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rotov 原创
这是我写的第一篇小说，那时候我才初二，对意识形态一类的玩意儿一点也不懂，总之得到了一个似宣传小资产阶级良心论的产品。现在，我觉得这篇小说对我已经没什么用处了，所以发到这里仅供大家一笑。
卢比扬卡
引子
1937年4月23日。巴黎。
天空稍有些阴郁，但气候仍然温暖宜人。
富丽堂皇的凡尔赛宫里，各国驻法大使正在进行一场例行的宴会。这时，法国总理达拉第突然悄悄将苏联驻法大使波特金拉到一旁，用手小心翼翼地指指一旁似乎若无其事的德国驻法大使，面色惊恐地问：
“我不想在这里耍外交辞令，但是有消息说莫斯科可能会改变政治方针，纳粹武装力量也会同苏联红军达成某种令人不敢猜测的协议，柏林与莫斯科业已建立秘密关系……总之，阁下是否能澄清这些令人担心的流言呢？”
“啊……怎……怎么会呢？这都是谣传，都是谣传。请总理先生放心，这都是谣传，不可能的。”
波特金一反常态的脸色发白，但还是用几句话搪塞了过去。随后，他找了个借口，便快步走出宴会厅，偷偷地打了一个电话。
1937年5月8日。莫斯科。
卢比扬卡的一间审讯室里，站着几个手拿皮鞭的人。他们把浸过盐水的鞭子狠狠地抽到一个浑身皮开肉绽的人身上，大声喝道：
“米哈伊尔·叶甫盖尼耶维奇！你到底想好没有？你的同党是谁？”
“我没有罪！更没有同党！”
“你给我听好了，你只要说你和这些人有联系，你就会免受皮肉之苦，并且减轻刑罚。否则，就会像这样——”
“……啊！啊！……我说……”
手持皮鞭子的人相视一笑：
“快去找头儿来！”
1937年5月11日。布拉格。
又是个欧洲式的温暖少雨的春天。灿烂的阳光洒在风格古朴的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主楼的窗前。几个中年人坐在大使馆光亮的会客室里，默默的共同翻阅着一份文件。就这样，很久之后，有个穿着格子西装的人仿佛不耐烦了，于是用大声嚷道；
“谁是特使？”
“我是。”另一个人低声答道。
“究竟要不要？”
“多少钱？”
“三百万卢布。”穿格子西装的人露出一个微笑，伸出三个手指头轻轻挥了挥，“我们要黄金，给我们汇到瑞士或者德国的银行里去。”
那个特使跟旁边的人不知交流了些什么，然后笑了一下，伸出手去：
“价格很公道。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穿格子西装的人也微笑着握住了特使的手：
“成交。”
1937年5月16日。莫斯科
“这里是莫斯科广播电台……据塔斯社报道，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因病而不能按原定计划前往英国参加英王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
一场政治风暴，就此拉开了序幕。
1937年5月22日。
太阳刚刚升起，一抹灿烂的霞光被印在天边的云朵上。现在虽然刚刚是5月份，但莫斯科的天气就已经不适合穿大衣了。街上仍是我在列宁格勒所能见到的那些景象：工厂的烟囱冒出熊熊的浓烟，面包店门前排着长长的队伍，工人们挖掘着苏维埃宫的地基，几个教师模样的人领着一群带着红领巾的小学生在街头宣传《宪法》。到处都能看到列宁和斯大林同志的巨幅画像。被戏称为“乌鸦车”的内务部专车在有轨电车见穿梭，蓝帽檐们在大街上走来走去，不时有人微笑着向我敬礼执意。
我抱着我的日记本，走过十余米高的捷尔任斯基铜像，绕过卢比扬卡雄伟的主楼，来到了这个永远不会被被历史所遗忘的宏伟一角。这里是苏联肃反人民委员会的总部，更是关押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最高监狱。1年以来，这里就一直是我所向往的地方。因为，这里不是我以前工作的“斯麦尔什”，只是每天进行一些例行的跟踪与秘密调查，或是些令人恐惧的逮捕工作。在这里，我能看到更多的社会主义敌人，但不用看见更多的血。怀抱着我的理想，也带着一些后怕，我能够更加认清他们的丑恶嘴脸。
我看了看手中的日记——这本日记是我自从三年前就开始记录的。这里面包含了我以前在“斯麦尔什”工作的三年间的一切活动——包括监视、跟踪、保卫、秘密调查等等。这里面所记录下的人都是些高官，包括各省市的人民委员、前反对派成员、军队的指导员、指挥员、肃反委员会的委员、国家各大部门的领导、工厂和集体农庄各个组织的头目——我进入“斯麦尔什”的时候正好赶上了“大肃反”的开始，所以任务多得很。当然我的任务就是在伏罗希洛夫元帅的家门口进行“保卫”工作（并为此学了英语），还进行了唯一的一次不成功的抓捕工作。三年来，我一直忠实地记录着，并且以我所感的一切为荣。因为我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奠基石。
我这样想着，便走进了这座具有十足的东正风格的高大建筑。我走进门厅，拿到了属于我的宿舍的钥匙，然后就被引到了这里的负责人：谢尔盖·卡拉夫托诺维奇·谢米尔基中校的面前。
中校同志个子不高，一头斯拉夫人所特有的红发也早已变为斑白，脸上布满了皱纹，简直把眼睛挤得像没有了一样。一身军装平整笔直，只是胸前挂着的勋章太多了，坠的自己的衣领向一边倾斜，发出“哗哗”的响声。
“同志。”中校同志看着我，又看看我的介绍信上的照片，确认无误后，对我严肃地说，“阿塔斯纳斯·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同志，欢迎来到卢比扬卡。您现在是这里的一份子了。”
中校同志顿了顿，接着说：“这个地方是契卡的总部。你看看对面，我们的安德列耶夫同志就在那里办公。所以，工作都不好干。上一个，你晓得的，因为被发现加入了雅戈达的反社会主义组织而被判了死刑。组织研究过很多人——不得不说，他们都不是当一个重政治犯看守的料，除了你。你的政治背景是最好的，父亲是远东军区司令员的政委，整个家族没有任何不清白的履历，并且在‘斯麦尔什’干过三年，长期在一线担任保卫工作，因而熟悉那些反革命分子的卑劣伎俩。所以，内务委员会的同志们决定让你来这里，管理这里的几个牢房。”
我向中校同志敬了个礼，大脑中想象着那些社会主义寄生虫的丑恶嘴脸和现在他们跪在人民面前求饶的情景，在想想那些面容猥琐的沙俄反动统治者的形象，又想想自己在沙俄时期所经历的大战、饥荒、暴动，心中不由地升起了一股复仇的愿望。
“当然。”中校接着说，“你也可以选择离开。你如果离开了卢比扬卡，你可以任意的选择一个县级肃反委员的职务，也可以到军队或是内务部直属部门去工作，也可以脱离军队——我们负责为选择离开的复员者提供职务。待遇从优。”
“不会的！我会留在这里的！”
“那就好。伊万诺维奇同志，”中校同志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抽出一打文件，“你晓得这里有什么反革命分子吗？”
“不知道。”
“你所管理的人员现在仍然属于保密状态。尽管有些矛盾，但这是内务部的命令，让我把一部分反革命分子的名单透露给你，以便使你提高警戒意识，不要被帝国主义者蛊惑了。”
“知道了。”我肯定道。
“在这里一共有大概40个政治犯，包括潜伏了很久的托派暗害分子尼古拉·布哈林和他的同党李可夫。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这个家伙是叶若夫同志——叶若夫同志亲自要求严加管理的。因为他的公开身份是个元帅，实际呢，则是个法西斯特务。这个家伙非常狡猾，在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党里潜伏了 30年，骗取了列宁同志和伟大的斯大林同志的信任，暗中和德国法西斯相勾结，并且在军队中扶植了大量的间谍。现在，在证人和秘密检举材料的支持下，他被我们发现了。于是他开始用赖账的方法，想逃过人民的审判和惩罚。这是他入狱的第二天——前一天他刚从古比雪夫被押送回来——但他在监狱里仍然死不张嘴，还对他旁边的人灌输反动思想，希望通过煽动别人为自己开脱罪责……这份材料很长，听说是内务部和外交人民委员会联手花了大力气才搞到的。”中校同志把那一份文件交给我，接着说，“这是所有已被允许透露到你我这一级的资料，是肃反委员会揭穿他罪行的时候向我们下发的，并且要求交给看守的较高级人员，让大家提高警惕。”
“是的，我们一定提高警惕。”我说。
“送你几样东西。”中校又打开另外一个抽屉，从抽屉里轻轻地捧出一条做工精良的皮鞭子，小心翼翼的交给我，“这个东西可很有用处，所以尽管这是雅戈达时期的东西，我仍然冒险把他留了下来。希望你好好使用。”
我用两手接过鞭子，重重地点点头。
“第二件，有几个勤务兵现在归你指挥了，大尉同志。”中校同志喊了一声，“尼基塔！进来！”
门“砰”地一声打开，走进来了一个穿着军服的红军战士，他二十四五岁的样子，个子很高，身材匀称，一头红发，腰间别着一支战斗托卡列夫，船形帽正戴在头上，全身的衣服整整齐齐。
“尼基塔·巴甫洛维奇·卡维诺夫军士，”中校同志说，“你现在归他——伊万诺维奇同志指挥了。明白吗？”
“是，一定完成任务！”他说着，敬了个礼。
“好了。”中校同志站起身，告诉我，“你先去图哈切夫斯基那里去看看吧。好像审讯又要开始了。”
我敬了个礼，与中校和卡维诺夫一起走出办公室。卢比扬卡二号楼的走廊四周都贴着瓷砖，地面用大理石铺成，天花板上挂着只能从过去资本家和将军的别墅里才能得以一见的大型吊灯。我不由得想起了以前在列宁格勒的“斯迈尔什”分部里那些工作狂们的环境，不由得笑了笑。随着走廊的延伸，旁边的岗哨也越来越多，而从审讯室里传出的声音也越来越大。这些声音中，绝大多数都是一个声音很尖很细的人发出的，不是也会听到一个沙哑的“不”。正当我侧耳倾听时，中校又靠了过来，告诉我这个发出声响的地方就是那个图哈切夫斯基的囚室。
当我走到这间不大的囚室前时，我向里面看了看。这间囚室的四周都没有铺设瓷砖或是大理石，没有巨大的落地窗，更没有金碧辉煌的吊灯，只有一盏昏暗的吊灯，水泥砌成的墙上1米5以下的高度都垫上了厚厚的海绵，海绵中长出几根横杆很自然的把审讯者和被审讯者隔开，只留下一道上了几重锁的小门，如同瓣膜把心室分开一样。这间审讯室里里有三个人，其中有一个是我所想象中作为资产阶级特务的最典型形象的那个大胡子小眼睛的人，但常识告诉我那是西方面军的司令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布琼尼元帅。旁边那个穿着红军将军制服的矮个子，嗨，连我都认出来了，长脸，大眼睛，大耳朵——这是内务部委员伊万·叶若夫同志。而坐在他们对面的那个，才可能是那个特务米哈伊尔吧。
当我再次走回那间囚室时，我才看清了囚犯的脸。他的头上已经有了片片白发，眼中透露出一丝丝的绝望，一点点的阳光照在他还带着伤疤的半个圆脸上，并在另一半上投下了深深的阴影。这与我以前在苏联又一次划分军衔并恢复政委制时我所看到的画像中的元帅已大不相像了。他微微的抬着头，目光是那么的疲倦，但仍然带着丝丝锐利。突然，他激动起来，用手铐铐在一起的两手猛然挥向空中，撞开试图阻止他的卫兵站了起来，声嘶力竭地高喊：
“这是个阴谋！这都是谎言！这……”
在囚室门口站里的两名士兵，如同条件反射一般迅速的冲进门去。随着几声，屋中的嚎叫声瞬间小了下来。但是，图哈切夫斯基的哀号仍然在狭窄黑暗的走廊里回响，仿佛是大钟的悲鸣，在阴森的晚风中不住地回荡着。
“我是无辜的……这是个阴谋……”
走出富丽堂皇的过道，我长长地吸了一口气。
“这家伙被审讯时一直是这样的吗？”我问身边的卡维诺夫。
“当然。两天了，一直都是，而且每个人都这样。”中校冲我笑了一下，“哪个罪犯不想无罪释放呢？你这几年尽管都是在搞保卫工作，但是政治犯可不是像在两次公开审判里那样服贴的。尽管人们都说他是间谍，但他就是不承认。按照我们叶若夫同志对布哈林的评价，这就是个‘政治**’。不过真是好一个‘**’，竟然在苏联红军这么高的位子上混了20年，看来雅戈达被撤下去不是冤枉的。”
中校胸前的勋章随着他的颤动而叮当作响。
“现在卡维诺夫军士会帮助你在这栋大楼里找到方向感。”谢米尔基中校瞥了一眼卡维诺夫，然后又逐渐把注意力移回我的身上，“我还有些事情，先走了。”
“保证完成任务。”卡维诺夫看着中校转过身去，就掏出一根烟，静静的抽了起来。他深吸一口气，紧皱的眉头渐渐舒展开来，又叹了口气。他突然又看到了我，慌忙道歉。
“算啦。”我笑了笑，“还是带我去干正事儿吧。”
“大尉同志，跟我来。”卡维诺夫说着便领着我下了楼。
卢比扬卡的地下室被西方世界认为是世界上最高的山峰——因为从缅任斯基去世之后，二号楼的地下部分就变成了内务部和契卡处理国内、国际特别工作的中心。然而，我并没有资格进入这中心。卡维诺夫领着我绕过了安德烈耶夫的办公室，到了地下2层。
我看到的是一个与二号楼地上部分完全不相称的建筑：狭小昏暗的过道，一排排整齐的囚室，走巷最末端的小黑屋——行刑室，这让我仿佛一下子从孔策沃伏罗希洛夫的豪宅坠到了西伯利亚的古拉格直属单位。和很多审讯机构不同的是，整个楼层并没有审讯室，而囚室也从不用来审讯——这好像是阿巴库莫夫同志提出来的：审讯前囚犯被拖上楼去，消耗体力；审讯后精疲力尽的囚犯被拖下楼去，从而避免了由于囚犯昏迷而被迫让审讯人员抬着走的尴尬。当然，处以“最高措施”就不用那么麻烦了。
蓝帽檐们有的正在囚室门口游荡，有的正靠在一间囚室门旁一张油迹斑斑的桌子旁聊天。卡维诺夫招了招手，其中一个人便向我们走了过来。
“尤里·伊万诺维奇·彼得连科向您报到。”那人向我敬礼。这个士兵个子比卡维诺夫稍矮，而且更瘦，头上的金发留成分头的造型，脸上有一个极有特色的鹰钩鼻，人长得也很精神。他年龄与我相仿，大概二十八九岁，军服比卡维诺夫的陈旧许多，胸前有一颗三等功勋章，腰间别着战斗托卡列夫，手上拿着一条已经伤痕累累的皮鞭子。他突然看到了我别在腰间的鞭子，于是脸上洋溢出了热情与惊奇的光芒。
“长官，这条鞭子可真不错呀。”维克多说，“比我得可好多了。我每天得用条可以进革命军事历史博物馆的马鞭来‘伺候’那些人。”
“你的这把可有些年头了。”我看看那条鞭子：把手是钢制的，上面仿佛还曾经嵌过什么。皮质的部分明显经过了精心的保养，但仍已有了裂纹，鞭子的头部是一个断面，明显是截断过的，“你不是骑兵出身吧。”
“嗐。”彼得连科尴尬的笑了笑，“其实都是我老爹。他是个哥萨克。”
“红的还是白的？”我不知为何问出了这个问题，但又不知该怎么收回。
“您不是政委出身吧。”彼得连科笑了笑，“当然是红的。我老爹当时混编在骑兵师里，在基辅死了。不知什么人在战场上捡到了这条鞭子，看到上面刻的名字，就把这玩意儿送回我们家来了。着鞭子本身是镶银的，战时共产主义的时代被政府扒走了。而且就是因为这个哥萨克身份，我现在都没升准尉。”
“哥萨克的性质到现在还没定啊。”我嘟囔道，“怪不得会改个俄罗斯人的姓。”
“的确啊。”彼得连科摸摸自己的鼻子，“我老娘还是个犹太人。说我是俄罗斯人也得有人信啊。”
