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曼同志作品
今年是先父张西曼教授（湖南长沙人，字百禄，1895-1949）逝世60周年，1949年7月10日，早在1908年加入同盟会，投身近代中国革命四十年如一日、在反动凶焰下毕生公开传播马列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发展壮大做出重大贡献、为中华民族的民主自由解放富强舍生忘死的父亲因积劳成疾病逝北平，精疲力竭地倒在新中国的大门外，年仅54岁。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李维汉、周扬、王明、李济深、沈钧儒等19位中央首长组成了治丧委员会，周恩来亲笔题写了落款是“敬题”的墓碑，并成立了以政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为首的张西曼遗著整理委员会。1949年7月11日《人民日报》报道张西曼教授逝世消息的最后一句话是“张夫人魏希昭及年甫一岁的幼子均在平”，其实我这个父亲最小的女儿只不过因为当时剃着平头而被记者误认为是儿子了。
1950年初，全国正在开展轰轰烈烈镇压反革命的政治运动，从1929年开始投身学生运动参加革命二十年的我的母亲魏希昭被极端仇恨父亲的人向党中央、政务院诬告成“国民党特务”，其实当时母亲就接到父亲生前好友转来的一封诬告信，母亲天真地以为英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不会冤枉好人，为了顾全大局、为了诬陷者的子女的前途，没有为自己申辩。却不料母亲竟然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被组织错误处理，1952年母亲年仅38岁丢掉公职，成了失去公职的“无业人员”，长期遭到公安机关的监视变成了“特务嫌疑”，开始了后半生的苦难。张西曼遗著整理委员会也悄无声息地解散了。
我的母亲魏希昭不愧是地下党培育多年的革命者，在多年的逆境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母亲含辛茹苦忍辱负重把当年1岁的我抚育成人，并培养了我对父亲深深的爱，1970年我踏上搜寻先父张西曼教授生平事迹的道路，我的立足点除了采访父亲的朋友、学生外，重点是查阅父亲遗著、原始报纸和档案材料，39年来没有过丝毫的懈怠。对父亲1949年1月出版的《历史回忆》，我更是翻阅了多遍。因此我坚信我的父亲张西曼与北京大学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
我的父亲张西曼1909年进入族兄张百熙主办的京师大学堂学习。1911年初为避清廷追捕北上俄属海参崴留学，并利用暑假到莫斯科、彼得堡考察，接触了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与俄国革命党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产生了中俄革命互助的思想。1914年父亲回国后就以哈尔滨滨江道尹公署的工作为掩护，秘密从事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传播。1917年与友人创立哈尔滨东华中学，被誉为创立该校的“五君子”之一，该校后来成为中共建党的据点和革命者赴苏俄考察学习的中转站。
震惊世界的十月革命爆发后，为深入了解事实真相，1918年父亲第二次赴苏俄考察，曾亲自见到了列宁，开始着手翻译列宁起草的《俄国共产党党纲》，经过深入研究，张西曼认识到十月革命有远大的前途，遂致函孙中山蔡元培等人，建议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研究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发动工农参加革命，以避免革命党以往仅仅利用新军会党的不足。应蔡元培万福华电召，1919年7月父亲回到北京，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编目室工作，与李大钊一起推动了社会主义研究会的成立。在《历史回忆》中有多篇文章涉及到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和北京大学，如“”扩充俄文图书之意见书、“一个暑假研究问题的教训”、“五四中的社会主义运动”、“北大俄文系的厄运”等文章。
我1978年开始借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参与《中华民国大事记》的编辑，利用这里资料丰富的便利条件，我仔细查阅了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北京大学日刊》，竟然在该刊中多处发现父亲的踪迹，如1920年4月父亲在北京大学日刊上要转售大英百科全书的启事，联系地点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编目室；1920年先父与李大钊共同创立“俄国灾荒赈济会”的消息，发动全国上下为伏尔加河流域受灾的苏俄民众捐款捐物运送粮食的报道，当时在赈济会父亲担任任总务股副主任，而李大钊担任文书股副主任的记载；还发现有“扩充俄文图书之意见书”最早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的情况，另外还发现在先父民九年（1920年）4月致胡适先生的信中谈到蔡元培先生在校务会议上建议先父任职北京大学俄语系教员的经过，以及多次父亲在北京大学的各种捐款纪录。这些珍贵的线索，充分证实我的父亲张西曼上个世纪初叶肯定在北京大学学习和工作过，对这一点我深信不疑。
