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内斯特。曼德尔：社会主义的状况和未来

注意：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言论，不代表我们的言论！

　　根据社会主义的过去分析其现状并要预见其未来，这意味着研究本世纪的全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思想史。因为社会主义的历史贯穿着20世纪的整个进程。
　　 要详尽地论述这个题目，恐怕需要不止一部大部头的著作。因此，要想以一篇短文的篇幅圆满地论述这个题目，这是不切实际的冒险。在短文的论述中，细微差别、科学的基础和事件间的相互关联要尽可能地略去，留下的只是以合乎逻辑的（辩证的）、其结果必然无可辩驳的论证为基础所作的分析。

　　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断言，这样的分析绝不是教条的或演译的。

　　它以大量经验材料为依据，这些材料任何人只要想得到我们都可以提供。(1) 不过读者首先必须满足于追随作者的思路，并主要根据这一思路的本来意义及其自身说服力对其作出取舍。

一、社会主义的危机

　　社会主义的危机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 150多年来，社会主义一直是同一股思想和行动的潮流融为一体的，这股潮流试图用一个全新的、各方面都更加美好的社会来取代资产阶级社会。

　　更加美好当然并不意味着尽善尽美。除了若干已再次销声匿迹的少数派外，绝大多数信仰社会主义的流派从未幻想过尽善尽美的千年王国，而既无知又不诚实的敌人却一再以此来非难他们。社会主义并不是要创造「人间天堂」或一劳永逸地结束人的发展，更不是要达到「历史的终点」。

　　恰恰相反，在马克思、恩格斯和无数其它社会主义思想家看来，社会主义意味着人类古代史的终结，意味着人类真正的历史的开端和有悖人的尊严的生存状态的结束，在这种生存状态下，人们总是受到强制，为起码的生存问题和一点点可怜的利益而争斗并自相残杀。此后将开始进入真正人的生存状态，在这种生存状态下，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将不同于野兽之间的争斗而与人类的尊严相称。

　　社会主义者一致勾画了这样一种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资产阶级社会的根本缺陷将被铲除，任何形式的阶级社会将被埋葬。社会主义者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压迫、强权和不公正，没有任何一个人类集团明显受歧视的社会。这是一个不以竞争、人皆为敌和个人发财致富的渴望、而是以合作和团结作为社会行为的主要动因的社会，废除主要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私有制和实行计划经济，被视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尽管尚不充分、但却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这就涉及到要为实行社会变革即深层含义上的社会革命（不是这一概念的狭义解释即「革命等于暴力」）制定具有连贯性的计划。 直到20/30年代，所有的社会主义者，无论其在政治上和战略上属于何种派别，对这类计划都是普遍认同的，对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来说，这种共识甚至还又持续了长达数十年之久。甚至他们的主要同盟者，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解放运动的战士，也接受了这样的计划。

　　对此下面的例子是很典型的：当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爆发时，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及其所有流派几乎异口同声地作出了这样的回答：「用计划经济（依流派分别有社会主义的、民主的或国家的计划经济）克服资本主义危机」。

　　而在今天，在70年代爆发了至今仍远未结束的长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衰退之后，(2) 无论是在地球的西方、南方或东方，以社会主义为旗帜的文职官员和高级军官的绝大多数集团都不再作这样的回答，即使有人这样回答，也只是半心半意的和没有多大信心的。我所属的派别虽然仍十分坚定地这样回答，当然使用的是1930- 1955年间尚不为人知的论据，(3) 但是它不抱任何幻想。它目前只是一个有限的少数派，尽管具有这种倾向的并非只是它这一个派别。

　　因此社会主义的危机首先是社会主义计划的信誉的危机。五代社会主义者和三代工人曾为强烈的，不可动摇的信念所激励，即认为我们刚才所说的那种社会主义是可能的和必要的。(4) 而今天的这一代人却不再确信它是可能的，他们甚至还至少是部分地怀疑这种社会主义是否必要和有益。(5) 所以说我们遇到了深刻的危机。

　二、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失败

　　社会主义的危机实质上是社会主义者的实践的危机，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中心论点。社会主义的危机一方面是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的历史性失败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包括改良主义渐进论的各个变种（欧洲共产主义和第三世界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在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失败的结果。乍一看，这样硬性地把理论和实践相互分离，可能会令人感到奇怪。对于主张辩证思维方式的人来说，这种分离大概尤其显得缺乏根据。我们必须以某种方式对此作一番细致说明。我们把社会主义的危机解释为首先是实践失败的反映，依据的是四条难以辩驳的论据。

　　第一条论据是，在广大群众的心目中出现了对社会主义计划的信念危机：这就是说，这种信念危机绝非仅限于知识界和政界的狭小圈子。

　　广大群众的态度不是由他们对理论的看法决定的。马克思的《资本论》或列宁的《怎么办？》的所谓的缺陷，在95％的群众甚至从未读过这些著作的情况下，怎么能决定数千万人的态度呢﹖广大群众形成其信念和思想倾向是根据他们的经验，而不是通过阅读或上进修班?就连已经部分摆脱了统治阶级思想影响并且已不同程度地具有一定阶级觉悟的劳动群众也不例外。广大群众通过与社会主义者交往而获得的与他们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日常体验不同的、具有决定作用的经验，显然是从社会主义者的实践中，而不是从他们的理论中感受到的。

