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17年俄国十月武装起义是布尔什维克党和左派社会革命党联合举行的，因而胜利后在一段时间里曾出现两党联合执政的局面。布尔什维克党在原则上并没有排除其他政党参加政府，因此当时并不排除成立“清一色社会主义政府”的可能性。但由于其他党派要价太高，布尔什维克党也不愿作出让步，谈判最后失败。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苏俄仍然是多党并存，直到20年代初才最后出现一党执政的局面。
【作者简介】郑异凡,男,中共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

一、斯大林的两个论断
人们一直认为，十月革命是布尔什维克党一党夺取的政权，其余政党都是反革命的政党。天经地义，既然布尔什维克一党夺取了政权，也应当由它一党来执掌政权。
此论来自斯大林。我们且来看看他的两段话：
斯大林在其《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有一个著名的论断：“这个政权，一个阶级的政权，只有通过无产阶级和各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首先是和农民劳动群众结合成特种形式的联盟，才能确立并贯彻到底。……这个特种形式的联盟的内容就是：国家的领导者是一个党，即无产阶级的党，即共产党，这个党决不而且也不能和其他政党分掌领导。” [1](p407)
在《联共党史简明教程》的结束语中，斯大林提出另一个论断——除布尔什维克党以外，俄国的各种政党在历史上都是反革命政党。他写道：“党的历史教导我们，如果不打垮那些在工人阶级队伍中进行活动、把工人阶级的落后阶层推进资产阶级怀抱、从而破坏工人阶级的统一的小资产阶级党派，那么无产阶级革命就不能获得胜利。
我们党的历史是同各小资产阶级党派——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作斗争并把它们打垮的历史。不战胜这些党派，不把它们从工人阶级队伍中驱逐出去，就不能达到工人阶级的统一，而没有工人阶级的统一，就不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如果不打垮这些起初主张保存资本主义、到十月革命后又企图恢复资本主义的党派，那就不能保持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战胜外国武装干涉和建成社会主义。
一切为了欺骗人民而自称“革命”的和“社会主义”的党派的小资产阶级党派——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早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就已经成了反革命的政党，后来又变成了外国资产阶级间谍机关的代理人，变成一帮特务、暗害分子、破坏分子、凶手和叛国者，这决不是偶然的。” [1](pp619-620)
这后一段话是对不能分掌政权这前一论断的提出的历史论证。这就是说，俄国历史上只有布尔什维克党是唯一的革命政党，而其他所有政党都是反革命政党，因此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理所当然地只能是布尔什维克党一党执政，独掌政权。
二、1917年俄国各“小资产阶级党派”是“反革命政党”吗？
斯大林在其著作中列举的“小资产阶级党派”主要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我们且看看这两个党派的情况。
直到1917年初，孟什维克同布尔什维克一样，一直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的一派，这两派并没有分裂成两个独立的政党。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面加“（布）”字以示区别，不是像《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说的那样是1912年的事，而是1917年才采取的措施。这就是说，尽管两派存在分歧，但一直共处于作为俄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一党之中，不可能是反革命政党。
1917年5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组织代表会议时约有10万人。[2](p231) 8月19-25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孟什维克统一代表大会，约有党员20万人。会上分为4派：以波特列索夫为首的极端护国派，以策列铁里和唐恩为首的革命护国派，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以一些拥护《新生活报》的人（苏汉诺夫等人）组成的左翼国际主义派。其中的国际主义派同布尔什维克的纲领主张极其相似，所以曾经有两派合并的打算。
此外，普列汉诺夫派在5月底成立全俄社会民主党统一组织。普列汉诺夫不同意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主张，但并没有反对十月革命。
社会革命党是由俄国民粹派演变而来的政党，该党创建于1905年，其纲领规定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社会主义，即实现所有权的社会化，消灭阶级和剥削，有计划地组织全部生产，实现土地社会化，等等。这个党曾经是恩格斯创建的第二国际的成员党。1917年二月革命以后有很大的发展，成员达50多万（另一说法达百万），在苏维埃中有很大的影响。它不仅在农村和外省，而且在一些大城市也拥有巨大影响。在不同时期党内也分裂出不同的派别，1906年就由右翼分裂出来人民社会党 。