“说些正事吧，尤什卡，”我问。
“这里还有几个犯人，不过没有那个人重要，所以他们现在正在休息。唉，你！干什么呢！不许睡觉！”
“对了。”卡维诺夫向旁边一指那个被维克多呵斥的人，“那个人也是归您管理的。”
我转过头去，却只看到了一个15岁上下的小女孩。她穿着破旧肮脏的白色连衣裙，赤着脚，坐在囚室的地上，疲倦的眼睛漠然的看着我们。
“她怎么了？”我问。
“违反监管条令，处罚禁止睡觉24小时。”彼得连科转过身来。
“她才14岁。”卡维诺夫在旁边提醒我。
“你们怎么净抓些这样的‘政治犯’呀。”我看看彼得连科。
“您可是刚来的，不晓得这里的问题。”维克多笑了，“这家伙的父亲是一个白俄的将军，名字叫斯科布林，现在流亡在德国，并且掌握很多我们的机密，所以我们搞到了她的女儿——还有他的妻子的兄弟等四五个人，希望能用她来做筹码交换那些资料。”
“可惜那个将军是个铁石心肠。”卡维诺夫说，“他为了他资本家的特权，连自己的家人甚至亲生女儿都不要了。于是我们认为把这个孩子再关在这里也没有什么用，于是请示需不需要放她出去。可惜这时候雅戈达不光彩的历史被纠了出来，然后当上内务人民委员的叶若夫随即就把内务部中那些与法西斯组织和反社会主义集团有联系的人完全清洗了一遍——”
卡维诺夫指指莫斯科市的方向，接着说：“也就是说，几乎把内务部所有的官员都交给了行刑队——所以，请示的文件自然也就石沉大海了。”
“后来我们也向旁边二号楼的人请示过，但内务部和契卡的主管框架似乎都已经彻底地被毁掉了，我们的请示完全没有答复。所以我们只能按照雅戈达时期的命令办事——也就是坚持按他父亲应判的罪行来惩罚这个万恶资本家的遗后。”
“多少年？”我问。
“判决是1年。”卡维诺夫向我挤了挤眼睛，“当然已经坐了5年了。”
“为什么？”我问。
“上面原来的命令是让我们继续扣押，但几个月前来了个上校，带来了内务部的命令。说她的性质已经改由‘58条’判了——而且罪名是‘颠覆政权’——一下子就是15年。”
“那出去就30岁了。”
“一般的政治犯都根本别想出狱。”彼得连科悄悄对我说，“关在这里的人好多都没过几天就送到医院重症监护室或是太平间去了，这个小女孩到一直硬挺着没出过事儿。跟古拉格在西伯利亚的设施相比，这里可算是很好的了。”
“你们卖人肉的卢比扬卡屠宰场又换屠夫了？”那孩子突然说话了，“上个屠夫的肉不知好不好吃呀？他是作为什么被吃掉的？布哈林分子？还是托洛茨基？”
卡维诺夫叼着香烟的嘴微微往上翘动了一下。
“看来你还懂这鞭子。”我笑了笑，“鞭子这种东西在德国那种畸形的国家里很常见吧。一般主人都用它来对付仆从。”
“我比您的下属要文明一些。”
“该死的小东西，你说什么呢？”彼得连科的脸迅速扭曲起来，两只手紧紧地攥住手中马鞭的钢柄。
“鞭子象征着权利。”小女孩微微一笑，“当然也有可能是残暴与专制。在苏联和目前的德国看来后半部分意思占了主要地位。”
“走吧，长官。”维克多攥攥自己的手，“这个小混蛋每次都这样。”他回过头去狠狠地的瞪了一眼还在沉默中的小女孩叶卡捷琳娜，大吼道：
“给我站起来！改为罚站禁止睡觉24小时！”
我们走到了尽头。我悄悄走进行刑室。卡维诺夫打开一个开关，一盏昏暗的白炽灯便亮了起来。一把椅子显露在了灯光之下。
“季诺维也夫、皮达可夫之类的大人物都是坐在这把椅子上结束他们罪恶的一生的。”彼得连科跟了进来，默默说道，“我想谁也不想走到这里来，大尉同志。”
“是啊。”我说，“但如果命运让我们在这里相聚，谁又有什么办法呢？尤什卡，我们还是到值班室去吧，我可不想呆在这里太久。”
卡维诺夫和彼得连科领着我重新穿过长长的走巷，向我们刚刚下楼的楼梯处走去。上了楼梯，卡维诺夫掏出钥匙，打开我几分钟以前完全没有注意过的一扇门
“这个门里是值班室，那个门是休息室，长官。”卡维诺夫随手拉出一把椅子指了指，“作为您的勤务兵，我可以秘密地告诉您，值班室的工作可简单得很，只要每天坐在这里，用蓝笔签个到就行了，几乎没什么实际作用。唯一麻烦的就是契卡的人来检查，哈，这里总是第一个迎接点。如果这时候有人看到您在看报纸，或者是喝茶，那么您以后的升迁就成问题了。”
“那这里原来的人呢？”我发现桌上还有半瓶伏特加。
“那家伙是个少尉。”彼得连科坐在一边的另一把椅子上，“两天前喝醉了，不小心走到红场上不知说了些什么，当场就被送走了。听说又是‘58条’，要送到高加索去——要不是他的蓝帽檐他早就被枪毙了。后来我们如果想去喝酒就一定会找个不喝酒的人——当然不能是政委——陪着。”
“他可是个好人啊。”卡维诺夫把烟蒂扔进烟灰缸，“曾几何时我们还不晓得古拉格是个什么东西，现在已经有100万人在里面生活了。而且领到的都是有效期15-25年的定居证。”
“别这么说，尼基塔·巴甫洛维奇同志。”我说，“相信领袖，相信苏联，相信这次运动是对的。”
“接着看吧。”卡维诺夫说着，由点了一根烟，“您最终会发现您所见到的都是谎言与阴谋。”
“怎么会呢，尼基塔·巴甫洛维奇同志？”我笑了。
“算了。大尉同志，”卡维诺夫试图岔开话题，“听说您是从‘反间谍和别动队处’来的，您在哪里做过什么？”
“我负责保卫伏罗希洛夫元帅。”我笑了笑，“这可不是件容易事，因为他家有三栋别墅，我得随时跟着元帅的车到处串门。”
“是啊，”卡维诺夫冷笑起来，“有人还在街上挨冻受饿，有人开着车在自己的别墅之间穿梭，这个国家真奇妙。总是有人拥有特权。”
“这种思想可不好，在这个年代尤其容易出事。”我叹了口气，“被当做托-季分子可不好玩儿。”
“满大街都是各种各样的反革命，从委员到街市上无家可归的儿童——要这么说的话，现在掌权的就该是犹太人了。对了，大尉同志，您一定参加过抓捕活动吧。我们这些在中央工作的人总是看着一个又一个领导被押进这里，然后被抬着出来，却不清楚外面和里面的具体过程。”
“算了。别说了。”我轻轻的说，“那是唯一一次，而且行动失败了。”
“对不起，大尉同志。”卡维诺夫看看手表，“已经到点了。我先回去休息休息，让尤什卡替我顶班。”
望着卡维诺夫的背影，我叹了口气。
总之，在卢比扬卡的第一个白天就这么样过去了。晚上的任务主要是在值班室里值班——当然相当于阅读名著。毕竟值班室的书架上各种文学作品多得很。我找到了一套35年新版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卡维诺夫正悄悄地翻着一本包裹着厚重书皮，几乎每页上都打着“内部参考”字样的《我们》（天啊，他是从哪里弄到的？这东西可……看来卢比扬卡的政委还没有完全到位），彼得连科则像变戏法的一般从床下发出了一本《战争与和平》，熟练的翻到了中间的一页，并且开始用一种奇异的声调来读出文章之中的法语单词。
写完一天的总结，我把记录本交接给另外的三个人，便回到了自己的宿舍。因为士兵和军官宿舍是分开的，所以卡维诺夫和彼得连科在放风场的小门处就跟我分手了。我回到自己的床边，发现两人合用的小桌子是空着的。一是，我把我的一些东西放在靠近我的床那边的桌角，开始研读那份资料。
这本名叫11923号文件的资料非常之厚，但是主要内容却简单明了——全都是关于图哈切夫斯基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背叛苏维埃政府，投靠纳粹德国，以及从那里谋求军事和经济援助，谋害政府高官——诸如1934年12月5日谋害列宁格勒前省级人民委员谢尔盖·米洛诺维奇·基洛夫同志、1918年8月谋害苏维埃前主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同志未遂、1936年谋杀伟大的文学家高尔基同志、1933年6月谋害苏共主席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同志未遂，还有煽动士兵暴动——如1918年的穆拉维约夫暴动、西伯利亚的农民暴动，甚至还有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叶卡捷林堡未能实现的的复辟行动，都是由这个从相貌上看深藏不漏的人一手操纵的。不得不说，这有点令人难以相信。不过，现在是大肃反的时间，无论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找出什么人是反社会主义分子都非常的有可能——我以前所在的“斯麦尔什”的工作就是经常负责跟踪那些曾显赫一时的政府要员和他们的亲信——比如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加米涅夫、皮达可夫等等——现在他们和他们的手下都成了国家的罪人了。
我把文件合上，放在一边；拿出我珍藏的日记本，开始写日记。
“今天是1937年5月22日。怀着崇敬的心情，我来到了卢比扬卡……”
第二天上午。
莫斯科的春天，总会让人联想到花儿纷纷开放的美景。然而我所看到的，仍然是极具苏联特色的那些景致：红旗仍然在飘扬，捷尔任斯基的铜像也仍然树在那里，面包店前的队伍仍没有减短的趋势，偶尔听得白杨树梢上杜鹃的啼叫，但很快又被工厂的锻造声和大街上汽车的鸣笛声遮盖住了。
我敲敲门，然后轻轻走进会客室，发现中校正在跟内务部长叶若夫同志交谈。见我走了进来，中校同志连忙站起身来：
“这是内务人民委员会委员叶若夫同志。”
我向叶若夫敬了个军礼，叶若夫看了我几秒钟，脸上露出了笑容。
“你叫阿塔斯纳斯·弗拉基米尔……”叶若夫看着我，突然停住了，冲中校微微一笑。
“伊万诺维奇。”中校提醒道。
“谢谢。”叶若夫轻轻一点头，然后又看着我，“伊万诺维奇同志。叫你来的原因，是我可以明确的告知你图哈切夫斯基将被判决有罪，而那个叶卡捷琳娜也仍会被继续看押。我跟你说这些的目的，就是告诉你，你现在就是这负责管理这两个人的司务长了。”
“保证完成任务。”我说。
“记住。图哈切夫斯基是叛徒，是间谍。他就像以前被揭发出来的布哈林、李可夫，但他的罪行远比这两个人严重。具体问题我想谢米尔基同志都用书面文件具体地告知你了。”
“是的。”我点点头。
“很好，小伙子。”叶若夫拍拍我的肩膀，“听说你以前在‘斯麦尔什’工作，我认为你非常有发展前景。”他突然看到了我腰间别着的皮鞭，眼睛里放出了一样的光芒。他突然急促的问道：
“这鞭子你从哪里弄来的？”
“是谢尔盖·谢米尔基同志送给我的。”我随口答道。
“你——”谢米尔基中校脸色忽地变的惨白。他忽地想说什么，但又哽住了，两只眼睛如哀求一般的看着叶若夫。
“小伙子，把它交给我。”
我轻轻地把鞭子用双手承给叶若夫。他小心翼翼的接过鞭子，嘴里不住地赞叹着。赞叹过后，他满意地把鞭子装进自己的兜里，脸上洋溢着微笑：
“好的，小伙子。过几天我把这条鞭子还给你。”
他站起身来，大步朝门走去。到了门前，他突然转过身来，笑着对我说：
“恭喜你，现在你朝晋升走出了第一步了。不要认为自己距离成功还很远。记住，我在3年前也只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侦察员。但现在，我已经能够指挥十几万人，指挥伟大的肃反运动——当然，我们伟大的领袖斯大林同志永远是总指挥。我听说你才29岁。我想，跟你比起来，我算是老了。你知道我是怎么走向权利的吗？”
我轻轻的摇了摇头。
中校小心翼翼的看着叶若夫。
“记住，我的孩子。”叶若夫微微一笑，转过身来，“只有一条，那就是不择手段！对任何人！或许你认为难以接受，但这才是身居高位的自保之道。记住，在现在的社会里，你必须不断的揭发别人、检举别人甚至是陷害，才能立住脚跟。记住跟随领袖，不要唱反调，一切都要根据领袖同志的意志去做，不管这是对还是不对，都要认为是对的。马基雅维利是的哲学就是这样的。要知道领袖也很崇拜那个意大利人。”
“委员同志说的对。”中校也随声笑了笑，但浑身都在抖动，“不要害怕，人在经历了很多之后就不会觉得有什么了。”
“说得很好。”叶若夫接着说，“趋炎附势，这才是不败之道。记住要绝对的残酷，绝对的不留怜悯之心，否则别人也会用丝毫不带怜悯的方法来对待你。你还年轻，还不到三十岁，留给你的机会还很多。或许你揭发了朋友，陷害了同事，你就能一步一步的得到权利。不过，孩子，请记住，这种权力是不长久的。最重要的还是一切按照领袖的意思去办。这样你才能走向成功——至少，你能够比别人多活几天。现在，拿上你的钥匙，去执行任务吧。我先走了，去研究谢米尔基同志的宝贝。”说罢，他便走出了门去。
铁门猛地关上，中校也随着那声响坐在了沙发上。我的嘴角蠕动着，想向中校解释什么，但最终没能说出来。我泄了气，往后倒退了一步。这时候，脸色白里透黑的中校突然站了起来，用颤抖的右手指着我，大声喝道：
“给我滚出去！”
夜班的任务是在宿舍里查房。尽管我是这里的司务长，我却没有牢房的钥匙——听说这些钥匙都在二号楼契卡或内务部的上层的手里。不过通过铁栏之间的空隙，我还是能看到和听到囚室里的一切动静——有人在神经质的尖叫，有人在敲打着囚室的铁门，有人在默念些奇怪的话，还有人把手伸出窗外，仿佛希望能从铁栅栏里钻过去——当然，这时候我从来都不吝啬手中的皮鞭。
终于走到了上次我见到间谍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的房间，我的心情开始兴奋起来。我打开手电，往囚室里照了一照。
随即，我看到了一张削瘦的脸。他留着分头，眼睛深陷，低颧骨，圆下巴，一旁一块布满油污的毛巾上还有着点点血迹。他的脸低垂着，不知是因为言行的拷打还是精神的崩溃；一身破烂的囚服紧紧地贴在他的身上，还伴着蚊子苍蝇的嗡嗡作响——
“嘿，伊万诺维奇同志，”伴随着勋章“丁丁当当”的相碰声，一个沙哑的声音叫住了我，“你来得正好。”
我转过头去，发现谢米尔基同志也到了这里。
“您好，中校同志。”我说，“对不起，对于今天的事情，尽管……但……”
“你可以叫我谢尔盖·卡拉夫托诺维奇。同志.”中校脸色突然沉重下来，但很快便又恢复了正常,“其实也不怪你。这种事情实际上也没办法，都是自己惹的祸。我不怕。人在经历了太多之后，对一切就都麻木了。现在和我一起上去。”
十分钟后，几个人穿过明亮的大厅走廊来到了审讯室。为首的是那个有个很东正的名字——安德列·安德列维奇·安德列耶夫的全俄肃反人民委员。他此时正夹着一沓厚厚的文件。跟上一次一样，门中又传来了主审官的咆哮和图哈切夫斯基的否认，以及搪瓷水杯重重敲在木桌子上的“咣当”声，最后是摇电话的“唰唰”声。又过了几分钟，两辆“伏尔加”小汽车疾驶入卢比扬卡大街九号的大门，雪亮的车灯和尖锐的鸣笛声让整个广场上的巡逻哨都乱作了一团。又过了三分钟，楼道里响起了皮鞋的“咔咔”声，内务委员叶若夫穿着一身挺拔的军装，夹着一叠厚厚的档案，领着两个身材高大，穿着陆军三色斑迷彩服的小伙子大跨步地走了过来，猛然拉开了审讯室的隔音铁门，然后关上了门，发出“咣”的一声震响。
“例行的审讯，就是这样。”中校同志告诉我。
“我们的审讯就是严刑拷打吗？”我问。
“总是这样的。这是规矩，我也无权过问。或许这种行为的确恐怖，或许它的执行人的确罪孽深重，但我坚信它的正确，同志。记住，人在经历了太多之后，对什么事也就都不以为然了。”中校说完，便转身走开，消失在黑暗中。