　　此外 ， 无法证明共产党人至迟从1923年以来的实践和社会民主党至迟从1914年以来的实践与19世纪未曾得到普遍公认的那种社会主义的（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有任何相符之处。而这一理论在20世纪初曾得到社会民主党的赞同，在 1900-1920年间先是得到革命的社会党左派，后来又得到共产党人的赞同。既然灾难性的实践是在同理论决裂之后才发生的，那么人们又怎么能用理论的失误来解释这种灾难性的实践呢﹖

　　要想论证一种社会发展理论的成败，人们必须首先回答下列问题：这种理论是否能对最重要的社会经济发展作长期分析﹖它能否预见本世纪重大历史事件的一般进程﹖它今天是否也还仍然适用于对今后的20─30年作出分析和预言﹖

　　对上述问题我们毫不犹豫地用「是」来回答。我们能够证实这一点。因此在我们看来，让正确的理论为错误的实践的罪过负责，这起码是荒谬的。此外我们还确信，这样来考虑社会主义危机的解决办法，会使人看不到清除弊端的合适手段。它将把它的支持者引入死胡同。

　　我们的中心论点的第四条论据绝对是最有说服力的。我们在论及本世纪社会主义两大群众性流派和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失败时，针对的既不是「错误」(6)，也不是可宽恕的过失或个人意义上的不愉快现象。(7)我们针对的是规模惊人的罪行，这些罪行给数千万人造成了令人愤慨的后果，把这类后果与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或其它某个人的这一个或那一个重大分析错误或预见错误（如果确实能证实有这样的错误的话）所造成的后果相提并论，那是荒谬的。

　　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实践的罪行尤其涉及以下方面 ： 至迟从1923─1924年起（如果不是更早的话）对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苏维埃民主和共产主义工人参与政权的一切努力的镇压；农业的强迫集体化和把富农或所谓的富农流放到非人的生活条件下；从1934年开始的至少使 100万共产党人丧生的恐怖清洗；希特勒──斯大林协议所导致的领土后果和镇压后果；1945─1953年间在被苏联占领或统治的国家中实行的大清洗；对1956年匈年利革命的军事镇压；

　　为镇压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而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占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血腥镇压为特征的文化大革命；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的暴行；入侵阿富汗以及苏联社会福利事业的严重衰退，由此该国实际上成为70年代末80年代初世界上平均寿命下降和婴儿死亡率上升的唯一国家。

　　这些罪行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它们绝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合乎逻辑的」或「命中注定的」结果。无数共产党人曾对必将导致这些罪行的政治决定及时敲起过警钟。他们对这些决定的后果当时就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而不是在10年、20年或30年以后才提出批评。这在许多情况下往往使他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例如布哈林、托洛茨基的伊姆雷?纳吉等人的情况。但是面对由数千万具尸体所揭示的罪行的可怕记录，这些人的个人命运在群众的心目中自然就不那么重要了。

　　把这些罪行说成是帝国主义宣传的「发明」或借口揭露这些罪行会使工人「气馁」而有计划地对其进行掩饰的企图，在历史上注定要失败。人们不可能长期否认将近15亿人亲身经历过的事实。真相最终总要暴露出来。西方、南方和东方的大部分工人意识到事实真相至少已有20年了，至迟从1956年起真相就已暴露出来了（一些先驱者意识到事实真相甚至还要早得多）。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以苏维埃国家本身的名义确认了这些事实真相。但是，让公开性所作的揭露来为斯大林及其继承人的罪行对各国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信念的灾难性影响负责，这是毫无道理的和极其反动、反共产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出现这种无可争辩的迷惘和气馁的原因不能在对罪行的揭露中寻找。这种迷惘和气馁是由这些罪行本身引起的。

　　此外，我们的指控，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苏联和东欧的大多数工人和共产党人提出的指控，只包含了斯大林罪行的直接后果。要想控诉得更加彻底，那就必须把斯大林主义者和后斯大林主义者的政治错误的间接后果也包括在内。例如德国关于「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从1936年9月起西班牙工人统一的破裂；对1942年印度人民起义的背叛；对1936－1945年间波兰反纳粹人民抵抗的态度以及1947－1965年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对本国资产阶级军队采取的灾难性政策－－这里仅列举造成了最严重后果的事例。在这些事例中，同样有数百万人由于这些错误的政治后果而丧失了生命。