二月革命之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在策略和政策上接近，都认定当时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而支持并参加了三届临时政府。临时政府首脑克伦斯基就是社会革命党人。他们在苏维埃中占多数，由于苏维埃的支持，临时政府才得以存在。列宁一度曾经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这就是说，全部政权转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之手！ 显然，这时候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并不是反革命政党。
1923年马尔托夫在国外逝世。《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1923年第3—4期发表了著名党史学家弗·涅夫斯基的悼念文章。文章写道：“马尔托夫逝世了，与俄国社会民主党革命左翼派别、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发自同一渊源的孟什维克流派中残存的那一部分优秀的东西也随之消逝了。马尔托夫逝世了，孟什维克流派中残存的与俄国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真正革命的派别的最后联系也随之消逝了。”“他是一个最有才干的、真正廉洁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他诚心实意地思考过他为俄国工人阶级的斗争所指明的道路。”[3](p309) 对孟什维克的杰出代表人物的这一评价自然是同反革命扯不上的。
1917年6月社会革命党内的左翼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建立“左派组织局”。他们反对同临时政府合作，主张政权归苏维埃。1917年9月，该党左翼领袖斯皮里多诺娃声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对政权的态度同布尔什维克一样，认为唯一可以挽救俄国的办法是将权力转交苏维埃。”[2](p291) 12月左派社会革命党召开代表大会，成立独立的政党。在1918年年中约有党员8万人。该党同布尔什维克党密切合作，促使农民代表苏维埃同工兵代表苏维埃合并。列宁认为这是代表农民真正愿望和真正利益的政党。

被认作唯一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的布尔什维克党，是在1917年才同孟什维克实际决裂的，这以后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面加上“布”字作为区别。但是同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比起来，其人数不多。二月革命后走出地下状态时仅有24000人，其中彼得格勒约有2000人，莫斯科600人。 召开4月代表会议的时候有8万党员。召开第6次代表大会的时候约有24万党员。后来同包括托洛茨基在内的区联派合并，增加了一批知名人士，壮大了力量，但人数增加得并不多。这样，他们在苏维埃中占少数就不足为奇了——在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有700—800名代表，而布尔什维克只有100多代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一些著名人物参加了临时政府。由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内部存在不同的派别，他们之间的政策主张也各不相同，即使党内有人参加了临时政府，也不能说这个党整个就是反革命政党。例如，社会革命党就整体来说，在战争与和平、土地问题及一些社会经济问题上都同临时政府存在分歧。斯皮里多诺娃甚至曾建议在国内建立社会革命党的一党政权。当时反革命政党是有的，这就是立宪民主党，而同此党联合执政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是妥协党，他们用自己的妥协行动帮助和支持了立宪民主党，但是没有根据认为他们是反革命党。
列宁在《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一文中比较了社会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和布尔什维克党对社会主义的态度，他写道：“(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赞成社会主义，但认为考虑社会主义并立即采取社会主义步骤来实现社会主义为时尚早。”
“（布尔什维克）。赞成社会主义。认为工人等等苏维埃必须立即采取切实可行的步骤来实现社会主义。”[4](p191)
可见这里的分歧根本不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歧，而是什么时候搞社会主义的分歧。
三、十月武装起义——两党联合夺权
历来的说法是，十月武装起义是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广大工人和革命士兵发动和取得胜利的。但是准确地说，并不尽然。武装起义是由布尔什维克党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准确说，是社会革命党中的左派，因为那时左派社会革命党尚未正式成立）共同发起和组织并最后取得胜利的，当然，布尔什维克党起了关键作用。