我继续站在审讯室门前，静听着囚室里嘈杂的声音。有主审官刺耳的讯问，皮鞭子的抽打，双方激烈的争辩，囚犯挨打后的惨叫，陪审发狂般的怒吼，痛苦或狡诈的冷笑，还有桌子与地面摩擦所发出的锐利的尖叫。最后，声音出现的频率渐渐地慢了下来，听不到间谍的惨叫和争辩了。又是一声水泼在地上的响声，随后又开始了无限的讯问，抽打，争辩，惨叫，怒吼，冷笑，尖叫还有皮鞭子划过空中所发出令人不寒而栗的“呼呼”声……
“你的罪行！赶快交代！”
“不！我没有罪行！”
“你快认罪吧！”
“我没有罪！”
“撒谎，浑蛋！不要再逃避了！快把你知道的都招出来！”
“这是谎言！一切都是谎言！”
“你在撒谎！”
“没有！我没有！”
“还在撒谎！”
“我没有撒谎！这是你的阴谋！”
“撒谎！”
从门中传来了耳光清脆的声音。
“撒谎的是你！”
“挨了个巴掌，倒是硬起来了！快说！苏联人民给你的时间不多了！”
“我没什么可说的！”
“快说！”
“只有一句话——这是个阴谋！”
“撒谎！”
又是一个响亮的耳光。
“我没有！我以我的党籍发誓！”
“你的党籍早就被开除了！”
“这是诬陷！”
“你在躲闪！”
“这是栽赃！”
“不要回避事实！一切证据都在指控你！”
门中传出了纸张在空中抖动的“哗哗”声。
“这些罗织起来的伪证什么也证明不了！”
“你的同伙已经招出了你！”
“胡说！我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同伙！”
“你还在逃避！”
“我什么也没干！”
“快说！谋杀基洛夫、高尔基、明仁斯基，都是你干的！这是领袖钦点的！”
“罪名难道都是钦点出来的吗？”
“放肆！你谋害高官、图谋政变、勾结外敌，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还在这里狡辩挣扎，你想干什么，图哈切夫斯基？”
“你罗织证据、伪造证物、威逼证人，你又要干什么？”
“巧言令色！软硬不吃！死到临头的家伙，告诉你，一切都是真实的！唯独你的证词，是世界第一的谎言！”
“这是阴谋！是你们一手造就的阴谋！”
“你要反咬我们吗？资本主义的间谍？！”
“你是走狗！你给我听着！”
“浑蛋！图哈切夫斯基，我告诉你，你有罪！”
“我没有罪！”
“浑蛋！”
审讯室里的声音嘈杂起来，木桌木椅都发出“吱吱”的扭动声，忽地又是搪瓷水杯摔碎的脆响，在接下来是囚犯大声的尖叫，叶若夫的厉声咆哮，好像金属淬火时一般的“嗤嗤”声，桌椅在地面上滑动的震响，金属碰撞的“叮当”声，就这样响彻整个午夜。
天已经很黑了。
凌晨4点12分，天边已有了一丝红霞，克里姆林宫顶尖的红星隐隐的发着光，从捷尔任斯基铜像的方向已经可以隐隐的听到杜鹃的啼叫声。我仍站在明亮的走廊之中，静静的听着审讯室隔音铁门里发出的动静。
铁门“嘎吱”一声开了。为首的是内务委员叶若夫，满脸的愤怒，微微颤动的鼻孔里发出“哼哼”的响声，左手紧紧地攥住了右臂上绣着镰刀斧头的红五星，沾着黑色煤渣的右手紧紧攥着着一个握着那条做工精美，但还沾着点点血迹的皮鞭子；随后是肃反委员安德列耶夫，两眼充满了血丝，不时低声哀叹，一手摸着头，走路一歪一斜，连手里的档案夹都快拿不住了。几个卫兵都跟在后面，一个个的皮鞋上都沾着血，人人喘着粗气。
“我不相信……”安德烈耶夫喃喃自语，“我不相信……”
“把那个卖国贼给我看住了，孩子。”叶若夫把手中的鞭子递给我说，“几分钟后还有一拨国防人民委员会的人。”他突然一笑，指着鞭子对我说：
“孩子，我哪天给你讲述讲述这条鞭子的故事。你可真是干了件好事。”
我轻轻的低下头，一直静等到叶若夫消失在走廊中，心中一直在想着谢米尔基中校。
我走进审讯室，看到了图哈切夫斯基。与刚才相比，他的身上又多了许多新的血印和伤疤，头低垂着，两手握成了拳头，还滴着血。审讯者用的木桌还留在这里，但已经与我布置的时候偏了很多了。各种文件，有撕碎的，有揉烂的，有团成球的，有折了角挝了线的，都散落在桌上和地上。桌上还有那只搪瓷杯子的碎片，但这只是碎片的一小部分，剩下的都位于图哈切夫斯基身体的旁边。烧得发红的铁钳凌乱的散落在煤炉上。原来放在墙角，用来接洗脸水的铁盆此时放在图哈切夫斯基的脚边，里面装了满满一盆水，还掺着人的血液和煤灰。
我于是开始收拾屋子，把各种东西的碎片都扫走，把桌子摆回原处，文件展开放好，把地上的血迹擦拭干净。最后，我才注意到已经晕倒的图哈切夫斯基，于是把那一盆冷水泼到了他的脸上。他从昏迷中惊醒，抬头看看我，两只眼睛突然直勾勾的瞪着我的鞭子。
“你……”
他正要说什么，门口又传来了军靴“咔咔”的声音。
这次是陆军参谋部的谢苗·米哈伊尔洛维奇·布琼尼和国防委员克里门特·埃弗里莫维奇·伏罗希洛夫。他们身穿元帅制服，身后跟着四个文书，几乎没有带什么文件，只是吩咐我再去打几壶水来。
我走向开水间，只见彼得连科正提着一个小火炉站在关押叶卡捷琳娜房间的门口。这时候卡维诺夫已经来上岗了。他告诉我，那个下一班的军官因为有事不能值班了，而彼得连科则需要单独“看护”叶卡捷琳娜。所以我还得再值一班，一直到早上10点。于是，我们提着两个水壶走回审讯室。
走进审讯室，只见图哈切夫斯基被关在一个狭小的笼子里，两手两脚都被铐住。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坐在木桌的后面窃窃私语，他们的旁边站着一个面无表情的文书，正在用一种近乎毫无语气的声音念一份短小的文件。
“图哈切夫斯基。”他慢慢念道，“你涉嫌间谍罪，叛国罪，反社会主义罪，罪大恶极，为苏联人民所不齿。在1934-1936年期间，你勾结德国法西斯，白俄军官、布哈林分子，阴谋政变，谋杀基洛夫、高尔基、明仁斯基，妄图颠覆社会……”
“这都是谎言！”图哈切夫斯基仿佛在刚才的审讯中已经筋疲力尽了，此时他无力地喘
着粗气，“克里门特，你都在说些什么？”
“不要打断！”布琼尼清清嗓子，大喊一声，镇住了图哈切夫斯基，然后接着说：
“继续读下去。”
文书又开始念道：“……主义政权，让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你的同党有，前乌克兰军区司令员约纳·埃马努依洛维奇·亚基尔……”
“我没有同党！”图哈切夫斯基的拳头握得紧紧的，“我…我…你…谢苗同志……”
“谁是你的同志！”布琼尼厉声喝道，“卢比扬卡可不是你认亲的地方！老实交待，抗拒从严！”
“继续念！”这是伏罗希洛夫尖锐的嗓音。
“……前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叶罗尼姆·彼得罗维奇·乌波列维奇和副司令奥古斯特·伊万诺维奇·科尔克，军长维塔利·马尔科维奇·普里马科夫、前驻英大使馆武官维托夫特·卡济米罗维奇·普特纳、军长罗伯特·彼得罗维奇·艾德曼和鲍里斯·米罗诺维奇·费尔德曼。以上七人，以及已经畏罪自杀的前总政治处主任格马尔尼克。你认罪吗？”
“不！！不！！”图哈切夫斯基惊恐地喊道。
“再念。”布琼尼的脸上毫无表情。
“图哈切夫斯基。你涉嫌间谍罪，叛国罪，反社会主义罪，罪大恶极，为苏联人民所不齿。在1934-1936年期间，你勾结德国法西斯，白俄军官、布哈林分子，阴谋政变，妄图颠覆社会主义政权，让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你的同党有……”
我关了门，走了出去。但里面的声音仍然在回响：
“……图哈切夫斯基。你涉嫌间谍罪，叛国罪，反社会主义罪，罪大恶极，为苏联人民所不齿……”
“……勾结德国法西斯，白俄军官、布哈林分子，阴谋政变，谋杀基洛夫、高尔基、明仁斯基，妄图颠覆社会主义政权，让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
“……让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
“……在苏联复辟……”
“……复辟……”
“……复辟……”
“…………”
“……”
我轻轻的走出了审讯室，关上铁门，从高大的落地窗欣赏着窗外的美景。我透过窗户，又看到了崭新的一天：东方的天际已有了片片红晕，而月亮也仍高高的挂在天上。一片片浅薄的卷云，被清风吹散，朝阳的金光照耀在卢比扬卡高耸的围墙上，给红色的高墙镶上了一层金边，杜鹃鸟的叫声更加地响起来了。然而好景色遮盖不住那一个个杀风景的囚犯和卫兵，遮盖不住尖叫与咆哮，更遮盖不住从这里洋溢而出的恐怖的死亡气息。我目睹着这一切，不知该说些什么。
又过了一个小时，那个刚才念图哈切夫斯基罪状的那个文书走了出来，管我们要水喝。
“**，渴死我了。”文书擦了擦嘴边的水，“念了有一个小时，这混蛋一点动静也没有，还是死不承认。”
“鸭子死了嘴巴硬。”卡维诺夫掐掉手中的烟，说。
“这家伙像是犯罪分子吗？”我问。
“天晓得呢。报告上说他是白卫军，还是德国特务。”文书说，“但这种话说出去可不好玩。要知道，行刑队可是从来不吝惜子弹的。但，实话说，我也是总参谋部的。米哈伊尔那个人真是不错，怎么也看不出来……”
“其实我也不相信图哈切夫斯基是罪犯。”卡维诺夫悄悄跟我说。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出了问题可没人给你担保。”
“我早就不怕掉脑袋了——我都死了一万回了。”卡维诺夫点起一根烟慢慢的抽起来，不出声了。
那个文书又讨了一壶水，然后回到了铁门后的审讯室里。
我提着一个空水壶，又走到引水处去接水，但是当我接完水往回走时，铁门打开了。刚才的那个文书大喊着要送水来，于是我提着水壶飞跑起来。不过，在跑的过程中，似乎我听到有什么东西掉到了地上。但当我送完水回来找时，却什么也看不到了。
又是一个小时过去，里面仍然是这几句话。太阳已经升了起来，而文书们也都念得口干舌燥了。我们一壶一壶地把水送进去，又一壶一壶地把空水壶送出来。终于，等到卡维诺夫抽掉第8根烟的时候，铁门一开，伏罗希洛夫涨红着脸从里面走出来，布琼尼紧跟在后面，脸上的表情木讷难看。
“这个家伙，什么也不招。”伏罗希洛夫说。
“嘴巴挺硬。”布琼尼摸了摸自己的胡子，“看你能硬到什么时候。”
“看看谁能笑到底。”伏罗希洛夫突然补了一句，“我倒开始为图哈切夫斯基感到高兴了。”
“为什么？”布琼尼侧过头看着伏罗希洛夫。
“因为他在死前能看清楚是什么人真正杀了他。”
“他自己的罪行，当然这只是说说而已。”布琼尼说完之后笑了，“我都不信他那个人会谋杀高尔基。那个可怜的作家刚死了几天呀，就发现有不下20个要员去谋杀他了。雅戈达、皮达可夫、布哈林、李可夫，现在又来了个‘图哈切夫斯基军事颠覆阴谋组织’，当年基洛夫也是这样，到现在因他的死而死的官员的尸骨已经堆积如山，但是我们离真相仍然遥遥无期。”
“他还是有罪的。”伏罗希洛夫木讷的脸上也出现了一丝笑容，“引起领袖的不信任和我的反感就是他最大的罪行，除此之外这个可怜人就没有什么罪过了。”
“我们要服从命令，不是吗？”布琼尼回过头去看着审讯室的铁门，“服从领袖要求我们处理掉我们以前战友与同志的命令。尽管不愿意，但是我们只能服从。”
“说得好。”伏罗希洛夫点点头，“在现在的苏联，唯有服从才能保命。实际我们也不必诅咒叶若夫和雅戈达，他们只不过是干了与我们干的一样的事，乃就是明哲保身。”
“人多耳杂！”布琼尼突然看到了我，脸色一变，回过头朝伏罗希洛夫低声吼道，“内务部的。”
“的确。”伏罗希洛夫稍稍沉默了一下，“不过如果领袖有什么意见的话，其实也不需要肃反委员会或是内务部的人，这次交谈咱们两个人就已经多了。”
“我会出卖你吗？”布琼尼笑着问。
“不管怎么说，”伏罗希洛夫拍拍布琼尼的肩膀，“老同志，在领袖面前，要是出了什么大事，我可是会出卖你的，但这可不能怪我，因为出卖是明哲保身最高也是最险的一步棋。我可不像有些人因为不出卖或是出卖太多而被人出卖。你的眼前不就是有个‘伏尔加沿岸军区司令’吗？我想到时候为了搞垮某些人在抖搂出来个‘国防人民委员’也是很正常的，而且我也不会像某个家伙一样傻。”
那两个人都笑了起来，一起消失在了走巷中，只剩下了军靴的“咔咔”声在金碧辉煌的长廊中回荡。
元帅们走后，两辆小轿车又开进了大院。从车上又走下了肃反特派员莫洛托夫同志，他又走进了图哈切夫斯基的审讯室。我正想听个清楚，但是卡维诺夫提醒我值班的时间已经过了。于是，等到下一班岗的军官一来，我便走出了审讯室的走廊。
地下二层里还是那个样——几个哨兵百无聊赖地靠在桌子旁聊天，囚犯们连个影子也见不着。拿走了我的日记，我便随着卡维诺夫走出了二号楼。
卢比扬卡大院，自从苏联时代开始就没有过什么变化。从13年前我第一次在《真理报》上看到这里既不清晰的照片，到现在为止这里只增加了一座捷尔任斯基同志的铜像。然而13年过去莫斯科城里的烟囱越来越多，铜像越来越多，宣传画越来越多，但杜鹃却越来越少了。整个卢比扬卡九号的广场上空空荡荡，只有几辆小轿车进入了我们的视线。其中两辆是外交部的，一辆是参谋部的，还有几辆肃反委员会和内务部的车子。随后，从总参谋部的车上下来了三个人——这是最高检察官维辛斯基同志和元帅叶戈洛夫同志，后面跟着的是一个证人，听说以前是伏尔加河沿岸军区的中将司令员，名叫德边科。
卡维诺夫与彼得连科带着我走进卢比扬卡九号旁边的一座酒馆：这座酒馆里坐满了蓝帽檐，而且大多都是醉醺醺的。但我实在受不了酒气，于是走出了门去。酒馆的一旁是个理发店，店主是个女的——她经常给叶若夫同志理发。再加上街对面的特供面包房（那里面的东西又好又便宜而且不用与市民一起排队），契卡的招待所（“军官宿舍”其实就安排在这里），整个卢比扬卡大街就这样被构筑成了一个以9号为中心的坚固的红色堡垒，甚至能在失去供给的情况下坚持工作数天。我重新回到九号，走进门厅，找了把椅子坐了下来，打开我的日记本。
约半个小时之后，这三个人也出来了。叶戈洛夫脸上带着一抹令人难以察觉的笑容，德边科的眼睛向四周乱扫，显出极担心的样子，而维辛斯基的脸上则带着丝丝狰狞。叶戈洛夫元帅和德边科中将先上车走了，而维辛斯基却没有。维辛斯基径直走向我，来到我身后的一台电话前，挥挥手示意让我躲开，然后接通了电话。
“喂，这里的事办得都快差不多了。”维辛斯基微笑了一下，“尽管那个家伙还在嘴硬，但他已经快撑不住了，还是您想得周到，找来了这么一个当堂证人，还有那个米哈伊尔·梅德韦杰夫，再加上刚才国防人民委员会的人的逼供，这个叛徒不招也不行。今天证人没有现身，只是躲在暗处观察了一会儿。对。对。对。莫洛托夫也来了。这个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同志对审讯结果非常满意，他现在回克里姆林宫去复命了。看来，这份价值300万卢布的罪证来得真是时候，图哈切夫斯基现在就是跳进伏尔加河也难逃法网了。您说，德国人是从哪里弄来这份文件的？当然，不会的。哈！是那个什么‘俄国军人联合会’的斯科布林吗？……对，您想得最周到……不管怎么样么我保证，一定在6月上旬过去之前把他搞定。就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咱们还是要下重手，应当加上一些比较‘有力’的证据。”