　　以上简要回顾所显示的失败记录是触目惊心的。但是，国际社会民主党自1914年以来的失败记录的惨痛程度和流血程度上也毫不逊色。

　　除少数几个值得称赞的例外（主要是意大利），各国社会民主党几乎都以「民族防卫」为借口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血腥屠杀辩护并向其提供支持，而它们所假托的那些理由的荒谬性今天实际上已无人再否认了。这场严酷的战争不仅导致了上千万人（欧洲青年的精华）死亡，而且它还是现代史上的一道分界线，是现代史决定性的转折点。从这一刻起，祖国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日益严重的野蛮和暴力逐渐被当作命中注定的、无法逃避的和不可避免的东西而接受下来。(8) 军国主义和由国家施行的暴力－－现在人们谈论国家恐怖主义不是没有道理的－－是社会主义者从19世纪初起就坚决反对的东西，但这些也逐渐为「自由主义的人道主义者」 (9)和越来越多的社会民主党人所接受。社会民主党人放弃了以让．饶勒斯、我们伟大的罗莎（指卢森堡──译者）、卡尔?冯?奥西埃茨基和库特．图霍尔斯基为象征的不屈不挠的反抗，走上了怯懦的顺从之路，这条道路最终导致了诸如奥斯威辛、广岛、对柬埔寨的致使树叶脱落的轰炸和核战争对全人类的威胁等一系列恶果。

　　从盲目的反共主义出发，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18－1919年间有意识地使普鲁士的军国主义者集团得以继续存在并蓄意组建了志愿团，从这些志愿团中产生出了冲锋队和党卫队的核心。德国社会民主党庇护了杀害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和成千上万工人的行径。它阻碍了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德国的可能性，而这样的国家本可使人类免遭斯大林和希特勒所造成的可怕灾难。　

　　德国社会民主党由于其在 1929 －1933年间的政治盲目性、荒谬的合法主义和拒绝在还有可能的时候组织反对希特勒政府的起义性总罢工而对纳粹专政的上台和巩固负有连带责任，纳粹专政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使人类付出了80,000万具尸体的代价。

　　社会民主党政府或有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参加的政府组织或者维护了在印度支那、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阿尔及利亚进行的殖民战争。它们组织或者庇护了刑讯拷打，尤其是在阿尔及利亚。它们严厉限制民主的自由权利，尤其是在印度、印度尼西亚、埃及、伊拉克和新加坡。它们粉饰并支持在南非保留惨无人道的种族隔离政权。

　　英国工党政府应当对鲁尔区的煤炭和钢铁在1945年以后未实行国有化、致使这些自然资源继续掌握在曾资助和支持过希特勒的康采恩手里承担责任，尽管三分之二的居民明确表示赞成国有化，尽管这同一个政府在英国对煤炭和钢铁实行了国有化。

　　国际社会民主党参与冷战达数十年之久。它赞同在西欧部署核武器，支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以陈腐的反共主义为理由维持了工人运动的分裂。它今天仍拒绝接纳法国总工会和葡萄牙工人总工会加入欧洲共同体范围的共同工会阵线，而这种做法只会对雇主方面有利。它一如既往地与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共同致力于维护能对第三世界各国人民进行超额剥削的国际经济结构。它从70年代后半期起亲自支持或组织实施了紧缩改策，大资本利用这一政策力图实现通过降低工人的实际收入和提高失业率来捍卫并增加自己的利润这一目标。

　　然而，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性失败并不仅限于上述罪行的范围。它的最坏方面是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尝试的历史性失败。今天，在成体系的社会主义行动开展了 150多年之后，在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奋斗了 150年之后，尽管经过了无次惊心动魄的战斗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世界上却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建成社会主义。任凭人们怎样努力为强调相反的观点而进行宣传，人民群众还是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思想迷惘和怀疑的最深刻的根源可能就在于此。追求一个甚至经过150 年的努力都未能实现的目标现实吗﹖继续为此付出牺性值得吗﹖这就是他们向自己提出的根本问题。

　　如此看来，人们能在思想上为国际资产阶级提供的最大帮助就是给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东欧和其它地方的不伦不类的过渡社会挂上「社会主义」的标签。恐怕没有什么能比干这种理论上的大蠢事更严重地败坏社会主义的声誉。它使资产阶级及其政治家和思想家有可能依据无可辩驳的证据讥讽地宣称：存在着「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社会主义的」集中营，「社会主义」下工人的物质贫困、对妇女的「社会主义」压迫、对人权的「社会主义」压制、普遍的「社会主义的」卖淫和营私舞弊等等。巴黎公社的男女社员们、奥地利保卫同盟的战士们、1936年夏西班牙共和国的男女英雄们、斯大林格勒的男女英雄们和中国长征的男女英雄们难道就是为了这些而战斗和牺性的吗﹖

　　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性失败的记录属于较低的层次，但其后果却差不多。在为争取能据以取得议会多数的普选权而斗争了100年之后，在 「你们投我们50.1%的选票，我们就会实现你们的(我们的）目标」一类的誓言喊了数十年之后，人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在社会党人拥有议会多数的任何一个地方，资本主义都在继续－－金牛犊仍然存在。

