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加索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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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俄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的时间早有定论，即1919年7月25日；但是，至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中国革命博物馆保存并展览的宣言手抄件，时间记载却是1918年3月26日。尔后，中国革命博物馆利用其丰富馆藏资料，与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了《中国近代史参考图录》一书，其中即包括了前述版本的影印件全文，这里暂称“宣言1918年版”。在其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有“三月二十六日”的字样，却又找不到年份的确切记载；据此可以说并非当时印刷出版的错误，应该事出有因吧；但什么原因呢？
近年出版发行之《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中载录的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文件记载的时间是1919年7月25日，这里暂称“宣言1919年版”。以下是上述两个版本——或者说两种译本的全文：
一、宣言1918年版
“苏俄政府第一次对华宣言 收俄国劳农政府代理外交总长来电 三月二十六日
北京外交总长转中国人民及中国北方与南方政府同鉴：今日广义政府之军队即将恃外械外饷为奥援之苛而恰克专制背叛革命之军队扑灭，已进达西伯利亚并将与西伯利亚之革命人民联合，故人民委员会行政部特向中国人民做下列之博爱忠言：广义政府之俄罗斯及其赤军既战斗两年，即出不可思拟之力量，今向乌邦大山之东进行者，并非压制亦无奴民夺地之心，凡西伯利亚之农民工人均已深悉矣。吾儕（按：儕，音柴；吾儕即我们）今愿将自由之权利给予各地人民，使东方各民族得解脱外族强权及外族金钱之压制束迫，中国民族即此等被压民族之一，并系其最著者。
今吾儕不仅专施救援于工党，并且兼施于中国人民，故请将吾儕以一九十七年十月大革命以来，从未懈于宣告，而被出卖于欧美日本之报纸密匿不宣之事，再普告于中国人民：自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吾劳动人民政府执政以来，曾屡次以全俄人民之名义致书与全世界之人民，力劝伊等建立耐久之和平。此和平应以彼此放弃侵占他人土地及放弃吸夺他人金钱为根本。所有民族无论或大或小，无论在何地点，无论是否自由或在他国强权压制之下，均应在内部生活上完全自由，任何权利不应从而羁束之。
吾劳动农民政府又曾续行宣言，将从前俄国与日本与中国及与从前联盟各国所订结之一切秘密条约概行作废，因此种条约是为俄皇政府及其联盟各国力侵利诱压迫东方各民族之机械，其中尤以中国民族为最得其利者，仅各资本家及地主及俄国高级军官而已。吾广义政府曾邀请中国政府即开谈判，商蹉废弃一八九六年之条约与一九零一年之北京条约，及自一九零七年至一九十六年间与日本订结之一切协约；简言之，即将俄皇政府自行侵略或偕日本及各联盟国公共侵夺中国人民之所有者，一概归还中国人民。此项谈判开至一九十八年三月为止。斯时，协约国突托北京政府之颓，广用金钱收买中国官吏及报纸，并强迫中国政府拒绝与俄国劳农政府交涉，而日本与协约各国不待满州铁道之归还中国人民即群起而霸占之为己有，并侵入西伯利亚从而强迫中国军队公同出兵，公同作为此项可骇而有罪之强盗行为。中国人民劳动家及农民等并不知欧美日本军队侵入满州及西伯利亚之真相及其原因也。
吾儕今日特致书与中国人民，望其明暸广义政府曾宣明放弃从前俄皇政府向中国夺取之一切侵略品，如满州及他种地方是也。各处人民应自相选择愿相隶属之国，及自行采定其政府之体制。
广义政府愿将中国东部铁路，及租让之一切矿产森林金产及他种产业，由俄皇政府与克伦斯基，及高氏、赛门洛夫、苛尔恰克等贼徒与从前俄军官商人及资本家等侵占得来者，一概无条件归还中国毫不索偿。
广义政府放弃中国一九零零年拳匪之乱□□欠之赔款，本政府所以不能不三次宣言及此，□因闻吾儕虽屡次宣言放弃，而此项赔款仍由协约国政府收以接济北京俄国旧帝国政府之使臣，及驻在中国各处之旧帝国领事官等人之滥用此种俄皇之奴隶，其全权早经取消，而伊等仍僣守旧职，并以日本及各协约国为奥援，骗谎中国人民，中国人民不可不知此事，并应将此等谎人骗徒驱逐出境。
广义政府废弃所有各种特别权利，及俄商在中国地面上占有之一切租借地，任何俄国官员或教士不准干涉中国事件，如伊等犯罪应照中国法律受地方审判，在中国地方上只能有中国人民之权利及司法，不能有他种权利或他种司法。在以上各重要点之外，广义政府并愿与中国人民谈判，与其全权代表公同缔结所有从前俄国政府偕同日本及协约各国对于中国所做之一切强暴及不公平之事件。