“你说得对，但记住，图哈切夫斯基只不过是领袖画在‘托洛茨基’名字上的红叉所覆盖住的一小部分，而且那份11293文件也只不过是无关事情紧要的旁门佐证，即使没有那份材料领袖也会让我们为图哈切夫斯基定罪。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对布哈林、李可夫等人的事情进行圆满地解决，结了案不能算完，一定要把该纠的人全纠出来，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但如果现在图哈切夫斯基再招出点别的什么，你我不就都成了季诺维也夫了？”
也许是维辛斯基把电话听筒的音量放得太高，所以我们听到了电话那一端的一个阴沉的声音：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就是死在了他们在扳倒了托洛茨基之后的愚蠢与大意上。不要在关键的时候麻痹，一定要堵上图哈切夫斯基的那张嘴，不要让他说出不该说的话。要知道，这家伙和日丹诺夫、布哈林和李可夫不一样，他可非常会打小报告，还会为自己开脱，而不是像布哈林一样面对陪审团就不反抗。昨天，我跟他对峙的时候，他那张嘴可是完完全全的表现出来成为一名演讲家的天赋了，万一碰上个没主见的人——诸如布琼尼那样‘富有同情心’的——那对我们来说，这件事或许就这么过去了——因为，要是斯大林听了国防人民委员会某几个元帅们富有兔死狐悲心情的叙述，那领袖或许就会改变主意——谁相信柏林会为我们着想呢？连我都不相信，我认为那个中间人就是个盖世太保、双料间谍，图哈切夫斯基这档子事办完后就赶快把他拘捕。回归正题，你天天翻卷宗，也是应该知道的，在雅戈达的时候，内务部不是被告过很多次吗？而且主要都是军队里那些自找无聊的将军元帅们干的——如果军队里的人都向卡冈诺维奇或日丹诺夫那样老实，或是像拉狄克那样配合，怎么还能有这么多的事呢？他们都不老实。或是说，他们都能为了自己的命与别人拼命，而不像绵羊，面临屠刀还不吭声。所以，为了防止夜长梦多，在把德国人提供的那份11293文件吃透的同时，还要在罪证里多加两句，而且还要大改——不能让每一个政治犯都负责暗杀高尔基和基洛夫。”
“您是指在罪证里要把托洛茨基牵扯近来吗？”托洛茨基笑了笑，“我也正想着呢，这样肯定更有力。”
“你说的很对。只要是托洛茨基，无论牵扯什么都行。比如，把图哈切夫斯基的由‘俄国军人协会’、季诺维也夫分子改为‘托洛茨基反社会主义军事阴谋集团首脑’。要知道，咱们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最讨厌的，莫过于这个托洛茨基了。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相较而言就没了力度。尽管现在托洛茨基正躲在法国搞什么‘第四国际’，但是遥控苏联国内的‘某些秘密组织’进行一些反社会主义活动也是合情合理的。这样能让斯大林同志尽快地下决心，防止这件由领袖钦点的大案因为愚蠢和怜悯而被翻了盘。如果那样，那你的日子也就到头了。”
“晓得了。”维辛斯基又发出了狞笑，“总之，图哈切夫斯基早死一天，我们内务部、司法部就早安生一天，对吧。所以要精诚团结。”
“图哈切夫斯基可是个大家伙。身为司法部的副部长，苏联最高检察官，你可得干些实事。领袖的心理你是知道的，办的人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否则大家都得完蛋。”电话里的声音说，“雅戈达倒台的时候你是走了运，不降反升，但我保证你不会每次都这样幸运。不管怎么样，目前军队里那帮人是你我最大的障碍，然后才是契卡。搞清楚了，我们内务部有30万内务部队，我们敬爱的安德列维奇同志没有，你手里那半个司法部也没有，但是国防人民委员会有200万武装力量。200万张嘴，而且大部分是只会跟在少部分嘴后面喊口号的那种。如果200万个声音同时传进克里姆林宫，那么事情就不是一个小小的内务部能解决的了。再说了领袖也指示过在‘托洛茨基反社会主义军事阴谋’破产之后，应当好好地抓一下军队了。尤其是军官。”
“所以得适当地处理一下‘潜伏在红军军官中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左派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了。”
“还有雅戈达分子。”电话中的声音说，“我这几天在卢比扬卡看到过一支鞭子，那完全可以证明在如今的契卡和军队里有不少雅戈达以前的亲信和属下。要把这些人也统统送进监狱，1年之内让内务部和契卡从头到脚换个样。”
我的大脑“嗡”地一震。
维辛斯基眯了眯眼睛，说，“领袖需要多少？4万？”
“3万吧，维辛斯基同志。”
“有点儿少，不带劲儿，可能‘我们的父亲’最后会不满意。雅戈达就是因为处理‘列宁格勒事件’时办的人太少而与季诺维也夫一起送上断头台的吗？”
“3万的确有点少，还上不了大台面，可4万好像也太多了——如果这样的话至少会有一万五千人被枪决。我真的不想杀那么多的人，因为我不想像某些人那样杀人过度，臭了自己的手。臭了手，‘我们的父亲’可就不要我们了！要和从前的内务部划清距离。”
“3万5，差不多一半，怎么样？”维辛斯基笑了起来，“军队有8万多军官呢，抓一半留一半，也就算是个‘大事业’了。要不就这样折衷一下？”
“我觉得差不多，3万5千人，这样上面下面都对得住——当然关键是能应付上面。恐怖是个好东西，‘苏联的父亲’就非常希望看到一个在恐怖统治之下的苏联。”
“所以奥尔忠尼启则就自己把自己‘恐怖’掉了？”维辛斯基又笑了，“死的正好，否则他这个到处唱反调的家伙也还会惹不少麻烦。”
“他死得好，死的应该！他因为不会用嘴而丢掉了性命——就像季诺维也夫因为过分会用嘴而丢掉性命一样。但图哈切夫斯基会得恰到好处。现在，图哈切夫斯基只要随便说几句话，再不小心被他的某些现在还在拼命与他划清距离的‘前同志’听见，我就会被拉下水，陪着他一起上刑场，给他当垫背。你呢……”
“晓得了。”维辛斯基似乎开始有点不耐烦了，但仍然硬挺着说话。
“你应当知道，你可是亲手把那些雅戈达的下属们送上刑场的吧。”电话里的声音又说，“也真可怜他们了。雅戈达现在还在监狱里关着等死，而他那时内务部五分之二的人都已经被清洗掉了，现在还要清洗掉另外一个五分之二。听说列普列夫斯基对待他的同行毫不手软。假设我失了势，你没准会比我死得还惨。”
“知道了。”维辛斯基抿了抿嘴，又加了一句：
“内务委员，叶若夫同志。”
维辛斯基长吁一口气，挂掉电话，然后用眼睛的余光瞥瞥我，喝道：
“给我准备辆车！”
一会儿，一辆小汽车带着刺耳的笛声从外面高速驶入。维辛斯基快步走出大门，敲敲车门，然后坐了进去。那辆被涂成纯黑色的“伏尔加”小轿车的发动机随即启动，然后快速地开出了放风场的大门，留下一股烟尘。
晚上，我回到宿舍。面对桌上的日历和日记本，我不知道该写些什么了。5月24日，这整整一天，我所见到的，都是逼供、折磨、阴谋和痛苦，似乎没有见到我想看到的叛徒求饶，正义最终胜利的场面。我轻轻的取出鞭子，看看上面清晰华美的花纹装饰，忽地看到了鞭子的末端被抹掉的一部分：以前这里曾刻着些字，但是被人抹掉了，只剩下了一个俄文字母С，还有一个双头鹰纹徽和一行小字：
内务委员：雅戈达
我轻轻地把鞭子收进抽屉，再次翻开那本11923号文件。我的心里一团糟，但无意中看到了这份文件的叙述人和证明人——白俄将军斯科布林。
“原来是她的……”我想。
我又翻了几页正文。这一部分内容详细地介绍了1923-1933年苏德关系亲密时期图哈切夫斯基于其同伙向魏玛德国和纳粹德国索援的情况——比如1933年590万卢布（黄金）、1936年3月到6月400万卢布（黄金）、3万支步枪、100只通用机枪、120万发子弹等等。还有白天听到的“图哈切夫斯基反苏军事阴谋集团”、“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反社会主义集团武装政变”、“复辟”、“军事合作”等等的字眼。其中还不乏各种德国将领的笔录和签名，就好像是一场经过了精心筹划的国际阴谋大审查一般。
我合上材料，叹了口气：
“你呀你，”我拍着自己的脑袋，“怎么能对事实起疑心呢？”
1937年5月26日
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几乎跟起床号的声音一起到达卢比扬卡。叶若夫穿着笔挺的军服，坐在卢比扬卡的会客室里，似乎在等着什么人。果然，半个小时之后，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元帅、布琼尼元帅和伏尔加军区司令德边科便坐车驾到。叶若夫与两个元帅寒暄一阵，便拉着德边科走进审讯室。不一会儿，图哈切夫斯基便被押了上来。
“图哈切夫斯基，请交待你的罪行。”叶若夫说。
“我没有罪。”图哈切夫斯基看看叶若夫，又看看德边科，“你们这是干什么？”
“图哈切夫斯基。”叶若夫掏出一份文件，看看德边科的脸，大声念道，“我检举图哈切夫斯基，他在1934-1936年间勾结德国法西斯，白俄军官，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分子，阴谋政变，”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叶若夫！”图哈切夫斯基躁动起来，“这都是谎言！”
“闭嘴吧，间谍。”伏罗希洛夫微微一笑。
“秘密从德国获得军援、谋杀基洛夫、高尔基、明仁斯基，妄图颠覆社会主义政权，让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他的同党有，前乌克兰军区司令员亚基尔、前白俄罗斯军区司令乌波列维奇、前白俄罗斯军区副司令员科尔克、前军事科技院院长埃德曼、前空军化学研究院主任费里德曼、前第17军军长普里马科夫、前苏联驻英国大使馆武官普特纳，以及已经畏罪自杀的前总政治处主任格马尔尼克。证明人：参谋部管理局局长米哈伊尔·叶甫盖尼耶维奇·梅德韦杰夫、伏尔加沿岸军区中将司令员：德边科。”
德边科苍白的脸上微微泛红。
“德边科！”图哈切夫斯基喝道，“你到底在说什么？谁是梅德韦杰夫？你为什么要说谎！这些罪名都是你们一手编造的！这是谎言……”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布琼尼摸摸自己的胡子，“我真没想到你竟然是一个这样的人！现在请你闭嘴！”
“元帅，”德边科小声的嘟囔，“这可不能怪我……我只是……”
“呸。”图哈切夫斯基狠狠地啐在了德边科的脸上，“你是个混蛋！你是在诬陷！”
“你！”德边科猛然站了起来，但被叶若夫拉住。叶若夫把德边科按回自己的座位，问道：
“证人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德边科抹抹脸，大声吼道：“我都四十八岁了，到现在还让你这个娃娃踩在脚下！论资历战功我那个不比你多！你还有资格说我！”
“证人不要说些不能生效的话，请仔细阐述你的证词。”
“他是德国特务！间谍！是‘俄国军人协会’的成员！”
“德边科！”图哈切夫斯基脸色煞白，大声吼道，“你是个小人！”
“住嘴！图哈切夫斯基！”伏罗希洛夫的脸也红了起来，“我们允许证人当堂陈述事实！”
“你说这是事实？克里门特·叶非莫维奇，你听着，这是天大的谎言！”
“图哈切夫斯基！”布琼尼接过话去，“你认为你说的是真话吗？你认为我们会相信你吗？你以为我们不相信证人吗？尽管说现在证据还不充分，尽管说我们现在还没有非常有力的手段来指控你，尽管说——”
“好了谢苗，”伏罗希洛夫绷直了脸，生硬的打断布琼尼的话，用右手指着图哈切夫斯基，“实话告诉你，领袖早就不信任你了！我也不信任你！”
“只是因为那份文件吗？”图哈切夫斯基轻蔑的笑了笑，“那份胡编乱造的证据有什么用？难道你们‘亲爱的’维辛斯基同志没跟你们具体教授法律学课程吗？”
“当然不止。”伏罗希洛夫冷笑着抽出一份文件，“你公然反对我，这就使领袖对你失去了信任。你竟然仍然固执的认为装甲兵大规模单独使用是正确的——为了你，我们的巴甫洛夫同志正在西班牙做实验。结果怎么样？国际纵队和德意干涉军用了跟你学说相同的战术，到头来都是惨败！但你还在固执，竟然还瞒着我搞什么‘报告’——我可不喜欢在背后捅刀子的人。还有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同志，我们早就看你这个‘好做空洞计划’的人不顺眼，这一天是迟早的。叶戈洛夫为这件事也出了力——所以说，这是众望所归。”
“你竟然减少骑兵数量和骑兵开支为代价，迅速组建起你所说的那个什么——坦克兵团！”布琼尼摸摸自己的胡子，大声吼道，“这你不是逼我吗？”
“对权威的质疑引来杀身之祸。”图哈切夫斯基看着伏罗希洛夫，“我看你们这几个元帅才是最狠的人。”
“我只是服从命令。”伏罗希洛夫笑笑，“军人以服从为天职。”
布琼尼轻轻点点头。
“但我没有罪。”图哈切夫斯基说，“我是无辜的。”
“混蛋！”伏罗希洛夫猛地拍着桌子站了起来，“真是无药可救！我告诉你，我们的叶若夫同志同样可以像对待布哈林一样认定你为达到其推（还是）翻列宁斯大林的领导的目的，而直接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孟什维克以及其他早就被粉碎的派别集团结成联盟，更可以认定你为德国间谍！特务！你的这些‘光辉历史’都已经曝光了，你还想狡赖吗？”
“伏罗希洛夫，究竟是谁在狡赖？”
“图哈切夫斯基，你别放肆。”伏罗希洛夫通红的脸绷得紧紧的，“斯大林同志会给你一个适合你的判决的。”
“我现在就去找新的证据。”叶若夫站起身来，“至于他的同谋，我相信我的副手列普列夫斯基会很圆满的解决的——保证让你们统统满意。这个德边科，先留在我这里，我亲自收拾。”
伏罗希洛夫点点头，收起文件，拉起布琼尼，说：
“我们回去！过两天再来算总账！”