粉碎科尔尼洛夫叛乱后，彼得格勒苏维埃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了。已经是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之一的托洛茨基担任了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10月12日彼得格勒苏维埃决定成立军事革命委员会，到20日组建完成，共有80多名委员，包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彼得格勒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军事组织、工会、工厂委员会、工人民兵、彼得格勒农民代表苏维埃、赤卫队、芬兰区域委员会、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以及其他革命民主组织的代表。其委员中有53名布尔什维克，21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4名无政府主义者，1名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这是十月武装起义的具体组织和实施机关。10月21日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出了由5人组成的常务局：3名布尔什维克（尼·伊·波德沃伊斯基、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和А.Д.萨多夫斯基），2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巴·叶·拉基米尔和Г.Н. 萨哈尔科夫），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拉济米尔，后来是波德沃伊斯基。[5](p248)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个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情况不甚了了，从以上组成看来，实际上这是一个以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为主的、组织和实施武装起义的机关。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一次会上有人向托洛茨基提问：“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怎样看待军事革命委员会中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托洛茨基回答说：“在军事革命委员会常务局中有5人，两人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拉基米尔和萨哈尔科夫同志。他们在那里工作得很出色，我们同他们没有任何原则分歧。”[6](p153)
关于武装全起义的领导机构问题，除军事革命委员会外，历史上还提到两个。一个是1917年10月10日（23日）成立的“名为政治局的领导起义的政治总部，其成员如下：列宁、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加米涅夫、托洛茨基、索柯里尼柯夫和布勃诺夫。” 这是个有点让人不解的组织，其一，两个反对武装起义的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竟然被列入从政治上领导起义的机关，他们怎么在政治上领导起义！我们知道的是，会后11日他俩发表了反对起义的通告信《论时局》。其二，这个机关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竟然没有被提及，真是有点不可思议。 另一个是“在组织上领导起义的实践总部，其成员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捷尔任斯基、布勃诺夫和乌里茨基。 但是迄今为止，没有看到任何文件记载该总部的实践活动。10月24日起义当天上午召开的是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似乎由加米涅夫主持，听取了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对起义作了具体部署。[7](pp119-121) 但没有任何地方提到这个“实践总部”。并且迄今为止在有关十月革命史的各种著作中对这个总部的活动也没有任何记载。
那么谁是起义的组织者呢？1918年11月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和军事革命委员会在武装起义中的作用作了如下的评价：
“起义的全部实际组织工作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可以坚定地说，无产阶级很快转到苏维埃方面来是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善于做日常工作分不开的，在这些方面党首先并主要应该归功于托洛茨基。”[8](p58)
宣告临时政府已经被推翻的苏维埃政权的第一个文件《告俄国公民书》，就是以“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宣布的。由列宁起草的《告俄国公民书》中宣布：
“临时政府已被推翻。国家政权业已转到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机关，即领导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和卫戍部队的军事革命委员会手中。”[9](p1)
1917年10月25日22点40分召开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大会开幕前共有代表649人，其中布尔什维克390人，社会革命党人193人（右派社会革命党人退出后，仍有179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 ），孟什维克约80人。另外还有一些波兰社会党、乌克兰社会党人的代表等。 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宣读了不承认代表大会拥有全权的声明后退出大会，到市杜马大厦去了，在那里成立了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选出的主席团中有14名布尔什维克 ，7名社会革命党人，3名孟什维克，1名国际主义派。