　　最有说服力的两个例子是瑞典和法国（人们同样也可以列举奥地利、挪威、澳大利亚、新西兰、西班牙以及1974年以后的葡萄牙）。令人难忘的奥洛夫?帕尔梅在领导他临终前的某次选举斗争时曾用这样的论据来打动全体选民：「请给我们议会多数吧，否则控制着经济的15个家族就会同样控制政府。」在社会民主党人几乎不间断地执政了40年之后，15个家族仍继续控制着一个国家的经济，这难道不是一次失败的记录吗﹖

　　在法国，社会党和共产党在80年代初共同掌握了65%的议席,他们是在「变革」的旗号下得到男女选民稳定的绝对多数票的支持而当选的。然而「变革」实际上根本没有进行。经历了「左翼联盟」时期的法国同当初一样是资本主义的，而且失业现象更加严重。在这种情况下，群众对彻底改造社会的前景和社会主义计划持怀疑态度难道还会令人感到惊讶吗﹖

三、部份成就──最终目的辩证法

　　然而,在对社会主义 150 年的斗争经历进行反省时，我们的指控在这一点上应留有余地：实现最终目标方面的失败是伴随着实现部分目标方面的同样引人注目的成就而来的。这就需要进一步阐明这一失败和这一成就之间较深刻的辩证关系。

　　社会主义者（还是指所有的流派）100多年来的顽强努力,最终使社会现实发生了世界性的根本变化，尽管尚未在任何一个地方导致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150年前， 八岁的女孩子就在煤矿的非人条件下做苦工。而在今天，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这样的惨事都不再有了。甚至在我们这个世界的南方，这样的惨事也越来越罕见了。这要归功于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顽强努力。

　　150年前， 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平均工时为每周72小时或者更长。而今天的平均工时至少在工业化国中已缩短到了36小时，这又要归功于所有流派的工会会员、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顽强努力。

　　150年前，病人、残疾人、 失业者和老年人只能在极度贫困中生活。

1900年时，在伦敦或纽约这样的富裕城市的贫民区里，孩子们还仍然光着脚走路。而今天，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已有可能使绝大多数职工免遭这样的贫困。工会会员、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虽然也在第三世界国家为实现同一目标而进行了斗争，但迄今为止收效甚微。150年前， 除极少数技术熟练工人外，大部分职工都是些未受过教育的、绝望的男人和妇女，他们常因酗酒而处于麻木不仁的状态，而且多数是文盲。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顽强努力最终提高了职工的素质，使其具有了初步的知识、教育、人的尊严和自信。

　　斯大林主义和产生了可怕的后果。但是，俄国十月革命、中国革命、南斯拉夫革命、古巴革命和其它类似的运动使进步和初步的解放成为可能，这种进步和初步的解放是任何人凭良心都无法否认的。

　　要确证这一点，人们只需拿1850年的只因一点儿鸡毛蒜皮的小事便遭鞭笞和流放的贫苦农民，拿长期遭受1900年饥荒折磨的不识字的贫苦农民，同今天有文化的苏维埃公民对比一下就可以了。人们只要拿旧中国的城市同今天的中国城市对比一下就可以了。旧中国的城市挤满了苦力，他们凭自己的力气拉黄包车，即使在有饭吃的情况下每天也不过是靠一碗米饭充饥。而在今天的中国城市里，成千万男女公民拥有自行车，城市和农村25％的家庭拥有洗衣机。

　　人们只需了解一下，今天的古巴具有拉丁美洲最低的死亡率，并在扫盲、教师培训和出版书籍等方面位居世界前列。

因此，人们不能说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徒劳无功，尤其不能说劳动群众为改善自己的命运所作的努力是白费气力，所有这些工作，所有这些努力，已经使世界发生了根本变化。人们必须依据上述成就，依据对成功和失败同时进行批判性思考，来探讨社会主义的未来和可能性。

　　此外我们认为，广大群众的精神面貌和思想觉悟也发生了根本变化，这种变化是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斗争的结果。世界各地的大部分劳动群众不再接受束缚他们的锁链，而这些锁链过去曾被认为是好的和金子似的，因为它们是长久沿袭下来的。1850年、1900年或1944年时曾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传统价值」（「这是上帝安排的」、「这是祖国的要求」、「贫困总是存在的」、「富人之所以富是因为他们天生就是杰出的人」、「最优秀的人统治着我们」、「我们太无知了，取代不了资本家和部长们」、「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战争是培养勇敢精神和男子气概的好学校」），今天已被认为是可笑的或受到鄙弃。甚至连教会中最明智、最宽容的派别也不再固守这些「传统价值」了。

　　西方、东方或南方的大部分劳动群众今天确信，「上层人物」即统治这个世界的人，都是些既腐败又无能的人。(10)这是社会主义运动在其黄金时代能够清晰地加以说明的日常经验的结果，社会主义运动有助于（不是「导致」）人们意识到这一日常经验。这样就完成了精神和道德康复的重要工作。以上情况证实了亚伯拉罕．林肯的一段著名的话是至理名言：「人们能够自始至终欺骗某些人和在某一段时间里欺骗所有的人，但是人们不可能自始至终欺骗所有的人。」这是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始终支持着继续为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的社会主义者的历史乐观主义信念的一条主要理由。