国防人民委员会的将军元帅们走了，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却没有走。等到又有几辆内务部的车开进大院时，他脸上的表情便从分扭曲变成了微笑——他直接冲着我走过来。 “孩子，谢米尔基同志在哪里？” 我轻轻回过头去，指指中校的办公室。叶若夫拍拍我的肩膀，脸上的颜色突然变了。他回过头去，大喝一声： “给我上！” 从内务部的汽车上风一般的钻出二十几个手持自动手（为什么）枪的军人。他们快速的冲向办公室，随即占领了办公室旁所有的重点位置。其中一个高个子猛地踹开办公室的门，有几个人便冲了进去。随即办公室里一阵骚动，几声枪响过后，便恢复了平静。叶若夫拉起我，大步走到门前。只见办公室里横七竖八地倒着几个人：有中校同志的卫兵，有刚才冲进门去的高个子，还有几个穿着军装的人。在靠墙脚的地方，两个军人用托卡列夫指着谢米尔基中校和另一个穿着将军服的人。 叶若夫走上前去，拉开谢米尔基中校，冲着那个将军问道： “没想到我们在这里见面了。我得知了谢米尔基中校是雅戈达的亲信，但又不幸看到你也站在谢米尔基中校的身边。那我可以推断，如果你和叛徒的亲信交际密切，那你必定也是。所以，现在你们被拘捕了。” “叶若夫！”谢米尔基中校大吼道，“凭什么说我是雅戈达的同党？” 我轻轻的往后退了退。 “因为那鞭子。”叶若夫轻蔑的笑了笑，“这还多亏了你的那个下属，我记得他叫……叫什么阿塔斯纳斯·弗拉基米尔……” “伊万诺维奇。”中校的双眼紧紧的瞪着我，我又往后退了一些。我的大脑一片迷茫，所能看见的只有谢米尔基中校的双眼。 “干得漂亮，孩子。”叶若夫回头看看我，“我很荣幸的宣布，从现在起你就是少校了。我派人明天给你把军服送来。你还会记一次二等功……” “伊万诺维奇……”中校的眼睛有些发红，“我没想到……”
“你没想到的多了。”叶若夫回头看看我，“鞭子呢？” “丢……丢了……”我低声回答道。 “现在抵赖可没有用了。”叶若夫冲我一笑，“我去问过雅戈达了——可怜那个家伙到现在还在装傻，想少牵连几个。不过我知道，这条鞭子是源自沙皇时期的军队，而在雅戈达之前的主人是白俄将军斯科布林。雅戈达曾经利用斯科布林的妻子成功将其策反，而且曾准备借斯科布林之手绑架流亡在德、法等国的白俄将领……这个计划还没有实现，但是我知道这条鞭子就是斯科布林的‘信物’——另一层含义上是交涉的筹码。尽管说，在这个世界上，信用已经变得毫无用处了，但是我知道这里有人跟雅戈达很熟，还有人跟斯科布林很熟，所以特地前来‘证实’一下。喏，我今天就抓到了雅戈达的亲信——我相信雅戈达也不会平白无故地送出信物的。回去向领袖同志汇报一下，你们卢比扬卡里就又是一阵血雨腥风——其实我真的不想杀人，但为了不被杀，我只能这么干。”他把手一挥，“带走！把他们送到内务部的牢房‘特殊照顾’一下！” “委员同志，”旁边有个人恭恭敬敬的问道，“您不走吗？” “不走。”叶若夫看看我，“我还要去找个人。” “出什么事了！”卡维诺夫突然出现在门口，但迅速被几只托卡列夫顶住了。他瞪大眼睛看着我，说不出话来。
“你是谁？”叶若夫回过头去看着谢米尔基中校，“谢尔盖·卡拉夫托诺维奇，他是你的同党吗？” “他是我的警卫员！”我喊道，“不是他那个……” “不是什么？”叶若夫回过头来看看我。 “伊万诺维奇！”中校试图挣脱绳索，但又被人按在地上。 “回答我！”叶若夫喝道，“是什么？” “伊万诺维奇！” “大尉同志！”卡维诺夫冲到我的面前，双手按在我的两肩上，眼中流露着悲愤，“您到底要干什么？！” “阿塔斯纳斯·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叶若夫拉开卡维诺夫，两只像鹰一样的眼睛令我不寒而栗，“你什么都知道！说出来就行了！”
“伊万诺维奇！”中校喊道，“你是我最信任的人！求求你说实话！” “大尉同志……” “他是我的警卫员……”我慢慢的向后退，想脱离人们的视野，但后面的两个人死死的摁住了我。 “我让你回答‘不是什么’！”叶若夫厉声尖叫，“快！我最不喜欢做事拖泥带水的人！” “求求你！阿塔斯纳斯·弗拉基米尔同志！说实话！” 我不由自主的抖动着，大脑里漂浮着中校与我的一段段往事，但此刻我所看见的，却只有哀求、愤怒、悲伤和黑洞洞的枪口。我第一次感到害怕，第一次感到恐惧，那恐惧无法躲避、无法抗争，我正看着我沉入道德的谷底。终于，我在迷茫中喊出了： “雅戈达……” “大尉同志，你说什么？”卡维诺夫使劲摇着我，“什么‘雅戈达’？你为什么？明明根本没有……” “……反……反社会主义……” “带走。”叶若夫的嘴角微微上扬，“说出来就是好事儿，小伙子。” “我们在炼狱相见吧——我保证在两个月之内。”谢米尔基中校瞥了我一眼，和那个将军一起被押出了门。 “大尉同志！大尉同志！”卡维诺夫的眼睛发红，“你怎么能……” “我们走！”叶若夫看看我们两个，“跟我去牢房。”
我眼前只能看见黑色，两耳嗡嗡作响。卡维诺夫在后面轻轻的扶着我——感觉得出他也在颤抖。谢米尔基中校的言谈仍在我耳边回荡，我甚至仍然能看清他胸前的勋章。那勋章总是互相碰撞，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我仿佛听到水珠滴在地上的“嘀嗒”声。卡维诺夫轻轻的拍着我，楼道里马靴的声音越来越小…… “乒！” “咚！” 刺耳的枪声猝然响起，叶若夫随即冲出了办公室。我抬起头来看着他，但又一声尖叫传来： “犯人自杀了！” 卡维诺夫右手拿枪，猛然拉着我跟着叶若夫冲了出去，只见几个士兵如木雕一般呆立在厕所门口，里面还隐隐的流出血来。我慢慢地走上前去，只见谢米尔基中校倒在血泊之中，沾着血的右手紧紧握着一支TT-33托卡列夫。 “中校同志！中校同志！”卡维诺夫推开我冲了上去，但被几个士兵挡在了尸体前，“中校同志，你……” 卡维诺夫突然站起来，发疯一般的把我猛地按在墙上：“阿塔斯纳斯·弗拉基米尔同志！请你醒醒！你看看你干了什么？你——” “你为什么要撒谎？为什么要诬陷？”
卡维诺夫像个小孩子一样哭号起来，两手死死掐着我的脖子，“大尉同志！你究竟怎么了？大尉同志！” 我只感觉到我在颤抖，我仿佛看到那个人就倒在我的面前——这是一年前的事，但又仿佛是一分钟前。那个人，是英雄，但又是犯人…… “别闹了！”叶若夫把我从卡维诺夫面前拖到尸体面前，“是谁负责看管犯人？” “他说要上厕所，我们派个人在门外看着。哪知他手里还有一支枪，等我们听到枪声进去的时候，就已经……” “吞枪自尽了？”叶若夫按捺不住愤怒，冲士兵大吼道，“你们干什么吃的！让犯人当着你们的面自杀，是不是想让我统统把你们送到古拉格去！” “可……” “不用解释！”叶若夫吼道，“我还有事儿干！你们自行处理这些！” 他又看看我和卡维诺夫:“你们两个，跟我来！”
昏暗的囚室里，叶若夫和叶卡捷琳娜互相对视。叶若夫突然微笑起来，说道：
“斯科布林小姐，一切可好？”
“好极了。”叶卡捷琳娜还了一个微笑，“我在这里看清了整个世界。”
“我并不了解斯科布林家族——尤其是我非常感兴趣的白俄将军。身为他的女儿以及一个苏联公民，你有义务协助我们进行工作。”
“我知道我的父亲。”小女孩紧盯着叶若夫的脸，“他是共产主义者。”
“我也知道。”叶若夫说，“我只希望你能给你的父亲写一封证明你生活过得很好的信。”
“委员认为这里的生活很好吗？”小女孩冷笑，“反正两年之内你也会进来体验体验的。”
“回答我的问题！否则你就不会生活的像现在这样安逸了。”
“你要对我的父亲干什么？”
“策反。”叶若夫一笑。
“雅戈达已经做过了。”
“我要证明雅戈达没有做到。我没有杀了他就是为了让他看见他少做了什么。”
“他没有完全顺从领袖的意思。”
“从某种含义上来讲的确是这样。不过我更愿意相信他背叛了国家、背叛了党、背叛了革命、背叛了领袖。”
“你们总是这样，把斯大林放在最后出场。”
“这是一种尊敬。”
“尊敬对你没有用处。”
“尊敬对雅戈达就有用处——可惜他没有及时利用。”
“对他也没有用。他只是个可怜虫——只是服从命令而已。”小女孩说，“而你不一样。”
“啊哈。”叶若夫用手轻轻抬起小女孩的头，几乎让她悬空起来，“那你说，我是什么？”
“恶魔——当然也是驯化之后的恶魔。”
“那雅戈达也是！”
“那是过去。现在他只是个失去了权利的可怜虫——就想未来的你一样。”
“油嘴滑舌。”叶若夫笑笑，“但你不会用嘴。”
“你要好一些。”小女孩一字一句地说，“你用嘴搞垮了雅戈达——当然即将有人会用嘴搞垮你。”
“净是胡言乱语。”叶若夫笑了笑，“精神有些错乱。怪不得你会会苏联来。”
“我说的不是胡言乱语。你难道认为雅戈达真的会勾结季诺维也夫？或是谋杀他最好的朋友高尔基，或是谋害当时还是个无名鼠辈的你吗？”
“肃反这潭水很混。”叶若夫语气稍微有些变化，“建议你在会游泳之前，不要轻易下水摸鱼。”
“我看你的水性也不好。”小女孩接着说，“被水草缠住了脚还浑然不知。”
“我何尝不知道！”叶若夫急躁起来，“但我相信……相信领袖同志，相信领袖同志对我的信任。”
“你的领袖同志真的信任你吗？”
“这……”
叶若夫忽然愣住了，放下了小女孩，沉思了一会儿。他忽地转过身去，满脸愤怒遮不住心中的恐慌和无助。他愣了一会，又转过身去，语气忽地变得沙哑：
“我该怎么办？这都是领袖的命令……领袖让我杀人，杀少了不行，杀多了又……我该怎么办？我又能怎么办……”
“想想布哈林，想想他是怎么做的。你可以像布哈林一样写一封信，让老婆背下来然后烧掉，等到你们伟大的领袖死了之后再平反——这是听布哈林本人说的；”小女孩笑着说，满脸都是鄙视，两只剑一样的眼睛直勾勾的盯着叶若夫，“或者就像奥尔忠尼启则那样孤寂地自杀，免受皮肉之苦。都是好主意。”
“肯定是雅戈达！”叶若夫发狂一般的喊叫起来，“肯定是他！我心慈手软没杀他是错的！最近军队的人提审了他好几次！一定是……或许是……列普列夫斯基！他一直想取代我……小人！真是个小人！都是小人！……”
“你也一样！别胡思乱想了！”小女孩冷笑道，“先想想你的未来——像我一样被关在这里一直到死，或是在家中吞枪自尽、在秘密警察敲门的时候跳楼——都是好主意。你真的认为你能活着退休吗？”
“我信任……”
“你信任别人，谁会信任你？”
“别说了！”叶若夫又吼叫起来，“我死了，你们也别想好好活着！雅戈达这两年苟且偷生，还不是我给他撑着！这只是同情……”
“兔死狐悲。”
“闭嘴！”叶若夫的脸略微有些扭曲，“站在权力的巅峰，我何尝不在恐惧，何尝不在担心，何尝不在胆战心惊！在这个世界上，有权的人早死，但仍然有无数人踩着别人的尸体冲向权力……但世界只会使人变得更没有怜悯。我何尝不知道，被关押在这里的人——乃至整个由我所造就的清洗运动中，有九成以上的人是无罪的。他们含冤入狱，屈打成招，死不瞑目……但我不能……不能违抗。这是领袖的命令……军人以服从为天职……”
“你的服从把你从一个普通人变成了一个恶魔。”
“我要写一封信！证明我的清白！我要让领袖知道……我的忠心……”
“这封信最后总会被作为‘悔过书’处理。你难道忘了季诺维也夫在公开审判之时的‘最后一次演讲’了吗？多么煽情的话，在塔斯社里滚了一圈之后就全都变成罪证了。”
叶若夫的脸色煞白，手也开始抖动：“行善何不是好事，公正有何错误？但是斯大林同志……他……斯大林同志……”
“斯大林错了。”小女孩朝我们微笑，“从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境之后，整个苏联就没有一个人敢说这句话了。”
“天呀。”卡维诺夫喃喃自语。
叶若夫的身体仿佛被电击了一般。他忽地立正站好，缓缓的摘下军帽，对着小女孩一鞠躬。
“我这才发现，自己空活了几十年，却不如一个小孩子。”
“接着说下去吧，孩子。”叶若夫低下头看着小女孩，“说说你所认识的斯科布林家族。”
“父亲曾对革命不抱幻想，但现在已经是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了。”小女孩喃喃自语，“那时候我也对社会主义苏联抱着美好的幻想。我在1934年初离开了父亲，悄悄回到列宁格勒。在学校，在街巷，在整个社会上，我都能感觉到一种温馨的感觉——那绝不是身处德国小城所能感觉到的。旧习气、旧现象被一扫而空，社会欣欣向荣，又是一个五年计划……然而不到半年，我就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这是，我的父亲已经在‘俄国军人协会’之中找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但我也发现自家的门前出现了一个个黑影——这就是你的前任的杰作。又过了半年，基洛夫在斯莫尔尼宫里遇刺。随后，我便被契卡以‘白卫恐怖分子’为名逮捕，和几个亲人一起关到了这里。我被允许定期写信给我的父亲——当然是经过检查的——所以我的父亲也没有透露给我任何重要消息。毕竟，有一次我用德语写了几句话，卢比扬卡里就立刻多了个德文专家。”
“那就是说你什么都不知道了？”叶若夫定定地看着叶卡捷琳娜，“包括你的父亲被勒索，还有图哈切夫斯基与俄国军人联合会的关系——”
“勒索是肯定的。”小女孩笑了笑，“你们的这次行动与绑架无异。如果绑架而不勒索就太愚蠢了。”
“图哈切夫斯基呢？”叶若夫问，“你从你的父亲那里对图哈切夫斯基的印象有什么？”
“没有。不过我相信，如果你们真的这么干，总有一天你们会后悔的。”
“我已经不能后悔了。”叶若夫露出了一丝无奈的微笑，“我只能向前进，直到走进自掘的坟墓。”
接近傍晚的时候，从大门外开进了两辆装满荷枪实弹士兵的“嘎斯”军卡，紧接着带走了几个囚犯。军卡开走之后，几辆小轿车再次疾驶入放风场，随后，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军事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和中央肃反特派员莫洛托夫。我和彼得连科再一次把图哈切夫斯基拉进审讯室。这时候，换班的人已经到了，再加上我们三个晚上还都要值班，但都分别要去不同的地方：我要去吃饭，卡维诺夫要去图书馆，而彼得连科要到“外面的世界”去听一场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会。所以我和两个勤务兵就分了手，到附近的特供餐厅吃饭去了。
然而我的心情难以平静。我坐在整洁的桃木椅子上，听着贝多芬的交响曲，我凝视着捷尔任斯基铜像的脸，想与那铜像朝向我的那微笑的脸交流些什么。那张脸是如此的慈祥，正如我在照片中看到的委员亲自到国内战争牺牲烈士子女收容院里拥抱那些孩子是的表情一样。或许捷尔任斯基同志是个真正的爱孩子，爱人民的人，但他所一手创立并发扬光大的整个机构却让我感到彻骨的寒冷，更压迫着仍在工厂和集体农庄中忘我劳动的苏联人民喘不过气来。
我记得，在我还在列宁格勒的时候，我曾听过菲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同志的讲话，还听过明仁斯基同志的讲话，我感到热血沸腾，感到人只有一声为此而奋斗才能不枉此生，更下定了去契卡工作的最高理想。我记得，在我仍是一个22岁的下级侦查员的时候，我在列宁格勒见到了格里高利·雅戈达——那是在讲托—季反对派被打（该死）倒的庆祝会上。他们的表情和蔼可亲，雅戈达的眼睛眯着，热情的与我们每一个人握手。那只手虽然有些粗糙，有些冰冷，但是那么的有力……我在雅戈达时期一直直接隶属于高级侦查员托尔切克。那个人在生活中表情并不丰富，甚至有些呆板，与同志们和我们的关系也好像是冷冰冰的。然而那人一到工作的时候便会格外的出力，又是在没有人要求的情况下加班到第二天早上3点，而第二天早上8点有精力充沛的去上班。我曾目睹他对加米湼夫的审讯，看到了他对敌人的冬天一般的冰冷。很快，加米湼夫被判决有罪，而托尔切克为此获得了红星勋章。那天，他召集我们，并微笑着告诉我们这荣誉属于我们每一个人。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微笑。那时我感到温暖，感到依靠，感到那些曾经欺压了整个大俄罗斯民族达600年的残酷的统治阶级终于迎来了它的天敌，感到我们的时代到了。于是，今天我也成为了蓝帽檐，拥有了蓝帽檐的权利与权力，拥有了蓝帽檐的荣誉与实惠，拥有了蓝帽檐的威严与威权。然而我突然感觉到时代不同了，感觉到我胸前的沸水忽的像被加压一般在瞬间停止了沸腾，然后转向迅速的冷却，结冻……