10月26日（11月8日）代表大会召开晚间会议，选出由101人组成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布尔什维克62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29名。还留下一些名额规定以后由新选出来的农民苏维埃代表和军队组织代表补充之。退出大会的诸党派也有权按照比例选派代表参加中央执行委员会。[10](p268) 后来在11月召开的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会议上，选出108人组成农民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81人），加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担任了部分领导工作：阿尔加索夫和斯维尔德洛夫一起领导外埠局，卡霍夫斯卡娅和沃洛达尔斯基一起领导鼓动局，普罗相和乌里茨基一起主管民族问题，而著名革命家斯皮里多诺娃领导农业部，等等。
会上成立了政府——人民委员会。在组成政府的时候，曾希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由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还在等待右派社会革命人回来，所以没有参加府，于是出现了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列宁当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即使这样，有些政府部门也留下空位，等待其他党派的人选参加，例如交通人民委员就暂缺，留待与铁路工人组织协商。所以列宁在10月29日（11月11日）的中央会议上曾反复说明：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退出了，这不能怪我们。我们曾经建议同他们分掌政权，可是他们却要等与克伦斯基的这场斗争有了结果再说。
我们曾经邀请大家都来参加政府。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声明，他们愿意支持苏维埃政府的政策。至于不同意新政府的纲领这一点，他们连提也不敢提。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由于成了少数才退出的。……他们知道，我们愿意成立苏维埃联合政府。我们没有把任何人排出于苏维埃之外。” [9](pp30-31)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武装起义至少是布尔什维克党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两个党派 联合举行并取得胜利的。在胜利之初这两个党派都进入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虽然是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政府，但这不是布尔什维克党的本意，它是准备成立苏维埃联合政府的。
四、布尔什维克愿意同其他党派分掌政权
——关于“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的争论
这场争论既涉及布尔什维克党内，也涉及其他政党。还在成立政府之初，布尔什维克党内就有人认为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基础太小，不可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他们要求组成有各社会主义党派参加的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者政府。其领头人物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等人。
与此同时，党外关于组织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的呼声也非常高，其代表是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以下简称“全俄铁”）。全俄铁是在1917年7月成立大会上选举产生的，其成员中有14名社会革命党人，6名孟什维克，3名人民社会党人和11名无党派人士。
10月29日全俄铁就政权问题发出紧急电报，说“国内不存在政权……在彼得格勒成立的人民委员会只依靠一个党，不能得到全国的承认和支持。必须建立新的政府……”它要求建立一个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者政府，由从布尔什维克到人民社会党人的所有社会主义政党参加的政府。为此目的，它以举行罢工、停止铁路运行作威胁。
1917年10月29日召开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会议（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未出席），通过扩大政府基础的决定（第1条），同时否决了让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以及其他政党集团进入政府的建议。会议记录如下：
1、表决议案：中央认为必须扩大政府的基础并可以改变其组成。（一致通过）
2、表决提案：政府由中央执行委员会组建并对其负责。（通过）
3、表决提案：我们对所有苏维埃政党包括人民社会党人进入政府一事不提出最后通牒。7票赞同，3票反对。
4、表决提案：同意对各党派候选人有相互提出异议的权利。通过：5票赞成，1票反对，3票弃权。
提议对第5条进行记名表决并征询缺席中央委员的意见。（通过）
第5条记名表决：
赞同：加米涅夫、米柳亭、李可夫、索柯里尼柯夫。
反对：越飞、捷尔任斯基、文特尔、柯仑泰、斯维尔德洛夫、布勃诺夫、乌里茨基。
5、由各退出代表大会的政党按人数比例增补进中央执行委员会。
6、中央执行委员会应当有铁路工会、邮电工会及其他类似组织的代表。[7](pp122—123)
