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危机成因的理论差异与启示

在经济过剩危机理论上，凯恩斯主义分析的经济学基础是主观唯心主义，其分析视野具有明显的封闭性，其分析的聚焦点是市场，其理论重视反危机政策和措施研究；马克思主义则是历史唯物主义，高度重视生产领域，从市场机制和市场制度相结合的角度分析，并不着重研究反危机的政策和措施。马克思主义对我国市场化改革中出现经济过剩问题的研究，更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经济过剩危机；凯恩斯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的经济过剩

一、引言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活动是呈周期性波动运行。经济紧缩或经济过剩是经济周期的一个方面。依据经济学对经济过剩的界定与我国目前市场商品全面供大于求、物价持续下降、生产能力过剩、产品积压等经济表现，无疑，我国是处于经济过剩运行阶段。由此，分析我国经济过剩运行的成因与寻求刺激经济增长、走出经济过剩阶段的政策措施，则成为目前经济理论界与实践界的一个非常关注的经济焦点问题。

检阅现有的有关经济文献，绝大多数是套用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来分析我国经济过剩（目前我国有的经济文献称“买方市场”）的成因，由此自然地选用了刺激需求（重点是刺激内需）的需求管理政策。笔者认为，这种分析问题的思路，虽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是，（１）没有认识到我国经济过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需求方面的原因，也有供给方面的原因，还有市场不完善方面的原因；（２）没有认识到，市场经济从完整意义上说，是市场机制与市场制度的有机统一，因此，分析经济活动的波动原因与治理，既要从市场机制上求解，又要从市场制度上探寻，应着重考虑到我国市场经济赖以运行的制度结构特征；（３）没有认识到我国的市场经济是人为推进的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在市场运行过程中，伴随着市场化的制度改革，我国的经济运行状态，既为市场规律作用所决定，也为市场化的制度改革所决定，因此，分析我国经济过剩的成因与治理，不能简单地套用在私有制市场经济实践上所产生的西方经济周期理论，必须分析市场化改革对我国经济运行状态的特殊决定作用；（４）没有考虑到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国情，分析治理经济紧缩的政策，既要从市场经济角度选用一般的治理政策，又要结合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积极地探索集治理经济紧缩与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于一体的政策。

以经济制度分析见长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从市场机制上分析生产过剩危机的原因，而且从社会经济制度上深刻地剖析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过剩危机的制度原因。应该说，马克思主义生产过剩危机理论，对于分析目前我国的经济过剩运行的成因，更具有方法论指导意义。

本文侧重于理论角度，述评凯恩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生产过剩成因、治理的不同分析，并从中得出分析我国目前经济过剩运行的成因与治理的几点现实启示。

二、凯恩斯主义关于经济过剩危机成因与治理的理论分析

自１８２５年英国爆发世界上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经济便在繁荣与萧条中交替运行，由此而产生了解释这种经济现象的各种经济周期理论。其中，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对西方各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影响更为深远。作为３０年代经济大萧条的直接产物——凯恩斯经济学，其突出贡献是从理论上解释了自由市场调节下的均衡为什么在通常情况下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他以有效需求不足为逻辑起点，侧重从经济行为主体的心理角度分析经济紧缩与萧条的原因。① 他认为，一个经济社会的总收入与总就业量决定于有效需求，而有效需求决定于“消费倾向”、“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以及对货币的“灵活偏好”这三个基本心理因素的综合作用。在通常情况下，三个基本心理因素的综合作用形成有效需求不足，因为，在他两部门理论假设下，社会总需求是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之和所组成，心理上的消费倾向使得消费的增长赶不上收入的增长，因而引起消费需求不足；心理上的灵活偏好及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使预期的利润率有偏低的趋势，从而与利息率不相适应，这就导致了投资需求的不足。在这三个产生有效需求不足的心理因素中，凯恩斯特别强调资本边际效率的作用，他认为危机、萧条的产生是资本边际效率的突然崩溃。根据他的解释，在经济繁荣后期一般人对资本品未来收益作乐观预期，不过成本和利率上升。这时投资必然导致资本边际效率下降，投资吸引减弱和人们对货币流动偏好加强。结果会因资本边际效率突然崩溃和流动偏好的加强，投资大幅度下降，经济危机爆发。危机使投资和消费水平都迅速下降，加之利率的提高，必然出现萧条阶段。对于经济危机的治理，凯恩斯以乘数原理为根据，主张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自发运行，通过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来刺激消费和增加投资，以实现充分就业。由于消费倾向在短期内相对稳定，因此凯恩斯更主张通过增加投资（由于萧条时期，私人企业家因悲观预期而不愿增加投资，所以他主张以政府投资来替代私人投资）来刺激有效需求，治理经济危机。根据他创立的乘数原理，投资的变动会引起收入和产出的倍数增长，所以治理经济危机的最佳政策选择就是扩大投资特别是扩大政府投资。