我瞧瞧自己的脑袋：是我已经老了么？是我已经疲倦了么？我想到了那本已经在全国掀起轰动的小说：那里面的主人公柯察金不也是与我一样，都是契卡吗？我们这一代的青年人啊……理想都是相同的。然而我却仿佛感到我已离开了青年的队伍，坠落到了与马托夫、托洛茨基一样的高度上了。
西方的红霞渐渐淡了，杜鹃的啼叫声也渐渐的稀了，我身边的蓝帽檐也都纷纷互相搀扶着走出了餐厅的小门。我缓缓站起身，把帽子顺手拿起来，付了钱，准备回去。然而我忽的听到金属与木料剧烈碰撞的爆响和树木枝干断裂的咔嚓声，然后就透过餐厅的窗户看到了街角的火光。
我连忙冲出餐厅，人群如同从地下冒出来一般迅速聚集起来，招待所的几扇窗户也被打开了，窗前都站着几个不明就里的人。一个40上下，穿着一身布满油渍的蓝灰色工作服的男人晃晃悠悠的走近那仍在燃烧的汽车，上下端详了端详，最后目光留在了车头上。他突然大叫起来：“契卡的车！”
人群又用了同样的速度钻回土里，整个街巷瞬间又只剩下了几个人。我小心翼翼的走近汽车，只见这辆“伏尔加”里坐着三个人，坐在司机位置上的那个人显然已经死了，满脸是血，让人分辨不出面貌，而鲜血已经流到了我的脚下，而后排的两个人也明显的受了重伤。我重新回过身来，却不知道去找谁：整个大街的人好像都在瞬间被风刮去了一样，只留下了我和这辆燃烧的车子。
“公民啊，你还在这里做些什么？”我突然又看到了那身蓝灰色的工作服，那人用颤巍巍的右手轻轻的挥舞着伏特加的瓶子，“已经有人打过电话了，你又操什么心呢？”
“里面可是还有活人的！”我突然感到无比得愤怒，“你们难道见死不救吗？”
“那可是契卡的车！”那男人低下头去，“多少人就是被车里坐着的这种人用这种车拉走然后一去不复返的！我妻子……她只不过对降低工资有异议，就被这黑色的‘伏尔加’从我的家中拉走了……然后就是20年！然后……剥夺通信权利……您是军队的，您可能并不如我这样熟悉……熟悉这些野兽……我们凭什么救他……他他妈根本不是人……都他妈是畜生！都是畜生……”
我突然意识到我可能把帽子落在了餐厅里。
“你瞧瞧旁边那豪华的大楼，瞧瞧那过去只有将军和高级文官才能享受的餐厅，再瞧瞧我……妻子走后，我连工作都没了……家也没了……”
那男人松开手，那瓶伏尔加便掉在地上，还没喝完的酒和破碎的玻璃碴洒了一地。
“同志，你去救吧……没准里面还坐着保尔·柯察金呢！”
他捡起尚未破碎的酒瓶颈，狠狠地向汽车掷去，然后一边笑着朝捷尔任斯基铜像的方向一瘸一拐的走去了。
我尽力拉出衬衫的袖口套住双手，然后拼命搬开了汽车的后门。从车上横倒下一个人——那人大概是靠在车门上的——正好倒在我的怀里，我把手从衬衫里挣脱出来，拼命地拖着那人向路旁走去。然而，还没等我走出10米，那汽车便发出一声爆响。接着，那辆伏尔加的前部猛地向上抬起，一跃飞到了半空之中，然后又栽在地上。火苗猛地一下窜起来，像蟒蛇一样在几秒钟之内把整个汽车整个吞下，并且发出令人恐惧的爆响声。我挣扎着把那人拖到路边，感觉脸上有点发烫。
“同志！”我抬头一看，只见一辆消防车猛地停在我面前，一个身着消防服的年轻人站在车上扛架的自动龙头旁冲我大喊。那人从车上跳下来，把我拉起，又看看燃烧的废墟，叹了口气：
“来晚了一步，真对不起，同志。”
“所幸我还救出来了一个。”我指指路边的那个人，“刚刚拖出一个就炸了。”
那年轻人俯下身子看看生还者，年轻人肩上的两颗星在火光的照耀下清晰可见。然而他突然发现了什么，忽的往后退了一步：
“内务部的？那我们可就来的很及时了。”他嘟囔了一句，然后拍拍我的肩膀，“同志，你……”
他止住了，小心的抽回他的手，仔细端详了一下，然后低声说道，“对不起，大尉同志，我刚刚发现原来这里有四颗星在硌我的手。请问您在哪个部分？（不会是总政治部吧？）我们绝对会为您的行为给您的单位发去表扬信的，还有，我叫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叶努奇科，在首都消防队2营2连——”
我本身想指指我身旁在夜幕中显现出淡淡轮廓的九号，然而我及时的住了手，微笑着听着叶努奇科把话讲完。
“这人我们带走负责治疗，善后工作也有我们处理，您可以请便了，谢谢您的合作，同志。还有……等等同志！还有别忘了2营2连的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
我在第二天才获悉我救出的是“斯迈尔什”的领导弗塞弗罗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洛夫。而两名死者中就有一天前还生龙活虎的彼得连科。根据当事人们的回忆，彼得连科那晚上听完音乐会后又喝了不少酒，还与人发生了争执，最后索性撇下同事开着车自己回来了，并且可能在路上碰到了梅尔库洛夫的勤务兵——那两个人是旧相识——然后邀请他们坐“顺风车”，最后一头撞在一颗白杨树上。结果他就这样带着他的蓝帽檐与伏特加和他的相识一起离开了这个世界。作为我们的战友，彼得连科在葬礼上享受了上尉的待遇——他被埋入莫斯科市郊的革命烈士公墓，尽管他是因伏特加而牺牲的。而那个中年男人透着酒气的身着蓝灰色工作服的尸体则在6月1日被在捷尔任斯基铜像下老人微笑的脸面前被发现——据信他是因贫饿交加而在午夜时分死去的。
然而我却因此走了运。叶若夫同志又一次找到我，夸奖我见义勇为，并且告诉我要不是不知为什么那该死的消防单位里的官僚机构没能给出证明（我想那个叶努奇科即使知道我是谁也不敢再跟我扯什么关系了），我就会获得另一枚三等功奖章。失去奖章的代价是换来了12天的超长休假和到索契去的介绍信。然而我没有去索契。在这十二天里，我一直蜷缩在我的斗室之中，翻看着我从卢比扬卡图书馆中所能找到的一切，更在思索着我从卢比扬卡中所感到的一切……
6月9日，我有全天的值班。上午，几乎没什么车辆进出卢比扬卡。卡维诺夫——他还活着，并且比我早几天出院——靠在放风场冰冷的水泥围墙上，低着头不知在想什么。中午13：25分，几辆汽车开了进来，从上面下来了几个人：卡冈诺维奇、维辛斯基、德边科、布琼尼、安德列耶夫、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和叶若夫。为首的叶若夫告诉我把图哈切夫斯基带进审讯室，就不知到哪里去了。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不知在议论着什么，维辛斯基拍着德边科的肩膀，伏罗希洛夫则一直在旁边给布留赫尔打电话。约半个小时之后，叶若夫回来了，这些人才迈进了审讯室的门槛。这次他们没有带警卫或者文书，所以我和卡维诺夫就站在审讯室的门口充当保安。
“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请说明你犯罪的事实。”这是叶若夫的声音。
“好戏要开始啦！”卡维诺夫悄悄对我说。
不过是并没有像我们所公认的方向发展。不一会，审讯室中又传来了一个憔悴的声音：
“我有罪。”
“什么？”卡维诺夫低声尖叫。但里面的声音仍然在继续说话。
“1931年，我参加了‘俄国军人联合会’。”
“跟谁？”维辛斯基厉声问道。
“米勒。”图哈切夫斯基说。
“是那个躲在德国的‘俄国军人联合会’的头目，白俄将军伊E·米勒吗？”这是伏罗希洛夫的声音。
“是的。还有，斯科布林。”
“斯科布林……”布琼尼嘟囔着。他突然大声问道：“斯科布林不是我们——”
“谢苗，别多嘴。”伏罗希洛夫说，“维辛斯基，接着念下去。”
“这是检举你的第11923号材料。相信你早就看过这份材料了。你同意这份文件中所阐述的犯罪事实吗？”伏罗希洛夫尖声问了一句。
“我……完全同意。”
“也就是说，你承认存在托洛茨基的反苏阴谋吗？”叶若夫轻轻叹了口气，问道，“你承认吗？而你在阴谋之中又承担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委员同志怎么了？”卡冈诺维奇关切地问道，“是不是……不大舒服？说话没底气。”
“图哈切夫斯基”叶若夫仿佛没理卡冈诺维奇，“你是否同意？”
“是的。我同意。”图哈切夫斯基的声音开始变得断断续续，“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我承认存在托洛茨基反苏军事阴谋组织。我…是这个组织的头目…领导者。我会独自交待与这个阴谋有关的问题…一切问题，不会隐瞒……不会隐瞒一切……参加者、事实……和文件。我的同……党……”
“记下来！”这是维辛斯基极度欣喜时咬紧牙关所发出的“嘶嘶”声，然后，仿佛有十几根笔一起速记，发出“唰唰”的声音。
几分钟之后，铁门猝然打开，卡冈诺维奇追着叶若夫快步地走了出来。接着，安德列耶夫也慢慢地走出了审讯室。他的脸部抽动着，目光呆滞，手中的文件撒了一地。他的右手紧紧地抓住一张纸——那张记录了图哈切夫斯基罪证的纸，看了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最后，他终于稳定住了自己的情绪。
“给我接克里姆林宫。他……交待了……”
卡维诺夫迅速跑下了楼。安德列耶夫看着卡维诺夫消失在楼道间，双手紧紧抓住那张罪证，把它撕成了碎片，抛向了空中。
审讯还在继续，不过铁门打开了。所有的要员都集中在了这里，最前面的是叶若夫和维辛斯基，然后是军事委员会的人，安德列耶夫和文书坐在最后一排。在这一个审讯阶段刚刚开始的时候，布留赫尔到了。叶若夫出来跟布留赫尔说了两句，然后就走了。
接下来的问题，都是由维辛斯基提出的，主要是关于反苏行为，而图哈切夫斯基呢，则一点不漏地全部回答了出来。回答的语气很是局促，几乎看不出来一点是他自己想出来而不是别人强行灌输给他的部分。不过，检察官似乎认为已经足够了。然后是关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反社会主义集团和布哈林反苏集团的问题，这时候安德列耶夫也退出了审讯室。同时到来的是苏联最高审判长乌里利赫和苏联元帅叶戈洛夫。维辛斯基走出审讯室，把刚才图哈切夫斯基的口供交给审判长和叶戈洛夫看。审判长乌里利赫皱了皱眉头，叶戈洛夫的脸上也显现出了些许的不安。不过，很快，这两个人的脸上就恢复了平静。这两个人走进了审讯室，莫洛托夫随即走了出来，擦了擦黑色圆边眼镜上的汗水，也走下了楼去。
最终的审讯时，审判者方只剩下了9个人：伏罗希洛夫，叶戈洛夫，布留赫尔，布琼尼，维辛斯基，乌里利赫，德边科和两个文书。剩下的审讯十分简短，是关于图哈切夫斯基那几个子虚乌有的同党的。重点的事例是关于苏联驻英大使普特纳和“俄国军人协会”串通的问题，以及乌克兰、白俄罗斯方面军司令员谋杀斯大林阴谋的陈述，还有关于证人德边科在任伏尔加河沿岸军区司令时“犯罪事实”的陈述。还提到过航空化学和总干部部的问题。这次审讯持续了5个小时，从中午一直到日落西山。
终于，审讯结束了，那几个人从审讯室里走了出来。乌里利赫所说的话中始终带着怀疑和不得不相信的成分，但他的神情已经告诉了所有人——他十分满意；怯弱的叶戈洛夫的面带微笑的脸一直红着，不知道到底是干了好事还是坏事；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在又开始窃窃私语，互相交换眼色；布留赫尔斜眼看着德边科；而德边科看来是为刚才检举他的罪行而彻底的吓傻了，嘴张得大大的，嘴角甚至流出了唾液，两手紧紧抓住了自己的衣袖，眼睛像做贼一样地盯着检察长维辛斯基；而维辛斯基却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满脸仍然洋溢着微笑。
这天晚上，军事委员会和内务部的高官们又再次来到了审讯室。这次审讯的人数大幅增加：一共有九个，分别是图哈切夫斯基和他的七个“同党”，还有证人——中将德边科。这次的审讯是关于托洛茨基反苏军事集团犯罪事实的陈述。这八个人面临审讯都很“配合”，顺顺利利地把审判长所期望的一切事情都说了出来。其中包括出卖军事情报，组织及参加 “托洛茨基反苏军事阴谋集团”，怂恿布哈林集团的反社会主义活动的问题等等。总之，净是些无聊透顶愚昧透顶的废话。但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们对这次的审讯仍然很满意。
看来，这次叶戈洛夫可是彻底地抓住了他这位同僚的把柄，此时，他正扶着他的眼镜冷冷地笑着，脸已经不红了，双眼直勾勾地盯着图哈切夫斯基那蓬乱的头发，丝毫不顾忌被告席上几位同僚的侧目。维辛斯基不断的用手里的钢笔敲德边科的脑袋，示意这位早已被出卖的出卖者继续说那些根本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布留赫尔则用自己的眼睛紧盯着德边科，表现出一种无辜的神情，似乎是想从德边科的脑袋里面看出什么来似的——然而终究还是笑了。在被审讯的人群中间，乌波列维奇和埃德曼正悄声交谈着什么，亚基尔的眼睛不断地向天花板瞥去，费里德曼则凝视着地面。苏联驻英大使馆武官普特纳正擦着汗，而普里马科夫则已经坐不住了——他猝然倒下，趴在桌子上，一口一口的喘着粗气。
6月10日。我只有一个晚上的班。下午，在放风场里增加了整整7个流动哨，但是具体原因谁也说不清楚。这一天仍有不少汽车进出卢比扬卡，但是这些车都是肃反委员会的，看来今天契卡可能有重大的活动。这一天只来过一辆内务部的车：这辆车押解那个被告密的告密者——陆军中将德边科来到卢比扬卡羁押。德边科在四个身强力壮的守卫的簇拥下，灰溜溜的窜进囚犯楼，就像被猫抓到的耗子一样。直到那四个人回来，最高检察长维辛斯基才从汽车上下来，走进值班室，又一次打出了电话。
“喂，是伊万·米哈伊尔洛维奇同志吗？”
“维辛斯基，你要干什么？”电话对面的叶若夫毫不客气，“真是‘三日不见冷如冰’呀。”
“叶若夫，领袖希望你——”
“好呀，维辛斯基，我可终于知道是谁干的好事了。”
“你，在说什么？我……”维辛斯基擦擦脸上的汗，“到底是什么？”
“我家的警卫被换了。看来又是你这个检察长干的好事吧。”
“这……可……这可是是几十天前的事情了……你也知道的，也跟我说过……”
“你听着，我随时可以找到证据把你送上断头台。”
“怎么，卸磨杀驴？”维辛斯基笑了，“我可是出了不少力呢。”
“卡冈诺维奇把该说的都说了。”
“什么？”维辛斯基一惊，但还是很快稳住了情绪，“工业人民委员怎么了？”
“到了这种时候还在这里装傻！”
“到底是什么?”