1992年我千里迢迢远赴俄罗斯，在莫斯科的列宁图书馆（现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找到父亲张西曼1922年1月以“希曼”笔名出版的《俄国共产党党纲》、1923年出版的《中等俄文典》、1925年的《新俄罗斯》读本等珍贵资料，而在《中等俄文典》等书最后的销售地点，都是在北京大学三院。
1998年是北京大学建校百周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与北大》（老北大忆北大）一书，收录了先父张西曼1949年《历史回忆》中的“北大俄文系的厄运” 一文，我感到非常高兴，遂找到北京大学俄文系，向李明滨教授和郏惠康教授等北京大学俄文系的老教授和系主任等反映先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职和协助创办北京大学俄文系的情况，得到他们的一致认可，北京大学俄文系还给了我一张专页，赫然写上了1919年先父张西曼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协助创办北京大学俄文系的情况。
2002年，受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委托，北京大学物理系的严瑞英老师辗转找到我，说钱理群教授要编辑一本《永远的北大人》的书，希望我帮助撰写先父张西曼与北大的文章，我爽快地答应下来，经过将近两年的辛苦努力，2万5千多字的“我的父亲张西曼与北京大学”完稿了，2004年我把稿子给了严瑞英老师，心中一块石头落地，感到自己总算完成了一项任务。
2005年是先父张西曼诞辰110周年，在全国政协张梅颖副主席的支持下，这年临近年终的12月30日在民盟中央6楼大会议室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和革命史研究室主持召开了先父张西曼诞辰110周年纪念座谈会，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影响。而在此前后，北京大学俄语系老主任李明滨教授曾数次给我打电话，都说“老先生在北京大学没有‘户籍’呀！”我感到非常惊讶，怎么会没有“户籍”呢？如果先父张西曼教授在堂堂的北京大学找不到“户籍”，那就是说父亲的一切回忆都是假的呀！
随后，2006年我发现钱理群教授主编的《永远的北大人》一书公开出版发行了，可是书中却没有收入我提供的“我的父亲张西曼与北京大学”这篇稿子，事先没有任何人跟我打招呼，可是约稿的《永远的北大人》中关于先父张西曼的传记在这本书中没有了踪影，奇怪的是我从网络上搜到的该书的前言“永远的北大人的历史聚会”一文中，却赫然纪录着钱理群教授起草的前言中介绍收入的北京大学历史人物的名字中竟然提到“一面在京师大学堂学习，一面从事秘密革命活动的张西曼”。说明《永远的北大人》一书拟议中是准备收入我写的《我的父亲张西曼与北京大学》稿件，而最终却因为先父张西曼教授在北京大学没有“户籍”而撤稿的呀！
由于我住在城里，离北京大学档案馆路程很远，往返一次起码也得36公里，所以从1998年到2006年的八年间，我曾多次打电话与北京大学档案馆联系，希望帮助查找先父张西曼在北京大学工作的线索，可总是杳无音讯。当我在网络上搜寻“北京大学俄语系”和“张西曼”的名字时，发现北京大学俄语系的系史由于北京大学档案馆里找不到先父张西曼的“户籍”，也把原来在1998年就承认的“1919年张西曼曾协助创办北京大学俄文系”这句话删掉了，变成“1950年由曹靖华先生创办北京大学俄文系。”
我认为事关重大，我在2006年11月30日下午4时赶到北京大学档案馆，向接待人员提出“我要查档案！”一个工作人员给我甩了句闲话“你信不过我们！”我说：“我不是信不过你们，而是我坚信我的父亲不会撒谎！”是啊，我请北京大学档案馆查了8年都找不到的东西，能够凭我的坚持查出来吗？
第二天是2006年12月1日，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上午9点，我行程18公里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奔波，终于赶到了北京大学档案馆，刚刚坐下，一位工作人员就拿出了两本发黄的32开的薄薄的小册子，我定睛一看，居然是民国九年四月和十一月的两册北京大学教职员工名录，在四月的这个小册子上，封面上写的是：
北京大学教职员简明一览表
九年四月
北京大学总务处文牍课编制
第二院教务处
在这个小册子的“十画 张 郭”部分，第4个就有先父张西曼的名字，写的是：
张西曼 湖南长沙 东四四条壹号 东局一三二七
而在“张西曼“与”湖南长沙“之间的别名和年龄两个内容则是空白，这一页上方左侧的编号是“900024”，虽然文字不多，但终归是北京大学有了先父张西曼担任教职情况的姓名的确凿记录，不但说明先父张西曼没有撒谎，他当时确实是北京大学的教职员工，而且新的发现是父亲当时的住址则是在我过去一无所知的“东四四条壹号”，我的兴奋是不可言喻的。
而第二个小册子，令我看了更加惊喜不已，封面正中有竖写的“国立北京大学职员录”几个字，左侧写着“中华民国九年十一月编”，封面的右侧有一个竖立的椭圆形图章，上面写着“预科委员会”。
这个小册子的第八页上，记载的内容如下：
国立北京大学职员录