在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的基础上，卡尔多从凯恩斯的投资决定储蓄、储蓄与投资相等决定了国民收入的均衡出发，并从储蓄函数、投资函数的非线性特点入手，通过两条曲线的叠加把凯恩斯的两个静态模型改造为一个动态多重均衡模型，在此基础上形成动态循环性周期模型。② 依据他的经济周期模型可以得出理论要点：（１）当事前储蓄（即人们愿意储蓄的量）与事前投资出现差异时，必然要引起经济活动水平的波动：如果事前投资大于事前储蓄，就会引起经济扩张；相反，则会引起经济收缩。（２）经济周期是由经济本身一些内在因素引起的，投资与储蓄的变动和经济活动水平的变动相互引起、相互作用，由此引起经济周期性地变动。他强调，使经济向扩张变动的因素没有使经济向收缩变动的因素那样稳定。因此，长期萧条的危险大于长期繁荣的危险，如果让经济自己调节，则经济中的波动与萧条就难以避免。（３）经济周期的长短，其一取决于储蓄和投资对经济活动水平变动反应的大小与快慢；其二取决于完成一次累积性趋势所需要的时间。（４）经济波动的幅度取决于投资与储蓄曲线的形态。（５）政府抵制萧条的扩张性政策在萧条的较早和较迟阶段比极度萧条阶段更有效，政策只能缓和经济波动、推迟萧条，不能完全消除波动与萧条。

与卡尔多不同，哈罗德在凯恩斯储蓄－投资分析基础上，把乘数原理与加速数原理结合起来解释经济周期，提出乘数－加速数模型的原始形式。③ 在这一模型中，哈罗德把消费、投资和国民收入作为引起经济周期的主要内生变量，并在凯恩斯乘数原理（即在分析消费和投资对国民收入单向影响）的基础上，把加速数原理引入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中，动态地分析了消费、投资和国民收入之间的相互作用，由此来分析经济周期。根据他的分析，随着经济的增长和收入的增加，消费增长率会因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与利润份额更多地用于储蓄而致使消费增长对国民收入增长的扩张影响；另一方面又会通过加速原理的作用引起投资增长率的下降。这种乘数和加速数的共同作用最终会由消费－投资－国民收入之间的连锁反应而引起经济危机，所以他认为“经济周期产生于关系（加速数）和乘数的联合作用。”④

萨缪尔森与希克斯等人对哈罗德提出的原始形式的乘数－加速数模型进行修正与完善。萨氏把时滞范畴引入周期分析，并修正了哈罗德经济周期模型中的一个基本观点：如果乘数和加速数保持不变，则经济活动就处于一种稳步增长的状态，而不会出现周期性波动。他用实例说明了两个重要的观点：其一，即使乘数和加速数保持不变，也会由于乘数和加速数的相互作用即消费、投资和国民收入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使经济出现周期性波动，这表明经济的波动是必然的，稳定均衡的增长实际是难以存在的。其二，经济周期是经济体系本身的一种内在机制作用的结果，是经济中的内生变量引起的，外生变量只有通过对内生变量的影响才能影响到经济波动。⑤ 希克斯把凯恩斯主义周期理论推到了最高峰，他是乘数－加速数模型的最后完成者。希克斯模型在五个主要假设条件下，利用乘数与加速数的相互作用解释经济周期的累积过程，以及经济周期中各不同阶段转变的必然性。他的经济周期理论，把投资波动作为中心，从经济体系均衡的可能性和稳定性的角度探讨到经济周期各阶段长短决定因素的分析，对经济周期作了较为完整系统的分析，得到了西方经济学界的高度评价。