　　绝大多数劳动群众比怀疑社会主义计划更强烈地否定资产阶级社会和东欧国家统治结构的合法性。这是可由经验证实的主观现实，我们必须从这一现实出发。

　　这里有人可能会提出异议：但是群众并不否认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价值，即力求挣更多的钱，以便改善自己的物质境遇，进而有能力购买由「消费社会」生产出来的充裕的商品。

　　这一异议反映了分析上和语义上的混乱。对于资产阶级社会来说，能表明其特性的不是作为交换手段、作为购买消费品工具的货币。表明该社会基本特性的是由赚钱过渡到积累资本。

　　在前一种情况下，货币是达到目的的简单工具。恐怕没有任何一个理智健全的雇佣劳动者会反对不用货币这种支付手段便得到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例如：免费的医疗保健－－，只要他或她能够自由选择，而且所分得的商品和服务是高质量的。而假如货币没有统治社会，那就没有任何一个资本家能作为企业主或投机商通过剥削他人劳动发财致富、积聚私有财产或将财产转让给自己的子女。这第二种「价值」是绝大多数雇佣劳动者既未「领悟」又不曾实际运用过的。资本主义的典型现象是，极少数人只有在对大多数人隐瞒这一价值的前提下才能运用这一价值。

　　一方面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100年来积累起来的部分改良和部分成果，另一方面是实现「最终目标」上的失败，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联系﹖无政府主义者和某些左翼派别断言存在因果联系，但是他们所作的论证却并不令人信服。

　　帝国主义宗主国的雇佣劳动者群众今天是否因自身境遇无可置疑地得到了改善而比从前更容易接受资本主义的日常现实，对这一问题人们可以进行讨论。这一问题要求对各种不同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进行详细的、有经验根据和统计证明的分析。然而，认为雇佣劳动者群众在1914年之后更频繁、更大规模地一再举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抗议活动的反论证，肯定不会因此而被驳倒。

　　而左派的论证最终却被驳倒了，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因极度贫困或绝对贫困化而导致以消灭资本主义乃至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为目标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我们这样说理由是很明显的。

　　一个反对现存统治制度并力图用一个更美好的社会取而代之的大规模抗议运动需要劳动群众方面有高度的团结、组织、自信和斗争经验。而这种状况的实现绝不可能出自劳动群众的贫困化、无望的贫困、穷困潦倒和绝望。

　　群众坚持捍卫部分成果，这说明了为什么男女选民们在选举中通常－－美国目前是个突出的例外－－总是优先选择改良派政党和新改良派政党。甚至在匈牙利和波兰，被认为要对严重的经济危机负责的共产党在第一次真正的自由选举中也能同它们的联盟党一起赢得大约30%的选票。

　　虽然选民的态度在各个地方都表现出对这些政党的本质不抱任何幻想，也就是说，选民们是在带有许多保留意见和大量弃权的情况下无可奈何地选择了「较小的祸害」，但是这种选民态度还是很能说明问题的。由于同样的原因，绝大部分社会主义者始终支持并试图领导争取改良、争取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争得并巩固民主自由权利和争取改善群众的物质境遇的斗争。

　　我所属流派的革命社会主义者承袭了这一传统。它不仅谴责社会民主党人，而且不得不越来越频繁地谴责仍然－－还能持续多久﹖－－信奉共产主义的众多流派，因为它们放弃为实现必要的改良而进行坚决的、不妥协的斗争，为「社会和平」、「社会契约」、「维持公共机构稳定的承诺」、「优先维护在开放经济中的经济竞争能力」以及其它反映资本的阶级利益的考虑而牺牲必要的改良。

　　然而，「改良－革命」、「部分成就－最终目的」，这类罗莎?卢森堡早在她1900－1910年间写成的最重要的政治著作中就已出色地探讨过的虚构的二律背反，使人们注意到一个难题，这个难题造成了社会民主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在实践中的失败。它关系到部分成就在工人运动内部造成的社会的和心理的后果。这些后果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个公式：极端保守的「工人」官僚机构和「社会主义」官僚机构的膨胀。

　　对于广大群众来说，改良取得成就并不一定总是要以接受现存统治制度为前提。一定时间的或暂时的失业、生活水平的一时下降、周期性反复发生的战争、危机和对民主的自由权利的限制，都是阻碍实现这种持久的一体化的反作用力。

　　而在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中发展起来的或已在后资本主义国中取得执政地位的(11)官僚机构那里情况则不同。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与其所取得的地位及其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12)相适应，这些官僚机构最终已同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国家一体化了。在东欧国家，上层领导集团在相当程度上为他们自己实现了「社会主义」，而没有为全体人民群众实现社会主义。(13)

　　一方面是无可置疑的物质利益，另一方面是社会民主党的、工会的和斯大林主义的（后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机构所表现出来的越来越系统化地拒绝为实现最终目的而斗争。想在这两者之间确立一种直线式的、自动的因果关系，曾被说成是屈从于庸俗唯物主义或屈从于某种与对历史（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唯物主义解释相对立的「密谋理论」。