同日，全俄铁召开会议，参加的有各党派的30名代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派出其党内所有派别集团的代表：孟什维克护国派唐恩、艾里克，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马尔托夫和马尔丁诺夫，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亨德尔曼和雅可宾，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柯列加耶夫和马尔金，孟什维克瓦因施泰因（代表拯救祖国与革命委员会），等等。还有全俄农民代表委员会、国家机关职员联合会以及其他组织的某些代表。受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委托，加米涅夫和索柯里尼柯夫以及梁赞诺夫(代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出席了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叫做“制定各党派和组织间协议特别委员会”，以准备关于政权成员和关于中止国内战争的措施的建议。
10月30日该委员会开会。出席会议的有唐恩、瓦因施泰因、加米涅夫、梁赞诺夫等等。委员会通过“关于立即停火和向敌对双方发出停止军事行动的号召”。加米涅夫、索柯里尼柯夫和梁赞诺夫投票赞同这一决议。同日（上午11点和晚上）还在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10月30日晚克伦斯基军队在普尔科沃附近失败。在晚间会议上，加米涅夫重申必须成立由布尔什维克直至人民社会党人参加的联合政府。

10月30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会议一致同意所有社会主义政党在已经成为新政府立法机关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各有1名代表。 列宁和托洛茨基缺席。
但是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又提出把列宁和托洛茨基排除出新政府和不承认10月25日的起义的要求。
11月1日出席委员会的加米涅夫等三人同意成立 “人民会议（совет）”，即取代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新的预备议会。他们没有坚持列宁必须留在政府，反而同他们讨论提名切尔诺夫和阿夫克森齐耶夫担任总理的人选问题。[7](p271)
1917年11月1日布尔什维克党召开中央会议，列宁和托洛茨基出席了这次会议，于是会议的调子开始出现明显的变化。在这以前，加米涅夫在同全俄铁的谈判中基本上是采取对话、调和、妥协的立场，总的目标是设法建立一个有各社会主义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这立场大体上也是此前中央的决定。
这次中央会议明确了几个必须坚持的立场：无论在中央执行委员会还是在政府中，布尔什维克必须占多数。托洛茨基强调：如果我们得不到多数，那就没有必要举行起义。我们必须拥有75%。其次，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位置不能让出。捷尔任斯基和乌里茨基都表示不能让出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职位，其他人选则不必坚持。托洛茨基声明，“我们不能让出列宁的主席职位”。关于同全俄铁的谈判，多数认为不能中断谈判，会上以10票对4票的多数通过不中断谈判的决定。主张谈判者担心，如果中断谈判，各党派就会离去，布尔什维克党会处于孤立的境地。李可夫声明，“如果我们停止谈判，那些支持我们的集团就会离开我们，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加米涅夫进行的谈判是完全正确的。”梁赞诺夫指出，在彼得格勒甚至政权都不在我们手里，而在苏维埃手中，不能回避这一点。如果离开谈判的道路，我们就会孤立无援，完全孤立。我们已经犯了错误——去领导政府并以命名使问题尖锐化，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做，中级官员集团就会跟我们走。其次，他提醒，再过两三天我们就会面临只能发1/4磅面包的局面。如果我们今天拒绝妥协，我们就会失去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失去一切，就会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欺骗了群众，原先我们曾经答应给他们一个苏维埃政府。列宁没有直接反对谈判，但认为加米涅夫的政策必须立即停止。现在不必同全俄铁对话而是需要把军队派往莫斯科。列宁强调：“谈判应当是军事行动的外交掩护。”会议表决是否中止谈判问题时，有4票赞成中止， 10票反对。可以看出，谈判的目的是各不相同的。会议最后通过如下决议：
“根据先前谈判的经验说明，妥协党进行这些谈判目的不是建立联合的苏维埃政权，而是旨在工人和士兵中制造分裂，破坏苏维埃政权并最终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拴在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上。
中央决定：鉴于已经存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准许我党党员今天参加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建立所谓清一色政权的最后尝试，目的是最终揭露这种尝试无法成立，并最终停止关于联合政权的进一步谈判。”[7](pp124—130)
决议实际上等于否决了继续谈判以谋求建立社会主义者政府的可能性。组建政府问题上的分歧，引发了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后的第一个严重政治危机。11月4日加米涅夫、李可夫、米柳亭、季诺维也夫和诺根等5名中央委员宣布退出中央委员会，李可夫等10名人民委员宣布退出人民委员会。
加米涅夫5人在声明中指出：“只有按照我们规定的条件立即达成妥协，才能使无产阶级和革命军队有可能巩固十月革命的成果，巩固新的阵地和积聚力量以继续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我们认为，必须建立这样的政府，以避免继续流血和防止临近的饥荒，防止革命被卡列金的军队所摧毁，保证立宪会议如期召开和切实贯彻第二届工兵代表苏维埃大会所通过的和平纲领。”[7](p135)