总务处图书部
兼图书部主任 西城石驸马大街
本科政治学系教授 李大钊 守常 直隶乐亭 后闸三五号 西局二二五七
左侧“图书部登录课”除了一个助教两个书记的名字后面就是“图书部编目课”，上面写着：
助教 顾颉刚 二八 江苏吴县 地安门内大石作 三二号
事务员 查士鑑 冰如 二六 浙江海宁 地安门内东板桥 东局一五七一
五0号
事务员 张西曼 西曼 二六 湖南长沙 翠花胡同十二号 东局一三二七
书 记 赵增选 琴皋 四十 四川宜宾 黄化门内铁匠营一三号
看到这里，我真是太高兴了，“顾颉刚”，不就是那个著名历史学家的名字吗？这份档案材料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我的父亲张西曼那时确实与李大钊先生在一个部门工作，父亲张西曼1919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与李大钊、陈独秀等共同创建社会主义研究会，1920年翻译出版《俄国共产党党纲》（该书从1922年1月到1927年3月，被以陈独秀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下属的广东人民出版社〈实际地址在上海〉做为“康民尼斯特〈共产主义的音译〉丛书第二种”连续发行了六版〈目前发现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存有1925年的两个不同的第五版，因此实际上起码发行了七版〉，代替当时不能公开出版发行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在中国传播了马列主义）、1921年与俄籍教授柏烈伟合编的《俄文文法》等书，1922年前后三次向孙中山先生建议联俄联共三大政策、1923年出版《中等俄文典》等等，都是在北京大学期间的建树啊！父亲的回忆录完全是真实可信的！
在我不懈的追求下，经过8年的努力，我终于找到了父亲张西曼教授早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户籍”，心中十分欣慰，我把这个好消息通知与我联系的有关的北京大学俄语系的教授们以及代表北京大学钱理群先生跟我联系的严瑞英老师，她的答复是：待将来再版时再把“我的父亲张西曼与北京大学”一文收录到《永远的北大人》一书中去，其实我的心里话：这种书很难再版，只能空留下永远的遗憾了。
当我再到网络上查找“北京大学俄文系”和“张西曼”条目时，发现北京大学俄语系的介绍中悄悄地又恢复了“1919年北京大学废门改系。俄文系成为北京大学最早设立的14个教学系之一。我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俄语语文学家张西曼教授参与了俄语系的建立，并且在此任教。”的内容，而这个时间，比1950年曹靖华教授创办北京大学俄语系的时间提早了31年，而有趣的是，当年先父张西曼教授推动北京大学创立俄文系的时候，曹靖华是当时二期的旁听生。历史就是如此令人感慨万端呀！
我庆幸自己的坚持，绝不人云亦云，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同时为父亲张西曼庆幸，家族中有我这个最小的女儿继承父亲的遗志寻觅先父可歌可泣的历史昭告天下，使父亲后继有人；更为北京大学庆幸，文化战线唯一被中共中央称颂为抗日民族英雄的张西曼教授曾为北京大学增光添彩；我将继续以百折不挠、求真求实的精神，在浩瀚的史海中搜寻，填历史之空，纠历史之错，这大概是历史赋予我的重任吧！
今年是中国的俄语年、中俄建交60周年、北京大学俄语系创办90周年，1996年8月，俄罗斯《真理报》曾撰文称颂先父张西曼教授是“近代中国俄罗斯学的奠基人”。北京大学俄语系老主任李明滨教授是曹靖华教授的学生，他在1996年发表在《中国俄语教学》杂志上的文章的题目就是“中国俄语教学的开拓者张西曼”。 李明滨教授在2005年先父张西曼教授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感慨地提到1992年我从遥远的莫斯科带回国内的先父张西曼教授1923年出版的《中等俄文典》和1925年出版的《新俄罗斯》读本是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主任栾景河博士在会上也说到近代“中国俄罗斯学的开拓者，从目前情况看，应该是张西曼先生”。2009年6月2日栾景河在跟我谈话时更强调应该从张西曼是“政治活动家”、“思想家”的角度探讨张西曼对近代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如今东北师范大学和中共中央党校的两位博士正在进行全面的张西曼思想和中苏文化协会历史的研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黄修荣、刘宋斌研究员对中国共产党建党历史颇有研究，也对张西曼的生平事迹产生了兴趣；杭州大学的老教授也在开始对这两本1923和1925年的俄文教材进行深入探讨，相信不久的将来会有更新的成果奉献给广大读者的吧！
2009年4月20日起草6月11日重改于北京 （此文曾以“寻找先父张西曼北京大学‘户籍’的经过”为题在2009年5月20日《中华读书报》发表，因技术原因，有一些错误之处，现多处修改，如需引用，最终请以此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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