　　这两者一致证明，官僚机构害怕失去既得利益，害怕「冒险」，颠倒了「手段（工具）──目的」的关系，赋予被提升为「目的本身」的「组织」以独立性并对其盲目崇拜。捍卫由「党」行使的「政权」或「国家政权」压倒争取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而占了上风，其方式简直近乎狂热。社会民主党的官僚机构以此方式保卫「民主机构」，以防革命群众的冲击。(14)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机构也同样狂热地坚持为「一个范围的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阵营范围」）的神话以及「党国家」的神话（「假如党的领导作用受到怀疑，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资本主义复辟」）辩护，共同反对革命群众。

　　历史本身为防止这种情况找到的替代解决办法可以用英国左派社会党人安奈林?比万提出的公式来概括：「社会党人的任务不是行使政权。社会党人的任务是运用政权实现自己的纲领。」导致作出与纲领相抵触的决定－－如果想避免「按规范思维」的责难，那么这样说更确切些：导致采取违背工人利益的措施－－的任何一种执政方式、「行政社会主义」的任何一个变种，都不是较小的祸害，而毋宁说是较大的祸害。

在这一点上,社会主义运动很早就认识到了这样一种危险，即它自己的干部有可能由公仆演变成为对群众多少有些专横的主人。不仅无政府主义者经常谈论这一点，而且马克思、恩格斯、年轻时的考茨基、年轻时的托格茨基、让?饶勒斯、罗莎?卢森堡、年轻时的布哈林，《国家与革命》和晚期著作中的列宁以及奥托?鲍威尔，也都曾不止一次地谈到过这种危险。

　　但是，理论不可能超越物质现实。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后资本主义国家，都需要借鉴1914年的令人震惊的经验，以便在较深入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支持必不可少的反官僚主义方面的社会良知，无产阶级的良知。这一点已经部分实现了。

　　对一切官僚机构，包括对资本主义大公司的和所谓民主国家的官僚机构的不信任，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地扎根在群众的意识中。这是一个进步而不是退步(15)。它导致社会主义越来越同广大群众自身的主动性，自身的组织和自治融为一体。这不仅仅是向最初价值和真理的回归。这是向前迈出的一步，为在广大群众心目中重新确立社会主义计划的信誉，迈出这一步是绝对必要的。

　　决定性的回答毫无疑问要由实践作出。为最终消除群众的杯疑，需要有一个新的，令人振奋的经验，它类似于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或1936年夏的加泰罗尼亚的经验，不过影响面更广，而且取得的社会成就要使前进了的资本主义所取得的成就相形见绌并有持久的成效。有可能一个大国未来的社会主义政府（工人的和人民的统治）立即实行半日工作制将成为这样的激活器。这将使全世界的雇佣劳动者振奋起来(16)。

　　大幅度地缩短工作日是一切自治方案取得成功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如果生产者?公民（女生产者?女公民）没有时间处理自己的事务，那么社会划分为管理部门和被管理者的现象就将继续存在下去或必然重新产生出来。此外，要在劳动生产迅速提高和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背景下恢复并保持充分就业，也必然要求大幅度地缩短工作日。女权主义者的愿望?减轻对于领薪妇女来说意味着双重工作日的沉重负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的愿望也同样要求缩短工作日。

　　而大幅度缩短工作日首先是与一种双重的?主观的和客观的?变化相适应的，这种变化起源于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普遍危机。与一种没有任何经验根据的神话相反，男女生产者越来越拒绝接受著名的（新教的？日本的？）「劳动伦理学」。减少工作和提高生活质量，这是他们的首要愿望?即使在日本也是如此。这是我们已经提到过的「价值革命」的结果。它首先是对地狱般的工作节奏使人精疲力尽同时毁坏人的身体、神经和精神健康的性质，对机械的、重复的、无创造性的劳动的单调的、因而同样具有破坏性的性质的日常痛苦体验的结果。

　　这里显露出晚期资本主义的致命弱点。它虽然能设法?其成效比通常假定的要小?使男女雇佣劳动者作为消费者一体化，也能设法使男女雇佣劳动者作为公民一体化或至少使其中立化，但是它不能使男女雇佣劳动者作为生产者一体化。

　　资本主义的本性决定了这个制度下的男女生产者不可能是自由的和独立自主的。自由劳动是自我控制和支配的劳动，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自己决定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这只有在自由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者的领导下才能实现。在与支配雇佣劳动含义相等的资本的统治下，这种劳动是不可能的。

　　此外，与这种主观上的需要相适应的还有客观上的必要性。

　　第三次科技革命使那种以强化劳动者的体力投入作为增长的源泉?如果是也只是次要的?的作法，即使从任何意义上的「纯」经济观点来看，也显得既无效又不合理(17)。

　　今天，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可以说：宏观经济的「优化」，99 %是取决于工具的种类和质量，商品流通和仓储的合理化，也就是说有计划的组织(18)以及男女生产者的技能专注和责任感。

