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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是和平崛起的唯一成功范例――驳黄仁伟《大国兴衰的历史比较》
和平崛起论的始作俑者郑必坚提出“中国龙”不是“北极熊”，然而，以史为镜，历史上唯一成功的和平崛起不是靠掠夺殖民地发家的英国、法国，也不是坐收战争财的美国，更不是军国主义的日本、德国，恰恰就是“北极熊”――苏联。所以，我们要研究和平崛起就不得不借鉴苏联模式，然而，最近看到的《大国兴衰的历史比较》中谈及苏联时却充斥着谬误，因而不得不加以分析和批判。
首先，苏联的和平崛起毫无疑问是在斯大林时期。以卫国战争为界限可以将苏联的和平崛起划分为两个阶段，即国家工业化时期和战后的恢复时期。从1928年开始，苏联仅用两个五年计划就基本完成国家的工业化和集体农庄化，工业总产值跃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这是斯大林主义的胜利更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要知道，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空前的经济危机，两种制度，两个世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得到实践的证明。而卫国战争之后，虽然苏联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然而，苏联有2700余万人死于战争，欧洲部分的工业基地也基本在战争中被摧毁，苏联的情况可以说是百废待兴，可是，用了不多的时间当英国、法国的资产阶级还在废墟上哭泣的时候，苏联已经崛起为超级大国，社会主义又一次证明了自己无比的优越性，要知道这些成就都是在条件艰苦，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取得了，在苏联的崛起值得每一个布尔什维克骄傲和自豪。
然而，黄仁伟却说什么苏联周边没有强国威胁。恰恰相反，苏俄（联）从十月革命开始就遭到全世界资产阶级的围攻和封锁。十四国武装干涉，白卫军的疯狂反扑，毕苏斯基波兰的侵略直到法西斯日本的挑衅和1941年纳粹德国的大举入侵，苏联的和平崛起能够利用的时间事实上不过十来年，而就是这十多年时间苏联人民驱赶国家前进，走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走过的路程。那么在和平时期呢？即使在和平时期，苏联的周边形势也并不太平。西面是霸占了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的波兰以及霸占比萨拉比亚的罗马尼亚，再往西就是纳粹德国，远东地区侵占了中国东北的日本也日益成为苏联的威胁，而在战后，纳粹德国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强大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远东的日本赶走了，崛起的中国却成为更加强大的对手，险恶的国际环境伴随着整个苏联时期，可以说，苏联的国家安全只能靠自己的实力维系。
黄仁伟提到，苏联的崛起始终无法摆脱经济的军事化和孤立化。但是，为什么无法摆脱呢？黄仁伟没有说，很多苏联史论作家也没有说或者不愿意说。苏联的军事化和孤立化决不是苏联所追求的，恰恰相反，是西方强加给的。正因为上面提到苏联的国家安全只能靠自己的发展特别是红军的发展壮大，因而，国民经济就必然会向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倾斜，而正因为这种倾斜才使得苏联拥有取得卫国战争胜利和保证红色政权存在的物质基础。要知道，在1920年的苏波战争中苏联甚至被弱不禁风的波兰打得丧师失土，而在25年后现代化装备的苏军却战胜了比毕苏斯基波兰强大无数倍的纳粹德国。同样的，也可以设想如果苏联不发展核军备恐怕早就在帝国主义的核大棒下化为灰烬了。那么，为什么苏联的国民经济会与世界割裂开来呢？这也决不是苏联领导人的无知和愚昧，铁幕不是苏联拉下的，而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强加给的，黄说苏联难以从西方获得技术与资金，然而，技术与资金从来就不是白给的，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也不可能有不附加政治条件的援助，如果是这种技术与资金如马歇尔计划苏联当然是不要的。但是，这决不是说斯大林就夜郎自大，正是斯大林和他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尽一切办法从西方获取先进的技术发展自己。苏联充分利用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有利时机廉价得获得先进的设备与优秀的人才，为了获得这些，苏联甚至不惜饿死乌克兰的农民以出口粮食，不知道苏联闭关锁国说如何谈起。