广义政府深知，协约各国及日本此次必再竭力使俄国劳动家及农人之语言不克达中国人民，俾使中国人民不知欲收回被夺之产，须先与满州及西伯利亚侵占人了结，因此故广义政府今特通消息于中国人民，本政府之赤军现向乌邦大山之东方前进，以援救西伯利亚之农人及劳动家，出伊等于贼徒苛尔恰克及其联盟日本人之专制之下。
如中国人民以俄国人民为榜样，愿恢复其自由并逃免协约各国在菲而色怡（按：凡尔塞）为之代定之命运，使之为第二高丽或第二印度者，则奋争自由之时，舍俄国工人农民及赤军外更无他同盟国及他兄弟可寻。
广义政府今以中国政府间接邀请中国人民即与吾儕建立正式交涉并即派遣代表来吾军前。
代理劳农政府外交总长卡那康签字。
证明抄写无误，西伯利亚及远东外交人民委员会全权委员蒋纯签字（3 24）”
以上录自《中国近代史参考图录》524页。
二、宣言1919年版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及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 （1919年7月25日）
苏维埃军队击溃了仰仗外国兵力和外国金钱的反革命暴君高尔察克的军队，胜利进入西伯利亚，与西伯利亚各族的革命人民汇合，当此之际，人民委员会特向中国各族人民发表下列友好宣言：
苏维埃俄国和苏维埃红军经过两年战争和极大努力之后，越过乌拉尔向东进发，此行不是为了横行霸道，奴役人民，侵吞捋掠。关于这一点，每个西伯利亚农民和西伯利亚工人都已了解。我们使人民摆脱外国兵力和外国金钱的桎梏，因为他们压迫被奴役的东方各族人民，其中尤以压迫中国人民为甚。我们不但帮助本国的劳动阶级，而且也帮助中国人民，因此再一次提醒中国人民注意我们于1917年伟大十月革命后对中国人民所做的声明。此项声明可能已为卖身投靠的美、欧日报纸所隐匿不宣。
工农政府于1917年取得政权后，立即代表俄国人民向全世界人民倡议建立巩固持久的和平。这种和平的基础应当是决不侵犯他国领土，决不强行吞并其他民族，决不勒索赔款，每一个民族不论大小不论居住何地，不论它至今是否independence 自主或被迫附属他国，在自己的内部生活中均应享有自由，任何政权都不得把他们强留在自己的领域之内。
工农政府接着宣布废除与日本、中国和以前各协约国所缔结的一切秘密条约，因为沙皇政府及其各协约国利用这些条约以威逼利诱的方法奴役东方各国人民。苏维埃政府把沙皇政府独自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以后，立即建议中国政府就废除1896年条约、1901年北京条约、1907年至1916年与日本签定的一切协定进行谈判，此项谈判延续至1918年3月，不料协约国竟挟持北京政府，厚贿北京官员和中国报纸，强迫中国政府同俄国工农政府断绝一切关系。日本和协约国不等满州铁路归还中国人民就将它攫为己有，他们并进犯西伯利亚，甚至迫使中国军队援助这一罪恶的闻所未闻的强盗行为，而中国人民中国工人和中国农民甚至不能了解实情，不知道美、欧、日等国匪军为什么侵袭满州和西伯利亚。
现在我们再次敬告中国人民，以使中国人民了解真相。
苏维埃已放弃了接受沙皇政府从中国攫取的满州和其他地区，这些地区的人民愿意隶属哪一个国家，愿意在自己的国家里建立哪种形式的政体，全由他们自己决定。
苏维埃政府拒绝接受中国因1900年义和团起义所付的赔款，这已经是不得不第三次做这样的声明。因为根据我们所得到的消息，尽管我们拒绝接受赔款，协约国仍在追偿赔款以满足前沙皇驻北京公使和前沙皇驻中国各地领事的非法要求，所有这些沙皇的奴仆早已丧失了权限，但仍固守原职，在日本和协约国的支持下欺骗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应当知道这件事，并把这些狂人骗子驱逐出境。
苏维埃政府废弃一切特权，废弃俄国商人在中国的一切商站，任何一个俄国官员、牧师、传教士不得干预中国事物，如有不法行为应依法受当地法院审判，在中国，除中国人民的政权和法院，不应当有其他的政权和法院。除这些要点之外，苏联政府准备与中国人民的全权代表就一切其他问题达成协议，并永远结束前俄国政府与日本及协约国共同对中国采取的一切暴行和不义行为。
苏维埃深知，协约国和日本这次还会竭力不让中国人民听到俄国工人和农民的呼声；把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必先铲除盘据于满州和西伯利亚的匪军。因此，苏维埃政府目前在向中国人民送达这一消息的同时，派遣红军越过乌拉尔向东部进发，以帮助西伯利亚农民和工人摆脱高尔察克匪帮及其同盟者日本。
如果中国人民愿意向俄国人民一样获得自由，愿意摆脱协约国在凡尔赛给中国人民所安排的命运，不成为第二个朝鲜或第二个印度，那就请中国人民了解，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唯一的同盟者和兄弟是俄国工人、农民及其红军。
苏维埃建议中国人民通过自己的政府立即与我们建立正式关系，并派遣自己的代表与我军会晤。
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