　　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东欧由行政机构管理的或官僚主义的商业体制，其经济上最大的失败就在于它们没有能力调动起工人的这种注意力和责任感。工人们对繁重的劳动怨声载道，在这种劳动中他们体会到，他们早晚要为此付出代价，而别人将坐享其成。日本资本家为解决「轮班工作制」和「质量保证制」产生的问题所作的努力由于同样的原因而以失败告终：工人们不愿意「无报酬地」辛苦工作。

　　只有生产者自由联合的体制才能改进监督，发挥创造性以及个人的和集体的责任感，否则新工艺的相当一部分潜能将被闲置和浪费。要释放这部分潜能，恰恰需要对工作时间、学习时间（技能、信息、文化知识）和闲暇时间之间的关系进行彻底变革，而且是终身性的(19)。因此，实践经验证实了马克思在《大纲》中所作预言的合理性，根据这些预言，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水平后，闲暇时间而不是工作时间将成为财富的源泉和尺度。结论：我们仍然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最高权力仍然掌握在大资本手中(20)。对于数十亿人来说，这种权力的后果是可怕的。这些后果有演变成灾难的危险。社会主义的斗争必须把争取改善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当前境遇的斗争同他们接管最高权力的系统准备工作联系起来，一旦出现夺权的有利时机就通过广大群众的行动接管最高权力。

四、社会主义的必要性

　　马克思主义者经常受到指责，说他们低估了资本主义的适应能力及其经济和政治领导人的灵活性。这里不是探讨这种指责有多大根据的地方。它可能含有真理的内核。从1848年至1937年（在盎格鲁撤克逊国家是从1940年至1973年）的长期经济扩张及其社会成就确实使马克思主义者感到意外。它现在同样也使自由主义者和新保守主义者感到意外（试比较一下凯恩斯和其它人反对凯恩斯和新凯恩斯主义的愤怒的喊叫声）。他们曾宣称，「国家统治主义的」罪行的报应将是因通货膨胀而造成贫困化。而这一预言并没有应验?至少是没有在帝国主义宗主国应验。

　　然而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有理由提醒人们注意人类为资本主义的持续扩张所不得不付出、并且仍在付出的越来越高昂的代价。资本主义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代价才终于找到了摆脱1913-1939年的「长期萧条」的出路。我们已经提到过：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付出的代价是8,000万具尸体和前所未闻的野蛮（奥斯威辛、1942-1943年的孟加拉饥荒、广岛）。即使不使用核武器，第三次世界大战将付出多高的代价？

　　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必要性所依据的第二个中心论点是：资本主义丧失适应能力的临界线越来越临近了。资本主义的创造力量变为毁源力量的暂时性的转变正趋向于变成永久性的转变。自杀性的灾难不仅威胁着文明的延续，而且还威胁着自然科学意义上的人类物种的延续。

　　《约翰启示录》的四骑士（原意分别是象征瘟疫、战争、饥馑、死亡?译者）已经在打猎。我们已经闻到了他们难闻的气息。这四骑士就是迫在冒睫的战争毁灭、迫在冒睫的对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破坏、迫在冒睫的第三世界的大规模饥荒和迫在冒睫的在帝国主义宗主国中随着贫困现象重新蔓延和对民主的自由权利的剥夺而出现一个「两极」社会。第一种威胁最早是以核战争这种表现形式为人们所注意，没有哪一个有理智的人会怀疑核战争具有自杀的性质。但是威胁绝非仅限于核战争的可能性。在存在着核电站的时代，任何一场用常规武器进行的世界大战都会导致与核战争同样的后果。此外、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也有造成类似后果的危险。当人们正在计划制造具有与落在广岛的炸弹同样大甚或比它更大的破坏力的炸弹和非核弹头?且不说「死光」和其它为坐在写字台后面的军事家和战略家们所向往的玩艺儿?的时候，「常规武器」这一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意义。

　　同样，第二种威胁也越来越强烈地被人们感受到。环境意识不是富国的奢侈品。它是全人类所面临的现实威胁的对应物。这种威胁在苏联、东欧、巴西、墨西哥和印度正在明显增强。许多有名望的科学家认为，爆发环境灾难甚至比战争毁灭的危险具有更大的可能性。

　　第三种威胁可惜甚至在西方和东方的左派圈子里也极少受到注意。南半球的居民对它当然是很熟悉的，因为他们每天都在目睹和经历饥荒的威胁。对此我们想举两个例子。

　　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统计，第三世界每年有1600万儿童死于饥饿和可医治的疾病。

　　这就是说，每五年的死亡人数与整个第二世界大战期间的死亡人数一样多。每五年一次针对第三世界儿童的世界大战。这就是某些社会主义者所极力赞美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实际运行的结果。

　　在最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里，50%的男女居民食物摄入量下降到了这样的水准：自经济萧条开始以来每天大约1700大卡热量。这是1940年以前，即真正的灭绝集中营出现以前，纳粹集中营的令人营养不良的水准。第四种威胁在一部分大城市的居民看来已是明显的事实。人们只需探访一下纽约的哈勒姆或贝德福德?斯泰弗森特的某些区，利物浦或格拉斯哥的某些区（更不用提那不勒斯或巴勒莫了），凭肉眼就可以确证这一事实。在巴黎的某些区，「打零工」的外籍工人在那里耐心地等待着象从前的「短工」那样被雇佣，他们是按小时计酬的，没有任何社会福利。他们的生活境遇就是这种可悲的社会发展进程的真实写照。