“真是个混蛋。把话挑明了，在领袖面前煽风点火的就是你吧。”
“什么‘煽风点火’？叶若夫，你在说什么？”
“我在说：你真是个混蛋！我现在就去找列普列夫斯基！你等着吧！”
“喂？喂？喂？”维辛斯基挂上电话，又露出了狰狞的笑容。他又拨了一个电话。
“喂，领袖同志。现在还是那条内部线路吧。”维辛斯基说着，自信地用手指弹着桌子，“今天是6月9号，六月上旬的倒数第二天。叶若夫阴谋组织终于露出了他的马脚。所以，正如您所期望和我所保证的，自从图哈切夫斯基案发之后，又有条大鱼要上钩了！”
夜深人静。
我一个人走在囚犯楼中，检查囚犯们的情况。涉及这次事件的九个人——包括德边科——都被囚禁在一起。其中，图哈切夫斯基的囚室位于这八间房的一个角上。我悄悄的走近图哈切夫斯基的囚室，悄悄地向里面望去。我又看到了图哈切夫斯基。一张憔悴、扭曲变形的脸，遍体鳞伤的身体，窄小破烂的囚衣，阴黑冰冷的镣铐，这就是对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苏联元帅此时的最好描写。德边科发疯般的嚎叫着。这个被人诬陷的诬陷者，此时不知正在诅咒别人还是自己。他使劲敲着木门，发出沉闷的“咚咚”声。
“你在吗？”
从图哈切夫斯的囚室里传来了一个缓慢低沉的声音，接着是一阵“嘎嘎吱吱”的金属扭曲声。我回过头去，看到了一张扭曲的脸。
“你是图哈切夫斯基吗？”我回过头去。
“是的。我就是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那个人说。
“你？”我想说些什么话，但从嘴中说出来的却不是我想要的，“你真的是间谍吗？”
他摇摇头，“你太幼稚了。不过我也一样，我们都一样。就像你问的这个天真的问题一样，我也曾经这样天真地把希望寄托在斯大林同志对我的信任上，德边科也曾把升官发财的希望寄托在叶若夫身上——不过，我们都错了。我们都被别人所利用，包括在另一些无辜的人被审判时做‘公正’的法官和检察员，去酷刑，去逼供，去追求那虚幻的‘真理’。最终，我们还是做到了这个被告的位置上，被酷刑，被逼供，直至陷入死亡与耻辱的深渊中。”
“小人得势。”我说。
“不会的。”图哈切夫斯基接着说，“小人也不会永远得势的。雅戈达，叶若夫，维辛斯基，乌里利赫，这些小人，终究不会爬上领导宝座的。捷尔任斯基光荣的去世了，但雅戈达却像一条狗那样被枪毙。而现在的，那些自鸣得意的人，也会走雅戈达一样的老路。一个靠践踏别人而向上爬的人，走有一天会被别人彻彻底底的踩在脚下，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我就是做了这么一些错事。斯大林驱逐托洛茨基时，我官职太小，我不说话；雅戈达摧残季诺维也夫时，我没有依附‘三驾马车’，我不说话；除掉皮达可夫、布哈林时，我不是‘反对派’，我不说话；最终，叶若夫冲我而来了，就不会有任何人为我说话了。我即将被定格为人民的败类，国家的叛徒，但是，但是……但是我还相信自己，相信……自己是正确的。”
图哈切夫斯基叹了口气，接着说：“那些善于并乐于迫害、杀戮，或是无意中去迫害、杀戮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的。维辛斯基还算是半个学者，但叶若夫什么也不是——他们的残酷迟早会为他们带来灭亡的。布琼尼、安德列耶夫、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叶若夫、叶戈洛夫、布留赫尔、维辛斯基，还有乌里利赫，这些人，迟早都会得到一个很不光彩的死法或是被人从位子上一脚踢下去。而真正的掌权者，就只有斯大林一个人罢了。现在，或许有些人会被蛊惑，被煽动，相信我的罪名，诅咒我，嘲讽我，但是，当契卡或是秘密警察到了他的家门口时，他就再也不会相信，相信任何谎言了。人，就是这样精明又愚蠢的一种生物。”
“彼得连科。”我低声默念，“他也是为了这几件错事而付出生命的代价的吗？我呢？我……”
“尽管这样。”图哈切夫斯基接着说，“尽管现在我被斥责，被唾弃，被辱骂，但是，我的心，那颗真诚为社会主义作奋斗的心，永远不会因脏水而变色。为了革命，为了布尔什维克，为了社会主义，为了苏联人民，我所作的一切奋斗，都是值得的。尽管现在，我的功绩被抹煞，被歪曲，被尘封，但是，人民总有一天会发现我的，会为我平反的。”
图哈切夫斯基的全身都开始颤抖起来：“我为社会主义出生入死20年，却换得……”
他把脸转向我。
“离开这里吧！小伙子。你还年轻！还有发展！这里是乌烟瘴气的契卡，是光明之神没有普照的地方！快离开吧！小伙子！你的心灵会被这里的黑暗所侵蚀，所污染的！记住，不要以为离开是怯弱，这才是真正的勇敢！”
我冲图哈切夫斯基微微的点点头，然后转身像想要离去。
“这是懦弱。”一个声音传来。我急忙转过头来，我看到了卡维诺夫。
“卡维诺夫？”我惊讶了，“你……”
“长官，您想知道我的身世吗？”卡维诺夫掐灭了手中的烟头，“我是白卫军的子弟。我曾亲眼看见我的父亲被红军打死，我的母亲被绞死在镇中心的木架上……我偷跑出家，逃离了炼狱，饥寒交迫，倒在被大雪覆盖的街巷里，只看到了一个个行色匆匆的路人和遍布街道的秘密警察。唯一支持我的，只是路人扔掉的没有熄灭的烟蒂和残羹剩饭。我曾经是个厌恶香烟的孩子，甚至要求父亲不抽烟，但当我彳亍在人心荒凉的街市上时，我才发现，在这个国家，只有靠烟才能维持自己的精神不至崩溃。很久很久以后，我有幸被现在已经屈指可数的好心人——谢米尔基中校收养了，而且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大学，毕业后来到了这个曾经杀死了我父母但造就了我的地方。一旦消息走漏，我应当被活埋——枪决都算是好的。尽管这样，在过去的两年里，我也坚定的支持着这会置我于死地的革命恐怖大潮之中。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这里的阴霾，还看到了一个个善良的普通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我相信您不是故意将谢米尔基中校……我相信了，我相信你是对的，相信活着是对的。”
我轻轻的点点头。
“我同意。”卡维诺夫接着说，“这种恐怖是不公平的。不人道的。还有，那些身居高位的小人，总有一天会坐上行刑室的那张破椅子——一定。”
“我也同意。”图哈切夫斯基的眼中闪烁出了光芒，“一定。”
“明天。”图哈切夫斯基沉默了。
“明天？”我问。
“就是明天。24小时之内，可能会拖延，但是过不了明天。”卡维诺夫说。
“然后是个‘12小时之内’。”图哈切夫斯基说，“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卡维诺夫皱皱眉头。
“明天……”我默念着。
我和卡维诺夫快步离开了图哈切夫斯基的囚室门口，然而我忽的听到了卡维诺夫的一声尖叫，我向身旁一看，在一旁囚室门前摇曳的灯光的映照下，那个小女孩满脸是血的倒在地上，周围还有耗子爬来爬去。我使劲闭了闭眼睛，叫卡维诺夫留在那里，我去找人和钥匙。等我拿到钥匙回来时，卡维诺夫却在那里摇头：
“少校同志，您闻闻，这是什么味道？”
我瞬间闻到了一股类似氨水或是硫化氢气体的臭味。
“这还能有救吗？”卡维诺夫靠在墙边，默默的看着我打开囚室的铁门。随后，3个身着白大褂的军官扛着一支担架赶了过来。为首的一个军官背过头去，伸长了左手去够小女孩的鼻子。他的中指刚刚碰到小女孩的脸便向触电一样猛地缩回来。那人往后退了几步，跟身旁的一帮人一挥手，然后掏出一个烟斗点燃：
“**，死了能有5个小时了，你们难道什么都没发现？”
“这门都是密封的，一点气味也传不出，要不是卡维诺夫打开了监视窗，那发现就得明天了。”
另外的两个军官轻轻的把小女孩的躯体抬上担架，盖上白布。一个军官往后退了几步，使劲咳嗽：
“**，早知道带着防毒面具来了。死了这么久，你们也真行。”
另一个军官把担架稍稍往外一挪，小女孩的一只胳膊就露了出来。我清晰的看到了那只瘦弱的小臂上的划伤、烫伤的伤疤和淤血，看到了关节处腐烂的肌肉和裸露的白骨……
“**，死了还不老实。”那个人抬起左脚，踩在死者的左臂上，轻轻一碾，发出咔嚓一声。
卡维诺夫转过身去，又点燃一支烟。
为首的那个军官递给我一张三行的表格，然后招呼那两个人把尸体抬走。我面对着表格发愣，不知该填什么。
“喂，同志！”那军官转过头来，“填完了么？”
“同志，请问……死亡原因……”
“这还看不出来吗？”那军官笑了一下，“正常死亡。”
我在思考。我为什么来到这里，为什么要留恋这里，为什么……
6月10日
今天，放风场上的哨兵格外的多，晚上，四辆小汽车快速驶入卢比扬卡。车上下来了上一次审讯的人：伏罗希洛夫，布琼尼，叶戈洛夫，布留赫尔，维辛斯基和乌里利赫。他们提出了与图哈切夫斯基一案有关的全部犯人，让我和卡维诺夫押到审讯室里去。半个小时之后，这六个人进入审讯室坐好，并且要求我们也留下。
“图哈切夫斯基，交待你的罪行。”乌里利赫说，“这里有你阴谋的人证物证，不要再做任何隐瞒了！快说吧！”
“乌里利赫，你给我听着。”图哈切夫斯基突然抬起头来，“审判长，在军事史和战争史上可以找到大量的事实来证明，交战一方为了破坏对方军事领导的声誉，可以随时抛出他们伪造的一切证据。一个昏君，”
“住口！”维辛斯基喊道，“你在骂谁？难道你连伟大的导师斯大林同志都不放在眼里了吗？”
“维辛斯基！”亚基尔也叫嚷起来。
“一个昏君，”图哈切夫斯基提高了自己的声调，接着说，“为了陷害忠良，唆使亲信走狗伪造人证物证之事也屡见不鲜！”
德边科悄悄地下了头。
“这也是常识性的问题，不足为奇！”图哈切夫斯基的手敲在铁栅栏上，“你们只相信一张伪造的废纸，为什么不睁开你们的眼睛，看看我，看看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20年来为保卫红色政权，与敌人浴血奋战的历程！那生与死，那血与火的考验，难道还顶不上一张废纸！如果说我支持红军，坚信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克，并忠实地为之服务，是我犯下的罪行的话，那么我宁愿为此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图哈切夫斯基，你想推卸责任么？”伏罗希洛夫厉声问道。
“不！我绝不祈求这里法庭的宽恕！”图哈切夫斯基把拳头握紧，“任何一个神志清醒的人，都不会尊重这里的裁判，因为你们的用来定罪的证据——不管是人证，还是物证，都统统是伪造的！这些胡编乱造的下流材料，只够去编写三流的侦探小说，而不能用来裁断一大批为红色政权浴血奋战的将领们！你们标榜自己是‘公正的法官’，说我们是‘罪犯’，其实，真正的罪犯是你们自己！人民和红军的敌人，不是我，不是现在坐在被告席上的任何一个人！是你们！是你们！”
“图哈切夫斯基，不要再放肆了！”维辛斯基也开始敲起了桌子，不过声音被囚徒们的叫嚷声覆盖住了。
“安静！”布琼尼不合时宜的大喊起来，“被告有权辩护——”
“谢苗·米哈伊洛维奇！”伏罗希洛夫扯起嗓子尖叫起来，“我要求你和那群间谍一起闭嘴！”
“家庭闹剧该收场了！我们不是罪犯！”亚基尔把还带着手铐的双臂举得高高的，“真正的罪犯，是你们！是你们这群没有眼睛的白痴！”
“好啦好啦，前乌克兰军区司令！”维辛斯基喝道，“你已经够让我们费心的啦！就因为你，我们还得跟文学遗产处理委员会的人商量，把你的名字从那个叫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那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删掉！还有你，叶罗尼姆·彼得罗维奇，各种作者的著作中都充斥着你们这群间谍、叛徒的名字，还得让我们挨个审查！”
“你疯了！维辛斯基，你不会要把所有眼睛还没瞎的人都送进卢比扬卡吧！”
被告席中响起了一片讥笑声。
“乌波列维奇，请你看清这是哪里！”维辛斯基站起身来，大幅摇晃着手臂，不过从陪审团到审判席没有一个人搭理他。
“肃静！”乌里利赫吵嚷起来，“不然我叫内务部队进来把你们全毙了！”
“乌里利赫！你的身后有内务部和司法部的主子，有斯大林，但我们的身后有苏联人民！”
“肃静！卫兵！卫兵！”
我和卡维诺夫看看乌里利赫。
“制止他们！”
我和卡维诺夫走上前去。不过，这徒劳无益。
“陷害忠良的军事法庭，”乌波列维奇推开我的手，使劲的敲着桌子，“见你的鬼去吧！”
我和卡维诺夫悄悄的退了回来。
“安静！安静！”乌里利赫喊道。
“你的嘴最应该闭上！”
“对！应该永远闭上！”
“你们！”乌里利赫嘶叫了起来，“我是法官！”
“瞎了眼的法官，见你的鬼去吧！”
“你们！”维辛斯基冲我们喝道，“制止他们！让他们闭嘴！安静！”
我们又一次走上前去，试图平息囚犯们的情绪，不过完全不能奏效，又退回到“军事委员会第一人民委员”的身旁。
“这帮家伙真是嚣张啊。”布琼尼悄悄跟伏罗希洛夫说，“一般人在面对秘密审判的时候总是缄口不言，生怕自己说的话成了证据，而他们——”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一定会死。你认为怎么样？”伏罗希洛夫仿佛没看见我，于是问。
“我认为除了那个‘伏尔加河沿岸军区司令’外，其余的都是无辜的。你说呢？”布琼尼说。
“你是指的哪一个？在我的眼前可有两个。”伏罗希洛夫悄声问，“是‘前伏尔加河沿岸军区司令’，还是‘前前伏尔加河沿岸军区司令？’”
“当然是那个‘打小报告’的了。”布琼尼说，“剩下的都是受害者。”
“你说得不对，他们都是有罪的。”伏罗希洛夫冷笑一声，“尽管包括那个无聊的人，所有的被审判者从法律、纪律、道德、事实意义上都是无罪的。只不过从‘最高意愿’的意义上是有罪的——这才能决定一切。还有，我希望你大局当前不要犯傻。”
布琼尼也微微地笑了。
“肃静！”乌里利赫大喊一声，“现在公布审判结果！”
陪审团的人都屏住了呼吸，伏罗希洛夫也停止了与布琼尼的交谈。不过被告席上的声音却一点也没有停止。
“有罪！”乌里利赫说。
“有罪！”维辛斯基说着，嘴角露出了一丝笑容。
“…有罪…”叶戈洛夫环顾四周，慢慢地说。
“有罪。”布留赫尔擦擦脑门上的汗，说。
“有罪。”伏罗希洛夫说完后对这布琼尼微笑。
“——有罪。”布琼尼也朝伏罗希洛夫还了一笑。
“都听着！现在公布审判结果！”乌里利赫大声喊道，“军事审判团全票通过，认为被告有罪！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死刑；”
图哈切夫斯基的脸上露出了一种不屑的神色。
“约纳·埃马努依洛维奇·亚基尔，死刑；叶罗尼姆·彼得罗维奇·乌波列维奇，死刑；罗伯特·彼得罗维奇·埃德曼，死刑；奥古斯特·伊万诺维奇·科尔克，死刑；鲍里斯·米罗诺维奇·费里德曼，死刑；维塔利·马尔科维奇·普里马科夫，死刑；维托夫特·卡济米罗维奇·普特纳，死刑；德边科，20年强迫劳动。宣判结束。以上刑罚均在十二小时之内执行。苏联最高特别军事法庭。审判长：乌里利赫；检察长：维辛斯基；陪审团：伏罗希洛夫、布琼尼、布留赫尔，叶戈洛夫。”
被告席上仍然吵吵嚷嚷。
德边科的脸上露出了痛苦的笑容。
他没能笑多久。尽管他出卖陷害了很多人才领到了一张在特种劳改营强迫劳动20年的门票，很快他还是被枪决了。
十分钟后，图哈切夫斯基在卫兵的簇拥下离开审讯室，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我看着图哈切夫斯基的脸，又隐约地联想到了一个人的形象。