从上述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对经济过剩成因与治理的分析，可以看出其理论有如下特征：（１）其分析的经济哲学基础是主观唯心主义。他们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一种自然永恒的制度，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不可侵犯为前提。他们尽管承认市场缺陷，自由市场机制不能实现充分就业均衡与资源帕累托配置，但排除经济紧缩、危机与资本主义所有制之间的内在联系，忽视对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研究，只从主观心理因素出发，构建主观色彩浓厚的有效需求这一理论分析的逻辑基点，以此为基础去分析经济紧缩、危机与周期运行的形成机理和治理政策。（２）其分析视野具有明显的封闭性。他们只是从“内生”的“纯经济子系统”中去分析引起经济周期的成因与治理，忽视“外生”的政治、技术创新、人口、制度变革等因素对经济周期的影响与制约，在一些严格假设基础上，把经济周期的复杂成因简化为消费、投资和国民收入等几个内生变量之间的关系。（３）其分析的聚焦点是作为流通领域与经济调节机制的一般意义上的市场。他们侧重从流通角度，从商品、资本和劳动市场供求关系的失衡上去探讨经济紧缩、危机与波动的根源，不仅忽视了生产的决定作用与生产过程的研究，而且忽视了制约市场运行的市场制度关系与社会再生产过程经济关系的系统研究。（４）由于其理论产生的特殊历史背景赋予了凯恩斯主义特殊的历史使命，致使其理论高度重视国家干预主义的反危机政策和措施研究。在这一点上，他们一方面在分析市场运行机制，说明经济繁荣与衰退形成的条件以及更替，周期各阶段的联系和传导机制上，应该说是比较深刻的，这为分析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周期的内在形成机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也为国家干预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提供了有针对性的理论支持；另一方面由于这种理论忽视了对生产过程的研究，所以其治理危机的政策和措施缺乏供给方面的研究，由此致使其反危机的对策具有片面性。

三、马克思主义对生产过剩成因的全面系统剖析

马克思立足于唯物史观，运用矛盾分析方法，从生产（供给）、交换（市场）、消费（需求）到社会经济制度对生产过剩危机的成因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分析。在交换上，马克思认为在社会生产力低下条件下的直接产品交换，是不具有供给和需求严重脱节的可能性，但随着产品交换发展到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此时，（１）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外化为商品和货币的矛盾；（２）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使商品的买卖在时空上发生了分离与对立；（３）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形成了蕴含货币危机的债务链条，由此，一方面使商品“内在的矛盾在商品形态变化的对立中取得了发展的运动形式”，另一方面又使“这些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⑥ 当然，“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⑦ 这里的关系，笔者认为，既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制度关系，又有在此经济制度度下得以充分发展的大工业和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供求关系或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从供给（生产）上说，马克思认为，大工业生产方式具有一种跳跃式地扩张能力，他说：“一旦与大工业相适应的一般生产条件形成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就获得一种弹力，一种突然地跳跃式地扩张的能力”⑧。并且，根据他的分析，大工业的扩张能力与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共同作用，促使资本突然扩张力的增长，从而激化了市场供需矛盾，致使危机从可能转化为现实，所以，马克思指出：在现代工业周期中，生产规模突然的跳跃式的膨胀是它突然收缩的前提和首要原因。大工业的这种巨大的迅速扩张的能力，是形成经济周期波动的物质前提。从消费（需求）上说，根据马克思的分析，一方面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会提高资本有机构成，造成相对人口过剩，失业人数增加，另一方面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⑨ 由此，必然要造成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需求的相对缩小与狭隘的消费和市场，进而产生商品生产与实现的矛盾与生产相对过剩和危机的出现，所以马克思说：“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⑩ 总之，如果撇开制度分析，单从经济角度来说，在马克思看来，生产过剩经济危机是商品流通领域供求矛盾的直接表现，而市场上的供求矛盾又不过是生产和实现（消费）矛盾的表现形式。