以上录自《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79页
三、两种版本——或两种译本的比较
两相对照，令人有译自同一个“母本”的感觉，但后者之于前者，又确实有很多的不同。就文章总体上讲，前者译文欠缺逻辑，行文晦涩，使人感到译者中文不是很好。后者则交代清楚，行文顺畅，但总的来看是意译而非直译。将后一种——经我们认可的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与“宣言1918年版”相比较，其改动之处，除去年月日期之外还有：
一、将“宣言1918年版”里用来指代第一人称复数的“吾儕（儕：音柴，）”改为“我们”；并看不见为“宣言1918年版”中所使用的，能窥见当时布尔什维克思想主张的词汇如“劳动家”等。关于声明签字人喀拉罕的身份，由“宣言1918年版”的代理外交总长改为副外交人民委员。
二、将“宣言1918年版”中称呼声明主体的“俄国劳农政府”改为“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众所周知，苏联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简称，当然也是“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简称。苏联的称谓只能在1922年底——它“联”起来之后出现，而苏联一词正式在中国应用则又迟至1924年了。苏俄立国的头几年，中国由于列强的挟持及自身立场的原因而根本不承认它的存在。当时中文媒体针对它的称呼是“广义党、广义政府”或“激党、赤军”等等，也有随日本人叫法为“露国”、“劳农政权”的。远东共和国成立后，国人遂将赤塔政权称为“东俄”，而将莫斯科政权称为“西俄”——当时对俄指称混乱不堪，以至于有人在媒体专门发文来逐一解释。“宣言1918年版”中“劳农政府”的译法，浓缩了十月革命——世界出现新型政体而显现的时代印记，也包括了中俄间因十月革命的原因从断，到乱，再到连的外交历史过程；现在“宣言1919年版”将其改译为尽人皆知的“苏联”，我以为是完全将其抹杀掉了。
三、它没有了译文核对者的落款——而“宣言1918年版”的译文核对者记载的是蒋纯；蒋纯：后来被某些人翻译为杨松；杨松者：“远东及西伯利亚外交人民委员会全权委员”也。相比之下，“宣言1918年版”不仅有声明发布者的签字，还有核对人的签字，起码给人以郑重其事的感觉。
四、将“宣言1918年版”中“斯时，协约国突托北京政府之颓，广用金钱收买中国官吏及报纸，并强迫中国政府拒绝与俄国劳农政府交涉……”改为“不料协约国竟挟持北京政府，厚贿北京官员和中国报纸，强迫中国政府同俄国工农政府断绝一切关系，”这就修改掉了当时布尔什维克政府对于中国政府及世界局势的看法与判断，在意译中流露出自我叙述和自我撇清的心态，对这样一份具有史实价值的外交文书来讲，实为败笔。
五、与“宣言1918年版”相比，它删除了一段文字——恰恰是有关将中东铁路等归还中方的文字。“宣言1918年版”之原文是：“广义政府愿将中国东部铁路，及租让之一切矿产森林金产及他种产业，由俄皇政府与克伦斯基，及高氏、赛门洛夫、苛尔恰克等贼徒与从前俄军官商人及资本家等侵占得来者，一概无条件归还中国毫不索偿。”删除这一段，则为当下很多文章中强调的关于苏俄曾声明将中东铁路归还中国而毫不索偿，却又出尔反尔的说法拆除了文字法理上的依据。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在央视演播的《风雪中东路》历史纪闻片中，某权威人士也明确说出了“没有形成文字”。再翻看最新的关乎中苏早期接触的史料编著，在苏俄第一次宣言的载录中也没有了这一段文字。
翻回头再查史料：1923年4月1日的《滨江时报》曾刊登列宁就中东路问题对某记者的谈话：“前次俄以800万金卢布所成之路双手赠以中国，而中国无人接收，据随告，中国执政屡次易人，无人顾到外交……”据此，又似乎是据东路而有过具体的交涉行为——这里或虚或实，“水”似乎很深。
还要特别指出的是，关于中东路对外交涉，尤其关乎奉苏间交涉的档案史料，被我国某大部下文列为密档而不予解密。东路史料关乎中俄两国，从满清与沙俄直牵扯到民国年间北京政权、奉天张作霖政权、南方孙中山政权、远东、苏俄，乃至日本与当时列强的诸多史迹，复杂纷乱莫过于斯；丰富厚重也莫过于斯。我们不解密，而俄方却已多有公开，这就造成了关于国际历史信息共享的偏颇与其公开化的不对等；窃以为，目前史学界关于中苏早期接触之研讨中体现在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性质之问题上的纷杂，源即于此。
关于两个版本的时间之差，有说法认为当时兵荒马乱，中俄间断邮断电，俄方文件签发日期是3月，待传到北京政权耳朵里则已是7月，而年份的差别就是笔误了，实际上版本只有一个。而作为一封电报，当时中方由谁签收？收后有何举动？政要如何处置？处置中说些什么？具体做了什么？就都是需要在史料中继续搜求的“幕后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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