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非龙在天 转贴自：兴华论坛

西方人所看到的苏联社会，通常是铺天盖地的标语，巨大的领袖画像和雕塑，没完没了的会议，慷慨激昂的发言等等。于是他们就把这一切当成是苏联社会的本质，并且据此得出结论：第一，苏联是马列主义统治的、铁板一块的社会；第二，这个铁板一块的社会，从1917年以来就是如此。所以，当他们看到苏联这铁房子几乎在一夜间分崩离析，不免惊诧莫名了。
事实上，苏联社会并不是铁板一块，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苏维埃俄国并非刚生下来就是一个古板的马列主义老太太。在20年代，知识分子亨有广泛的自由。直到1929年，苏联文化界还像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那么充满活力和自由。沙俄时代的旧文人还能安心工作；知识分子还能把头探出国界外呼吸西方的空气。在社会科学方面，马列主义尽管占据主导地位却并不僵化。在社会政策方面党继续保持革命理想。
但是，随着经济和政治的变化，苏联的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斯大林的党悄悄地把社会主义目标连同列宁的遗体一起埋藏，而仅仅致力于维持党的稳定和权威，致力于建立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为了给已落空的革命希望一个说法，在三十年代，斯大林政权对意识形态进行了一次彻底的修正。
这次转变，表现在文学和艺术上，是拉普和其他极端马克思主义文艺组织的清洗，以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的确立。在历史学方面，到1934年已倒退到传统的“国王－战争”模式，并且给沙皇俄国恢复了名誉。心理学方面，逐渐从强调环境的条件作用转变到强调个人的意志和责任。政治学家也跟在斯大林屁股后亦步亦趋，1937年后他们拼命论证国家是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主要工具，同时也是抵抗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主要工具，只要这些需要存在，国家就不会消亡。
在社会政策上也有了相应的变化。由于党发现仅仅靠强制还不足以激发无产阶级的积极性，因此它逐渐转向建立传统的政治秩序：对国家和法律的美化；对阶级分化的鼓励；作为激励因素的收入差别；传统的权威式的家庭；最后还有教育政策的转变，目的是培养适应新的官僚主义工业秩序所需的既自信又顺从的性格。

在文学和艺术方面，1929年，党开始把作家组织在极端马列主义的文学团体——拉普的旗下。拉普把所谓无产阶级文学的标准强加给所有作家，有异议者都受到了批判，甚至包括著名的无产阶级诗人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这促使他在1930年自杀了。
1932年，党突然变得因循守旧。极端的“无产阶级”政策变成了反马克思主义，拉普被解散，其领导人成为替罪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新官方路线，很快推广到其他艺术形式上。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的特征是：满怀热情的民族主义；感情多于理性分析的批评；迎合大众的趣味。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任何背离都会被扣上“形式主义”的帽子。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定义下，好和坏被刻板地规定了，没有什么价值的连续，也不存在中间路线。对群众而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看上去是为了让人民和政权同心同德，也为了在幻想中满足他们对权力的渴望和对控制自己命运的梦想，以及刺激他们参与政权实行的目标的热情。
其他艺术领域的命运也大同小异：最初都经历了始于1929年的无产阶级宣传的时期，续而遭遇了一次或多或少总有点忽然的变化，从激进的无产阶级内容转变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传统主义上了。

1931年以前苏联教育思想界存在百花齐放的局面。直到1929年还担任教育人民委员的卢那察尔斯基，是激进的教育方法的倡议者，这些方法后来在西方流行起来。为了使教育适应经济发展的紧急需要，党在1931年底采取了行动。它批评学校消亡的理论是“左的机会主义”；批判激进的教学方法；以放弃工艺和技术训练为代价，重新建立起单独的传统科目的教学；恢复老式的纪律和等级。
在1932-1934年间，教育向传统复归的趋势仍在继续，并且扩展到高等教育领域。1936年７月的法令废除了“教育”的科学（儿童成长心理学），因为它强调诸如遗传和环境因素等“宿命论决定作用”，忽视了据说通过直接地规范个性而激发的巨大的潜能。1937年废除了学校中的技术训练，并且退回到传统科目的完全的教育。在教育政策的这一变化，反映出在知识分子和群众之间存在的差别正逐渐被接受，它还标志着，消除脑体差别的理想，尽管口头上还在坚持，但是实际上已被抛弃了。