然而，马克思经济学分析的中心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或经济制度，所以，他对生产过剩危机的分析，并没有停留于经济现象分析，而是深入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或经济制度中探寻根源。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市场交换领域所蕴含的危机，在简单商品经济下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劳动和私人劳动之间的矛盾所决定，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下，则是由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所决定。除此之外，服务于市场交换的资本主义的货币制度、银行制度、汇兑制度、信用制度等，为市场交换领域矛盾的激化、潜在危机的现实化提供了制度结构条件，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制度结构之间的不协调与相互碰撞，给经济危机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生产领域的制度看，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制度为基础的剩余价值规律、资本占有规律和市场竞争规律为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能力的跳跃扩展，提供了强大的利益刺激和外在压力；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工厂制度、股份公司制度为生产能力的扩展、资本突然扩展能力的增长提供了有激励效应的微观制度结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为社会生产的盲目扩展提供了“宽松”的外部环境或宏观制度结构。从影响消费或需求的制度来看，既有由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技术关系共同决定的资本有机构成制度，也有社会产品的分配制度。其中，社会产品的分配制度对劳动者的收入来源进而对其消费、需求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认为，正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决定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分配以及由之决定的社会产品的分配是一种对抗性的分配，由于这种对抗性分配制度的存在，决定了劳动者的消费、需求只能局限于狭小的界限之同。概言之，交换、生产和消费领域的矛盾运动以及它们之间的矛盾、冲突是由资本主义的一系列具体的社会经济制度的矛盾运动所决定，而这些具体的社会经济制度及其矛盾运动又是源于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一社会根本经济制度以及由之决定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运动。因此，马克思得出结论，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由此决定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运动是爆发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

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相比，马克思对生产过剩危机成因的解说，具有几点明显的差别特征：（１）在方法论上，马克思是从经济现实出发，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分析方法，对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的成因进行全面系统地分析。（２）马克思生产过剩危机理论高度重视生产领域的分析，特别强调生产过程的内部矛盾对生产过剩危机的决定作用。当然，马克思也没有忽视交换、分配和消费等因素对生产过剩危机的影响。（３）马克思生产过剩危机理论认为经济制度的内部缺陷是生产过剩危机的成因，市场经济机制运行中存在的矛盾和引起的不稳定影响，只是经济制度内部缺陷的表现。（４）由于马克思主义生产过剩危机学说的研究目的是为了推翻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且，他认为，生产过剩危机只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消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因此不存在产生生产过剩危机的基本条件，所以也不会发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不会着重研究反危机的政策和措施。

四、几点现实启示

１． 在我国新旧体制相互转轨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有两个鲜明的特点：其一，包括经济波动在内的任何一种经济现象的发生，其背后都有着非常的成因；其二，旧体制的残留、新体制的不完善、新旧体制之间的摩擦与碰撞以及制度变迁中出现的“锁定”（Ｌｏｃｋ－ｉｎ）轨迹的不良影响，均会深刻地影响、制约着经济的有序发展，在某种意义上，体制因素还可能是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所以，探索我国市场化改革中出现的经济过剩运行的成因，一方面不能采用单向思维，而应从多角度进行多维分析，这是“两点论”的要求；另一方面，不可忽视制度因素的深刻影响，这是“重点论”的要求。这两方面表明，马克思的生产过剩理论，对于分析我国目前生产过剩的原因，更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

２． 完整地看，市场是市场机制与市场制度的有机统一，所以，分析市场经济下经济过剩的成因，不能简单地运用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单纯地从市场需求角度进行分析，必须从市场机制与市场制度相结合的角度，深入到市场、供给、需求背后的制度因素上，进行多层面的制度分析。就市场来说，我国在市场化改革中发育、发展的市场，不是一种“自然演进”市场，而是以行政政策催发的“人造市场”。这是一种体系不完全、功能不健全的不完全意义上的市场。它不仅存在一般意义上的市场失灵，而且会存在一种制度意义上的市场失灵。目前我国的经济过剩，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不完全市场的制度失灵引起的。（１）市场交易主体黏附的一些非经济因素会导致一些无效供给的产生。（２）市场价格参数的人为扭曲，致使市场信息失真。（３）市场制度不健全引起市场运行秩序紊乱，监管乏力，由此产生伪劣商品充斥市场的无效供给，并由此产生“消费险境”，制约有效需求增长。（４）市场体系的不完善，致使经济流量的循环与周转发生梗阻，导致企业库存增加，需求萎缩。总之，我国制度意义上的市场失灵，扩大了单纯市场机制所蕴含的生产过剩的可能性，是我国目前生产过剩运行的一个重要制度原因。