　　这一进程对整个工人阶级的长期影响目前还几乎不为人们所了解。该我们想想看，在美国的年轻黑人和波多黎各人中失业率已高达40%以上，与这种社会倒退相伴随的贫困、绝望、堕落等一系列伴生现象已经在发展。此外我们还要想到，民主的自由权利在帝国主义宗主国逐渐被剥夺(21)与其在第三世界不断受到损害在时间上是同步的。据大赦国际统计，世界上有60多个国家存在着程序化的、甚至是由官方进行的刑讯拷打。

　　有的人承认这一阴暗的情景，但补充说：现在已经太晚了?《约翰启示录》的四骑士肯定将把我们杀死(22)。然而他说得不对。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劳动人民丧失了这样的能力，即阻止走向深渊的进程；把他们自己创造的工业技术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销毁库存的武器并最终制止武器生产；重建受到威胁的经济平衡并向第三世界和世界其它地区受贫困威胁的群众提供食品和医疗援助。他们有这样的能力。而要将这种能力付诸实践，需要的是采取行动的意志和行动计划，尤其是需要有实际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权力，以防止任何人把这种努力引向与上述主要目标相反的方向。

　　与上述「灭绝论」观点的支持者相对立的是那些指责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怀有「夸大其词的灾变论思想」的人。他们虽然不否认我们列举的危险，但却断言这些危险并不那么严重，涉及的只是技节现象，这些现象由于政府和专家们的智能已经得到缓解，它们不是在扩大，而是在缩小，到时候一定会一切顺利的。

　　这是一场旧争论的继续，这场争论100年来一直贯穿着工人运动，现在它进入了第三个阶段。这场争论最终奠定了「改良主义者」与「革命者」的对立。

　　爱德华．伯恩施坦是社会民主党的渐进主义的创始人(23)，他的思想显然比他的绝大多数学生和继承者更清晰、更连贯。按照他的思想，本世纪的基本趋势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矛盾，尤其是其爆炸性的对立不断缩小，经济危机将越来越少，危机的程度将越来越轻。因此社会的紧张气氛将日趋缓和，专制日益减弱，民主日益加强。战争和各种形式的暴力冲突越来越少。革命也必然会越来越少，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文明」国家中干脆就不会再有革命。

　　相反的论点主要以罗莎．卢森堡为代表。她断言，尽管资本主义的对立在一定的时期?我们今天可以补充说明：「持久扩张时期」?会暂时减弱，但是本世纪的基本趋势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矛盾日趋尖锐而不是日趋缓和。

　　那时经济危机将比19世纪更严重而不是更轻微。

因为我们认为，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必须利用任何一个现成的讲坛，毫不退缩、毫无保留地捍卫自己的观点。何况不能自由地、公开地讨论工人运动内部的意见分歧自1914年以来一直是社会主义危机的原因之一，所以我们更要尖锐地阐明我们的观点。

　　用禁令、唯我独尊、不容异说、侮辱和诽谤或者人身压迫来代替恩格斯所说的「社会主义科学的自由」，更加剧了社会主义的危机。在不要求为最终达成妥协或一开始就意见一致承担义务的前提下重建进行自由对话的可能性，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公开性为此作出了贡献。我们希望本刊今后也这样做。

　　这绝非是知识分子的担懮，而是关系到这样一种认识，即工人运动中的民主是使工人运动获得成就、澄清工人运动的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和途径的绝对必要的前提条件。此外，工人运动内部的民主也是使不屈不挠的思想斗争始终具有团结一致、追求共同目标和反对共同敌人的意愿和能力的绝对必要的前提。

　　这又一次涉及到强调恢复社会主义的信誉的道德前提。如果社会主义者的实践与他们的原则不一致，那么群众就会继续持怀疑态度。今又，唯有社会主义能够坚定不移移地、无保留地为争取和全面捍卫男人和妇女的权利而斗争。而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者绝不能使男人和妇女的权利屈从于任何一种「国家利益至上愿则」，即使是由社会主义亲自管理的国家也不例外(39)。这意味着社会主义者必须在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内部保障这些权利。

　　如果社会主义重新获得与世界各地反对剥削、压迫和不公正的斗争打成一片和不为这些丑恶现象承担责任的能力，如果社会主义重新系统地始终按照马克思的绝对命令行事，无论可能会付出何种短期的或中期的「政治代价」都绝不以任何一种借口容忍人的生活处境的恶化，那它最终将获得不可战胜的道义力量和政治力量。那时它将全面恢复社会主义方案的信誉，那时未来将属于社会主义──无论社会主义的进程要持续多久，不管有多少必须克服的重重障碍（我们对此不抱幻想；障碍非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