政治学领域的变化更深刻地诠释了政权的蜕变。1929年之前，党原本以为，无产阶级国家是过渡时期为镇压旧资产阶级的抵抗所必要的罪恶。当社会主义建成后，国家将消亡。
为了推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和集体化，党和国家把社会和文化的种种方面都置于控制之下。同时，斯大林开始在理论上强化国家的职能。1930年6月，斯大林在党的十六大上提出：“我们在致力于国家的灭亡，同时，我们坚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它是至今存在的所有国家形式中最有力、最强大的统治。我们越是把国家的力量发展到极致，为国家的灭亡所准备的条件就越充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这是ˋ矛盾ˊ的吗？是的，这是ˋ矛盾的ˊ。但这个矛盾是活生生的事实，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彻底反映”。
1936年的苏联新宪法宣布阶级已消失，阶级剥削已不存在。在此同时，无产阶级专政不但没有减弱而且加强了。斯大林避而不谈苏联社会犯罪的社会根源，却大谈不断加强政治镇压的必要性：“国家要求保护社会主义财产，防止盗贼与小偷危害人民财产职能，以取代镇压的职能”。最重要的是，国家不得不承担起国防的责任。
那么，在达到“共产主义”阶段后，国家是否就会“消亡”呢？斯大林说，如果“资本主义环境”继续存在，国家就不会消亡。如果有需要，这个“忠诚的学生”是不在意修正导师的“失误”的。斯大林说：“一般来说，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灭亡的普遍原理，不能放到一个孤立国家的社会主义胜利这个特殊的例子中”。

在社会风俗方面，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开始破坏对旧社会的遗产——包括传统家庭。早期措施包括：使婚姻世俗化；宣布男女完全平等；限制父母的权威；使堕胎合法化；规定离婚只要一方提出要求就有效。那时自由恋爱受到提倡，多数人希望家庭“逐渐消亡”，成为一个完全不定形的联合体。根据这种理论，1927年的法规规定，同居或者未登记的婚姻在法律上和登记的婚姻同等。
在一五计划期间，党加强了对传统家庭的批评。那时的建筑物甚至被设计成公用的，而不是供单个家庭使用。禁欲主义发展起来。
在1935年和1936年苏联的家庭政策转了180度大弯。原因在于出生率的下降，离婚率的上升，以及严重的少年犯罪问题，这原本是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所导致的，但是党归咎于早期的解放家庭的政策，于是他们把家庭说成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支柱，而把“自由恋爱”说成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的货色”。社会主义下的家庭不但不会消亡，而且还会得到加强。1936年６月２７日的法律禁止非医疗性堕胎，给大家庭发特别津贴，离婚必须通过合法程序，并且付一笔补偿费。
二战时期传统家庭进一步得到了加强。表现之一就是对孩子的自由的限制和家长权威的加强。1934年规定，１６岁以下的孩子不许看晚间的戏剧演出。1945年３月的继承法给家长以更大的处理财产的权力。1943年在中学废除了男女同校制度，声称要使男孩子们更容易接受军事训练，使女孩子们更容易接受家庭训练。
1944年７月８日的一顶法令规定，离婚必须通过十分严格的司法程序，还得交一笔数额很高的赔偿金。未登记的或者是同居的婚姻不被承认是合法的。私生子无权继承父亲的财产，作为替代，他们可以得到国家的补助金。最为意味深长的是给那些养育了十个以上的小孩的母亲发奖章和授以“苏联英雄母亲”荣誉称号。在物质方面，作为一种激励措施，给有三个以上的孩子的家庭发补助；而对小家庭或单身的人，则特地课以两倍的税。
苏联政权的目标不仅仅是为了社会关系的稳固，而是为了鼓励一定模式的家庭，从而为特定类型的国家服务。此外，本身就是传统主义者的领导集团，发现传统的家庭关系乃至人际关系，更适合于他们要建立的传统政治结构。

平等的理想深深植根于西方和俄国的革命传统。列宁在革命前所写的《国家与革命》一书认为：应使官员的薪金与工人的工资保持同一水平；选举群众去掌握管理职能；废除站在大众头上的官僚机构。
但是，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后不得不重新启用经验丰富的“资产阶级专家”，包括前沙皇官员和军官。党根据他们的技能付给他们优厚的报酬。党逐步重建了官僚机构体系。尽管如此，到1920年，苏俄实现了几乎是彻底的平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通货膨胀和匮乏使城市居民的定额供应降到了一个共同的水平。真正的工厂工资的最高额与最低额的幅度是微不足道的。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尽管导致了社会分化的加快，但党员的个人收入仍保持“党员最高定额”的限制。平等的理想仍有效地束缚着进一步的收入差别。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初期，党试图鼓动人民参与“社会主义建设”革命热情。但是没过多久，就不得不用物质奖励取代了底气不足的革命热情。1931年，斯大林批评了“左派的工资平等化的实践”，同时强调货币刺激对于培养技能和提高产量的必要性。1929年放松了党员收入最高定额，随后不公开地取消了最高定额。这件事是党从一个政治运动向一个社会特权集团的演变的重要标志。
1934年，斯大林修正了平等的定义。“每一个列宁主义者都知道”，他说，“在需求和个人生活方面的平等，是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愚蠢，而不属于按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提出了 “干部决定一切” 的口号，这意味着政权的精华是受过良好训练，得到丰厚报酬的管理者。1935年开始的斯达汉诺夫运动进一步扩大了工资差别和物质刺激。
在军队里，1935年恢复了传统的军衔。革命时期的官兵平等风气已无影无踪，党大力强调和对上级的服从。二战未期，肩章回到了肩上，卫队也恢复了，政委成为军事指战员的从属，最后，“红军”改名为“苏军”，从而彻底完成了军队向传统主义路线的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