这天晚上，我就向上级提交了调离申请。我汇报的原因是因为我希望能够到更远的地方（边疆省就不错）完成伟大的事业。事实上，是我已经彻底的感觉到无法在这里生存。在卢比扬卡的这19天里，我碰到了很多无辜的人。他们在这里受迫害，摧残，折磨，面对着无耻的审讯者；还有很多恶贯满盈的人，他们在这里趾高气扬的散步，恣意的凌辱别人，密谋，算计——前者是囚徒，后者是高官。在我的思维中，似乎社会主义世界中不应当有这样的情景存在。不过，这也是事实。这就是苏联金色五星的一角——一个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的角落。我心目中的苏联不该有这样的部分。在这里，我会想到那个含冤的元帅，受屈的中校可怜的小女孩，维辛斯基阴笑的脸和一切一切令人感到恐怖的东西。这一切我永生都不会忘记，因为这也是社会的一部分，并且是最深刻，最矛盾的一部分。
“诺瓦克维奇同志，你的事情批下来了。鉴于你表现良好而且富有进取心，组织上决定调你去离这里大概500俄里的乌拉尔地区的斯大林集体农庄——哦，对不起，那附近叫‘斯大林’的集体农庄好歹有20个——一个集体农庄的肃反委员会作肃反委员。不过，在此之前，为了方便各个委员会的运作，你还要在卢比扬卡呆到6月11日才可以离开。你走了之后，尼基塔· 巴甫洛维奇·卡维诺夫上士会接替你的职务，并且升为少尉的。”
我走出了办公室，听着这声音在我耳边回响，心里感到莫名的轻松。
“不要忘了！”似乎有人在后面说了些什么，不过我没有听见。
我回到宿舍，拿出了我珍藏了三年的日记本，把它扔进了火堆，因为，我直到今天才发现，这本日记里充斥着谎言和阴谋。
这天晚上，卡维诺夫来到了宿舍找我。
“卡维诺夫。有什么事情吗？”我问。
“我想…我希望离开这里。”卡维诺夫说。
“好。小伙子。”我说，“有勇气离开就是好样的。”
“不过，我不想杀人。”卡维诺夫开始怯嚅起来，“我不希望伤害无辜的人……”
“谁又想伤害无辜的人呢？”我问，“有谁愿意呢？”
“可……”
“呆在这里的人，是在不断经受着痛苦的。”我叹了口气，“这不是唯我主义，卡维诺夫，但是，离开这里，才是正确的选择。”
“可……”
“我可以。”我说，“我可以呀，卡维诺夫。”
“长官！您……”
“不必说什么的。”我说，“如果叶若夫被推倒了，那我也会难逃厄运的——内务部的主人只会变得越来越暴虐。”
“不会的！”卡维诺夫说，“不可能的！”
“他们会清洗一切与上任长官有关的人的！”我说，“卡维诺夫，你难道还对这里抱幻想吗！”
卡维诺夫点燃一支烟，默默的抽了起来。
中午。一个新来的中校带着我在卢比扬卡里散步。走着走着，我们的面前出现了一幢破败的小房子。小房子的四面窗户都已经被封住了，一扇面南的小门也加上了铁栅栏。
“这里是我们的目的地，行刑室。”
“不是有行刑队吗？”我尽管已经知道了此行的目的，不过还是问了这句话。
“人手太少。囚徒太多。”那人说着，给我一把托卡列夫，“并且有些人要推迟并且秘密处决。从这里把人送到内务部的地下室太危险。内务部的官僚们还是比较明智，知道斗不过国防军就不明着干。再加上，你应该还记得的，我们的规定是，一个人如果想离开卢比扬卡，那他就要亲自处决一个人。所以，今天，你就要执行这个任务。”
我接过托卡列夫，心脏开始剧烈地跳动起来。
“不要紧张。”上校笑了一下，指指那些四处游走的行刑队员，“人在经历了很多之后就不会觉得有什么了——无论你是举枪瞄准，还是面对子弹。这两者也是共通的。扣扳机的次数太多，你就不会在介意别人向你射来的子弹了。”
走进小门，我便看到两个站着的人，还有一把椅子。站着的人一个是内务委员叶若夫，另一个看样子是个文书，正在不停的写写画画。那椅子上坐着的是……
图哈切夫斯基。
我回过头，上校已经退出了行刑室，并且锁上了门。现在，行刑室里就剩下四个人了。
“图哈切夫斯基。”我轻声地说。
“又是你。”叶若夫发出了令人不寒而栗的笑声，“那就赶快动手吧，要是慢了，你可能得连我一起枪决了。”
“没什么的。”图哈切夫斯基平静地说，“其实，生命就是这样的，被从世界上抹掉，是那么的容易。”
我缓缓地举起枪，子弹上膛，打开保险，对准了图哈切夫斯基的后脑。
“我不管你是谁。”图哈切夫斯基突然说话了，“拿着枪的人啊，离开这里吧。这里不是和任何一个有着良知和善意的人存在。离开吧。这里只有黑暗，只有死亡，只有痛苦。离开吧。离开……”
“图哈切夫斯基，你都死到临头了，还费什么话！文书！把‘元帅的遗言’统统删掉！记下来，图哈切夫斯基被判决死刑后十二小时内被处决，被处决时表情呆滞，目光游离，保持沉默！”叶若夫回头看着我，“快开枪！”
“我还有一个愿望。”图哈切夫斯基缓缓地说。
“你说吧。”叶若夫的脸上露出了一丝阴笑。
图哈切夫斯基叹了口气，“我诅咒你，伊万·米哈伊尔洛维奇·叶若夫。祝你下地狱。我打赌我很快就会在下面见到你和雅戈达了。”
“咱们在地狱相见吧！少校同志，你还在等什么？给我开枪！快开枪！”叶若夫显然是恼羞成怒了，发疯了一般的怒吼着，“还等什么？”
“开枪吧！”图哈切夫斯基说，“然后离开这里！”
“快开枪！”叶若夫又喊起来。
我的手在抖动。
“我要烟！我要烟！”我突然喊出了这句话，“我要烟！”
“给他！”
有一个人走了进来，递给我一支香烟。我掏出火柴，划了四根才划着，然后颤巍巍的点燃香烟，胡乱地把滤嘴伸进嘴里，深吸了一口，大脑简直像要爆炸了一般。我的手一直在抖，视线越来越模糊。我一连抽了三根烟，才缓缓的恢复了意志。
“开枪吧……”图哈切夫斯基说，“为了你，也为了我。”
“开枪！”
“砰！”
我扣动了扳机，然后呆在了那里。
晚上，我难以入眠。想到白天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我就感到恐惧。或许，这是我经历的一个最疯狂的白天了。不过，最终，我还是昏昏沉沉的睡去了。
这是哪里？梦中？现实中？我在何方？在干什么？
我似乎看到了，那是图哈切夫斯基，他站在阴黑冰冷的小角落里，默默地站着，旁边还有一群人，似乎有亚基尔。图哈切夫斯基的手中握着一张纸——那是关于他的判决书。
突然，他放声大笑起来，腮部抽搐地颤抖着，震动着大地，连挂在墙上的斯大林画像都不住的痉挛起来，就像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他的手慢慢抬起，眼睛轻轻的瞥了一眼那张充满了罪恶与无辜的纸条，就把它撕成了碎片。
碎纸在空中飞舞，就似轻轻飞舞的白蝴蝶……纸片向我聚拢……像是变成了一条绳子……捆绑……接着是一声枪响，然后是像幽灵一般的声音……开枪……又一声枪响……我看到了卡维诺夫的脸……还有那个人的微笑……他拿着枪，声音又像叶若夫，又像维辛斯基……他在咒骂我……取笑……责骂……还有……服从命令……领袖……杂乱的声音……烟头在闪亮……有人哭泣……叶若夫的笑声……金色的光芒……又是枪声……
我奋力企图抓住眼前的一切，然而一切只是徒劳。我又看到了小女孩的沾血的白裙子……还染着斑斑血迹……维辛斯基的脸又占据了眼前的空间……然而又变成了伏罗希洛夫……所有人都在笑着……尖叫……
当我再一次恢复了意识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了。中校送我上了火车，嘟囔着“心理素质果然不行”、“秘密工作白做了”一类的话。但是，无论如何，我还是顺利地离开了莫斯科，离开了卢比扬卡。在车上，我接过列车员微笑着递给我的一份《真理报》：
“社论：全国一致要求从地球上铲除8名间谍，并对今天法庭的宣判感到满意。枪决！这是法律的判决！枪决！这是人民的意志！”
“人民。”我反复重复念着这个词，右手一直在抖动。
那是在这年的4月，因为那戏剧一般的变故，我成为外勤的侦查员之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负责逮捕切尔托克。我们的汽车停在那栋14层的公寓下，另外三个人上楼进行抓捕，而我被留在楼下。不一会儿，伴随着几声枪响，我便看到有人跑到了我头顶12层的阳台上——仍是那个面无表情，脸部有些扭曲的男人，那正是切尔托克。他手中拿着一支TT-33托卡列夫，指着屋内的方向，绝望的喊了一声：
“你们别想抓住我！”
随后，他扔掉托卡列夫，从12层纵身跃下，头向下直挺挺的摔在了离我不到一米的地方，脑浆迸裂，血和脑浆溅在我的衣服上。那时，我惊恐的向后退了几步，却发现切尔托克残缺的的脸上又一次露出了一丝笑容：那笑容仿佛在说：
“别得意，你也就要和我一样了。”
我立刻掏出托卡列夫对着切尔托克的头开枪，一直打到再也看不出人脸的样子，才无力地靠在了车上。不知对着尸体喘息了多久，我才看到那三个同伴此时正压着切尔托克的妻子、岳父母和小女儿向我走来。切尔托克的妻子看到那已失去人样的尸体便晕倒在地，然后发疯般的想冲向我，但被我的同事使劲地拉住，而她的父母也泣不成声。切尔托克五六岁的女儿却慢慢走上前去，轻轻地抱住尸体，沾了一手鲜血和脑浆。
在返回的路上，我的车负责押运切尔托克的岳父母和女儿。在去往卢比扬卡的路上，年事已高的两个老人仍然在啜泣，而6岁的小女孩却仍在端详着自己沾满黄、红两色粘稠液体的手。
她忽的哭了起来，然后轻轻的说道：
“爸爸，我不喜欢。”
我仿佛不适合呆在苏联，因为我对恐怖和不平太过敏感。或许这样的人只适合当一个身处敌国的革命家——眼中看到的尽是瑕疵。然而我已无法容忍，无法容忍这个伟大的国家中存在这样的黑暗角落。我想到之前一个又一个被判为“人民敌人”的叛国者——他们中的某些人或许只是比我多一份在资本主义国家生活和揭露这个角落的的勇气罢了。
我在乌拉尔带了一年半。在这一年半里，我看着一群群高举着领袖头像的人——有工人，有集体农庄的社员，还有军人——高喊着“打（该死）倒反社会主义阴谋集团”的口号从我的房前走过，有时集会会变成游行，游行会变成骚乱，骚乱会变成暴动，密密麻麻的人群中转而只剩下了一张张愤怒到扭曲的脸、高高挥舞的拳头和一幅幅大大小小的斯大林画像。
人们在随着《真理报》的社论高喊着口号，“打（该死）倒法西斯”之后“打（该死）倒芬兰”，“打（该死）倒托洛茨基集团”之后“打（该死）倒叶若夫集团”，把落叶、报纸和各色旗帜一齐踩在脚下。有几个不到16岁的小伙子找到我这里，说他们“志愿去苏芬战场为国家奋战被拒”，要我“肃县人民委员和征兵处干部的反”，有人用食指和中指指着我珍藏的五元帅合影中的图哈切夫斯基和布留赫尔大喊道“你跟托洛茨基是一伙的！你还是德国和日本的间谍！”，并把照片撕成了碎片。肃反委员会的卫兵——他的年龄和卡维诺夫一样——在门口维持秩序，结果鼻青脸肿的跑了回来，连军帽和水壶都被揪掉了。愤怒的人群冲进我的家，把我手中的杯子打了个粉碎，并且逼问我“为什么不处理‘某个反社会主义行为’”，还问“我们的上司是干什么吃的”。
便衣警察在各个街巷穿梭徘徊，认真地观察着街巷上的每一个人。突然有几个仿佛打定主意一般的走向一个人家的大门，从楼上的窗户之中便瞬间跳下一个人——落地之后就只剩下一具尸体了。有几个带着鸭舌帽、穿着皮大衣的人露出了藏在腰中的托卡列夫，示意我交出自己的身份证。他们看看我的军衔，瞥了我一眼，把身份证随手丢在地上扬长而去。
秋收时节，集体农庄里再也没有了如同刚刚解放时那样的欢快的欢庆集会或是大规模的群众活动，只剩下了在农田与麦垛间默默劳作的一个个疲倦的身影。闲置的拖拉机被随意的堆放在河堤上，没有上锁的车门在风中轻轻晃动，拖拉机的一部分履带已经锈在了水里。
在这段混乱的日子中，我还听到了许多耸人听闻但对我没有多大刺激的新闻，诸如叶若夫失宠被撤，雅戈达、布哈林、李可夫、叶若夫、德边科、叶戈洛夫、布留赫尔等人的死。有人成了“暗害分子”、“阴谋家”，有人成了“内*”、“工贼”、“叛徒”、“两面派”，有人成了“民族社会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反对派”，有人成了“德国特务”、“英国特务”、“日本特务”——对于这些，我丝毫不感到震惊。从1934年12月1日那个叫谢尔盖·米洛诺维奇·基洛夫的列宁格勒省级委员遇刺之后，发生的一切令人惊悚的事实都很普通了。这一切的一切，都只不过是一点点政治手腕罢了。
终于，在1940年夏季的一天，当我打开房门的时候，有两个身着黑大衣，头戴鸭舌帽的人出现在我的面前，将我逮捕，并且把我带回了卢比扬卡。
这时候的卢比扬卡，仍然是那充满了浓郁斯拉夫风格的高大建筑，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但是我，却已经从看守变成了囚徒。回到卢比扬卡三天之后，正如我所料到的，我被判有罪，判处死刑。我没有辩解，面对审讯员低头沉默不语，承认了我是‘叶若夫分子’。因为我知道，死是必然的。在恐怖黑暗的大潮之中，任何正在或曾经推波助澜的人，最终都会坠入深渊。
这一天是中午。卢比扬卡仍是卢比扬卡，微笑的捷尔任斯基铜像仍在面对着每一个坠入到这座死亡深渊的囚徒或刽子手们，街边的特供商店、招待所、理发店仍然伫立在那里，然而店主却统统换人了。唯一的变化既是在卢比扬卡再也听不到杜鹃的叫声了。维辛斯基还在卢比扬卡的地下一层，正陪在一个刚刚成为内务部的新主人，圆下巴、鹰勾鼻、戴着眼镜的格鲁吉亚人拉甫连季·巴甫洛维奇·贝利亚身边阿谀奉承。我突然仿佛看到了那个中校——他倒在另外几个我不认识的军官之间，胸前布满了弹孔，鲜血浸湿了上衣，却没染红那还挂在胸前的一枚枚闪亮的勋章。他的脸色是那么的平和，没有恐慌，只有安详与随和——或许，正如他所说，人们在经历了太多之后都会变成这样的。我知道这是幻象，但又默默地低下了头：我想，这也许就是服从主义者的必然命运吧。
行刑室的模样没有变，里面的摆设也没有变，我被压到椅子上，被蒙上眼睛，静等着死神的来临。终于，在令人压抑的沉默之后，传来了门打开的声音。
“你，进去！”一个声音传进了我的耳朵，“你要负责处决这个人。”
我尽力的回过头去，希望感受到那一点微弱的光芒。
“诺瓦克维奇？长官！”我突然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卡维诺夫？”
“长官！”那个声音突然变了味道，“我……”
“没什么的。”我把头慢慢的转了回来，“只是对着一个人开枪罢了。”
“长官……我……”
“没什么的。”我说，“离开这里。才是正确的选择。正如小孩子和元帅所说的，这里不是和任何一个有着良知和善意的人存在。离开吧。这里只有黑暗，只有像黑珍珠一般的美味毒酒，只有死亡，只有痛苦……”
“长官……”
“我有一个愿望。”我说。
“说吧！”
“卡维诺夫。快走吧。还记得，你一共救了我两次，我答应过还你一次吗？现在，我，就这样吧我所欠你的，悉数还给你吧！以我的生命换回你的自由和安宁，难道不能报答你就我的情谊吗？”
卡维诺夫开始哽咽起来。
“不要怕，不要哭，不要伤心，不要难过。举起枪，瞄准，不要闭眼，开枪吧！”
“我要烟！我要烟！”卡维诺夫喊道，“我要烟！”
“满足他！”那个人喊道。
我似乎看到了一个忽亮忽灭的光点——那是卡维诺夫手中香烟的闪光，不过更像是一支摇摇欲坠的红蜡烛，在狂风暴雨中仍然发出摇曳的光芒。
“好了，你抽完了。”我听到了那个人的叫喊，“快开枪！”
“开枪！不要犹豫！”我说，“想想美好的未来！想想你离开之后的事！开枪，然后面对你的就是光明！想想，‘从西伯利亚，到不列颠的海滨’，想想一切你认为美好的东西！忘了我，把我当成敌人！不要手软！不要颤抖！不要落泪！卡维诺夫，你不是曾赞成恐怖吗？开枪吧！为了你，也为了我，开枪吧！”
“快开枪！”那个人喊道。
我抬起头来，朦胧中似乎看到那鲜红的太阳，那穿越一切乌烟瘴气，一切黑暗而普照大地的鲜红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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