那么，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是不是造成对内各民族离心离德对外“卫星国”反叛的原因呢？也不是的，苏联最具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就是格鲁吉亚人斯大林。可是，在斯大林时期各民族恰恰是团结一致的，卫国战争时期，一百多个民族的青年是高呼着同样的口号：“为了斯大林”奔赴战场的，而这一时期社会主义阵营也是空前强大的，至少苏联赢得了最重要的同盟者――中国。那么，黄仁伟说道的各民族离心离德和“卫星国”反叛是在什么时期呢？恰恰是在标榜人道民主社会主义的戈尔巴乔夫时期。民族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列宁就说过民族主义是共产主义最后的也是最隐蔽的敌人。斯大林的某些粗暴的做法当然是不对的，但是，在这一问题上片面强调“民主”只能纵容民族主义的煽动，对于和平崛起无疑是相当不利的。
最后，黄指出和平崛起就是“保持长期稳定的和平国际环境和国际体系”“急于打破现存的国际体系……也可能前功尽弃”。无论你对约瑟夫大叔的印象如何，客观上斯大林几乎就是苏联最注意保持长期稳定的和平国际环境和国际体系的领导人。斯大林不像列宁那样急于“点燃世界革命的熊熊烈火”，不像勃列日涅夫一样要争霸世界，也不像赫鲁晓夫那样追求和平竞赛，不像戈尔巴乔夫那样主动退让，他在战前就试图与英法接触以阻止纳粹德国的侵略，而谈判破裂后又先后与德日签订争议颇大的条约为的都是尽可能推迟战争，约瑟夫大叔不惧怕战争，但是他懂得如何为战争做好准备，而他参与制定的“雅尔塔体系”也是为了维持东西方最大限度的和平。而斯大林时期现存的国际体系之所以被打破是由于法西斯轴心国的军国主义化和他们悍然挑起的世界大战，而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一个已经崛起的大国就必然会引起现存国际体系的破裂，这都是无法回避的事实。
那么，苏联的和平崛起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
我们现在提出的“三和”原则（当然不是赫鲁晓夫的“三和”），即对外谋求和平，对内谋求和谐，对台海局势谋求和解都能够从苏联的和平崛起中找到借鉴。
首先，苏联的对外和平不是建立在一厢情愿上，斯大林从来都是相信实力的，这突出表现在远东的对日原则上。日本先后在哈桑湖和哈拉哈河悍然挑起冲突，然而，由于苏联红军给予挑衅者以重击从而迫使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并放弃北进计划。这使得苏联成功得避免了两线作战得以在卫国战争最危急的时刻从远东抽调重兵。我们中国人民无疑是爱好和平的，但是，为了维护和平的局面我们就不应该惧怕战争。二战前夕的法国人无疑也是爱好和平的，但是他们的绥靖，他们的静坐最后反而提前了战争加速了自己的灭亡。
第二，苏联的对内和谐突出表现在稳定压倒一切，这对于我们今天无疑也是有借鉴意义的。苏联的历史实践表明，什么时候稳定，例如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经济就发展，进而能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建立完善的福利体系从而更好的维持稳定；相反，戈尔巴乔夫时期片面强调民主公开却导致了社会的动乱最终导致亡党亡国历代沙皇和总书记的苦心经营毁于一旦。
第三，领土和统一问题必须坚持原则，坚持实力。斯大林时期的波罗的海问题，西白俄罗斯与西乌克兰问题，比萨拉比亚问题基本上都是和平解决的，这也值得深思。对于领土和统一的问题首先必须坚持原则，原则问题是容不得谈判的。再有，必须增强自己的实力，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血战而失不战而收归根结底是实力问题。当然，还必须表现出宁失千军不弃寸土的决心与意志。在台海问题上决不能放弃使用武力，如果苏联不表现出强大的军事威慑罗马尼亚独裁者是决不会归还比萨拉比亚的。还有，要充分利用大国之间的矛盾，在解决波罗的海问题和西白俄罗斯西乌克兰问题时，苏联便利用了德国与英法的矛盾，几乎没放一枪一弹，我们要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也要注意策略，这与原则问题并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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