李可夫等部分人民委员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上发表声明说：
“我们坚持必须由所有苏维埃政党组成社会主义政府的观点。
我们认为，除此以外只有一条路：用政治恐怖的手段维持纯布尔什维克政府。人民委员会走上了这条道路。我们不能也不愿走这条路。我们看到，这导致把大量无产阶级组织排除出对政治生活的领导，导致建立不负责任的制度和毁灭革命和国家。我们不能对这样的政策负责，因此向中央执行委员会辞去人民委员的称号。”[7](pp136)
在声明上签名的有10人：工商业人民委员维·诺根、内务人民委员李可夫、农业人民委员弗·米柳亭、粮食人民委员泰奥多罗维奇，梁赞诺夫赞同此声明，出版事务委员杰尔贝舍夫、国家印厂委员阿尔布佐夫、赤卫队委员尤列涅夫、劳动部冲突司司长格·费多罗夫[工人部主席]、劳动人民委员部法规司司长尤·拉林。此外还有劳动人民委员亚·施略普尼柯夫表示赞同对形势的分析但不辞职。
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高级领导人员中共有13人坚持建立联合政府，甚至为此不惜辞去所担任的职务。11月4日，中央多数派发表给少数派最后通牒，在上面签名的有10人。[9](pp43-45) 这实际上就是当时党内两派力量的对比。
在11月2日通过的关于党内反对派的决议中，布尔什维克党中央重申：
“中央委员会确认，它没有将任何人排斥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外，即使在目前它也十分愿意让退出的人再回来，愿意承认他们在苏维埃范围内的联合，因此，说什么布尔什维克不愿意同任何人分掌政权，这是彻头彻尾得谎话。
中央委员会提请注意，由布尔什维克党团提出、并经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表示苏维埃要增补前线来的士兵和各地来的农民，因此，硬说布尔什维克政府反对同农民联合，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话。相反，中央委员会声明，我们政府的土地法完全是按社会革命党人的委托书照抄的，这实际证明，布尔什维克有极大的诚意，愿意实现同俄国居民大多数的联合。”[9](p41)
11月4日列宁在回答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质问时说明：
“布尔什维克在革命后的最初几天就建议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加入新政府，但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党团自己拒绝同布尔什维克合作……”[9](p52)
这里有值得注意的提法：布尔什维克愿意同其他党派分掌政权，曾建议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加入新政府，愿意同俄国居民的大多数联合。尽管存在分歧，但全党在以上几点提法上是一致的。
由于全俄铁的主要人员是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因此同全俄铁的谈判和争论，实际上是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争论。谈判没有取得成功。一方面，布尔什维克党内部存在分歧，而后来占主导地位的列宁并不想同其他政党建立联合政府，而只是利用谈判作为军事行动的外交掩护；而另一方面，其他党派要价太高，企图把列宁和托洛茨基排除出政府的领导。在这种情况下，谈判的破裂是必然的。当然，如果联合政府得以成立，有可能把更多的持社会主义取向但有不同政治主张和策略主张的政党及其拥护者联合到一起来，无疑有助于扩大革命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同时由于存在多党相互制约和监督，也可以避免一党独断专行，出现像30年代那样的大规模悲剧。而扩大革命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的问题对布尔什维克党来说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在革命之初，他们经常处于少数或者不多的多数的地位。例如，1917年11月召开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会议，在选出的由108人组成的农民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就占81人，他们加入了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1917年11月12日选举立宪会议，选出715名代表，其中社会革命党人获得绝大多数选票（412人），布尔什维克党获得1/4选票（183人）。这样，布尔什维克党就无法随心所欲地在立宪会议上贯彻自己的主张，这是导致1918年1月布尔什维克党驱散立宪会议的根本原因。

即使联合政府的设想当时没有得到实现，但是作为原则列宁准备同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分掌政权，这是确定无疑的。以后不久的实践也说明了这一点。1917年12月10日7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加入了人民委员会：安·卢·柯列加耶夫担任农业人民委员、普·佩·普罗相任邮电人民委员、伊·扎·斯泰因贝格任司法人民委员、弗·叶·特鲁托夫斯基任地方自治人民委员，费·亚·卡列宁任国有产业人民委员，阿尔加索夫和布里利安托夫获“无任所人民委员”的待遇，在内务人民委员部、财政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工作。他们出席人民委员会会议，拥有表决权。在新的契卡中，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分别担任了正副主席。
从总体上说，直到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发生尖锐对立时为止，布尔什维克同社会革命党人的相互配合是不错的。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内部甚至讨论过将两个主张“社会革命”的政党联合起来的问题。
