里,工人 的社会处境越来越令人担忧。   于是一些媒体开始谈论工人权益的保护问题,并且涉及到当今中国工会组织 的改革问题。   

近日,在某媒体上看到一篇文章,涉及到这个问题:   工会的关键人物是工会主席。传统的工会主席是企业的领导,工人即使受到 不公正的待遇,工会主席的待遇也不变,工会主席的利益和工人是分离开的。   

可在私营企业里,哪个老板愿意花钱养一个主子,即或是说,老板们愿意养 一个主子,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工会主席们很可能调转枪口对付工人的合法要求。 那工人岂不是更惨。   所以,工会是行政部门和工会主席是行政职务的属性,注定了工会在企业里 消失的命运。   尽管此文只是就私营企业殴打工人的事,发了一点儿感慨,却引发出一个更 加沉重的感慨——   

这些年,我们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经济增长率,我们谈市场经济,谈加入WTO 对中国挑战,我们对国有企业的命运忧心忡忡……然而,我们的专家学者对工人 生活状况和命运表示过关注吗?   这里涉及到了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在一个仍然被称为社会主义的国家, 工人的生存状态、社会地位,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有没有必然的联系?   这个问题几乎是伴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而产生的,它曾经为一些无产阶 级理论家、政治家所高度关注,并且引发过一次关系到无产阶级国家前途命运的 论战和政治斗争。   

甚至可以这样说,社会主义国家半个多世纪的沧桑、蜕变,无不与这场政治 斗争的结局有关……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以全俄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亚。施略普尼柯夫和 苏共杰出的女革命家亚。米。柯伦泰为首的“工人反对派”,在联共第十次代表 大会上,重申了联共党纲中关于“工会应当做到把统一经济整体的全部国民经济 的全部管理切实集中到自己手中。”①的工人自治原则。   “工人反对派”提出,“我们要消灭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和国家经济部门 中的官僚主义”,要求“把国家工会化”;甚至提出:“工人阶级的最高形式不 是党而是工会。”   在这次会上,“工人反对派”公开反对“一长制”,“反对党在政治上的最 高权力”,认为这是苏维埃政权开始蜕化变质的主要原因……   “工人反对派”的立场遭到了列宁的坚决抵制。   

列宁正是“一长制”的提倡者。列宁认为:“任何大机器工业——即社会主 义物质的、生产的泉源和基础——都要求无条件和最严格的统一意志……怎样才 能保证意志有最严格的统一呢?这就只有使成百成千人的意志,服从于一个人的 意志。”②   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的盟友托洛茨基则更加激进,他提出“劳动军事化”的口 号,说劳动“对全国来说是义务性的,对每个工人来说是强制性的,这就是社会 主义的基础。”   

“工人反对派”却坚持工会对工厂和国家的管理权力。他门认为,集体管理 是“是无产阶级的、有别于所有其他社会阶级的、特殊的、独树一帜的标志。它 是最民主的组织原则。”   柯伦泰对“一长制”的反驳更为尖锐,她说,如果“不相信工人集体的创造 能力”那就必然“鼓吹这样一种幼稚可笑的信念,即可以通过官僚主义方法实现 共产主义。”   

奥新斯基则在报上撰文,发出了在今天看来绝非危言耸听的预言性警告:   “我们赞成凭工人自己的阶级创造力来建设无产阶级社会,而不是凭借”工 人巨头“的旨意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以信赖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能和积极的阶 级能动性为出发点。假如无产阶级本身都不知道怎样为社会主义劳动创造必要的 先进条件,那么就没有任何人能为无产阶级做到这点。任何人不能强迫无产阶级 这样做。如果对工人举起大棒,那么这根大棒不是握在另一个社会势力手中,就 是握在苏维埃政权的手中……到那时,苏维埃政权就将把自己毁掉,而不成其为 无产阶级专政了。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组织必须由工人阶级自己去创建,否则就 根本创建不起来;某种别的东西会被创建起来,那就是国家资本主义”。③   在这场关于集体管理还是“一长制”,工会管理还是国家管理的争论中,几 乎“所有的工会代表都倾向于集体管理,而所有我党领袖都反对这一点,因为他 们都喜欢从国家体制的角度来评价一切事物。”  

 1920年元月,列宁与托洛茨基联合起来,极力要求参加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 的党员接受“一长制”和“劳动军事化”的建议,然而在60多名党员代表中,只 有两人支持他们。“列宁在过去从来没有遭到过这样断然的拒绝。”   在这场党的领袖和工会的领袖的分歧中,我们看到了工人阶级与它自己的政 党之间的第一次对抗。   党战胜了工人阶级。联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之后不久,“工人反对派”被宣布 为非法组织。   八十年过去了,历史非常残酷的证实了当年“工人反对派”的预言——国家 垄断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冷酷的官僚主义权力最终埋葬了社会主义。   这是工人阶级的不幸——今天,工人阶级所面临的已经不是如何取得对工厂 和社会的管理权力,而是连自己的生存权也无力保障的无奈;甚至连这个问题的 提出和思考已很难由工人阶级自己来进行了……   那么,在精英辈出的中国学术界,还有人屑于这个与学问几乎无关的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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