３． 从供给角度看，大量无效供给的存在，是我国经济过剩运行的首要原因。那么，是什么因素形成我国目前的无效供给问题呢？从制度上分析，在宏观上，“赶超型”工业化发展战略的迫切要求，建国以来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路径依赖”影响以及以放权让利改革所产生的经济利益驱动，使我国经济发展呈现一种数量扩张型模式，这种数量扩张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与之相配套的政策选择，为各种无效供给项目的立项、筹资、投产提供了“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在中观上，“分灶吃饭”财政体制形成的地方利益驱动，以经济增长率为衡量政绩标准产生的的政治大动员以及多年来条块分割投资体制形成的推动效应，使各级地方政府不顾自身条件，大量兴办各种低水平的“小而全”、“小而散”的企业，导致过度重复投资建设、“大干快上”式的数量型经济扩张和粗放型经济增长，并加剧了企业组织、市场结构的不合理。在地方保护主义条件下，又进一步产生市场竞争不充分，使建设项目不能做到扩大差别和优胜劣汰，其结果必然要形成大量的无效供给，从而产生经济过剩。在微观上，企业的政企不分、产权不清的制度特征依然突出，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和经营机制的转换，尚未完全落实，由此，在各级地方政府“婆婆”的干预下，兼之金融体系市场化改革的滞后，国有银行与政府“一体化”的金融环境，致使企业容易产生一种数量型经济扩张机制，并且难以对投资后果负责，加上在企业经营上缺乏市场环境变化的转变机制，这样企业难免出现盲目扩大生产，导致产品销售不畅，无效产品增加。

４． 从需求角度看，我国近年来需求紧缩具有深刻的经济制度原因。在消费需求上，一方面，传统二元经济体制的深刻影响，制约了农村工业化的发展速度，而现存的家庭承包责任制限制了土地规模经营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大发展，受制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农副产品流通体制的不流畅和信息、深加工等服务体系的不健全致使农民丰产不丰收，这一切减缓了广大农民收入的增长；工业资本深化过程中产生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国企改革、转制过程中失业问题的加重，国民收入分配中出现的居民收入在较长一段时期内较大幅度落后于ＧＤＰ增长所产生的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的下降紒紜矠。所有这些制度性因素制约，必然要引起普通工农群众收入水平的相对下降。另一方面，市场化改革中出现的收入差距扩大与两极分化问题，致使居民收入向高收入家庭相对集中，降低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并使消费需求出现明显的断层。并且，在市场疲软、需求不振下出台的住房、医疗、保险、教育等体制改革，又进一步降低居民即期消费倾向。综合这两方面制度因素，则会从物质收入基础到消费心理上均要引起消费需求紧缩。在投资需求上，由于我国企业的投融资体制没有实质性变化，市场化的企业组织、运作形式和传统的投融资机制的相互耦合，会产生许多深不可测的“投资陷阱”，紒紝矠由此必然要制约投资需求的增长。此外，在经济紧缩背景下，体制性因素对民间中小企业投资的制约作用更为突出。比如，民营企业投资增长点的形成，受到诸多体制和政策因素的制约；在金融风险依然较大的情况下，现有的金融体系难以为多种类型的企业发展提供有效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受制于政府和民间投融资体制的诸多弊端的制约；经济紧缩下对民营企业税收的加重，等等。

５． 近年来，在经济紧缩背景下，加快国企改革、社会保障福利制度改革、政府机构改革，无疑也有时机不当之问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扩大内需政策的效应。

６． 从基本原则上说，我国经济过剩治理的政策选择：（１）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下，综合运用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供给学派的供给管理政策以及其他学派在治理经济过剩问题上的有益思想；（２）必须从市场、供给、需求等多角度进行综合制度治理，不能孤军深入，单项治理；（３）必须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国情和市场化改革中的一些特殊运动规律，既要从市场经济角度选用一般的治理政策，又要积极探索能够集治理经济过剩与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于一体的特殊治理政策；（４）必须把治理经济过剩和深化改革、经济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努力开创国民经济持续、协调、稳定发展的新局面；（５）必须在治理政策之间相互配套、相互理顺，形成一股政策合力。