五、关于布列斯特和约的争论与一党执政局面的形成
与组织政府问题时一样，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党又面对党内外的反对：在党内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在党外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他们的共同论据都是为了实现世界革命反对同德国单独媾和。社会革命党领袖卡姆柯夫宣布：“世界革命将由于我们进行反对德国帝国主义的起义而爆发。”[2](p295) 7月6日社会革命党人勃留姆金刺杀德国驻俄大使米尔巴赫之举，其本意也是为了以这种挑衅行为破坏布列斯特和约。可见出现的分歧和矛盾并不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对抗，而是不同策略方针上的分歧和矛盾。社会革命党人因此而退出政府，结束了联合执政的局面。
这里要指出的是，在当时的联合执政中，社会革命党人并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参政党，而是有其自身纲领和政策方针的执政党之一，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布尔什维克的一个竞争党、对手党。他们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对政府的措施提出质询，甚至提出过对政府的不信任案。当然,其力量和作用远远比不上布尔什维克党。至于以后又出现从左派社会革命党分化出来的革命共产党和民粹主义共产党，虽然存在过一段时间，但所起的作用是不能同左派社会革命党相比的。
革命共产党是1918年9月从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分裂出来的政党，他们主张同布尔什维克党共事，承认苏维埃政权。其纲领承认苏维埃政权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创造了先决条件，认为在过渡时期应当建立劳动者专政，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其领导人为安·卢·柯列加耶夫、马·安·纳坦松等。其代表参加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20年9月决定加入俄共，10月俄共中央决定接受其2000名党员。
民粹主义共产党是1918年9月由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中分裂出来的又一个政党，它不支持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冒险主义政策，拥护苏俄政府的政策措施，但同俄共存在策略分歧，其领导人Р.Д.查克斯曾任副教育人民委员、全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同年12月解散，其党员加入俄共。
由于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的分歧，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退出了政府。但他们的代表仍然留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部的部务委员会工作，并且不断地对布尔什维克党的粮食政策、农民政策提出批评，反对“粮食专政”的做法。在他们的反对意见中不乏合理有益的成分。

刺杀德国大使事件最后转变成叛乱，当时正在参加全俄苏维埃第5次代表大会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的全体成员被捕。这又引发了社会革命党的内部分裂，其中的一部分人转到布尔什维克一边，有的宣布退党。但该党仍然存在，在1918年11月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6次代表大会上还有一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1918年10月斯皮里多诺娃在狱中给其党代表大会代表的信中写道：“当我们进行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同布尔什维克进行斗争时，决不能忘记他们已经干出了伟大的事业，在国外，全世界都站到了他们的旗帜下；决不能忘记我们和布尔什维克有共同的敌人和朋友。”[2](p297) 1918年年底该党宣布停止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对抗，重新获得合法地位，但是同布尔什维克的合作已经不可能。
1922年6月莫斯科开始举行社会革命党审讯案。当时在国外的高尔基曾写信向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李可夫提出警告说：判处死刑一定会引起“欧洲社会主义者对俄国实行道义上的封锁”。他还给法国作家阿·法朗士写信，说这次审判“准备杀害为俄国人民解放事业真诚服务的人们”，他请求法朗士向苏维埃政府“指出这种罪行是不能容忍的。”“您的有力的呼声也许能保全那些社会主义者宝贵的生命。”[3](p353) 结果该党领袖郭茨、东斯科伊等15人被判死刑，但暂缓执行，1924年1月将死刑改为剥夺自由5年。1923年3月社会革命党人开会，宣布社会革命党解散。这样，十月革命后形成的多党并存，甚至参加政府的局面终于彻底结束。
小 结
1、1917年二月革命以后的苏维埃有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党派参加，所以布尔什维克虽然在苏维埃里甚至处于少数，还是提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如果认为在苏维埃内的政党都是反革命政党，那么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就等于归反革命，布尔什维克党是不会提出这样的口号的。
2、十月武装起义是在布尔什维克党和左派社会革命党这两个党的共同努力下取得胜利的，当然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起了主导作用。
3、起义胜利后国内出现多党联合执政的可能性，这个局面由于一部分党派退出苏维埃而打破，但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已经是布尔什维克党和左派社会革命党联合组成。党内出现的分歧在于是否成立一个由参加苏维埃的所有社会主义政党组成的政府——人民委员会。
4、列宁并没有提出一党专权的理论，相反地，理论上同意组织联合政府。党内和党外的分歧是实际操作性质的。由于在谈判中双方都缺乏合作的诚意，终于无法达成妥协。
5、十月革命前后同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合作是有成效的，两党的合作促使武装起义顺利地取得成功。社会革命党是俄国最大的政党，在城乡都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布尔什维克党提出的三个口号中，土地问题是借用社会革命党人的土地纲领来解决的，应当说两党具有共同语言，即合作的基础。很可惜这种合作因为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问题而最终破裂了，没有能够继续下去。决裂是可以挽救的，因为我们看到，当时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也同样存在分歧，并且导致相当一部分左派共产党人退出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但通过适当措施最后还是取得了一致，避免了分裂。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关系是否也可以通过继续协商予以解决呢？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
6、另一方面，还要看到，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分歧和分裂在一定程度上不是偶然的。列宁和托洛茨基有一条基本理论：他们都主张民主革命由无产阶级领导，由无产阶级联合全体农民一起完成，而社会主义革命则是无产阶级联合农村贫农和雇农完成的革命。由于俄国经济落后，缺乏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基础，无产阶级在人口中占少数，俄国的无产阶级无力单独取得胜利，因此无论是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都仅仅被看作是世界革命的序幕，都必须得到西方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援。他们在军事共产主义期间没有把农民看作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依靠力量，因此也就不会把代表广大农民利益的社会革命党看作是自己的同盟者，虽然胜利之初借用了社会革命党人的土地纲领
7、在俄国这个落后国家里，进行革命必须分清敌我友，联合居民的最大多数。无产阶级是少数，布尔什维克党也是少数，所以党内有一部分人总是觉得力量不够。如果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联合孟什维克，至少是其中的国际主义派，党外联合社会革命党人，至少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这样的联合阵线马上就会在俄国政坛构成多数，成为既代表无产阶级，也能代表广大农民的组织。任何联合都会有问题、矛盾甚至对抗，问题是如何妥善处理。其次，布尔什维克通过武装夺取政权，本身就存在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所以这时候列宁强调专政是不依赖法律的政权。对布尔什维克的夺权之举其他各党派是不服气的，一直看作是少数人的政变，它们都把希望寄托在立宪会议上，布尔什维克也一直支持召开立宪会议的口号，起义的口号之一就是召开立宪会议。但是立宪会议选举的结果出乎布尔什维克的意料，它处于少数，无法贯彻自己的政策主张，于是出现驱散立宪会议的一幕。
8、世界革命是布尔什维克和列宁当时寻找的唯一支持。这就导致不是把主要精力用于寻找和处理国内的各种可能的同盟者，而是千方百计地到国外去策动革命。直到列宁患病之时，列宁才看到这个希望不现实，虽然他至死没有放弃世界革命，但是已经改变对农民的看法，把主要希望寄托在同农民的联盟上，把国内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9、国内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保皇派和资产阶级的力量并没有在二月革命和十月武装起义中被消灭。但是如果处理得当，在国内战争中敌人可能少一些。在国内战争中除白卫军外，站在苏维埃政权对立面的还有不少农民，特别是在国内战争的后期，农民起义蜂起，这不能不说是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失误所致。那时是把所有拥有余粮或粮食、在黑市（当时没有合法的市场）出售粮食的农民统统当作投机倒把的敌人，甚至把整个小生产者当作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敌对阶级。在政党和阶级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党树敌过多。尽管取得了胜利，但付出的代价过高，正因为如此，在取得国内战争胜利的同时布尔什维克党不但不能庆功，反而遇到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出现工人罢工、农民起义、军事基地（喀琅施塔特起义）暴动、党内争论这种空前困难的局面。向新经济政策过渡是布尔什维克党取得政权的合法性的又一个重大措施，它得到国内多数居民的认同。但是多党并存局面的消除，党内又缺乏健全的监督制度，这就留下了极大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